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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人離殺人有多遠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一個普通人離殺人有多遠——梁文道講《路西法效應》   一 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在三個月之內，胡圖族人殺死了大概80萬到100萬的圖西族人，是三個月的時間死了將近100萬人，凶器是一些大砍刀跟狼牙棒，這很可能是現代歷史上最被忽略，但是又最殘暴的一樁大屠殺。 這個屠殺的發生現在看起來是非常匪夷所思的，為什麼呢？因為原來這兩族人是混居在一起的，他們很多就是鄰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師跟學生，是醫生跟病人，是這樣一個關系，是公司裡面的伙伴、同事，學校裡面的同學。一夜之間，政府告訴胡圖族人說圖西人是壞蛋，你們拿起武器，然後軍人來了發武器給他們，去把他們統統殺光。 這忽然間在你隔壁的，就坐在你身旁的這個人，莫名其妙的就拿起了刀砍向了你的頭，然後他們會怎麼砍法呢？他們會把一個家庭的父母都砍死，而砍死的這些凶手裡面包括一些女人。這個其中有一位胡圖族當年的凶手，一個普通的家庭主婦，她後來回憶她怎麼樣殺死一個鄰居的小女孩。她說既然她父母都死光了，我就只好把這個小女孩也解決了，要不然留下她，她不是更痛苦嗎，我也是為了她好。但是她還記得那個小女孩被她的刀子砍下去劈她的頭之前，那個驚訝的哀求的眼神。 在這場屠殺裡面還有大量的輪暴事件，這些輪暴事件有時候是這樣的，是一群凶手逼著一個家庭，要這個12歲的小孩當著全家人的面去強奸他自己的媽媽。然後跟著把刀交給這個小孩，叫他把他全家人都殺光，只剩下他這個媽媽，然後他媽媽再在這個小孩面前被這些凶手一個一個去輪暴。 為什麼我們人類可以犯下這樣的錯誤，當我們大部分人在面對這樣的圖景的時候，我們都覺得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至少我們不會干這樣的事情對不對。但是你想想看這場屠殺的教訓就是原來非常平靜，種族關系不算特別緊張，就你的好朋友，你的好兄弟，你的好鄰居，居然可以一夜間就變成這樣一個殘酷殘暴的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一部這幾年來相當受重視，非常重要的著作《路西法效應》，副標題叫做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這本書的作者叫做菲利浦·津巴多。這位作者現在是全世界心理學界赫赫有名的一位大心理學家，那麼他為什麼這麼有名，是因為他曾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做過一個實驗，那個實驗後來幾乎沒有人敢原樣的重復再做的實驗，就是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 這個實驗是怎麼回事呢？是這樣的，他去找了一幫志願者都是一些學生，過來願意做一個研究對象。這個實驗基本上就是在學校的校園裡面把一個教學樓改裝成一個監獄，布置成一個監獄環境，然後這些來受實驗的學生經歷一個非常逼真的逮捕過程，還真的是有地方警察幫忙的一個逮捕過程，把這些志願的這些學生抓進來。抓進來之後呢就會發現，這些被抓進來的學生就成了囚犯，而另一些學生是隨機的被選擇當這個獄警，然後就關兩個禮拜。 這個實驗的目的就是看在這兩個禮拜之內，這些原來都是普通年輕有為的大學生、研究生的這些好孩子們這些年輕人們，當他們有些人扮演囚犯，有些人扮演獄警之後，雙方的互動會怎麼樣，這個環境跟這個制度又會對他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結果這個實驗的結果非常駭人，乃至於這個實驗根本還做不到一個禮拜，就要被迫終止。 後來成為全世界一個著名的新聞話題，無數的新聞媒體、電視劇、電影都曾經重復的演繹這個故事，而當年那個實驗對他的所有的參與者，包括這位津巴多教授，對他們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響，固然使他們出名，可是也使他們一輩子背負一個良心上的罪責。 這個實驗到底是怎麼回事？裡面到底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它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呢？