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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滿：論六祖禅對社會文化建設的作用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釋宏滿 前 言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不僅要堅持抓好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還要堅持抓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就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這個意義上，廣東省委近期提出了建設“經濟強省，文化大省，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目的就是要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把廣東省的文化地位也相應地提高到同一高度，並從我省文化建設的實際出發，不斷發展健康向上、豐富多彩的，具有嶺南風格、嶺南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提高廣東文化大省的地位，就應當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菁華，加以繼承與弘揚，尤其是繼承和弘揚具有嶺南文化特色的思想人物，就更具有時代意義了。而“嶺南葛僚”的六祖慧能，在廣東文化名人當中，名揚四海，影響最為巨大。他可以說是珠江文化孕育出來的聖哲，由他創立的禅宗文化，最具嶺南文化的風格與特色。他不但是禅宗的六祖，是佛教的一位大師和領袖，也是中國禅宗文化的創始人，在中國和世界思想史、文化史、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家、哲學家。他以一個目不識丁的樵夫身份，把印度佛教的禅學思想徹底改造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派——禅宗。可見，慧能不僅是嶺南文化的傑出代表，也是佛教史上偉大的宗教革命家，他創立的禅宗文化，對後世禅宗、宋明理學、宋元道教、中國藝術精神和中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諸方面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所以，在省委倡導建設文化大省的形勢下，探討六祖禅學思想對社會文化建設的作用，對於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的發展，無疑將起到積極的作用。以下將從三個方面來論述六祖禅對社會文化建設方面的重要作用和現實意義。 一、六祖的創新精神對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作用 　　任何一種民族、思想、文化要求得發展，就必須具有創新精神。創新精神，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也是人類極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如果一種民族、思想、文化發展到某一個階段就停滯下來而不思進步，不與時代和社會的發展相適應，那麼就一定會被時代和社會所唾棄、淘汰。所以說，創新精神不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突破，更是一種思想上的變革。這種突破和變革，是在繼承舊有的傳統上，結合時代精神，創造出一種新的、適合於社會歷史發展和時代所需要的思想文化，必然會對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在“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今天，我們既要繼承和發揚一切優秀的文化，包括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和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又要充分體現時代精神和創造精神，結合新的實踐和時代的要求，進行文化創新。而六祖慧能的禅宗，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創新精神。作為中國禅宗史上開一代新風的大師，其創新禅學思想的精神，是十分有利於社會文化建設的。 　　太虛大師說：“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禅。”這裡所指的禅，是指由六祖慧能創立的禅宗。為什麼六祖創立的禅宗能代表中國佛教的特質呢？這跟六祖的創新精神不無關系。覃召文在《嶺南禅文化》一書中說：“中國第一個著名佛教學者牟子是嶺南人，中國禅的實際創立者慧能也是嶺南人，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慧能，只有通過慧能的《壇經》，禅文化才真正變梵入華，通凡入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郭朋在《壇經校釋﹒序言》裡說：“慧能以前，只有禅學，並無禅宗。”洪修平、孫亦平在《慧能評傳》中也說：“慧能開創的禅宗南宗是中國佛教史上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禅宗派別，也是中國化最為典型的佛教宗派，它不僅發展為中國禅宗的惟一正宗，而且幾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學者楊曾文也說：“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民族佛教格局的基本確立——到唐末五代，奉慧能為六祖的南宗逐漸發展為禅宗的主流。宋代，由於禅宗隆盛局面的形成，中國佛教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以禅宗為主體並融會其它各宗的時期。”以上這些學者對慧能創新禅宗的精神，以及禅宗在中國佛教史、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自六祖對傳統禅學進行了根本性的革新之後，中國禅宗理論體系建構才算完成，標志著佛學“中國化”進程的結束。從此“禅道實嶺表達於中國”（憨山大師語），再經其四十三名弟子的嗣法，形成河北臨濟宗，湖南沩仰宗、江西曹洞宗、廣東雲門宗、南京法眼宗等五個宗派。一千多年來，南禅香火缭繞不息，“舉國僧徒除蒙藏喇嘛外，十九皆南宗子孫矣。”充分說明了六祖創立的禅宗為什麼能代表中國佛教特質了。 　　從中國佛教史上看，雖然禅宗創立的時間比起天台、華嚴諸宗晚一些，但他所具有的影響力、生命力卻是最為久遠和頑強的。