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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之娑婆因緣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菩提法師著 　　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永久值得人們懷念的人物弘一大師，他那離奇的身 世，跌宕起伏的人生，給世人留下一串深思與驚歎！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緣，使 這位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藝術大師，從那輝煌閃耀的藝術宮殿中，步入清冷 孤寂的空門落發為僧呢？本文就大師之娑婆因緣，略而論之。 一、大師的天津緣 　　弘一大師（一八八０年一九四二），俗名文濤，字叔同。光緒六年九月初 四日，生於天津，父李筱樓（小樓）為道光甲辰（一八四四年）進士，官吏部 尚書，早期業鹽商，後從事銀行業。母王太夫人，有較高的文化修養，能做詩 文。五歲父喪，從兄長受啟蒙教育。在生母王太夫人的撫育下長大。少年即聰 慧好學，六七歲時，於《百孝圖》《返性篇》《格言聯譬》，即可琅琅成誦。 十七歲時，從天津名士趙幻梅學習詩文骈文，又隨唐敬之學習書法及篆刻。十 九時，康有為、梁啟超掀起維新變法，大師認為“非變法無以圖存”。於是自 刻一印雲：“南海康君是吾師”，然而，變法維新運動失敗了，京津當局懷疑 他與康、梁有關。為免災避禍便奉母偕妻全家移居上海。一九０五年四月大師 之母王太夫人逝世，大師悲痛欲絕，親撫靈柩從上海回到天津經過與兄長“鬧 了一仗”之後，才爭取把亡母靈柩安放在李家大院接官廳正中央，此時，大師 痛苦、絕望、淒楚、悲哀。他埋掉了“李文濤”刷去了“李成蹊”的別號，更 名李哀，字哀公。大悲痛中親自為亡母王太夫人天人撰寫挽聯歌雲： 　　汨半生哀東之長逝兮，感親思之永垂！ 　　同年七月份，二十六歲的“李哀”，帶著對母親的無限哀思，東渡日本留 學。 　　一九一一年，大師從日本留學回國，在“天津工業專門學校”任教，這是 大師第一次為人師表。然而平靜的生活中，突然掀起了一陣巨浪，淹沒了祖輩 留下的“義善源錢莊”。李家的百萬財富，除了在河東的一座住宅外，蕩然無 存了。這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大師深刻地感受到財富的無常。從此大師的表情 更加嚴肅，衣著也更加樸素了。一九一二年，大師再一次離開了天津，到上海 任城東女學音樂教員，並受聘為《太平洋報》的文藝編輯。自此，大師在天津 的因緣，就永遠地告一段落。 二、大師的上海因緣 　　一八九八年，大師為避免災禍，而遷居上海的“城南草堂”，與義兄弟許 幻圓同居。時大師，“文采斐然，於詩文詞賦外，尤好畫畫”。許幻圓是當時 上海新學界的著名人物，由他的推薦，大師參加了由許幻圓、張小樓、蔡小 香、袁希廉等組成的城南文化社，並與他們結成金蘭摯友。從此，大師在學術 界的成就，一發不可收拾。一九０一年他考入了南洋公學，從當時文壇巨擘蔡 元培先生受業，與邵力子、謝無量、黃炎碚等同學，並參加了滬學會。正當大 師春風得意之時，孰料他的母親王太夫人突然病逝，他悲傷至極。第一次離開 上海，踏上了留學日本的旅程。一九一二年，留學回國的弘一大師，在天津遭 遇了破產之厄後，再一次告別了七年之久的上海。負責《太平洋報》副刊及廣 告事宜。此間刊出了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有陳思曾作插圖。因大師曾號 朽道人，所以當時有人請他們兩人“僧道合作”。有了此次的合作，大師又與 柳子，蘇曼殊，叫楚倫聚會一堂，以《太平洋報》為中心，而發起組織“文美 會”，編輯名家書畫比較而成《文美雜志》。後因《太平洋報》場面大而收益 少，且被警察查封。大師終於再度離開上海，進入杭州的“浙江兩級師范”， 主持音樂與圖畫兩科。《太平洋報》在上海夭折了，但是，大師在《太平洋 報》的廣告設計，卻成為我國近代廣告畫的先驅之一。 