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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日新:學佛貴在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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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認識佛教,繼而發展到信仰並修學佛法,已近二十年了。經過這二十多年的佛學修習,使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學佛貴在致用”這麼一條真理。
1978年,我由於讀書過於用功而鬧病,我那已故的忘年交衡山張仲陽居士便用毛筆抄寫了《阿彌陀經》、《金剛經》等法寶給我。這在那文化剛剛復蘇的年代,能夠聞知佛法,實在是我一生莫大的福份了。然而,當時我作為一介書生,注重的是知解,便將張老手抄經典中的名相,一一從辭書中檢索出來,並逐段作出章句文字。今天回想起當年的作法,委實是有些幼稚可笑。但是,若沒有當年的那段啟蒙熏染,我也許沒有今天的學佛認識。因而,每當我摩挲著從前的注疏文字,便回想起仲陽居士來,四恩難報,由此足可明之。
可是,仲陽居士不久便撒手西去,使我在佛學方面失去了一位導師。但不久,隨著政府對佛教的開放,過去曾一度作為廠房或作坊的伽藍又逐漸恢復了昔日的舊觀,曾一度因極左政策被遣散的僧尼也相繼回到了寺中。這一轉折,對於振興佛教、弘揚佛法,產生了極好的效果。裹隨在信眾中,我也常到寺中禮佛,也常參與一些佛事活動,但更多的方面仍是將學佛心得撰寫成文字供佛刊使用。
此後,隨著修學閱歷日深,也常到佛學院去開講座,參與一些佛學研討會。1993年,湖南省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會,我當選為常務理事(現為副會長),同時還主持了在南岳召開的首屆佛學研討會,並編輯出版了《湖南佛教文化論叢》第一輯。從這開始,似乎有點將佛教學術化的趨勢,於是我辭掉了論文集的組編事務,開始朝修學結合的道路走,這才逐漸有了今天的切身體會。
事實上,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主要是為了解救嬉戲於火宅中的孺子(芸芸眾生)而出現的。至於佛陀的開導眾生出離火宅,觀其根機,方便圓融說法,以故流傳到後世成了各種經論。我們今天如果背棄經論,自然會落入野狐外道。另一方面,如果將經論當作學問來研究,也將會成為單純的學問而失去了學佛的受用。當然,有的居士不研讀經論,他們常到寺中作佛事或作功課,這對於培養善根,自然十分殊勝。但另一方面,如果僅在佛寺中作佛事時一心向佛,而出了寺院便遺忘或淡化了,那也將會失去了學佛的真實受用。惟有在寺在家,皆一如念佛,才會有一段學佛的真實受用。
另一方面,學佛者應臨難勿苟免,才可以從中體驗到佛陀無礙的慈悲,因為,佛陀的言教本身就是解除眾生疾苦的良藥。我本人以無量劫的夙孽之故,一生命與仇謀,處處福薄,一生坎坷。過去,我曾怨天尤人,甚至引司馬遷《伯夷列傳贊》中的“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以洩憤。自從深入學佛後,我才真正體會到要在逆境中活用佛陀的教導以解除身心痛苦,這才有一段真實的受用。倘若是有人罵你,你不必惱,只要念一聲佛,請那罵者替你消除夙業,你便當下心平氣和了。倘使有人無端地誣陷你,讓你承受不住時,你也大可不必扼腕以斗;或者是投身汨羅江,你不妨在這時念一聲佛,以將夙怨消除。要知道,如果硬要將是非曲直弄個明白的話,那便不是娑婆世界了,娑婆本身就是一個聚結天下一切不合理現象的集合體,你處在其中,若不會安忍,便只會自尋煩惱。例如宋代的蘇東坡,他若不明白這個道理,恐怕不只是烏台詩案時應該自殺,他一生簡直可以自殺幾十次了。可以說,蘇子的隨遇而安於逆境,正好體現了他學佛的實際受用。
與此同時,也正因為人生是充滿了痛苦的,人們才會想到要學佛,這樣,人生的疾苦也成了學佛的逆增上緣。與那些一帆風順的人生相比,坎坷的人生似乎還易於增進人們的道行,因而有志學佛者,大可不必臨難苟免,而應在險難中培養自己的道行。
佛法是活脫脫的,也是無所不在的,關鍵在於學佛者如何去切實地體驗,如何去時時致用。相反,如果是在寺中作功課時念佛,離得寺院便派不上用場;或者在鑽研經教時能念佛,離開了書本便派不上用場,那便不是真正的學佛。因為,學佛貴在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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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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