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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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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百態
揭食品加工黑幕農民：不說我良心不安
被稱為“老土”的孫煥平在宣講食品安全。
被稱為"老土"的孫煥平在宣講食品安全。 孫煥平是江蘇淮安市一個普通的農民，曾經販過雞，賣過豆芽，做過豆腐，開過火鍋店，但終因受不了給雞灌沙子、在豆芽裡放激素、在豆腐中加雙氧水、用回收油做火鍋……而一再改行，直至他因“良心不安”，自費10萬元，行走28個省市區、70余個城市，揭露食品加工黑幕。 他為此受人白眼，遭人排擠，妻子還以離婚告誡，但他仍然堅持宣傳食品安全至今。 不過，因為改變很少，做豆芽的被罰款後，還是在照舊做毒豆芽，孫煥平有點“喪失信心”了。現他更希望用實際行動來保障食品安全。“我想自己租幾百畝地，種有機蔬菜，我多給市場供應一些安全的食品，人們就少消費一些不安全的食品。” 揭露行業黑幕只因良心不安 孫煥平始終認為，自己之所以走上食品安全的宣傳道路上來，是“骨子裡面就有的一種正氣，做任何事都是這樣”。 最早接觸到食品加工領域，是孫煥平16歲時，跟著姐姐販了兩年雞。當時，雞販用石膏、小麥面、沙子攙和了塞到雞肚子裡，來增加雞的重量，已是這個行業公開的秘密。“為了生計的需要，我們家當時也這樣做，但我總是覺得這樣不好，所以，我只是騎著自行車，掛兩個籠子去鄉下收雞。” 有一次，因為姐姐生病了，孫煥平只好自己帶著灌好沙子的雞到農貿市場賣。一個老奶奶走到他的攤位前，直接問他這裡面有沒有灌沙子，“我當時臉上就紅一陣白一陣的，不知道該不該給老人家說實話。”孫煥平回憶說，“最終我還是給老奶奶說了實話，而老人家也買了我的雞。不過，第二天我就被市場管理的人訓了一頓，說我怎麼能告訴別人裡面灌了沙，壞了規矩。” 之後，他又學了生豆芽，做過豆腐，但都因為良心的不安，又改行做了別的。 生豆芽要高產、美觀，就要使用激素和保鮮劑，他不願用，最終賣相不好的豆芽，也無人問津；而做脆豆腐，還花了他2000塊的學費，在學成回來做脆豆腐的第一天，他就賺了238塊錢。但因為裡面添加了工業用鹼和雙氧水，他的手第三天就蛻皮了，“自己都不能吃的東西，怎麼能給別人吃呢？”，他最終也退出了這個行業。 “我後來做過火鍋店，但是開了三個月就不開了，小吃店也是，都是因為跟合作人的經營理念不符合。”孫煥平說，“我就主張用貴一點、好一點的材料來做。就拿火鍋油來說，我說這個油不能回收，但是合伙人為了多賺錢，不同意，我改變不了他的想法，一氣之下，就退出了。” “因為我做的行業很多，鄰居們都叫我‘老改行’。”孫煥平說。正是接觸到的食品加工行業越深入，孫煥平越覺得自己有必要把這些行業黑幕告訴公眾，“看著阜陽的大頭娃娃事件，蘇丹紅事件，我當時就覺得中國的食品安全遲早要出大問題。周圍那些人只顧著賣相好、賺錢，什麼工業添加劑都敢往裡面加，我內心非常痛苦。”孫煥平說。 2007年5月17日，孫煥平第一次走上淮安市楚州區的街頭，宣傳起了食品安全，“517的諧音就是‘我要吃’”。但這一次上街宣傳，換來的只是食品監管部門的一頓批評，“因為這是我個人的宣傳行為”。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後，孫煥平就想在全國巡講，揭露食品加工行業黑幕，但第一次上街的經歷，還是讓他不敢“妄動”。直到2009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通過後，他在這部法律中找到了鼓勵“社會團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開展食品安全法律、法規以及食品安全標准和知識的普及工作”的條文。他這才將自己開始全國巡講的計劃拿了出來。 他從親戚家借了些錢，買了一輛車，帶著帳篷和被子，就和外甥在4月7號踏上了全國巡講的道路。而不支持他行動的妻子，也在3月就被支到外省做生意去了。孫煥平的這場巡講活動，耗時7個月，花費10萬余元，走遍了全國28個省市區70余個城市。 我一個人的力量太薄弱 直到現在，孫煥平的妻子仍然不支持他的行動。“她認為我們自己不做有毒的食品就好了，別人做我們就不要管了。”孫煥平說，“從現實社會來看，我覺得我愛人是正常的，我覺得我的是不正常。如果從中華民族5000年來的倫理道德上來說，我是正確的。我也很矛盾，我一個人的力量太薄弱了。我想聯合一些人一起來做這件事，但是特別特別難。” 因為孫煥平的宣傳，讓周圍做食品加工的朋友都不再聯系了，“我打電話都不接，一個同學的姐姐，現在我去他家都像防賊似的。”。妻子有一次去朋友家，有人就當面說“你們閘口有一個叫老土（孫煥平）的人，總是揭黑幕，搞的不能大家都不能生活了”。妻子最終因為他的“屢教不改”，選擇了離婚。盡管現在妻子還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但“最委屈的事是被老婆離婚，我都是一個學好的人，又沒有賭博，好人卻拿了離婚證，這讓我很委屈。當然，我也知道她只是想用離婚來阻止我繼續宣傳食品安全”。 孫煥平說自己當初宣傳的目的，就是代表農民要發出一種吶喊：第一是讓國家的監管部門知道，你們要管一管食品安全了；第二是通過他的行動，讓大家知道選什麼樣的食品是安全的，而不能只是為了賣相好就買，從而鼓勵經營者造假；第三，他是希望用自己的行動讓食品經營者來反思，“你們也該用良心來生產了”。 “人活在世界上，要有意義，我覺得我做這個事都是有意義的。”孫煥平說。 不過，現在孫煥平認為這些宣傳，“就是一個形式，效果有限。報紙上是報紙上的報道，作坊生產的人都不知道那些宣傳是干嘛的，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 孫煥平看來，人最起碼的就是一個生存，往食品裡加食品添加劑的人，也是為了一種生存，為了一種競爭。就像生豆芽的人，我舉報了又有什麼用呢，舉報了只是罰了款，但他還要生存，改行又是很困難的事，他能怎麼辦呢？ 那個曾和他一起上了央視的做豆芽的朋友，改行兩年後，現在又做回了本行，“畢竟做豆芽比燒電焊要輕松，做豆芽賺的錢還多”。 “現在我都有點喪失信心了。我現在正計劃下村莊去，租個幾百畝地，種有機蔬菜。在自己眼皮下種安全的蔬菜，給有需求的人。畢竟我多種一點安全的食品，消費者就少吃一些有毒的食品。”孫煥平這樣說自己現在的打算，不過，這個計劃也沒得到妻子的支持。（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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