演培法師:敬禮悲智雙運的太虛菩薩

敬禮悲智雙運的太虛菩薩

演培

緒說

太虛菩薩到他方教化,雖已忽忽四十年,但中國以及世界佛教徒,從未忘記離開我們的大師,因大師的那種悲願,留給佛子的印象太深,不論那個看到現實佛教的現象,無不立刻想到大師。大師對佛教、對社會、對國家、甚至對世界人類,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盡管如此,但是大師,總以僧人姿態,活躍於佛教界,從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個超人,或做作的說自己是菩薩再世。可是為了革新佛教,為了掃蕩教界腐朽,為使佛教發揚光大,甚至要將佛教傳播到世界每個角落,不論受到怎樣的打擊,或是遇到怎樣的魔障,總是勇猛無畏的一往直前奮斗到底,從來沒有顧到自己的健康,更不知道什麼叫做疲乏。芝峯法師說:「像先師太虛老人,從來沒有悲觀過,於世人對他若毀若譽,都似清風過耳,從沒有表示灰心過。」像這樣一位為教為人的大師。怎不使人對之永恆懷念?是以有人說到大師,無不對之恭敬尊重,無不對之懷念不已,假定大師沒有特殊的悲智,怎麼會有這種情形?香港內明主編沈九成居士,深感今日像大師這樣的高僧難尋,為對大師高度尊敬、乃於大師示寂四十周年紀念,假借內明出特刊紀念,亦叮說是位真正了解大師之所以為大師者!

l、大師在漢院的訓示

五十年前亦即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對中國的侵暑,因而激起中國的抗日戰爭,在八年的抗戰中,大師除到各地弘化,總是座鎮在漢藏教理院,指導學生的修學,曾為學僧講「中國佛學」,「真現實論」等。到了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得到最後勝利,大師為要到光復區整理佛教,安撫在淪陷區受日軍迫害的佛教徒,特為漢院師僧作臨別的訓示,除鼓勵同學精勤求法,以便將身心奉獻佛教,有幾句使我迄今不忘而語重心長的話:「我為發揚中國佛教,改革中國僧制,使佛教受到廣大人群的信奉,自不免有損不願改進的傳統佛教者的名位,對我或有不滿的表示,但我自信在我死後百年,佛教僧俗都會想念我太虛,認為太虛為佛教是對的。」國家勝利,時諸同學,本來都沉醉在無限歡樂中,忽然聽到大師這幾句話,突又化歡樂為悲哀,個個淚光閃閃的淚痕滿面,想到大師此次回到京滬,不知什麼時候才再來川,由於同學有著這樣的感受,不時講堂內彌滿了感傷的空氣,不期然的以淚眼向大師凝視,大師似也感受到,就安慰同學說:「你們不要難過,努力求法,未來佛教有賴你們的弘揚發展,佛教是有光輝前途的。」訓示結束,同學願遵指示而行。

大師當時這樣說,並不是抬高自己,而是預感到確實有這麼一天。如大師在漢院訓示後,即飛往當時的首都南京,並巡視京滬、滬杭兩綫的佛教,發現當地佛教已有日化傾向,假定不是抗戰迅速得到勝利,中國佛教將會失去本來面目,於是更感有立即復興佛教的必要,乃於江蘇省會焦山定慧寺,創辦佛教會務人員訓練班,希望訓練出大批會辦會務的人才,分派到全國各縣市,從事健全教會組織,以辦理中國佛教復興的工作。參加受訓的會務人員很多,一時佛教頗有一股興隆的氣象!可能由於教運的不佳,國家既發生軍事動亂,而大師他方弘化的因緣成熟,不幸於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於上海玉佛寺直揩軒安詳示寂。當這消息傳到全國以及世界各地,全國僧俗以及世界佛子,無不為佛教失去這位真心領導的大師,感到高度的悲哀!事實告訴我們:一個國家或宗教,有適當的人來領導,其國必然強勝,其教必然興隆。從流行世間的佛教看,對佛陀一代言教,保存得最完整的,無過於漢語系,亦即中國佛教,但中國佛教在佛教世界中,從不曾有過應有的地位,亦即沒有在世界佛教舞台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而近代世界佛教的運動,大師確是第一人,我們沒有人才繼承,能怪世界佛徒不重視中國佛教嗎?