想想看，一個沒有受過教育，沒有身份地位，更沒有社會背景的貧苦老百姓，如果沒有天賦“悟性”，即《壇經》所說的“下下人有上上智”的創新精神和不懈追求的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對禅學進行一番革命性的改造的。毛澤東對慧能的這種精神推崇備至，曾經說過：“他否定傳統偶像和陳規，勇於創新，把外來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 　　六祖對傳統佛教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創新，其中貢獻最大的，莫過於他提出的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的思想。即強調在肯定世法的前提下，把“佛”從可望不可及的國土拉回到了現實的人世。他那首著名的偈頌“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中所主張的禅學思想，具體地落實在“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的實踐中才有了現實的意義。在《壇經》還有說：“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從這些話裡我們可以看出，佛就是由人而成，佛也就在人世，就在世俗生活之中，並不是離開人世，即世間有佛的存在。這就把不可思議的佛具體到了人生、人間，使之大眾化、平民化，世俗化、人生化了。佛教不再是遠離人世，只是少數人的信仰，而是人人都可以修學得到解脫的了。 　　這種由人生而人間的佛教思想，太虛大師把它稱之為“人間佛教”。 而他的“人間佛教”思想，出發點和歸宿處，不用說，顯示出一種十足的出世的宗教；但是，為了佛教的發展，他選擇了與世俗生活相適應的立宗方式。所謂的世俗生活，是指普通人的行住坐臥、人倫日用，包括吃飯穿衣、屙屎拉尿、擔水砍柴，乃至尊敬長者、愛護幼小等，特別強調修行學佛者首先要立足於現實的人間和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明心見性”，並於當下“頓悟成佛”達到證悟自已的本來面目。六祖肯定世俗生活的人倫日用，認為這些也是解脫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他這種思想的意義不僅調和了“眾生與佛”、“煩惱與菩提”“生死與涅槃”“在家與出家”“入世與出世”等思想矛盾，而且站在般若空的立場，指出它們之間的“不二”關系。這一創舉，本質上動搖了傳統佛教的根本地位。也由於禅宗對中國傳統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適應，增強了其自身的應變能力。六祖入滅不久，禅僧開始自給自足，靠勞作度日，把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緊密地結合到僧眾的日常生活中，從而使禅更趨平民化、世俗化。 二、六祖“自性頓悟”思想對社會文化建設的積極意義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形成了固定的思維模式和心理習慣，它就可能反過來束縛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成為人們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最大障礙，因而也就失去了指導和解決問題的實際效用。所以，在“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時代要求下，發展社會主義民族新文化，就必須樹立自信、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挖掘自身的潛力，積極主動地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服務。而六祖的“自性頓悟”思想，對於肯定自我、超越自我，張揚個性、獨立自主、覺醒人心、解放思想的作用，以及破除迷信與偶像崇拜，樹立自信、自立、自強的民族精神，表現出了永久的生命力。這就是它歷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所在。 　　毛澤東生前曾言：“廣東有個惠能，惠能在哲學上有很大貢獻，他把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推到高峰，要比英國的貝克萊早1000年，你們應該看看《壇經》。”又說：“（六祖）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的躍進。”他所說的“主觀能動性”，就是六祖的自性論思想，也就是“菩提自性，本自具足”，“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的思想，他是站在“一切萬法不離自性”的基礎上，提出了生命的解脫就是“心”的解脫，即人心內在的解脫和超越，也就是把意識主體的能動性，轉化為主觀的精神自由。 　　自佛教傳入中國的數百年內，神聖的佛菩薩始終是教徒們狂熱膜拜的對象。但在六祖看來，“佛”這一字的本義即“覺悟”，歸依佛也就是認識自心自性。他有力地破除了人們對“西方”的迷信和對“佛祖”的崇拜。他把佛教傳說的一切佛和菩薩都視為主觀精神的產物，說：“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是釋迦，平直是彌勒。”(《壇經》)認為通過意識的轉變，當下即可成就佛道：“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智慧光明，照耀六門清淨，照破六欲諸天下。三毒若除，地獄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壇經》)依據這一思想理念，六祖之後，禅宗進一步提倡“大膽懷疑”、“獨立思考”，主張“離經叛道”。這些，對不斷擺脫印度佛教的繁瑣理論和宗教禮儀都具有重大意義。 　　六祖的“頓悟”學說，為禅宗確立了一條簡明的思想路線，那就是要求禅僧依靠自力，發揮主體意識的能動性。他把莊子消極的“心齋”、“坐忘”改造為積極的“無念”、“無住”，而把莊子要求擺脫社會束縛，過一種符合自己本性的自然生活，取得人生自由的思想發展了。莊子認為，最有意義的生活，就是符合人類自然本性的生活；為了按自然本性生活，人們必須破除仁義禮智的枷鎖，克服儒家道德律令的約束。六祖從意識主體的能動性方面對莊子的“自由”思想進行改造和發展。他並不像莊子那樣，對儒家的仁義道德規范加以嚴厲批判，而是采取默認的態度。他引導禅眾致力於內心反省，發掘自身能量，在主觀精神的升華方面表現出既不同於儒家又不同於道家的特色。其結果，使禅朝向大機大用方面積極展開，實現在日常生活中自由自在、無為而無不為的妙用妙行，所謂“舉手舉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能大師碑銘》)。從這一意義上說，六祖禅確實起了覺醒人心、解放思想的作用。由六祖的主體意識發動為起點，才有後期禅宗的呵佛罵祖、毀佛謗經的“叛逆”行徑。 　　