三、大師的日本因緣 　　大師的日本緣，始於一九０五年秋，東渡日本留學，大師到日本後，根據 自己所長和興趣，從事藝術方面的研究，撰寫《圖畫修得法》、《水彩畫法說 略》，刊載於留學生所編的《醒獅》月刊。一九０六年九月，大師考入日本美 術教育學府上野美術專門學校。大師是中國留學生進入日本美術學校的第一 人。他從日本著名的畫家黑田清輝學習西洋畫，開始了藝術的登攀，進入後， 大師學習非常認真刻苦，日本國民新聞社記者特地采訪了大師，並發表了題為 《清國人志於西洋畫》的訪問記，對大師的學習行為大中贊賞。留日期間，大 師在東京除了學習繪畫外，同時還學習鋼琴、音樂、外語等。尤其對戲劇藝術 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引發了演話劇的強烈欲望。一九０六年，大師與曾孝 會、歐陽予倩、謝抗白等創辦了“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天 錄》、《新蝶夢》、《雪蓑衣》等劇目。大師在《茶花女》中扮演的茶花女， 得到了日本戲劇評論家松翁很高的評價。他在《對於中國劇的懷疑》一文中 說：“中國的徘優（演員），使我最佩服的李叔同君！”“尤其李君的優美婉 麗，決非本國的徘優所能比擬”。“倘使自‘椿姬’（即茶花女）以來李君仍 在努力這種藝術，那末，豈容梅蘭芳、尚小雲輩馳名於中國的戲劇界……”。 《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贊揚之余，驚為創舉，有好幾個 日本學生也加入了“春柳社”。“可知李叔同君，確是放了新劇最初的烽 火。”由此亦可見，大師是中國話劇運動的最早創始人。他對話劇運動的貢 獻，是應該永遠彪炳於新劇運動史冊。大師的日本因緣，一直延續到一九一八 年出家後，為了佛學研究，經常通過朋友以及在上海的日本書商內山完造與日 本書聯系，購求留傳在日本的中國佛教典籍和日本佛學著作。一九三六年，經 大師親自整理的日本大、小乘經律有萬余卷，編成《佛學叢書》四冊，交上海 世界書局出版。大師手編《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扶桑集釋》一書，多達五十余 萬言，均采揖自日本古本，校勘注釋、直到圓寂前仍然筆耕不辍。 　　大師根據從日本請的古版律學，用了七年時間，圈點南山三大部並講律修 持，精心地撰寫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書，使淹沒了七百余年的絕學南 山律宗，得以重興。該書也被稱為宋靈芝律師之後第一巨著。《四分律比丘戒 相表記》出版之後，由夏丐尊居士將三十五部交給日本書商內山完造，由內山 先生將此分寄贈到日本的東京、京都等大學的圖書館去。 　　一九二九年，大師在福州鼓山湧泉寺的藏經樓裡，發現了清初為霖禅師所 著的《華嚴經疏論纂要》。此書在日本新修的《大正藏》中，也沒有收入。大 師慧眼識珍，於是倡印數百部，並以十多部贈與日本各大學和寺院，由此可 見，大師與日本因緣之深遠。 四、大師的杭州緣 　　一九一二年十月《太平洋報》停刊，大師應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之聘， 任圖畫音樂教師。校長經子淵早就對這位藝術全能的上野才子欽慕不已，更兼 該校教員：夏丐尊、姜丹書、錢均夫、馬敘論、朱光潛等都是文壇名匠，所以 學校的藝術氣氛十分濃厚。大師的教育方法既嚴肅又熱情，使“莘莘弟子如坐 春風”。 　　一九一四年，大師開始用人體模特作畫，這種新的教學方法，一掃過去臨 摹的舊習，使西洋畫、素描等西洋畫方法，步入傳統的中國畫壇，這不能不說 是一種偉大的創舉，大師還在學生中組織“桐陰畫會”，後改為“洋畫研究 會”和“樂石社”（金石篆刻組織）後改為“寄社”。這些課外的藝術活動， 大師都曾付出過不少精力。他為學生介紹外國“人體畫”和“日本正則洋畫講 義”，編寫《西洋美術史講義》。他熱情負責的教學精神，使許多頑皮的學生 為之一變，開始愛好藝術了。 　　一九一五年，大師應南京高等師范之聘，任該校美術主任教席，他身兼兩 職，往來於寧杭之間，在大師從事藝術教育的七年間（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 年），為我國早期藝術教育培養了不少人才。