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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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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介紹
從國民黨高官到一代高僧
清定上師 1921年，曾被台城名士項慈園稱之為“三絕家風古，雙珠海峤輝”之一的鄭全山，十八歲就考入了廣州大學哲學系。就讀大學期間，正當國共合作大革命時代，孫中山先生經常在廣東高師大禮堂演講“新三民主義”，並指示“以俄為師”，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鄭全山時往聽之，逐漸產生跟隨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的願望。 1925年，鄭全山畢業於廣州大學哲學系，因品學兼優留校助教。過了半年，鄭全山在其長兄鄭濟時(當時就讀於黃埔軍校政治科)的教導下，決定投筆從戎，於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步兵科，決心效忠孫中山先生，遵循蔣介石擬定的校訓“親愛精誠”，開創一個“三民主義”新中國。 1927年7月，蔣介石頒發北伐動員令，黃埔軍校第五期炮科、工程和政治科參加北伐，步兵科須在校繼續完成學業。鄭全山因入讀廣州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工人員養成所，提前畢業離開黃埔軍校。 1932年，鄭全山經鄭濟時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過兩年，入中華民族復興社，任復興社總社組織登記組組長。復興社是以黃埔系精英軍人為核心所組成的一個帶有情報性質的軍事團體，其主要活動是積極配合中央政府進行抗日備戰，對地方軍閥割據勢力進行削藩情報工作，對各軍事集團進行團結或瓦解工作，進行反共反蘇宣傳。與鄭全山共事的復興社書記長劉健群曾贊歎他“為人謹約，守正不阿，雖一言一行，靡不誠笃中肯”、“為民族復興運動中不可多得之青年志士”。 1935年12月，鄭全山受委派到上海北站處理上海學生赴京請願活動。事態平息，受到蔣介石召見慰勉，任復興社總社組織處處長。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後，鄭全山隨蔣介石從上海撤退到蘇州、南京、武漢，旋赴廣東。1939年又奉調重慶任中央訓練團少將訓育主任，可隨時面見蔣介石，深受器重。在干訓團整頓軍紀期間，鄭全山發現國民黨高級軍官貪污腐敗，克扣軍饷;前線士兵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心想，以啼饑號寒之師，用劣等武器同裝備精良的日本軍隊拼，士氣何能提高?蔣介石要鄭全山收集幾個典型，迅速上報。鄭全山隨即整理了4個貪污嚴重的高級軍官材料，蔣介石對4個軍師團級軍官分別給予了降職、撤職處分。但是，病樹將傾，豈是除去幾條毛蟲就能根治得了的!當鄭全山再次向蔣介石反映軍紀嚴重敗壞的問題時，蔣介石怫然不悅地說： “全山，慢慢來，懲辦將領過多，會對抗戰不利，也會給共產黨在輿論上攻擊我們留下口實。”同時斥責鄭全山，認為他不懂政治，只知抗日，不知防共，不知消除黨國心腹之患。經此訓斥，鄭全山才開始意識到蔣介石叫得震天響的“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只是一句謊言，自此，鄭全山深感單憑個人滿腔熱血，難酬報國之志，眼見江山破碎，生靈塗炭，國家與人民沉淪於水深火熱之中，在那種舉世皆濁的社會裡，想做到惟我獨清，十分不易。進退維谷中，不由產生隱退念頭。 