答案就在這本書。這本書是這個實驗結束了三十多年之後，這個教授才重新整理，根據當時的筆記寫出來，而在這三十多年之間，他已經針對這個問題做了大量的研究，包括可以回答我們剛才一開始所說的“為什麼盧旺達大屠殺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一個研究，他其實要指出的一個主題非常簡單，這個主題就是人為什麼會變壞人。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人，我們說他殺人，比如說前一陣子我們知道有很多人去校園裡面屠殺一些無辜的小孩。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說這些壞蛋、這些壞分子他殘暴不仁，他太沒有人性了，仿佛我們把罪惡當成某種人的特質，我們把殘忍當成某種人的性格。 這時候呢，對我們來講好像舒服一點，我們平常維護社會穩定和諧治安的方法就是把少數壞分子隔離開去，知道有誰會犯罪，我們就先抓他。這以前講犯罪學很講究這點，就看什麼人像是犯罪分子。可是呢也有一些學者從完全不同的路徑來探討這個課題，這就是社會心理學。 按照社會心理學的講法，一個人之所以會犯罪，會變得很變態並不是這個人的性格特質的問題。相反的一個非常善良的平常非常溫厚的人也可以是個凶手。在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時候，這些故事我們早就聽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我們要研究的是什麼，是一些情景，是某種的情景，某種的環境，某種的背景使得一個人為惡，使得一個人忽然墮落，墮落成為撒旦，所以這本書叫做《路西法效應》。路西法Lucifer，撒旦的另一個名字嘛。 所以在這個研究裡面，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我覺得這本書很震撼的地方，就是這個研究是很有名的，很多人聽過。但是我第一次這麼仔細的知道這整個研究的過程。原來在1971年他們做這個研究的時候，你就會一步一步的看到這些學生，這些原來很純真的學生，怎麼樣忽然之間有人適應了囚犯，有人變成了魔鬼般的獄警。 請記住這個年代，正好是美國六十年代火紅年代之後沒多久。這些學生全部都經過嬉皮士運動的洗禮，喜歡愛，喜歡做愛，反對戰爭，喜歡大麻，喜歡旅行，愛好和平，對所有的權威對所有的建制都抱著一種天然的反動跟不滿。那麼為什麼他們在幾天之內就會變成那麼順從某種體制，比方說這個監獄的體制，那麼順從的扮演這個體制安排給他們的角色呢，答案我們明天繼續跟大家接著說。 二 我們今天繼續接著說1970年代非常有名的斯坦福的監獄實驗，在那場實驗裡面最有意思的就是在實驗開始的第一天，幾乎所有人就已經開始進入角色了。那麼這個角色的安排是怎麼樣，我今天給大家繼續介紹這本《路西法效應》，作者菲利浦·津巴多。 他非常詳細的描述了當時的情況，首先所有的囚犯進到進到監獄之後，都要赤裸身體接受檢查，然後換上一個囚犯的制服。跟著他們要開始報數，就每人安排一個號碼，比如說1609啊，這樣給他一個號碼。這個號碼是很重要的一個儀式，這就表示從現在這一刻始你不再是你原來那個人了，你只是一個囚犯，你被賦予了一個新名字，而這個名字就表示，你被剝奪了你原來的背景跟人性，進入了這個體制之內。 然後，這個幾天的實驗裡面，他們反復的要求這些假裝是囚犯的學生，不斷的要報數說自己是幾號幾號，就是要加強他的印象，讓他知道你已經不是學生了，你甚至不是在做實驗，你是一個真正的囚犯，你所擁有的不是一個有姓有名的東西，而是一個號碼。 另一方面，當獄警的那一幫，當獄卒的那幫學生又怎麼樣，其實他們很多一開始都特別厭惡做獄警，為什麼？我昨天不是說了嘛，他們是很反叛的年輕人，他們覺得當囚犯要過瘾過了，而且他們覺得好端端的我跑來斯坦福大學念書，將來當獄警那多沒出息呀。 可是當他們穿上獄警的制服，當他們戴上讓別人看不到他眼神的太陽眼鏡之後，他慢慢開始感覺到某種權威感來了，這個制服就開始使他改變。然後在一天之內，這個互動就已經出現微妙的變化，就是剛剛這些剛剛進來嬉戲鬧鬧的囚犯學生，飾演囚犯的學生們有時候會搞點小反叛，而這些獄警很迅速的就開始忘記了這只是個實驗。 他覺得你這麼不聽我的話，其實是對我的這個身份對這個體制的不尊重，你在挑戰我的權威，要好好鎮壓他們。到了第二天，這些飾演囚犯的學生就已經開始想策劃叛亂，然後又被更殘酷的鎮壓跟羞辱。