如音樂家劉質平、李鴻梁；古文 學家黃寄慈、蔡丐因；漫畫家豐子恺；國畫家潘天壽、沈本千等等。此七年 間，是大師投身於藝術教育成果最為豐碩、輝煌的時期，他創作的《春游》、 《送別》、《悲秋》、《傷春》、《晚鐘》、《西湖》、《落花》等數十首樂 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數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藝術成果輝煌、如日中天之時，大師卻毅然摒棄了世俗，懷著 “肩荷南山（律宗）家業，作將盡綿力，誓捨此身而啟道之”的宏願。於一九 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為僧。這一舉動，在俗人眼光中，怎 能不感到震驚、歎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豈世人可知”？在大師 醇厚、博雅的藝術胸懷中，早已覺悟了人生的悲憫，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懷， 他的出家是與生俱來的“善根”發展的必然趨勢。如在黑暗中探見一盞明燈， 向著佛陀光明啟開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師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靈隱寺 受具足戒，自此，大師以振興佛教，弘揚南山律宗為己任。視名利如草芥，置 個人利害於度外。雲水飄泊，萍蹤無定。掛單、弘法的寺院多達幾十上百處， 而從不把那個寺院看作個人私產，一旦離去了此緣便了，並聲明終身不作住 持、方丈。 五、大師的閩南緣 　　大師出家二十四年，在福建閩南弘法先後達十四年之久，最後圓寂於泉州 溫陵養老院的晚晴室。這段時間，無疑的是大師弘法利生重要時期。 　　一九二八年十月，大師首次到達閩南的廈門。在南安小雪峰度歲後，返回 廈門南普陀寺，寓居閩南佛學院共三個月。大師在此結識了性願、芝峰、大 醒、寄生諸法師。並坦然地建議佛陀學院“把英文和算術刪掉，佛教卻不可減 少，而且還得增加。就把騰出來的時間教佛學”。院方接此建設調整課程，學 僧成績果然明顯提高。 　　一九三０年大師應性願、廣洽法師的熱情相邀，二下閩南，於南普陀寺水 陸圓滿後，暫居南普陀寺功德樓。以一紙《悲智訓》的墨寶，使閩南學生相習 成誦，教學秩序亦逐漸恢復正常。 　　一九三二年十月大師三下閩南抵達廈門，最終定居閩南。這在給本妙法師 作的《般若經論解序》中說：“余以宿緣，三游閩南，始於戊辰，次己巳，逮 及壬申十月，是為最後。” 　　閩南氣候宜人，生活安定，為大師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較為安定的外部環 境，且閩南的民風古樸，深為大師所贊歎。大師在閩南的法緣非常殊勝，在大 師於一九三八年給圓淨居士的信中說：“今年在各地（泉、漳、廈、惠）講 經，法緣殊勝，昔所未有。”大師在閩南弘法不拘場所，隨緣而定。內容宏 擴，日期緊湊，效果極佳而富於特色。所講之處，聞著無不歡欣鼓舞。如一九 三八年在泉州講《行願品》時，“聽眾甚多，黨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歎贊。 同年四月，在寫信給豐子恺居士的信上說：“乃今歲正月至泉州後，法緣殊 勝，昔所未有，幾如江流奔騰，不可歇止。” 　　大師的佛學著述大多在閩南完成。一九三三年八月於泉州點校《南山鈔 記》完稿，此項工作，“詳閱圈點，並抄寫科文，改正之訛誤，迄今三年，始 獲首尾完竣。” 　　同年十一月於泉州開元寺作《南山道宣律祖弘傳佛教年譜》。一九三五年 春，於泉州承天寺完成了《藕益大師年譜》，一九三六年八月，閉關廈門鼓浪 嶼日光巖別院，校錄《東瀛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通釋》完稿。一九三九年四月 一九四０年十月，大師於永春普濟寺校錄《四分律刪繁補阙行事鈔》上、中、 下三卷。大師的校閱工作極為辛苦，有時傾數月至數年之力。在他於惠安淨峰 寺寫給廣洽法師的信中說：“每日標點研習《南山律》約六七個小時”。