大師示寂後,事實證明大師在漠院的訓示,確如當時所說,沒有一點兒錯,就是大師從此世界到另一世界去弘化,不說沒有到百年,甚至末到十年,一般有心佛教者,看到佛教每況愈下的現象,莫不說如太虛大師在,佛教決不會變成這樣。因為大師去後,佛教如群龍無首,真正變成群魔亂舞,不是這個要做領袖,就是那個要做宗師,再不然就是誰也不信任誰,誰也不接受誰的領導,從不問自己的德學有無,以致佛教形成分崩離沂的局面,大師如仍在世,何至變成如此?所以有人仰望大師,能早再來領導佛教,不特使國內佛教發揚光大,更使中國佛教在世界佛教舞台上放射光芒!仰望盡管仰望,畢竟他方眾生,亦有賴大師教化,我們只有眼看佛教,在時代思潮中沉沒!不過話說回來,真正為佛子者,對古德以血淚鑄成的光輝燦爛的漢文系佛教,還得本於大師的訓示,仰求大師的慈悲冥垂加護,使中華佛教得再光耀萬邦,才對得起大師對我們的期望,也才能報大師的恩德於萬一!但這不是口頭上說得好聽,或要人這樣那樣的做,而是要腳踏實地的躬踐實行,使佛教深入每個人心,讓每人都能如佛法去做,掌握佛教的根本精神,賦予佛教的嶄新意義,孕育佛教的璀燦文化,以佛教平等的思想,促進人類世界的真正和平!

二、大師是真菩薩行看

大乘佛法的真正精神,在於要人怎樣行菩薩道,做個名副其實的菩薩,因佛是由行菩薩道成的。中印大乘佛法的弘揚者,不是說菩薩怎樣崇高偉大,就是說菩薩如何悲願弘深,而歷代實行菩薩道者,自也不乏其人,就是民國以來的佛教大德,本於菩薩精神而行的,亦可說是不少。如有以文字般若攝受廣大的信象,或有以禅道功深感化不少人信佛,再則以戒行莊嚴使很多人進入佛門,更有以教觀等持引導很多世人信奉佛法。如是諸大德的表現,對佛教有很大的貢獻,對眾生攝化有不可磨滅的功跡,當然值得我們崇敬,亦可將之尊為菩薩。但是悲智雙運奮不顧身,始終在菩薩道上前進的,不得不推太虛菩薩,而大師亦自認是「願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者,真正可說是位當仁不讓一肩承擔的菩薩,而大師亦從不諱言自己是菩薩。如始終為人所樂道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者瑜伽菩薩戒本」兩句名言,已透露了自己是個名副其實的菩薩。但這不是徒托空言,博取名位的假菩薩,而在大師一生所行所為中,無不看出大師在實踐菩薩行,我們尊大師為現代佛教中,奉行六度萬行,為法為人的菩薩,決不是過譽或妄抬大師的身價!大師確實是個菩薩行者,曾為菩薩正名說了這四句話:「我今願修菩薩行,我今應正菩薩名,但為人稱我菩薩,比丘不是佛末成。」大師如末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怎會願人稱他是菩薩?菩薩之所以為菩薩,經說:「觀眾生苦,發菩提心;」或說:「觀佛法衰,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的就是菩薩,而大師的發菩提心,「觀苦」、「觀衰」兩者,可說是都有的,像這樣的發菩提心,還不夠資格稱菩薩嗎?如這不夠格為菩薩,那要怎樣才稱菩薩?大師因自信是這樣的為法為人,我們亦認大師在畢生中,皆是為佛教為眾生的,除了為法為人,似沒有其他為大師所要做的。印順導師在「太虛大師菩薩心行的認識」一文中說:「此一崇高理想,非中國佛教建立清淨僧團不可,非佛教大眾修菩薩行不可。所以大師明確表白個人的志行,是「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大師對於此一志行,徹始徹終,堅定不移。晚年的定論說:「想復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振興佛教,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像這樣一位「徹始徹終」,念念不忘復興佛教,心心要行今菩薩行,不是一位「悲智雙運」的菩薩是什麼?因此,我想再從悲智兩方面,以顯大師確是一位實踐今菩薩行的現實人間菩薩!