在重慶期間，有一段時間，鄭全山借住在寧海同鄉、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李士珍家，並與李結為無話不談的摯友。一天，鄭全山對李士珍說：“士珍兄，這樣下去，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何存?國家和民族危機重重啊，就拿干訓團來說吧……”不等鄭全山把話說完，李士珍便打斷話語，以手指口，示意他要謹言慎行，以免惹來殺身之禍，並對鄭全山說：“全山老弟，軍人要服從領袖，不可談政治。”鄭全山只好“唉!唉!”兩聲，兩人木然對坐，相視無語。 正當彷徨苦悶之際，鄭全山想起了一生信仰佛法的父親，想起1928年在南京聽太虛法師講《心經》、《佛陀學綱》後人生觀有了進一步轉變的情景。當臨別時，太虛法師叮咛道：“三餐不忘農夫苦，英雄到老終皈佛，切記，切記。”隨著抗戰爆發，太虛法師亦來到重慶。這時的重慶佛教氛圍濃郁，佛教精英另有法尊法師、印順法師、歐陽竟無等也雲集山城。他們平時總是聚集在一起，談論人生佛教，境況盛極一時。為了尋找一片淨土，每逢閒暇，鄭全山都要去漢藏佛理院再次親近太虛法師，和馬寅初、老捨、郭沫若等在其座下聽講佛經;或常去附近的慈雲寺聆聽澄一法師講經說法。慈雲寺位於重慶南岸獅子山上，前臨滔滔長江，後倚巍巍黃山，是一座遠近聞名的十方叢林。澄一法師乃清末秀才，儒而佛者，博通經史，佛學精深，鄭全山在其感染下，逐漸覺悟。 1940年底，父鄭興安逝世。這天晚上，鄭全山夢見父親西行前往西藏，並以鄭全山因緣不具為由，拒絕護送。鄭全山夢中問如何具備因緣，父親答曰“出家”。不久，噩耗傳來，得知父親果然於做夢當日逝世，鄭全山深信夢境所示，定有前因，於是萌發出家之志。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新華日報》第一版刊出周恩來的四句話：“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蔣介石派出大批軍警企圖阻止當天《新華日報》發行，到處抓報童，搶報紙。國民黨集團中的人對周恩來那幾句含義深刻、感憤無窮的詩詞都很感興趣，不少人暗中傳誦，鄭全山也讀了幾遍，還對其他人說寫得好，而且悄悄將一個被軍警抓來打得遍身傷痕的報童放了，結果受到戴笠指責，蔣介石再次罵他沒有政治頭腦，不知防共反共。蔣介石懷疑鄭全山有二心，這使得鄭全山更加堅定了逃出樊籠的決心，同時也徹底認識到從政並不能解救人民大眾的疾苦，日後何去何從，亟須抉擇。 1941年3 月，經屈映光先生(時任重慶救濟委員會會長)籌劃，鄭全山借回家奔喪之名，請假二個月，獲准。5月3日，瞞著妻子兒女，離開國民黨軍政界，到金頂飛瓦、竹茂林幽的慈雲寺裡，依澄一法師座下披剃出家，法名清定。當香燭高焚、梵樂升起之時，他忽然想到一輩子在佛俗兩地痛苦徘徊的父親，而今，他終於有勇氣將大富大貴視若塵土，邁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從此以後，他將弘法濟世，進入全新境地。 澄一和尚給他剃度時，講了法名“清定”的來歷。老和尚曾於1903年1月15日凌晨做過一個夢，夢見浙江來的一位很有道行的高僧要求住下，自稱是前朝道魁和尚，今世的名字叫清定。因為這個夢太奇怪，老和尚就把它完整地記錄下來了。鄭全山本是浙江人，也恰好是老和尚做夢那天出生的。因與夢兆相符，從此，清定這個法名便伴隨了這位佛門龍象大願大行一生。 將軍之妻聞聽鄭全山出家之事，如雷轟頂，她給慈雲寺寄來了一封又一封哀惋淒切的信件：“全山，縱然你不念夫妻情緣，過年也務必回家看看孩子們。你可記得你最後一次離家時，三女兒不滿兩周歲，幺女兒還在襁褓中。也許在她們的記憶中，還辨不清爸爸的模樣。”這些信件，像一枝枝利箭，射在清定未泯的塵心上。看著情淚交織的家書，清定禁不住仰天長歎、淚流滿面。 蔣介石聽說鄭全山不當將軍當和尚，氣得直罵娘，責令跟鄭全山關系密切的國民黨大員們頻頻光顧慈雲寺，力勸他還俗返回部隊，繼續為黨國效勞。