這就讓我馬上想起來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常常見到一些有微小權力的人，哪怕只是一個城管，他為什麼有時候會變得那麼凶暴，這並不表示他平時不是一個好爸爸，不是一個好親戚好鄰居，他可能也是。 但是只是在穿上制服在某個情景之中，他覺得任何一點對他的稍微的言語的冒犯，對他的說法不同意的東西，他都會火冒三丈，他就會覺得你這是在挑戰我跟我背後體制的權威。他把他自己這個“我”投射的太大，他也把這個體制延伸的太長到自己的身子上了。 然後我們再接下來看這幾天發生的事情，最怪異的是連外面來的人都居然能夠慢慢適應這個監獄的情景，比方說這裡面他們來安排一個，裝模裝樣做樣的安排了一個上訴委員會。就是說這些囚犯如果對我們這個監獄有什麼安排不當的地方感到不滿的話，你可以提出申訴。然後在這個上訴委員會裡面有一個囚犯，被其他的囚犯推舉為代表，他居然在當時的日記裡面記錄什麼，他說他很高興，很驕傲，居然被我的同伴推舉我為犯人代表。他似乎開始很認真的覺得自己真是個犯人，而且還是一個挺不錯的，能夠得到獄友們支持的犯人。 後來還有一天安排了家長、親友會見日，那兒這就已經到了禮拜二的事，就是第三天，就有些父母可以被安排進來探望自己的子女。在這個探望過程裡面太有意思了，你們知道美國人親子一見面就有自然的擁抱，但在這個環境底下有一些父母居然看看守在旁邊的那些獄卒說，我可以跟我的孩子握手嗎？居然去跟孩子握手。 然後雙方非常不自然的說話，而且在說話的過程裡面，每次說到監獄對他們待遇並不太好的時候，這些獄警就在旁邊“嗯”，走來走去，中斷他們說話。而有趣的是連外頭進來這些家長父母也都居然不敢吭聲，不敢反對，似乎很多人都很快的進入了這一個場景裡面。 只有少數幾個犯人，比如說5486，他是拒絕投入的，他拒絕假裝這是真正的監獄，他每次在說話的時候，他都強調這是個實驗室，但是後來很快的，因為獄警的加強壓迫，他也很快投入反叛行動。當他投入反叛行動的時候，他就跟他其他的一些想要造反的獄友們就一起被殘酷的鎮壓，他就開始逐漸的相信自己果然是個囚犯。 例如說這裡面有一個叫416的犯人，他用絕食來抗議對他越來越殘暴的那些家伙，那些家伙呢就用百般的性羞辱的方法來對待他。所以在這裡面呢，我們這位教授他就說到後來美國在伊拉克那些恐怖的監獄裡面虐待囚犯是怎麼回事，完全在這個實驗裡面就能夠找到端倪。你很自然的會想性羞辱那些人，要他們脫褲子，要他們假裝互相雞奸。 然後這些在這個實驗過程裡面，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連我們這位獄長，裝作典獄長的這個教授，這個教授是有名的左翼教授，反戰，搞越戰大游行，學生們都很愛他，和藹可親，直到今天還老在抗議美軍的種種暴行。但是當時他假裝典獄長的時候，他完全無視這整個局面的變化，他不曉得這三四天裡面已經發生一些超出控制的事情。 他非常投入他開始恨這裡面某些的囚犯，覺得他們太不合作，太不聽話，他開始注意有些獄警表現的相當好，非常凶悍，雖然好像有點太凶了，太過分了，但是他就想法設法的不讓那些想離開這個實驗的學生離開這座假裝的監獄。然後這裡面我們還要注意，就是最後當整個實驗中斷之後，這裡面其中一個飾演獄卒的學生叫博登，他的日記說，當菲利浦向我透露實驗將有結束時我高興級了，但也震驚的發現，其他獄卒非常失望，不只因為我們原來要得到的實驗研究的薪水減少，而且我覺得某個程度上，他們似乎很享受那個過程。 然後呢，另外一個作風強硬的獄卒阿內特，他說兩件事情讓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個是對犯人沉浸在角色中的觀察，留下來的犯人說，如果他們可以被釋放的話，他們就願意放棄他們的酬勞，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感想是，犯人在後來的會議裡面，就是大家已經結束了這個實驗，互相交流的時候，這些犯人仍然很痛恨不可相信這些獄卒。 因為他覺得他們真是壞蛋，但是問題是他們就說我們其實不是壞蛋，我們只是很普通的學生，甚至這些學生裡面有一些平常非常可愛，人緣非常好的學生，這時候也變化很凶悍。 三 我們一般人在看到一些慘案發生的時候，在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殘酷的屠殺事件的時候，我們通常會覺得我絕對不可能變成那樣的壞蛋和凶手，我們通常很自信自己的道德判斷能力，很自信自己的堅強意志。可是千萬不要太過自信，有沒有想過像納粹屠殺，像南京大屠殺，像盧旺達大屠殺。如果把你丟在那些謀殺者的屠殺者的角色裡面，你會怎麼做？你會不會可能順從，你會不會可能也投入其中呢？這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 今天給大家介紹的《路西法效應》，它的作者菲利浦·津巴多，正是想告訴我們這一點。