三、大師具有甚溧智慧

作為一個菩薩,所應具備條件,最要是廣大的悲心,深邃的智慧,唯有智深悲廣,才成真正菩薩,因菩薩所發的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泉生。沒有廣大的悲心,怎能向下度化眾生?沒有深邃的智慧,怎能向上勤求佛道?實行今菩薩行的太虛菩薩,確實具有悲智兩者,既不是有悲無智,亦不是有智無悲。

首以大師的智慧說:大師的知識豐富,學問廣博,佛法精通,教理圓融,固為僧俗學者所共許,而所留下的七百賒萬言「太虛大師全書」,亦可作大師具有無盡智慧的佐證,更是無一不是大師智慧的結品,且這智慧不是從學習得來,乃於有所悟後,從自心中流露出來,亦即本具般若的開顯,不是一般學習得來的智慧,能測大師甚深無量的智慧。別人智慧怎樣我不知道,以我這愚癡無智者說,對大師的深邃智慧,自認不能測度萬億份之一!從大師自傳看,知大師年幼是好學孩子,除了妪舅為講一些古書,或講些今古奇觀,聊齋志異等,思想理解就已漸萌,因而鄉間竟然有人,視大師為一個神童,到了出家以後,雖作短期修學,成就卻是很大,不是宿世慧根深厚,怎會有如此表現?以佛法說,這是大師的生得慧!

正因年幼就極聰慧,所以

到十五歲受戒,為戒和尚等所器重,許為佛教的法器。中國佛教受戒的戒堂,規定每個新戒,都要背誦毗尼日用,沙彌律儀、四分、梵網戒本,還有戒堂中的各種問答,在短短期間,不是每個新戒所能讀熟的。但大師,如自傳說:「我以強記力特別高,都背誦應答如流,有一次演習問答,答得完全的,只有我一人,所以戒和尚及教授,開堂與道階尊證,都深切注意我為非常的法器……而八指頭陀尤以唐玄奘資質許我」。到了開始學教聽經時,經期中的出家聽眾,要按抽簽的方式,抽到那個就是那個講小座,有次抽到大師,只會講十如是,其他同聽經的,只三兩分鐘就講完,而大師一講就是兩小時,且講得頭頭是道,不但同聽經的法侶,感到相當的驚異,就是主講道階法師,亦認為這個青年僧不同凡響。因為大師所發揮的理論,不是信口開河的亂講,確是精辟透切,符合十如是義,假使沒有相當智慧,怎麼能夠這樣講出?雖受法師與法侶贊美,但大師並不因此感到得意,因為自己知道,這都是從古德注釋得來,並不是自己的創見,如是照樣講出,實際「不過是背誦,等於鹦鹉學人語。」大師雖這樣的謙虛,可是別人想要背誦都背不出。一個人是不是聰慧,從此可以清楚看出。

如上所說的聰慧,只是大師的生得慧,還不能顯示大師的甚深般若慧,到閱般若經而般若花開的時候,才顯出大師智慧的甚深。原因光緒三十三年,大師年十九,發心到慈溪西方寺閱藏,在大般若經將要閱完時,忽然有悟而於佛法得到新生。如自傳說:「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座經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數日間,閱盡所余般若,旋再閱華嚴經,恍然皆自心中現量境界。伸紙飛筆,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詩句,隨意抒發,日敷十紙,累千萬字……從此,我以前禅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台、賢、相宗以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活用,悟解非凡。」大師是位菩薩行者,所說皆是真語實語,決不是末悟而言悟的大妄語者。這從大師說他生時,沒有什麽靈異瑞徽,可以反顯大師不說假話。自傳說:「因此歷代的僧眾,每好敘及其出於世家貴胄,生時有何等的靈兆瑞徵之類。我生為鄉鎮貧子,幼時孤苦羞怯,身弱多病,毫無一點異禀可稱述,特先聲明於此,以免後來的人為我造謠。」對於自已生時,說得這樣坦白,不特自己不說有何異禀,且誡後人為之造謠,是則大師的悟解,不是妄言。

