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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賢法師:真唯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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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唯識量”,又稱作“唯識比量”,只有二十三個字(據永明延壽禅師《三支比量義鈔》),因明學(佛教邏輯)用語,是一個以佛教因明學為形,以唯識學為神,卻又貫通於禅宗的佛法名相。大唐盛世,玄奘大師便以這二十三個字,縱橫五印,掃蕩邪知,在全印的宗教、哲學、文化領域,為大乘佛教贏得了“大乘天”、為小乘贏得了“解脫天”的雙重榮譽,無論在印度還是中國的歷史上,其影響都是最高的和獨一無二的。

  當時的印度,還正處在佛教中觀、唯識二宗交替繁榮的年代,那爛陀寺也是全世界追慕真理者求學佛法錘煉真知的聖地,玄奘大師以留學僧身份在印度學習十七年,堅忍求道,慧解超方,載功載譽,影響一時。

  在即將歸國之際,發生了一則“制惡見事件”,該事件中戒日王召集了“曲女城大會”,“真唯識量”便是在那次大會上由玄奘大師寫出,並產生影響的。

  唐時的印度是個聯邦國家,戒日王最受尊重。印度南部有一位大婆羅門,名字稱作般若毱多。他對於小乘正量部的教理敬重得很,認為大乘的唯識宗和中觀不值得一提。他寫了一部《破大乘論》,有七百頌。

  論中他說,這一部論,信大乘佛教的人一個字都動不了,絕對沒辦法改變它。隨著該論的流行,很多人開始崇拜這部論著,讀者越來越多,最後把這部論轉給當地的國王看了。此後,該論漸漸傳送至那爛陀寺。

  那爛陀寺當時的住持為戒賢論師,乃是玄奘大師的老師。他有四位弟子被公認為最優秀:海慧、智光、師子光、玄奘大師,另外三位是當地的印度同學,唯玄奘大師一人是中國留學僧。

  戒賢論師自知年事已高,若參與論戰,身體不一定能允許,再加上那爛陀寺的寺務多樣十分勞神,便決定讓弟子們去完成這件事。而這四位弟子的反應不一樣。海慧、智光和師子光三位同學反映出來的態度都不是很積極:“這部論我們也看了,但好像要動他一個字還真是有困難的”。

  從南方傳來的這麼一部論,居然要把那爛陀寺給難倒嗎,該怎麼辦?這時,應該去應戰的呼聲越來越高,而從水平方面考慮,能去迎戰的人,三位反應不積極。

  玄奘大師站出來表示自己想去,他說:“第一,不是印度人,只是中國留學僧,若未取勝,也不難下台階;第二,如果取勝,外道是讓留學僧給擊敗的,榮譽在那爛陀寺。”大家思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讓玄奘大師去。

  玄奘大師在論戰前做了准備。當時《破大乘論》是七百頌,玄奘大師寫了一千六百頌的《制惡見論》先在寺中傳開,專門針對《破大乘論》。

  制止《破大乘論》中的惡見故名《制惡見論》。這一千六百頌在那爛陀寺一經傳開,大家都覺得制服外道有問題,不說要動他一個字,會把他所有的字都動掉。大家都在期待辯論到來。結果般若逑多那邊聽到消息不來了:即使論敵是留學生我也不來。最後這件事情不了了之了。

  戒日王閱讀了真唯識量及全部的《制惡見論》,異常高興地說:“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振音,而槌鑿絕響。”當時還有不少小國,難以形成正法方面的共識,戒日王護法情殷,便下定決心,一定要在曲女城舉辦辯論法會:“把整個印度土地上的大國家、小國家中所有佛教、印度教、耆那等教的能人全部聚集起來,對玄奘大師的這部《制惡見論》來進行辯駁,借以宣揚佛教的正法精神。”

  玄奘大師將《制惡見論》核心的宗因喻(就是宗旨、原因、譬喻,是因明核心的三因)給書寫下來,才二十三個字,這就是“真唯識量”。大師讓那爛陀寺明賢法師朗讀之後,掛到城門口去。若有人能予以推翻或更改一字,斬首相謝。

  法會上,來自印度的各個大小國家、各個民族、還有各個宗教信仰、各個哲學學派的人不計其數,持的語言也多種多樣。據說,玄奘大師前後所使用過的語言大約是96種。這96種有正式使用的語言,也有如西域的絲綢之路上的罽賓國、樓蘭等等很多國家不常用的語言,還有印度本土各小地方、小區域用語。這麼多的人、這麼多見解,玄奘大師一人應對,從容明暢。

  果然,直到第十八天結束,沒有人能改動其中的任何一個字。也就是說,當時所有的不同立場,於真唯識量這種佛法正理的正理格局之下,都已經敗北。

  戒日王堅請玄奘大師騎著寶象在整個曲女城游城。玄奘大師說:“此事不能同意,玄奘只是個留學生,是來求學的,這樣招搖不合中國禮法。”

  戒日王說:“這是我們的習俗,贏得了辯論就一定得游城!”玄奘大師就只得坐在象背上游城。結束後,戒日王又從曲女城派軍隊和侍衛護送玄奘大師回那爛陀寺。沿著一條河向上游走,河裡使用兩萬五千艘船,河上一萬五千輛象車,就是為了護送玄奘大師一個人回寺去。

  戒日王再三祈求玄奘大師不要回國,就在印度弘揚佛法,或者不弘揚佛法而將國土割讓一半給玄奘大師去治理。但大師常念懷中揣著的那捧鄉土,堅辭於各種勸求。戒日王挽留不下,最後只好惜送大師回國。

  玄奘大師的“真唯識量”,如果拿到現在來翻譯,我們要了解它,還是著實有些難度的。它是一個建立在因明論理框架上的道理。

  宗:真故極成色,定不離眼識;

  因: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

  喻:如眼識!