在當今社會文化建設的進程中，六祖的這種“自性頓悟”的思想精神，符合了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人的價值，人的自覺”的時代精神，對於發揮每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去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服務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三、六祖“平民化”禅法對全民文化建設的深刻啟示 　　任何一種文化、思想的形成，都必須根植於社會，根植於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只有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文化或思想，才能經久不衰，具有永恆持續的生命力，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如果脫離了人民群眾的實際和需要，那麼必然會被人民群眾所拋棄。所以，要建構社會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普及全民文化知識，就要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有價值的東西，來充實和完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內容。 　　六祖的“平民化”禅學思想就是在廣泛吸納的基礎上，對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加以創新，並使之從寺院走向社會，從禅者走向平民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六祖以一個普通民眾的身份，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省察、批判，從而創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所以，毛澤東1959年10月22日與班禅大師談話時稱贊六祖的《法寶壇經》是勞動人民的佛經。因此，在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的全面發展和普及全民族文化建設方面，六祖的“平民化”禅學思想有著深刻的啟示作用。 　　在中國文化史上，以一個沒有文化，沒有地位的下層老百姓，卻能創造出令後世無數文化名人對之追求、敬仰，甚至是傾倒迷戀的禅宗文化來，實在是匪夷所思，令人驚奇。這種現象，在中國文化史上絕無僅有，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一直到今天，不少人對之還熱衷不減。為什麼一個出身貧寒而又“目不識丁”的嶺南老百姓，卻能夠創造出如此燦爛輝煌的禅宗文化來呢？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他“下下人有上上智”，更重要的是他的主觀努力和生存環境決定了他禅學思想“平民化”的形成。 　　一、主觀努力方面，主要體現在他對“佛性”的頓悟。在他初見五祖時的一段對話，就可以看出。五祖問：“汝何方人？欲求何物？”六祖說：“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又問：“汝是嶺南人，又是葛僚，若為堪作佛？”六祖答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葛僚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正因為他已頓悟到了“一切法不離自性”“菩提自性，本自具足”，他才敢那麼大膽地、理直氣壯的、充滿自信的對當時已名滿天下的弘忍大師說出這樣一番見性的“大”話來。因為在佛性上，人人都是一樣的，平等的，沒有差別的，都可以成佛。雖然在學識上、地位上、經歷上有差別，但這並不等於佛性上也有差別啊。在當時封建等級社會裡，說出這樣的一番話，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膽識。所以說，六祖這種肯定自我、超越自我、獨立自主的精神，有助於把人的精神從神權至上或君權至上的等級社會中解脫出來，打破等級社會強加給人們的精神枷鎖，為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二、生存環境方面，六祖本身就出生於平民。六祖祖籍范陽，後因父親被貶官流放到嶺南，就做了新州百姓。自小父親去世後，就與母親相依為命，靠賣柴維持生計，艱難度日。到東山求法時也在礁房工作了八個月，後來又與獵人為伍，度過了十五、六年的隱居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一方面煅煉了六祖艱苦樸素、吃苦耐勞、獨立自主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使他對下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境遇有著深刻的了解。正是有著這樣的經歷，六祖創立的禅法，關注的是更多人的解脫問題，尤其是和他處在同一階層的人們的解脫問題。他的那句“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葛僚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的話，就是給下層人民尋求解脫給予了精神上的鼓勵，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使之不再以為學佛只是貴族和富人等少數人才有的特權。他的禅法樸實、平易、簡捷，適合於下層人民的信仰需要，也正是因為他的禅法根植於廣大人民群眾中，才受到了人民的肯定和接受，具有了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結 語 　　近代國學大師錢穆在談到六祖慧能禅學的現代文化意義時說：“要接受西方文化，便該學慧能，把西方的文化融解進中國來。”那麼，是不是六祖的禅學只在對接受西方文化方面起到過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六祖禅學涵蓋了所有的文化范疇。相應的，在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六祖禅同樣具有適應新時代的發展和適用於社會文化建設的功能。所以，在提高“文化大省”的地位和社會文化建設的進程中，弘揚具有嶺南特色的六祖禅文化，挖掘出六祖禅學中具有與社會文化建設相適應的內容，並把它運用到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將為我省社會精神文明的發展，發揮巨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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