到了民國五年,有說民國三年,大師二十六歲,又在普陀山錫麟院掩關,關中日有常課,於坐禅禮佛外,因為近代學者,有說楞嚴偽造,不是佛陀親說,為維護楞嚴經,在佛法中地位,特於禅禮之余,作首楞嚴經攝論。在末作此論前,亦得到一相應,如自傳說:「於會合台、賢、禅的起信、楞嚴著述,加以融通抉擇。是冬,每夜坐禅,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作體空觀,漸能成片。一夜,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忽然心斷。心再覺,則音光明無際,從泯無內外能所中,漸現能所、內外、遠近、久暫,同復根身座捨的原狀,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心再覺,系再聞前寺之晨鐘矣。心空際斷,心再覺漸現身器,符合起信、楞嚴所說。從此有個明覺的重心為本,迪不同以前但是空明的幻影矣。乃從楞嚴提唐以後的中國佛學綱要,而楞嚴攝論即成立於此時」。是以楞嚴經攝論,是大師悟後寫的,不是一般文字的論說。過去各宗學者,雖皆弘揚楞嚴,但多依於此經,彰顯自宗高妙,且或排斥余說,大師寫此論時,則說「本經於震旦佛法,得大通量,未嘗有一宗取為主經,未嘗有三爾貶為權教,應量發明平等普入」,並認楞嚴一經,兼該禅、淨、律、密、教無遺,是以對於此經相當尊重,不容說為偽造。

大師在完成首楞嚴經攝論後,在年二十八時,對唯識義亦有所悟入。原自民國四年夏天開始,聚精會神的閱讀有關唯識典籍。自傳說:「民五,曾於閱述記至釋「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冥會諸法離言自相,直覺無量情器一一塵根識法,皆別別徹見始終條理,精微嚴密,森然秩然,有萬非昔悟(閱般若經有悟時)的空靈幻化,及從不覺而覺心漸現身器堪及者。」從此以後,大師「幽思風發,妙義泉湧」。不論寫什麼論文或專作,理論風格,完全不同,而且文章暢達,立刻就可完成,根本不用多加思索,那種輕柔抑揚的筆調,智光四射的思想,溯本窮源的內容,卓然獨到的理論,清新微妙的義理,扣人心弦的語句,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此,大師在佛法上的輝煌成就,著書立說不同人雲亦雲,實從佛法體悟所流露出來的智慧所成。正因大師有所悟證的般若智慧,在佛法思想理論方面,為我們留下七百余萬言的寶典(太虛大師全書,或名太虛菩薩藏):水作我們學習探討佛法的現代藏經,就是在菩提道的銳進中,大師亦能運用般若智慧,掃除前進中的一切障礙,不為任何魔障,阻擋自己邁向無上菩提,假定沒有高度般若慧透視,怎能無休止的上求佛道,證知大師確是具有大智的菩薩行者!