清定雖竭力回避，但看在舊日同事的情面上，不得不虛與周旋。澄一法師見狀雲：“清定，你如障緣未了，難成正果，不如早早離開山城這是非之地，到成都昭覺寺受戒去吧!”按佛教規矩，師徒不能同住一座十方叢林，於是清定間關千裡，沿途隱姓埋名，躲過哨崗檢查，遠赴昭覺寺，入威鳳堂，在昭覺寺第十四代方丈定慧大和尚座下受具足戒。 3月，清定前往成都聽能海上師講《菩提道次第廣論》，復聽能海上師講戒，對密法發生深信。5月，清定准備入近慈寺安居。外面新來的僧人到近慈寺掛單一般只能住七天，要繼續住下來只有一個條件：七天之內必須要把戒本背下來，否則卷包裹走人。清定依規矩勇猛精進，於一周之內，心無旁骛，將厚厚的《比丘戒本》背了下來，終於獲准於近慈寺學戒堂常住，並結夏安居。作為初出家僧人，這件事很難做到，大家都覺得十分稀有，因此當時傳為美談。 1945年，清定法師隨同能海上師到綿竹縣雲悟寺茅蓬閉關靜修。期間，曾入定，現好境界。次年於蓮溪寺結夏安居，入藏經樓閱竟《大般若經》六百卷，閱經過程中見到大光明。 1948年以後，國民黨政府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都臨近崩潰，中國人民解放軍已飲馬長江，國內形勢極為緊張。但清定法師經屈映光、趙樸初迎請，仍前往上海覺園寺，主持班禅紀念堂開光儀式，並組織成立上海金剛道場。當時清定法師所到之處，成千上萬的居士信眾集合，請法師灌頂加持。氣象巍巍壯觀，為當時上海報刊、電台的頭條新聞! 1949年初，上海金剛道場成立，清定法師應四眾弟子之請擔任住持，僧團實行佛世三月安居，每半月誦戒的制度。金剛道場家風注重戒律，學修並進，僧眾每日均有定課，不作經忏法事，如法修行，感得信眾清淨供養。僧侶入街市及白衣家，莫敢不整饬威儀，尤重男女界限。由於依戒修行，顯密圓融，清定法師皈依學法弟子逐漸增多。黃密道風，名馳遠近，桃李爭華，群星璀璨。 1955年5月，能海法師已預感到金剛道場將有厄運，故與清定法師在上海火車站分手時，有“難得再見”之語。兩人依依惜別，無限惆怅!9月，肅反運動開始，一些對清定法師深為妒嫉的人“揭發”他有歷史問題。他們將國民黨軍隊撤退時投入金剛道場內荷花池中的槍支挖出，作為清定法師的罪證，公開舉辦“反革命罪證展覽會”。於是，這位五十二歲的前國民黨少將被立即逮捕，冠以反革命罪名，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 臨行前，深有遠見的法師平靜地向弟子們交代了他的未竟事務，說：“我將去閉關，爾等自重!”眾弟子聞聽此言，失聲痛哭。法師又說：“世變願不變，當以佛子之心對待一切的險惡和不測。1957年，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清定法師無期徒刑，金剛道場遂陷於半停頓狀態，至1966年，被勒令解散，人員各奔東西。之後，金剛道場內各種名貴法物被盜竊一空，不知去向。 好在清定法師精通醫道，在獄中，他除了得空即靜坐外，常以自己的推拿針灸絕技為人治病，被譽為“勞改醫生”。期間，清定法師曾遭遇紅衛兵批斗，由於清定法師慈悲為懷，遵從能海上師教導，為那些批判斗爭他的“紅衛兵”祈禱、祝福、消業，難行能行，難捨能捨，難忍能忍，以厚德報逆怨，自稱“罪逆深重，萬分感謝紅衛兵小將，幫我除去罪業污穢!”因此紅衛兵小將都認為“這位老特務還比較老實”，就沒有更激烈嚴重地傷害他!當他在牢獄中時，可幾日幾夜常坐不臥，不開口說話，只在定中觀想。他將20年的牢獄之災，變成了20年閉關靜修佛法的難得機會;把監獄當成行持菩薩道的場所，一切的不公正、辱罵、污蔑、毀損，都不能破壞他心中清靜。終於苦盡甘來，功行圓滿，迎來了慧命勃發的春天。 1975年3月，坐了二十年牢獄的清定法師因表現甚好，在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被特赦釋放，回到故鄉三門縣高枧鄉，在衛生院以行醫為業。 