因為使得我們變壞的是一些情景的效果，這些情景有時候是來自於像我們昨天講的制服、監獄的環境、某種規則、某種秩序。 還有它是種群眾壓力，什麼是群眾壓力？比如說像盧旺達大屠殺的例子裡面，當你發現其他人都在這麼干的時候，而你不動，你不干，你會擔心自己會被人認為，我其實是同情這些圖西族人的，我是不是和個胡圖族人的胡奸呢？所以你覺得我也被迫要去殺人。 而當你開始殺人之後，你就會覺得既然我已經殺了，那我只好繼續殺下去，我甚至殺人有時候是為了幫助那些受害者解脫，反正他們遲早要死，不如我爽快的讓他們死。我是對他們好，你會想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來為自己解釋。 我們在這裡面就看到一些很特別的例子，我們今天繼續給大家念一些這裡面一些片斷。這本書裡面《路西法效應》特別強調納粹當年的環境，納粹當年有一種人叫做納粹醫生，我們知道，納粹醫生事實上很多人覺得很奇怪的一種人，這些人平常就是很好的醫生，他的主要的工作，職業倫理要求就是救急扶傷要救人命，但是當他被派到集中營裡面的時候，他要執行的任務卻是釋放毒氣或毒針，讓那些囚犯一個一個痛苦的死去。 他們進去的時候，一開始根據現在的調查研究，就說他們通常會覺得很困惑，這裡的人怎麼能夠做的出這種事情呢？他們怎麼可以受這樣的痛苦呢？後來慢慢他會得出一個對自己來講很合理的答案。這些囚犯現在住在這個集中營裡面，在糞堆裡面苟延殘喘，我還不如給他一團毒氣讓他到天堂去，讓他變得更好。慢慢的，這整個屠殺就變成不是屠殺了，而是一個有道完成的任務跟工作。 你怎麼樣把這個其實很邪惡的東西執行好，就變成你最關心的問題，這就像思想家海納·阿倫特講的平庸的邪惡，就在這裡，你開始失去自主的判斷能力，你開始在做一起其實平常自己不相信的事情。因為你覺得我只是在執行任務，就等如有人讓我去告密，我的伙伴裡面有誰有什麼反動思想。 等於有人叫我去殺害敵方的某些某些人，我會把它說成我只是在一個組織裡面，我這時候我被迫犧牲掉我平常某些信念，但是其實我是為了大局，是組織要求的，這責任並不在我身上。然後這裡面就提到，公開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會出現一個有趣的結果，就是產生認知失調，行為跟信念之間不一致，以及行動不是隨著恰當態度而產生，都是認知失調出現的條件。 由於這些和個人信念不符的行動是這些人承諾要做的，於是獄卒們或者當年的納粹醫生便覺得需要賦予它意義，必須找理由來解釋自己為什麼作出違背他們真正信念和道德主張的事，簡單的講也許就是自己欺騙自己了。在這個欺騙過程裡面，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當年那些納粹的醫生時時刻刻擺蕩在謀殺的殘酷以及短暫的人事之間，然而這道鴻溝，無法彌平。 事實上，持續分裂就是使他們繼續從事奪命任務的因素，分裂是維持總體心理平衡的一部分。因為這個分裂他難以彌合，所以他更需要去努力的讓自己達到平衡，慢慢的你這個人，一個原來有自由意志的人，就逐漸被整合進了巨大、野蠻，而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統之中，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是一個集體產物。 那麼後來受到這個研究的啟發，又有別的心理學家做過其他的實驗，效果也很驚人，也非常著名。比如說非常有名的米爾格倫實驗，這是另一個社會學理學家做的實驗。這個實驗是怎麼回事呢？就是找一幫學生，叫他們扮演老師，然後就騙他們說你們另外一幫受實驗的學生呢，就扮演學生關在對面的房間裡面。那兒你看不到他們的樣子，只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裡面那些扮演學生的那些受試者，跟你這個扮演老師的受試者之間有條電線，你這有個按紐，你一按那兒，他那邊就會被電擊，就會觸電。那然後接下來做什麼呢？就是你很簡單問他一些問題，隔著這個擴音器問裡面的學生問題，他答錯了，你放電，他再錯，這個電就更大一點。隨著他錯誤的增加，這個電就不斷的增強，達到450伏特的時候，他就會致命。 找來幾十個學生，做這個實驗，其實所有的學生都在扮演外頭按紐的那個老師，裡頭的那些學生都不會真的被觸電，裡頭的學生是米格爾倫教授安排的一些演員，是假裝觸電在裡面尖叫的。但是這些學生受試者，這些扮演老師的人他們是不知道的，他們以為裡面真有一個自己的同學在裡面做實驗，假裝是個學生，然後我按紐他會觸電。 然後實驗開始，一開始裡面叫一下“哎呀，好痛”、“哎呀，好癢”，沒什麼繼續問答。