四、大師懷抱廣大悲願

太虛菩薩,不但具有如上所說的甚深智慧,亦有復興佛教度化眾生的偉大悲願。大師全書在奉化雪窦寺編成後,有人問主編印順導師:「你編大師全書,對於大師著作,已經全部看過,那你對大師有怎樣的認識或看法?」印順主編簡單的答說:「大師全書精神,可以慈悲貫串。」意即顯示大師一生當中,不是為了復興佛教而奮斗,就是為了度化眾生而努力,從來沒有想到個己應當怎樣,這不是大師的悲願是什麽?沒有廣大的悲願,怎會關心佛教的興衰?叉怎會想及眾生的化度?中國奉行大乘佛法者沒有不知:要想表現大乘佛法的精神,唯有在於怎樣救世度生。怎樣救世?怎樣度生?當然是本釋尊在大乘佛法中,所開導的種種度生救世的方法去行,但如佛教本身衰殘到極點,僧俗佛子又沒有健全組織,試問怎能實際從事度生救世正到的工作?是則如何振興佛教,該是刻不容緩的急務!清末民初,特別是辛亥革命成功,如何打倒佛教,如何驅逐僧人,如何占奪寺產,如何毀壞佛像,一時甚囂塵上,佛教真了存亡關頭,可是一般醉生夢死的僧人,只知怎樣保護自己的寺產,從來沒有想到怎樣復興佛教,唯我大師已有「從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的悲願。

佛教構成要案,是佛法僧三寶,要想新佛教的建立,首當維護佛法尊嚴,不容世人對佛法的毀謗,大師在這方面,可說不遺余力的做到,不論什麼人,如批評佛法,立即不客氣的予以指責。自傳說:「關於有誣謗佛教的言論,即不稍假借報以批駁。”又說:「有次,志圓以新聞報上一篇毀诋佛法的論文攜閱,當即引紙伸筆,草了六千字的一文反駁」。近代人對佛法的誣謗,固然無情的予以駁斥,就是古代學者,如有違反佛法的言論,同樣不客氣的予以痛斥。自傳說:「我在此類文字中,不但對近人的言論,且上及……宋明儒等理學,凡有涉及損毀佛法僧的,無不據理嚴斥。」如無弘誓悲願,怎會本著大無畏精神,以維護佛教尊嚴?一般僧人看到毀謗佛法的言論,只在心中氣悶一會,或在口頭上駡幾句,很少以文字批評,以顯佛法的真義,不過要批駁別人的毀謗,首要有理由勝過對方,使對方沒有反駁的余地,但這要對佛法有相當的理解才行。大師深入經藏,具深般若,駁來自使對方心悅誠服。大師這一維護佛法的精神,始終如一,不論什麽時候,見到這類文字,就以鋒利的筆觸,予以嚴格的駁斥。為了維護佛教,大師不會慈悲,而實是慈悲的另一運用,以之引導思想錯誤的人們,走上佛法正確的大道。

對於佛法毀謗的人,大師固本慈悲精神,予以善為引導,以免後來墮落,就是對於僧人的輕視,大師同樣本慈悲精神,予輕視者當頭一棒。如有一次,大師陪蔣雨巖到哈同花園訪姬覺彌。自傳說:「姬與雨巖談次,又大言謗僧,謂某僧某僧如何污濁,我忽成怒目金剛,斥雲:「汝全身日在污濁,何不自知污濁,竟敢來說僧污濁!大概因僧如白紙,染了一點墨,即觸人人注目,大叫污濁污濁!而汝輩如抹桌布,雖穢汁淋漓,視為固然,乃不復自覺!」原來姬覺彌這個人,表面上是崇奉佛法,實際上是破壞佛法,宗仰和尚翻印頻伽藏,固曾受過他的迫辱,丹霞法師開辦華嚴大學,同樣受過他的閒氣,大師這才不客氣的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不要以為僧人都可以追辱的。自傳續坦白說:「我遇此類毀謗,立致辯斥,不惟在筆端,而在舌底亦每每如此。雄辯所及,敵鋒鮮有不摧!」大師這樣的維護佛法正義,保持僧人的尊嚴,完全是本慈悲以復興佛教,可知一般僧人,不知大師苦心,不知在在處處,維護僧伽僧格,反而對大師多不諒解,認為不應建立新佛教,好像就將佛教滅亡,他們才感到開心,致使大師佛教革命,建立適合時代需要的佛教,不得不歸於失敗,失敗的原因,不得不歸於「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