一向關注法師命運的中國佛教協會代會長趙樸初居士聞訊，對天台國清寺方丈惟覺法師說：“清定法師是我國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僧，你們應該將他請回寺院。”於是，惟覺方丈向清定法師發出邀請。被迫脫下袈裟二十四年之久的法師遂又重新披上袈裟，於1980年初來到故鄉附近的國清寺講經說法。 然而關於清定法師的平反，由於某些人從中作梗，宗教當局幾次討論未能通過，一直擱淺。這些人知道為清定徹底平反勢在必行，但為保全自身，他們采取的辦法是拖到人死，等事過境遷，潛藏多年的不少人命案和重大經濟犯罪(其中有關多座廟產營私舞弊)就會隨著歲月流逝，永遠塵封水底。他們甚至不准人提及當年的罪證展覽會，不准清定法師的戶口遷回上海，不准恢復金剛道場，不准向佛教徒公布平反事實……然而，正派佛徒總無意與他們抗衡;清定法師本人也願意避開矛盾，接受外地不少寺院的迎請。 1984年，經上海文史館洪揚生及其子洪迪昌屢遞上訴，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決定為清定法師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撤銷1957年原判。於是法師應從昭覺寺眾僧的懇請，於1985年底重返闊別了四十余載的昭覺寺，擔任該寺方丈。 昭覺寺始建於唐，在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滿目瘡痍。清定法師來寺後，以“提振道風，培植僧才，重輝祖庭”為己任，率領全寺僧眾，起衰振敝，重燃法炬。海內外弟子聽聞清定法師發願整修昭覺寺，紛紛解囊，隨緣贊助。十載艱辛，功績昭然!昭覺寺古剎面貌一新：紅牆碧瓦，殿宇輝煌，寺院肅穆，幢幡飄拂，堪稱 “川西第一禅林”。四川黃埔軍校同學會特贈一塊巨匾，上書“昭覺重光”，以旌表清定法師這位“披上袈裟的將軍”振興古剎的昭然成績。 1987年5月，已是眾望所歸的清定法師，在昭覺寺舉行了隆重的升座儀式，成為臨濟宗第四十八世、昭覺堂上第十七代祖師。就在清定上師於昭覺寺升座的那天，人們終於注意到大雄寶殿前的那棵老菩提樹，如今已是勁虬龍鐘，枝干龐然，原來那一塊石碑，早已嚴嚴實實地包入樹干之中。而舊殿重修，柱頭早已落地，檐瓢也不翼而飛。由於印契了該寺古德道魁祖師之預偈：“樹包碑，檐瓢飛，柱頭落地祖師歸”(清定上師回昭覺，懸空之柱頭落地，檐瓢早已不翼而飛，菩提樹飛速猛長，將石碑包得絲毫不現)，故世人稱清定法師為道魁祖師再來，因之法威頓長，橫貫海外。 自出獄後，為使格魯巴教法能在漢地燈燈相續，晚年的清定法師仍不遺余力地講經開示，傳法灌頂。他捐助希望工程、修公路、辦醫院、扶貧濟困;他慷慨解囊修寺建塔、放生、印佛經佛像……清定法師自奉甚儉，每日一粥一飯，過午不食。所受供品，全部分送僧眾。他記不清給過哪些人好處，他說出家人沒有自己的財產，自己是大眾的，大眾即是自己。 西藏扎西多吉活佛說：“清定上師不僅是漢地的高僧，也是我們西藏的高僧。” 1999年6月22日，悲風陰陰，浮雲沉沉，昭覺寺渾厚的鐘聲劃破了川西平原晨曦的寂靜，沉痛地向世人宣布，清定法師安詳捨報示寂。 中央統戰部辦公廳、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四川省委辦公廳、省政府均送了花圈。趙樸初會長唁電文雲：“上師顯學密行，一如仙露明珠;毗尼嚴淨，勝似松風水月……!” 清定法師以將軍的高位，從大富大貴走向平凡，也走向非凡，在常人來看，其中必有一個痛苦的過程，他曾說過：“何苦之有?集眾生之苦難於我一身，是我的菩提願心，也是一種無上的快樂。” 這是自覺覺他的一生，也是一個人從復雜走向純然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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