  “宗”,論題;“因”,論據;“喻”,論證;

  其中‘真故’為宗體的簡別詞,表示依大乘勝義立宗,與世間及小乘有別;

  ‘極成’為‘色’之簡別詞,表示主詞‘色’為立者(立論者)與敵者(問難者)共同認許,排除其中雙方不一致的成分;

  ‘定不離眼識’為宗之賓詞,亦為立、敵所共承認者;

  ‘自許’(立論者自己之同意、承認)為因的簡別詞;

  因支‘初三攝眼所不攝故’,本為立、敵共許(共同承認、同意),單就‘真唯識量’而言,不加‘自許’亦為正因,符合因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異品遍無性)的規定。此處加‘自許’,僅為預防論敵此後可能提出之‘有法差別相違’過,並未排除因中原有的‘共許’成分;

  喻支的‘眼識’,亦為立、敵雙方共許。一方面具有因支的‘能立法’,為‘初三攝眼所不攝’,他方面具有宗支的‘所立法’;

  ‘定不離眼識’(眼識不離眼識自身);

  真唯識量乃依據護法的唯識學說,而進一步論證‘境色不離識’,即客觀世界不能脫離主觀意識之理論。

  在一般情況下,這個比量不能成立,因為在“因”支加了“自許”。“自許”就是自已以為或自宗認為。論證的理由必須是共許的,不能以自宗的是非為是非。但在特殊情況下,這個比量則是可以成立的。其基本思想是,唯識學派主張的色(視覺對象)有兩種:定不難於眼識的是“相分色”,即事物依感官而變現的影像不能離開眼識而存在;定離不離於眼識的是“本質色”,即事物的自體,非是感官所能直接感覺的。“自許初三攝,眼(眼根)所不攝故”的色是“相分色”,是定不離於眼識“本質色”的。

  “真唯識量”後來被譽為“萬世立量之正軌”。唐代經會昌法難後,唐人的因明著作散佚已盡,解讀真唯識量是有困難的。

  法眼宗三祖永明延壽禅師融貫禅教,他對真唯識量的解讀也幾乎被判定成關於此量的標准答案。他說:

  “真故極成色是有法,定不離眼識——宗。因雲: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同喻——如眼識。合雲:諸初三攝,眼所不攝故者,皆不離眼識。同喻——如眼識,異喻——如眼根…………夫比量有自、他、共,隨其所應,各有標簡。若自比量,‘自許’言簡,若他比量,‘汝執’言簡,若共比量,‘勝義’言簡。今此‘共比量’,有所簡別。‘真故’之言,表依勝義,即依四種勝義谛中,體用顯現谛立。” 禅師強調了該量所示為“依勝義”。

  勝義的所見是為何物呢?真唯識量在這裡所交代的,是為當時全印度宗教哲學界人士所無法質疑的 “‘物’決不可能離於‘心’的‘心物關系’”,能與見證這類“心物關系”,便是聖解。

  太虛大師曾就永明禅師融會禅教發表意見雲:“分宗之極再和會教義者,則從法眼開始……至於永明延壽,更是將宗門教下大為和會……他精通唯識義,雲:‘夫禅宗者,真唯識量,但入信心,便登祖位。’融貫禅教者,尤以永明為最……永明大師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不詳佛語,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負初心,或若因诠得旨,不作心境對治,直了佛心,又有何過”。

  太虛大師極力推崇永明禅師“禅教和會”的原因,就是因為永明禅師既能本著一切教法歸宗於禅門,而又使禅門不為繁雜學理所引奪。這樣的主張雖然講究釋迦如來拈花微笑的宗旨,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又在此標准之內,可予“大立文字”,以保障“教外別傳”不脫離“教內真傳”,而避免誤入“道外亂傳”的險途。

  永明大師主張教禅合會而說“夫禅宗者,真唯識量,但入信心,便登祖位”的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今時學者,既無智眼,又阙多聞,偏重遮非之詞,不見圓常之理,奴郎莫辨,真偽何分。如棄海存漚,遺金拾礫,掬泡作寶,執石為珠……一向於言語上取辦,意根下依通,都為能所未亡,名相不破”的原因,若能與言下會心,直取祖位,玄奘大師與永明禅師在常寂光中,必當破顏微笑!

  不過,“夫禅宗者,真唯識量,但入信心,便登祖位”,你能想得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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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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