大師護持佛法以及維持僧伽地位,固然顯示了無限悲願,在弘揚如來正法,度化現實人群方面,更加顯示了悲願無盡。我們知道,大師自二十二歲夏,在廣州的佛學精捨,開始為眾說法,直到示寂前的三十余年,總是席不暇暖的,不是在國內各省市弘揚佛法,就是到國外歐美各國宣揚如來覺音,不特攝受了海內外很多知識份子信奉佛法,亦度化了無數人民歸敬三寶,因而國內佛教逐漸為人民所敬重,西方學者亦逐漸了解中國大乘佛法的特色。大師在國內外說法,不是照本宣科的那樣講解,而是告訴世人,佛是為普救人群而求正覺的大聖,既不是一般所說多神的神,更不是一神教所說的創造神,而是富於同情心,亦即具有大慈悲心的大覺者,更是一位積極的熱心救世者,佛的到這人世間來,是以一般人的苦樂為苦樂,目的在於令人怎樣的離苦而得真正的快樂,所以大師為人說法,就如佛那樣的隨機化導,務使人們知道佛法不是冷酷厭世的,而是積極為人群為眾生的,從而悟解到佛法的真義,確認佛法確可離世間的苦厄,為象患迫逼的現代之所必需,並消除人們相互敵對的心理,而為相互扶助以成利濟,更告訴人們人生是最有價值的,不合有任何迷信的色彩,因而凡聽大師說法的,沒有不趨向光明正覺的大道。

大師弘法所以得到這樣廣大的效果,原因是直從現實人生說起,讓聞法者知道佛法與人生,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自然樂於接受佛法,所以大師特別提倡人生佛教。如民七年夏在上海儉德儲畜會所講「人生佛學的說明」一文中明白說:「佛法雖普為一切有情類,而以適隱現代之文化故,當以「人類」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佛法雖無間於生死存亡,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的人生化故,當以「求人類生存發達」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為人生佛學之第一義。佛法雖亦容無我的個人解脫之小乘佛學,今以適應現代人生之組織的群眾化故,當以大悲大智晉為群家之大乘法為中心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是為人生佛學之第二義……故人生佛學者,當暫置「天」、「鬼」等於不論。且從「人生」求其完成以至於發達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於「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現代的人生化、群眾化、科學化為基,於此基礎上建設趨向無上正遍覺之圓漸大乘佛學。」大師雖以弘揚大乘佛法為主,但自提倡人生佛學以後,無不本人生佛學,宣揚契合真理及契合時機佛法。所謂契合時機,就是現代人說的:「合世界潮流,符群眾心理。」如其不然,所說佛法縱然高妙,但與現實人生無益,豈能達到弘化目的?

五、大師是今菩藏行者

菩薩是大乘佛法的奉行者,亦是大乘佛法的推動者,更是自利利他的實踐者,所以中國佛教的僧俗,特別推重大乘,且以大乘自居,但是說到在行為上,表現大乘佛法精神,就不得不使人失望。大師於民國二十九年,訪問南方各小乘佛教國家回到重慶,六月間在漢藏教理講訪問的觀感,題為「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中,曾作這樣的開示:「中國佛教所說的是大乘理論,但卻不能把它實踐起來,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現在行為上。我國的佛徒——包括在家出家的四眾——都是偏向於自修自了,大乘的經論,雖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揚,但所提倡所弘揚的也不外是自修自了的法門。這種說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現象,在中國是普遍地存在。如出家家的參禅念佛者,固然為的自修自了,即在家的信眾也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傾向。他們都以為學了佛就不要做人,什麼事都心存消極不願意干,更有很多人以為學佛作「了此殘生」的尾間,他們都說把國家社會家庭一切的俗務都捨下,才可以入佛修行。這種不正確的思想,已經深印在每個國民的心坎中,這種錯覺是復興佛教的障礙物,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義。」我們所見的中國佛教確是如此,唯有大師才能透辟的說出。