可見 大師論述工作的緊張。大師編撰校注的大批律學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 記》和《南山律在家備覽備略》最為重要。此外大師尚有序、跋、題記、法事 行述等累累著述。 　　大師在閩南十四年中，極力推動促進閩南的僧教育，培養了大批的佛教人 才。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大師兩次受常惺院長之請，幫助整頓閩南佛學 院學風，並現身說法，教導青年學僧要“習勞、惜福、持戒、自尊”。後終因 學僧紀律松弛，不受約束，而無從入手。因此，大師取《易經》“蒙以養正” 之義，創造佛教養正院於南普陀寺。 　　大師曾於一九三一年發願以弘律為己任，故十分地重視並樂於啟導僧人自 發組成學律組織。一九三三年大師應泉州開元寺住持轉物和尚之請，由廈到 泉，集合學僧十余人，於開元寺創建南山律學苑。“學員除了聽律以外，並各 自閱讀圈點南山三大部，以作深入之研究”。 　　在閩南，大師之書法亦隨時日而精進，一改早年形較方扁，稍後略變修長 的作風。形成了一種淡無煙火氣的獨特風格。大師出家後，唯獨沒有放棄的是 書法，他是把書法用來作為紹隆佛法與眾生廣結法緣媒介。並且把以字結緣看 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講再忙，也要抽空寫字以廣結法緣。一九三八年四 月十八日，大師在泉州承天寺致豐子恺居士的信中說：“於泉州各地及惠安， 演講甚忙，寫字極多，居泉不滿兩月，已逾千件”。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師 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說：“本擬掩關習靜數月，乃人事紛忙，意未如 願，到泉州後，已寫字五百件左右”。 　　大師漳州、晉江等地弘法時，大師也常以字廣結法緣。 　　大師在閩南弘法成功，為眾人所欽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 行，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他持戒謹嚴，淡泊無求，一雙破布鞋，一條 舊毛巾，一領衲衣，補釘二百多處，青白相間，褴褛不堪，還視為珍物。素食 唯清水煮白菜，用鹽不用油。信徒供養香菇、豆腐之類，皆被謝絕，真正做到 一物不遺，一絲不棄。他手書門聯曰：“草藉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 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是大師在一九三七年倡導的。當時日 本侵華的氣焰囂張，大師居廈門萬石巖，自題居室為“殉教”室。並說：“為 護法故，不怕炮彈”。大師以為：“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是溫陵之水。 身為佛子，於此時不能共行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後廈門遭日機 轟炸，彈片入室，大師泰然無懼，誠如他的一首詩雲：“亭亭一枝菊，高標矗 晚節。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大師的這種愛國愛教的精神，將永遠地值 得人們學習與歌頌。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大師習書最後墨跡“悲欣交集”四字，在徹悟止 境中圓寂於泉州溫陵養老院。享年六十三歲，法臘二十四。縱觀大師一生跌宕 起伏，但大師始終以藝術家敏銳的感受力與深邃的洞察力，矢志不移，最後， 讓我們牢牢地記住大師的諄諄教誨：“要發菩提心，即要發成佛之心，廣修一 切善行，利益一切眾生，具慈悲之心，植成佛之因，以後才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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