問答下來隨著答錯的情況增加之後，這個電流不斷加強，終於到了裡面那些人受不了了，開始喊叫“我受不了了，趕快結束放我出去”，到了這些時候，這些裝老師的這些受試者怎麼辦呢？他會望一望實驗室主管怎麼辦，這實驗室主管非常冷酷的說，不用管那麼多，沒事的，繼續。 然後他繼續，他通過擴音器對裡面的被電到的學生說，你們不要擔心不要害怕，忍一忍很快就好，但是不行，那個慘叫聲越來越犀利，直到最後他們甚至開始覺得我只要把電壓調到450伏特讓他一死了之，就結束這痛苦就完了。 最後這個實驗裡面有2/3的受試者在短短一小時之內，都把電壓調整到了足以讓人致命的450伏特。當實驗結束之後，他才知道裡面沒有這麼一個同學，還好沒有死人，但是在那一小時之內，這些原來善良的大學生，都准備好了要做殺人的准備。 四 也許大家看過一部電影，最近幾年也很受歡迎叫做DieWelle浪潮（剛搜了下，暴風影音上有在線的），講的是個真實的故事，是一個美國中學的歷史老師，他做了一個實驗，跟學生們做，他怕學生不懂，為什麼當年德國人會那麼變態，支持納粹黨去屠殺猶太人。 於是他就要求這個同學裡面，這個班級裡面開始組織一些的儀式、口號、手勢，特別招呼方法，把人群分成內跟外，他跟我，我者跟他者，這時候慢慢慢慢，這個仇恨就在校園裡面彌漫出來，慢慢一個非常獨裁傾向的政治意識形態出來。這些原來很天真可愛的中學生就出現了一群非常殘暴的，有狂熱信念的一群人，然後這時候，這個老師宣布我們教學結束了，大家現在知道了吧，納粹是怎麼來的，納粹就是這麼來的。 從這個實驗我們又可以說到一點，就是我們這幾天一直在講的這個斯坦福監獄實驗，這個監獄也許不一定需要是個真實的監獄，我們也許就已經活在一個監獄裡面，我們今天繼續給大家講這本《路西法效應》，作者是斯坦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在這本書裡面，他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之中，也許我們心裡面就有一個預警，它在提醒我們，警戒我們，告訴我們，我們不該做什麼，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不應該放縱我們的言論自由，我們要尊重某種的權威與秩序，我們整個社會多多少少其實有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實驗室。 那這時候我們日常生活之中，就會出現一些我們自己都猜測不到的怪事，比如說這裡面講到，當年另外一個很有名的試驗，就是另外一對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比布·拉塔內，還有約翰·達利他們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跟紐約大學當教授，他們做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是研究什麼？就他們發現那時候紐約特別多的這種事情，就一個女孩當街被強奸犯追著來強暴，在40多個人的圍觀底下，這個強奸犯就把她拉上樓梯給干了，也有一些人是在上百號人的目睹的情況下，在街上被人砍的滿身是血，邊跑邊叫，叫救命，就沒有人去管他，這到底是為什麼。 然後這個研究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就是越是多人目睹罪案的發生，這些人就越不會介入跟幫助。換句話說，如果當時只有三個人在場，這三個人說不定就會上去摁住凶徒，但是人一多的時候，大家反而不敢動，為什麼？因為每個人都覺得我不需要做什麼，其他人會做，如果其他人都不做，那表示我更不需要做什麼，我們人是一種服從的動物，我們人是一種群體的動物，我們總是對其他人有期盼，我們也總是希望滿足其他人的期盼，於是這時候我們喪失自己的一個良知判斷的能力。 於是津巴多教授在這裡面提出，我們人要怎麼樣改善跟強化自己的良知跟自主能力呢？必須注意我們一般處境裡面有一個基本的二元性，就是抽離跟沉靜的對立，犬儒式的懷疑跟投入式的參與之間的對立，那麼這個對立我們該怎麼來理解他的一個典型人物呢。這個人物在這個實驗裡面，我們這裡邊講斯坦福實驗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後來我們這位作者津巴多教授的太太克裡斯蒂娜·瑪絲拉奇。 那這個克裡斯蒂娜她當年也是一個剛剛拿到博士學位的年輕的社會心理學家，她在這個實驗進行到禮拜四的那天晚上來看她的這個男朋友，也就是主持實驗的津巴多教授，說你們這個實驗搞的怎麼樣，然後她就說了，她說她進去這個實驗室，假裝的監獄，她首先驚訝就這個地方搞的還真像監獄，然後她在其中的一個休息室裡面跟其中一個等待要值班的這個學生，也就是等待要去值班假裝是獄卒的學生談話，說這個學生又親切又有禮貌，怎麼看都是大家公認的超級好人。 