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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國不丹的啟示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文/尹伊 超越GDP 　　近年來雖然中國的GDP獲得了高速增長,但是很少聽到中國人說自己的幸福也高速增長了。金融危機來臨之後,中國出台了一系列保GDP增長的政策,卻沒有聽說出台“保幸福增長”的措施。GDP增長一直是中國發展的核心目標,也一直是20世紀西方主流發展模式的中心。在金融海嘯的摧毀之下,這個中心受到了震撼,雖然西方抗海嘯的主旋律仍然以GDP為主調,但是一股另類的潛流卻在呼喚“超越GDP”。2008年11月,當世界在金融海嘯的深淵中迷茫掙扎的時候,幾十位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政策官員到喜馬拉雅崇山峻嶺中的小國不丹去尋求“另類”答案。他們意識到,主宰20世紀的、以GNP(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在國內和國外所生產的最終成果和提供的勞務價值。它等於GDP加上來自國外的淨要素收入)增長為核心的發展模式有著潛在的問題,世界需要尋找新的發展思路。一位歐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官員說:“幾十年來我們都是在追求GNP,現在需要超越GNP了。” 　　不丹:把國民幸福總值作為發展目標 　　不丹提供的另類方法是什麼呢?　　 不丹方法的核心是:社會發展的目標應該是提高國民幸福總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而不是提高國民生產總值GNP。它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另類發展思路,是因為不丹看到了追求國民生產總值的發展模式中的一個悖論結果:物質豐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卻沒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隨GNP高增長而來的環境污染、工作壓力、犯罪增多、失業威脅、社會沖突、人際疏離……,使許多GNP很高的國家的人民深感痛苦。三十多年前,不丹的決策者就看到了這個悖論,GNP不等於幸福,而幸福才應該是社會發展的真正目標。 　　不丹是如何衡量幸福的呢?它把國民幸福總值具體化為四大支柱:(1)環境和資源的保護；(2)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3)傳統文化的保留；(4)優良的治理制度。不丹的發展不是追求GNP增長,而是追求實現這四個目標。 　　三十年來,不丹的確取得了令人驚羨的結果。為了追求公平的發展,不丹為全民提供了免費醫療福利和教育福利。為了保護環境,它不進行急功近利的開發。譬如,它有豐富的森林資源,但它自覺地不把開采森林作為推動GNP增長的亮點。 　　它的經濟發展亮點是選在再生性能源———水力發電的建設上。而在修建水力發電站的時候,它也充分考慮環境保護。它的水電站都是修在地下的,沒有對地面上的生態造成破壞。修地下水電站要比修地上水電站費時費錢,如果急功近利追求GNP增長,肯定會選擇修地上水電站。但是,在追求國民幸福總值的發展戰略指導下,為了保護環境,為了可持續性,不丹選擇了地下水電站。當然,這樣的選擇結果,前期GNP的增長肯定會慢一些,但是後期的、長遠的“幸福”則能讓全社會受惠。目前,地下水電站已經給社會帶來了幸福,水電是不丹的主要出口,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這些收入使政府可以向全民提供免費的醫療福利和教育福利。美國的人均GDP是不丹的三十多倍,但美國卻不能給公民提供免費的醫療福利,連半免費的全民醫療福利也沒有。中國的人均GDP也高於不丹,但中國人也沒有享受到全民免費醫療福利。美國人和中國人大概都比不丹人有更多的消費品,但是他們卻未必比不丹人有更多的幸福。 　　“時間貧困”在抵消GDP增長 　　當三十多年前不丹提出國民幸福總值的發展概念的時候,完全沒有引起西方經濟學界的重視。但是後來,一些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家殊途同歸地進入了經濟和幸福的研究。他們的定量研究發現,當人們的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幸福和GDP的關系就不相關了。英國學者懷特還根據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數據制定出了量化的幸福指數,把世界上的178個國家和地區按照幸福指數高低排列出來,不丹排名第八,而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GDP高的國家都在不丹之後,中國更是遠遠落在後面。懷特說,“幸福”這個概念近來正成為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研究的重要領域,政治家們也開始把“幸福”作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指數。絕大多數英國民眾在民調中表示,政府應該把增加幸福放在增加財富之上。 　　金融海嘯爆發之後,GNP和幸福的關系引起了更多人的關心。引發金融海嘯的重要原因是次貸借款者的過度負債消費,還有華爾街公司濫用槓桿追求超高利潤。