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楞嚴》偽造說
南懷瑾
閩南佛學
很久以前就有一個預言流傳著，預言《楞嚴經》在所有佛經中是最後流傳到中國的。而當佛法衰微時，它又是最先失傳的。這是預言，或是神話，姑且不去管它。但在西風東漸以後，學術界的一股疑古風氣，恰與外國人處心積慮來破壞中國文化的意向相呼應。《楞嚴》與其他幾部著名的佛經，如《圓覺經》《大乘起信論》等，便最先受到懷疑。民國初年，有人指出《楞嚴》是一部偽經不過還只是說它是偽托佛說，對於真理內容，卻沒有輕議。可是近年有些新時代的佛學研究者竟乾脆認為《楞嚴》是一種真常唯心論的學說，和印度的一種外道的學理相同。
講學論道，一定會有爭端，固然人能修養到圓融無礙，無學無诤，是一種很大的解脫，但是為了本經的偉大價值，使人有不能巳於言者。
說《楞嚴》是偽經的，近代由梁啟超提出，他認為第一：本經譯文體裁的美妙，和說理的透辟，都不同於其他佛經，可能是後世禅師們所偽造。而且執筆的房融，是武則天當政時遭貶的宰相。武氏奸佛，曾有偽造《大雲經》的事例。房融可能為了阿附其好，所以才奉上翻譯的《楞嚴經》，為的是重邀寵信。此經呈上武氏以後，一值被收藏於內廷，當時民間並未流通，所以說其為偽造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楞嚴經》中談到人天境界，其中述及十種仙，梁氏認為根本就是有意駁斥道教的神仙，因為該經所說的仙道內容，與道教的神仙，非常相像。
梁氏是當時的權威學者，素為世人所崇敬。他一舉此說，隨聲附和者，大有人在。固然反對此說者也很多，不過都是一鱗半爪的片段意見。民國四十二年《學術》季刊第五卷第一期，載有羅香林先生著的：唐相房融在粵筆受《首楞嚴經翻譯考》一文。列舉考證資料很多，態度與論證，也都很平實，足可為這一重學案的辨證資料。我認為梁氏的說法，事實上過於臆測與武斷，因為梁氏對佛法的研究，為時較晚，並無深刻的工夫和造詣。試讀《譚嗣同全集》裡所載的任公對譚公詩詞關於佛學的注釋便知。本經譯者房融，是唐初開國宰相房玄齡族系，房氏族對於佛法，素有研究，玄奘法師回國後的譯經事業，唐太宗都交與房玄齡去辦理。房融對於佛法的造詣和文學的修養，家學淵源，其所譯經文自較他經為優美，乃是很自然的事；倘因此就指斥他為阿谀武氏而偽造《楞嚴》，未免輕率入人於罪，那是萬萬不可的。與其說《楞嚴》辭句太美，有偽造的嫌疑，毋寧說譯者太過重於文學修辭，不免有些地方過於古奧。
依照梁氏第一點來說：我們都知道藏文的佛經，在初唐時代，也是直接由梵文翻譯而成，並非取材於內地的中文佛經。藏文佛經裡，卻有《楞嚴經》的譯本。西藏密宗所傳的《大白傘蓋咒》，也就是《楞嚴咒》的一部份。這對於梁氏的第一點懷疑，可以說是很有力的解答。至於說《楞嚴經》中所說的十種仙，相同於道教的神仙，那是因為梁氏沒有研究過印度婆羅門和瑜伽術的修練方法，中國的神仙方士之術，一部分與這兩種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是否是殊途同歸，這又是學術上的大問題，不必在此討論。但是仙人的名稱及事實，和羅漢這個名詞一樣，並不是釋迦佛所創立。在佛教之先，印度婆羅門的沙門和瑜伽士們，已經早有阿羅漢或仙人的名稱存在。譯者就我們傳統文化，即以仙人名之，猶如唐人譯稱佛為大覺金仙一樣。絕不可以將一切具有神仙之名實者，都攫為我們文化的特產。這對於梁氏所提出的第二點，也是很有力的駁斥。
而且就治學方法來說，疑古自必須考據，但是偏重或迷信於考據，則有時會發生很大的錯誤和過失。考據是一種死的方法，它依賴於或然性的陳年往跡，而又根據變動無常的人心思想去推斷。人們自己日常的言行和親歷的事物，因時間空間世事的變遷，還會隨時隨地走了樣，何況要遠追昔人的陳跡，以現代觀念去判斷環境不同的古人呢?人們可以從考據方法中求得某一種智識，但是智慧並不必從考據中得來，它是要靠理論和實驗去證得的。如果拼命去鑽考據的牛角尖，很可能流於矯枉過正之弊。
說《楞嚴經》是真常唯心論的外道理論，這是晚近二三十年中新佛學研究派的論調。持此論者只是在研究佛學，而並非實驗修持佛法。他們把佛學當作學術思想來研究，卻忽略了有如科學實驗的修證精神。而且這些理論，大多是根據日本式的佛學思想路線而來，在日本，真正佛法的精神早己變質。學佛的人為了避重就輕，曲學取巧，競自捨本逐末，實在是不智之甚。其中有些甚至說禅宗也是根據真常唯心論，同樣屬於神我外道的見解。實際上，禅宗重在證悟自性，並不是證得神我。這些不值一辯，明眼人自知審擇。《楞嚴》的確說出一個常住真心，但是它也明白解說了那是為的有別於妄心而勉強假設的，隨著假設，立刻又提醒點破，只要仔細研究，就可以明白它的真義。舉一個扼要的例來說：如本經佛說的偈語：《言妄顯諸真，真妄同二妄》。豈不是很明顯的證明《楞嚴》並不是真常唯心論嗎?總之，癡慢與疑，也正是佛說為大智慧解脫積重難返的障礙：如果純粹站在哲學研究立場，自有他的辯證、懷疑，批判的看法。如果站在佛法的立場，就有些不同了。學佛的人若不首先虛心辨別，又不肯力行證驗，只是人雲亦雲，實在是很危險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