後來她忽然發現，透過這個監視機的鏡頭發現，剛才跟她聊天這個好孩子，居然就是這個錄像機的鏡頭，監獄實驗裡面最惡名昭彰的一個獄卒，然後她就發現這個人才不過幾分鐘，就從頭到腳換了個人，不但走路的姿態不同，講話也完全不同，帶著南方腔調，他正在大喊、叫罵犯人，命令他們報數，所有不在他規矩裡行事的，都被視為對他的無禮和挑撥，後來這個克裡斯蒂娜看著就哭了，她受不了，她大聲譴責她這個男朋友，主持這個實驗的教授津巴多，說你怎麼干出這種事，這已經完全失控，難道你沒有注意到嗎？ 這時候津巴多教授被她一罵，才恍然大悟，一下就嚇醒了，他發現對整個事情已經失控了，我已經太沉浸在這個典獄長的角色裡面，我本來應該做一個客觀的研究人員，沒想到我也開始享受這個過程了。現在回想起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就很值得研究了，這位克裡斯蒂娜·瑪絲拉奇她就在想，為什麼當時她的反映跟所有參與研究人都不同？主要的原因就是，她是禮拜四才進入這個研究狀況，所以她是一個外來者，作為一個外來者，一個局外人，她看這個局內的狀況，當然會看的比較清楚，她的整個人也沒有那麼投入，所以人的某種相對抽離是重要的。 另外，就是我們這個津巴多教授後來研究，他不具有一種所謂英雄行為的人格，真正的英雄行為是指人應該對於邪惡情境具有抵抗力，這個抵抗力來自哪裡，除了剛才說了一個局外人的心態，跟你平常能不能夠常常的保持警覺的意識自己的環境，常常去抽離出這些局勢之外，還要注意一個特點，就是這種人往往都是一個平凡人，這裡面最後就提到大部分成為惡性加害者的人，和可以做出這種英雄之舉的人，直接相比較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只是平凡人。 就像《辛德拉的名單》裡面的那個有名的德國的良心商人，或者盧旺達大屠殺，當時幫助獄卒的這些好心人，他們是什麼人，他們平常不見得特別了不起，不見得特別偉大，他只是一些平常人，相對於平庸的邪惡，也有一種善良的平庸。他們的特點在於他們做了正確的事，卻絲毫不以英雄自居，認為自己只是表現了何為正派，何以言行的共同感受，而這種人其實還是很多的，只是對於他的情境具有一種敏感，他不會那麼容易被他的情境屈服，所以我們怎麼樣才能夠避免有一天自己變成一個凶手，就要做的事是讓我們隨時對自己的情境身邊的環境，秩序所身處的社會或者機構保持一個警覺。 ========================================== 博主轉載評論   前2年，我曾經看過一個根據“路西法效應”拍攝的電影（忘記名字了），畫面場景如同把這個實驗於眼前重現，發人深省、難以忘懷。當我今天閱讀這篇文字，再度感到震撼的體悟，因為我們的現實生活其實和實驗中的監獄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靠“眼耳鼻舌身意”等五感六觸而存活，我們用這些器官接收信息，並以此覺受當成唯一的真實，從而制造了“我”這個概念。所以“我”活在六識的牢籠裡無法自由，制造著沒有必要、本不該存在的善惡業！ 不徹底認清“牢籠”根本不該存在的本質，是無法升起抽離的願望——即出離心，沒有出離心就根本不可能結束輪回這監獄般的實驗。人生其實只是試煉場，迷失在實驗監獄裡的人與迷失在輪回的人別無二致。 我們的自性本無生死、本無善惡、本來圓滿……根本不需要睡覺啊、吃飯啊、工作啊、結婚啊……這一切都是多余造作的。如果我們能認清這是實驗、是表演、是造作，而不迷失其中，就不會陷入因二元對立而產生的無邊煩惱與爭斗。 我們還不警覺嗎？我們還不趕快抽離嗎？我們還在緊緊抓著監獄裡“誰又欠誰不公平了”、“誰違反獄規（社會道德）就該接受懲罰”、“在獄中找個好差事（好事業）”、“有朝一日成為典獄長（成聖成魔）”……還在緊抓諸如此類的事情執著不放嗎？ 這個監獄（六道輪回）根本就是造出來的試驗場！原本就不存在！無論是被壓制囚徒的反抗，還是獄卒的竭力控制，都是因二元對立而產生的假相。原本大家都是一樣的，即眾生平等。 不要把“眼耳鼻舌身意”組成的概念當成自我，不要相信這些概念構建的人生環境——這只不過是某個時期掌握權力的“教授典獄長”的實驗！這個會使人制造分別煩惱、不該存在的實驗應立刻停止！！！ 止，即解脫。在無法停止之前，最起碼可以做到——抽離、警覺、做局外人、不對立、不要入戲太深信以為真。   