然則應要怎樣?大師接著說:「我認為中國佛教衰敗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大的病源則為空談大乘,不重實行,行為與教理完全脫離關系,所以革興中國佛教,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談的習慣,使理論浸入實驗的民眾化。以現社會實在的情形和需要來說,今後我國的佛教徒,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向國家民族,世界人類實際地去體驗修學。這大乘理論的實踐行動,即所謂菩薩行,而這菩薩行要能夠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故也可名為「今菩薩行」,以簡別向來只唱高調,名不符實的「菩薩行」。菩薩行本沒有今古之分的,但因過去所說的菩薩行,只說不行,已不為一般人所重視,認為這只是佛教徒的講大話。為使世人相信佛法的菩薩行,確實有利於現實人群,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空談,就得有實際的行為表現,如多做文化、教育、慈善等工作。大師說:「例如以一地的僧寺為教化的中心,改善人民的生活風俗習慣,提高一般民眾的教育,增加農村的生產,協助工業的發達興辦救濟貧病的醫院、教養院等慈善事業。」果能這樣的奉行今菩薩行,多作救世利人的事業,佛教還有不興盛的道理?又怎會不使人群加入佛教的陣營,共同來做佛化事業?因為如此,能十足表現菩薩的慈悲精神,自然就會信奉大乘菩薩行。

中國是個奉行大乘佛法的國家,因而佛教界被稱為菩薩的很多:如剛受戒的稱為新戒菩薩,受戒較久的稱為老菩薩,在家的稱為在家菩薩,出家的稱為出家菩薩,其他還有什麼大菩薩,小菩薩,男菩薩,女菩薩,所以不論是到那個舉行法會的道塲,菩薩來菩薩去菩薩之聲,真是不絕於耳,能說中國不是大乘國?若問這些菩薩,是不是發過菩提心?是不是在實踐菩薩行?從沒有調查過,恕我並不知道。不過據我了解,中國佛教中稱為菩薩的,真正實行菩薩道的恐怕不多,大師說「這些都是只尚空談有名無實的菩薩」,要他行經論中所說的菩薩行,那是很難做到。但大師認為:「想復興中國的佛教,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就得實現整興僧寺,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今菩薩行應怎樣行,大師除了要我們以觀世音為模范,並說「每個單位分身的今菩薩行者,集體聯合起來,本著大乘菩薩的菩提心為主因,大慈悲為根本,實踐方便為門的萬行,發揮救世無畏的精神,以集團的一體而現分工的三十二應今菩薩行。」大師不但高談今菩薩行,且本大乘菩薩的三心,如實的實踐今菩薩行,試著大師為教奮斗的一生,所行所為有那樣不是適隱今時今地的需要,以大乘佛法化導他們,所以大師是今菩薩行的實踐者!

結論

我尊大師為悲智雙運的菩薩,全從大師本大乘佛法精神而行今菩薩行出發,並不是全無事實根據。如民國二十二年,應漢口佛教正信會請去講經,在上海出發前,有人對大師說:「武漢現在第二次水災險象已呈」,請求大師不要去武漢冒險,但大師不為講者所動,仍如期的到武漢去,不特不顧自己生命的危險,且本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精神,與武漢學佛人士共同挽救天災人禍,消弭國人的痛苦災難,這不是「我不入地獄,誰八地獄」的菩薩精神是什麽?大師從佛法的悟解中,深知佛教是依世間建立而救濟世間的,見到全國人民甚至世界人類,都陷在苦難危機,不依佛法去救濟世間,怎能使人群免除苦難脫離危機?世間的一般思想知識,固亦為人類謀求危機的解除,但都是偏蔽而有缺陷的,唯有佛法的清淨智慧,始能極澈底的解救世界人類危機!因而越是危機四伏的地方,大師越要去以佛法感化人群,使諸人群皆知如何去惡行善,而造成人世間的和樂善生,在和平安定的世界中,共同創造人間淨土,這是大師為法為人的菩薩表現。這位行今菩薩行的菩薩,已離我們四十年,除本大師所定的今菩薩行去行,還望具有菩薩心腸的四家,共同願求今菩薩行者,早來人間領導我們!

摘自《內明》180期

轉自台灣學佛網 http://www.xuefo.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