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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法師抗日護國 心系民族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太虛法師（1890—1947年）是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倡導者，近代佛教領袖，曾任世界佛學苑苑長、中國佛教學會會長、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他針對清末以來佛教界的種種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號，主張在教理、教制、教產三個方面實行革新，規劃創建新型的僧團組織和制度，他主張推行貼近普通民眾社會生活的“人生佛教”，並致力發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 振臂高呼 作為中國佛教界的領袖，太虛法師在“九·一八”事變後，針對中日關系日趨緊張的局面，義不容辭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進行嚴正譴責，同時以亞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為計，希望佛教徒承擔起維護正義的責任，協同一致，消除戰爭可能給人類帶來的損害。 他引史為鑒，指出現代歐洲國家正因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極端化，從而使歐洲文明陷於全面崩潰的末路。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不但堵塞了亞洲民族文化復興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導西方國家共趨世界和平、大同的機會，而且可能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中國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數十年來所造成之政治的經濟的優勢，殆將一舉而歸於毀滅，亦寧日本之利！”他勸導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際，應秉承佛訓，發揚大乘菩薩遏止暴力的無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則當與全亞洲佛教徒聯合起來，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動”。 作為中國人，一個堅持正義和民族尊嚴的人，太虛法師的抗日救國立場是堅定的。作為關心人類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視野，不願看到中日兩國操戈，使方興未艾的東方文明毀於戰爭的硫酸池。基於前者，他關注時事，隨日本軍事侵略的升級而表現響應的強硬姿態，如進行各種護國講演，發表抗戰、備戰言論，號召創組“佛教青年護國團”。基於後者，他不顧親日通敵的嫌疑，仍與日本佛教界保持聯系，致力國際親善，謀挽千鈞一發。這使他在盧溝橋事變前，既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仇視，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國人疑謗。 1937年馮玉祥將軍為太虛法師題詞 “七·七事變”後，太虛法師電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萬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龐大數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軍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應當真切的知恥，體念佛教宗旨，實現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應知之恥，和佛教徒應如此雪恥。”同時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電告全國佛教徒：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　 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止暴，克保人類和平。　 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下，准備奮勇護國。 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放毒翟喚時常識諸項。各各隨宜盡力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淪陷，中佛會負責人圓瑛法師等未及時西遷。為粉碎日本利用淪陷區佛教會惑亂視聽的陰謀，他與章嘉活佛在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宣布廢止淪陷在京滬的中國佛教會機構，斷絕與各淪陷區佛教會的關系，捍衛了戰時佛教會的純潔性。 太虛法師把佛教理念和抗戰綱領聯系起來，先後作《降魔救世與抗戰救國》、《佛教徒如何雪恥》等多次公開講演，說明遮止罪惡是佛法慈悲普濟精神的積極體現，二者相輔相成，絕無違悖：“中國為國家民族自衛，為世界正義和平，為遮止罪惡、抵抗戰爭而應戰；與阿羅漢之求解脫安寧不得不殺賊，佛立為建立三寶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貫的。故顯揚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戰精神，而是促進增高抗戰精神的。” 武力防御 文化進攻 1938年，太虛和藏傳佛教愛國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慶發表《通告全國佛教徒加強組織以抗倭書》，獲得華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會及在重慶中國佛教會理、監事及會員的擁護。 同年7月，部分理、監事決定在重慶羅漢寺設立中佛會臨時辦事處，推選太虛主持。該辦事處曾籌辦僧侶救護隊、傷兵慰勞隊，募捐救濟流亡難胞等，成為佛教界重要的抗戰力量。 辦事處後因重慶屢遭轟炸，只得遷往重慶北碚缙雲寺，但卻能在困難的條件下與大後方各省市分會保持著聯絡。 1939年9月，太虛法師於國際反侵略協會中國分會（邵力子、陳真如等主持）歡送會中，法師據佛教立場，提出“武力防御與文化進攻”之說，號召佛教徒獻身抗日救亡運動。 同時，他還邀請學者名流上缙雲寺講學，讓僧侶師生了解世界。其時，重慶城裡的不少著名人士如於右任、馮玉祥、郭沫若、馬寅初、老捨等，都曾上山講學，梁漱溟、顧毓（王秀）、田漢、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張治中、張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歷，還有不少外國來賓、遠方僧侶，因此留下不少詩賦墨寶。太虛法師在民族存亡的危機關頭通過與文化界的交流、溝通，振奮了民族精神，激發了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 老捨手跡（寫於重慶北碚缙雲寺） 出訪海外 疏通滇緬 抗戰期間，東南亞國家通過滇緬公路向中國運送大量的抗日物資，滇緬公路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重要生命線。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遏制東南亞人民對中國抗戰的支持，煽動緬甸人民反對開放滇緬公路，大造謠言，說中國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誣陷“中國赤禍蔓延，共產黨毀滅宗教”，謊稱侵華戰爭是“弘揚佛教的聖戰”妖言惑眾，蠱惑不淺。在曰本的謠言蠱惑下，緬甸關閉了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 1939年11月，太虛法師為了揭穿日本帝國主義的謠言，組成國際佛教訪問團，萬裡迢迢出訪緬甸、錫蘭、印度等國，“朝拜佛教聖地，訪問各地佛教領袖，借以聯絡同仁之感情，闡揚我佛之法化，並宣示中國民族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之奮斗，佛教徒亦同在團結一致中而努力。” “在緬甸時，曾將我國抗戰情形，詳為報告，蓋該處為我國抗戰命脈，關系至為密切，國際宣傳未容或缺。經余解釋後，緬即組織一訪問團，赴華訪問。後至印度時，則從事文化之探討。……赴印目的，即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華文化之興趣。經錫蘭，本團最大工作，為佛教聯絡，當余抵錫時，首相、市長及各顯要均至舟站觀侯，且開多處盛大歡迎會。僧長及余坐於中間，其他官民分列兩旁，先受三皈依。錫蘭為歐美交通孔道，且為佛國，實為國際宣傳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魯亦主持歡迎，甘地、泰戈爾都曾訪問過。”　 7個月後，訪問團回到昆明。站在瘡痍滿目的祖國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榮耀毫無重量；而恆河之畔歷劫僅存的殘損、寂寞而依然莊嚴的釋迦遺跡，那些斷裂的精美石幢，空曠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樹，更使他胸中充滿憂患的回響。還能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許不多了，惟有將所剩的時間與佛教、祖國貼得再近些，相依為命吧。他給門生的信中說：“你們祝我壽，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學生會努力籌備！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茲會。”　 通過太虛法師的出訪，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敵方陰謀，滇緬公路重新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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