《路西法效應》:你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惡魔 《路西法效應———好人是如何變成惡魔的》，(美)菲利普·津巴多著，孫佩妏、陳雅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3月版，48.00元。 真正的惡魔 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後，各種虐囚丑聞頻頻曝光，素以法治著稱的合眾國政府被推到了倫理和人性的風口浪尖。無獨有偶，自去年以來，中國媒體和網民也披露了多起發生在看守所內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囚禁罪犯或嫌疑人，這一似乎是為了保證安全的公共行為，本身就造成了大量可怕的“意外事件”。 國際上的虐囚事件引起公眾廣泛關注，恐怕還得歸功於發達國家率先進入“單反時代”：奔赴戰場的士兵多在行囊裡放上一台數碼相機，拍到有價值的紀念照，忙不迭傳到論壇上。其中一些照片太有“價值”，以至成為當事人遭到指控的證據。美國應對虐囚丑聞的公關策略，自然是嚴懲“害群之馬”，通過將事件原因歸咎於個人，保全美國軍人的優秀形象。 看守所離奇死亡事件頻出後，不少專家開出的藥方是，要在看守所這一“特殊場合”裝攝像頭，而且要確保攝像頭“正常運轉”。如果說“單反時代”促成了虐囚事件的曝光，是不是看守所事件也會給我們帶來一個“攝像頭時代”？ 症結所在並非無跡可循。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於上世紀70年代做的“斯坦福監獄實驗”已經對監獄生態做出不少深刻的揭示。但社會和文化並不因理論的進步而出現立竿見影的改變。時隔三十多年後，這位早已成為學術泰斗的老人家，還得親自出馬再炒一遍冷飯，詳盡地分析虐囚丑聞，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人本無所謂善惡，不良制度所決定的權力構架和社會情境，才是真正的惡魔。 津巴多在一個民風甚佳的中產階級社區裡刊登了實驗被試招聘廣告，從應征者中挑選了一批身體健康、心智正常的年輕人，把他們隨機分成“獄卒”和“囚犯”兩組，在由地下室改造而成的模擬監獄中，進行預期兩周的監獄實驗，想看看“情境”會對人的行為產生多大影響。“獄卒”和“囚犯”起初還客客氣氣半推半就，不過很快就進入角色，“獄卒”變得殘忍暴虐，雖然實驗規定獄卒不得體罰囚犯，他們仍有辦法對獄卒進行殘酷折磨，連簡單的“報數”都能想出眾多整人花招(正如美國軍方有一套輕易繞過《日內瓦公約》的刑訊手段)。而囚犯在嘗試反抗失敗後，變得絕望、麻木、喪失自尊。實驗設計對被試下的“猛藥”連津巴多自己都沒有預料到，很快就有人情緒崩潰退出實驗，不到一周，津巴多就發現“獄卒”開始強迫“囚犯”做出模擬雞奸的動作。他立即慶幸自己已經決定提前結束實驗。 該實驗中一個重要的設計，在於被試的挑選。一旦爆發社會丑聞，各方力量傾向於把原因歸結為當事人的某種特殊性。對出現丑聞的機構而言，這樣做有利於維護自身形象；在自由主義的美國文化中，人們也習慣於認為個體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而在許多國家，這樣的現象還有一個津巴多不曾提及的原因：不管發生什麼，某些制度和意識形態，總是免責的。為了排除個體特殊性因素，津巴多特意對應征的被試進行過挑選，用各種量表確保他們在人格、情緒和心智方面沒有異常，而由於報名的多為學生，這批人的受教育程度還高於平均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美國，這些學生“正是來自強調造反、個人探索、否定權威和盲從的青年文化”。 他們都是系統的囚徒 在美軍虐囚事件中，一旦觸及刑訊逼供，布什政府常常會把國家安全拿來做尚方寶劍。但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獄卒”並沒有從“囚犯”口中獲取信息的任務，他們的工作只是“看管”，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虐囚”現象依舊難以避免。 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當獄卒的人知道，只要隨機分派的獄卒換個面，現在就可能是他穿著囚衣，被這些原來受他虐待的人所控制。他們也很清楚，對手並不是因為犯下任何罪行而該得到如此低賤的地位”。如此尚且會發展出虐待行為，如果一個社會已經不把罪犯(或嫌疑人)當人看，而是喜歡用“人渣”、“雜碎”來稱呼他們，則這種將對方污名化的情境已經在他們進入監獄(或看守所)之前建立起來，可想而知監禁中的暴行會發展到何種程度。 