過度消費和超高利潤都為GNP的增長作出了可觀“貢獻”,次貸危機發生前的幾年,美國的GNP增長勢頭很好,金融行業的增長更是驚人,金融業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從百分之二十多增加到百分之三十多。但是,這些GNP增長有沒有給人帶來幸福呢?且不說金融海嘯發生後人們承受的巨大痛苦,就是在海嘯前的高增長時期,人們也未必真正幸福。許多借次貸買豪宅的人抱怨說,付房貸利息讓他們感到壓力沉重,而豪宅並沒有給他們帶來預想的幸福。多數豪宅是建在遠郊,因此增加了上班通勤的時間,每天要多開一兩個鐘頭的車；另外,親友們的往來也變得很不方便,增加了疏離感,有人說,遷入豪宅一年,竟然沒有一個朋友去過他家。那些在華爾街工作、賺了高工資拿了高獎金的人也頗多抱怨,他們的抱怨主要是工作壓力太大,超級緊張,超長工時,許多人常常要工作到深更半夜,第二天大清早又要去上班,結果是賺了很多錢卻沒有時間去享福。 　　近年來世界銀行在研究貧困問題的時候,增加了一個新的貧困概念:“時間貧困”。以前討論貧困的時候只注重“經濟貧困”,以收入多少、消費多少來衡量。後來看到“經濟貧困”和“時間貧困”常常連在一起,許多窮人收入低,為了溫飽要加長工作時間,他們的痛苦不僅僅是缺少物質消費,也是缺少休閒時間。在美國,保障較短的工作時間曾經是爭取員工福利的一項重要內容。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工人往往要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每周工作60至70小時,鋼鐵工人甚至要每周工作84小時。後來,工人們逐漸爭取到8小時工作制、每周2個休息日。那時的社會共識是,休閒是福利,工作時間過長是不幸福的。但是,隨著消費主義的興起和泛濫,被稱為“消費福音”的觀念漸漸成了主流,消費主義使人們相信“休閒不是幸福,消費才是幸福”,於是,美國人開始加長工作時間,多工作,多賺錢,多消費。美國出現了無數“經濟富裕”“時間貧困”的扭曲的人。面對這種現象,美國近來湧現了一些民間組織,向時間貧困挑戰。他們歷數美國人身受的時間貧困:美國人平均比西歐人每年多工作9個星期,美國人現在比五十年代的時候工作更長的時間,美國人現在甚至比中世紀的農民工作時間還要長。“時間貧困”給美國人帶來了許多不幸,超時工作造成情緒壓力,破壞了身體健康,影響了婚姻家庭幸福,工作時間過長使人無暇參與社區活動,增加了疏離感。美國的“時間貧困”給人的啟示是,工作時間加長,增加了收入,增多了消費,推動了GNP增長,但是,卻沒有增加幸福。 　　各國應該編制自己的“幸福指數” 　　中國也有美國的那些“經濟富裕”“時間貧困”、“GNP增加”“幸福減少”的現象,近年來中國也搞了一些幸福感、幸福指數的調研活動。不過,中國的這些調研活動目前還只是停留在很“虛”的層面上,並沒有像不丹那樣把幸福融入到具體的發展戰略中去,構建出以幸福為核心目標的發展模式。不少中國人對於把幸福作為發展目標感到困惑,覺得幸福是個人的感受,不同的人對幸福的評判標准不一,太難操作了。不丹的成功之處在於,它把幸福具體化為易於操作的四大支柱,這個經驗值得中國學習。 　　所謂學習不丹的經驗,並不是說應該去照搬不丹具體的四大支柱。不丹的四大支柱,是不丹人認為能使他們幸福的支柱,其他國家的人也許會有不同的感覺和想法。譬如,不丹的四大支柱之一是“保留傳統文化”,有些國家的人也許會覺得“改革傳統文化”才是幸福。不丹的四大支柱中沒有包括“自由”,有些國家的人也許會覺得“自由”是幸福的支柱。GNP增長是千人一面的發展目標,任何國家都可以簡單照搬。在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經濟發展低級階段,GNP增長也是個能增加幸福的千篇一律藥方。但當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之後,什麼東西才能增加幸福就變得很復雜,再不是千篇一律了,而是有復雜的多樣性,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傳統會有不同的結論。定位一個國家的幸福支柱是對這個國家領導人智慧的考驗。 　　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發展概念現在正悄悄地向世界擴展,處於世界另一端的巴西將要舉辦一次國民幸福總值的國際研討會,巴西學者在不丹表示,他們要研討出一套具體的幸福定位指數,提供給南美洲國家。巴西人特別強調,他們不願意重蹈美國的發展模式,美國的人均GDP在過去的50年增長了3倍,但是美國人卻未必更加幸福,美國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和鄰居交往的人數增加了4倍,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福和抑郁。他們也強調不願意步中國的後塵,GDP增長很快,但因環境污染死於呼吸道疾病的人數增長也很快。 　　金融海嘯引發了全球的經濟衰退,也引發了人們的反思。美國發展模式的神話在金融海嘯中破滅,“後美國”時代的反省和探索很可能催生一次社會發展模式的思想革命,這很可能是一次“范式轉移”(paradigmshift),是基本理論的結構性變革,就像從中世紀的地心說轉移到哥白尼的日心說。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GDP也不是發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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