囚犯在幾經受挫後，會進入一種習得無望的狀態，不僅不去爭取自己應得的權利，反而對整個情境失去了客觀、清醒的認知。實驗前，被試簽署的實驗同意書中明確指出，被試有權隨時退出實驗。幾天的囚禁中，“囚犯”逐漸無法忍受，想離開這個環境，他們有好幾次機會見到“獄卒”以外的人：牧師、心理醫生、家人、假釋委員會，乃至津巴多本人。如果這時他們聲明自己不想再繼續實驗，然後走出地下室，沒人有權阻攔他們。但他們沒有，他們甚至討論過“越獄”計劃，卻沒有想到堅持自己的正當權利———實驗過於逼真，致使他們在心理上，已經認定自己是個囚犯。這種“自我實現預言”既有卡夫卡小說的橋段，又有福柯哲學的味道：你不必是真正的罪犯，看守你的人也不用是真正的獄卒，只要你被他看守了，時間一久，你就會忘記自由，相信自己是囚犯，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囚犯。 不良的制度雖然給每一方都帶來傷害，但暫時獲得權力的一方卻不那麼討厭這個“壞制度”。當津巴多宣布實驗提前結束時，“囚犯”們歡呼雀躍，“獄卒”們卻不是很高興，一些人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勝任管理囚犯的工作，實驗進行到預計的時間毫無問題。 “囚犯”無疑是受害者，但“獄卒”的體驗卻很糾結：他們原本善惡分明，卻忍不住屈服於情境壓力；他們明知自己在作惡，卻無法抗拒虐待他人、展示自己權力的誘惑；他們一面殘忍對待囚犯，一面也“怒其不爭”———他們不明白人數上遠超過自己的囚犯，為什麼全都甘願服從自己下達的屈辱性命令。只有少數獄卒意識到，自己也是系統的囚徒、資源的奴隸，實驗中的一個“獄卒”事後回憶說：“我們都被壓力給擊垮了，但是身為獄卒的這一邊有自由的錯覺。這只是個表象，一個錯覺……我們都不過是金錢的奴隸。差別是犯人很快地就變成奴隸的奴隸。” 不僅善和惡之間的界限十分脆弱，稍一經受情境壓力就會斷裂，“囚犯”和“獄卒”之間的界限，也會被人為地消除。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觀察到，納粹集中營中的某些囚犯的行為更接近獄卒，他們虐待其他囚犯，還穿上納粹黨衛軍制服。“這些受害者不顧一切地希望在充滿敵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來，他們只意識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們擁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後變成侵略者的樣子。” 預防邪惡 美國的監獄暴力向來十分嚴重，津巴多謙遜地指出，就監獄的邪惡面而言，斯坦福監獄並沒有揭示出比前人更多的東西：“監獄是個野蠻的國度，能夠激發人類天性中極惡的一面。監獄是暴力及犯罪的溫床，在這方面的貢獻遠勝於它促進的建設性改造……作為社會的犯罪控制工具，監獄是徹底失敗的社會實驗。”不過面對既成的制度和情境，普通人是不是只能俯首聽命呢？當然不是。在津巴多眼中，真正的英雄並不是革命家和社會改革家，而是那些關鍵時刻不屈從於情境壓力、按自己原則行事的普通人。正是他們，喚醒了大眾對體制邪惡面的清醒認識，從而促成了革命和改革。在作者對實驗的詳細描述中，讀者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位侃侃而談、政治觀念激進、夢想成為革命家的小伙子，卻是第一個情緒崩潰、退出實驗的人。而那些低調、不起眼的人，往往會堅持到最後，在其他人都已麻木的情況下仍能發起反抗。 在分析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案件時，津巴多向讀者介紹了一種新的現代邪惡———當權之惡。“在這些虐行中，政治及軍事的指揮鏈正是以當權之惡為基礎扮演著串謀者的角色。無論是公共或是私立組織都一樣，由於組織是在合法、而非倫理的構架下運作，因此在達成其意識形態、總體規劃、損益平衡或是獲利底線等目的的過程中，其冰冷的理性運作便可能造成人們受苦甚至死亡。而當這樣的情況發生時，它們總是拿目的來正當化其效率至上的手段。” 丑聞曝光時，公眾的反應經常是要求“嚴懲肇事者”，這說明大眾的心態更多是停留在幼年期，他們假定人分成好人和壞人，對壞人嚴懲不貸，就可以保證好人免遭傷害。這是人對現代社會信息過載的反應(很少有人有時間和精力探求善惡的根源，尤其當這種根源最後指向一個龐大、復雜、不透明的系統時)，而在一些國家，這也是一種“政治正確”的思維方式。可惜這種邏輯只在童話裡有效，現實生活中，每每有人因為這種邏輯而成為不良體制的替罪羊。 斯坦福監獄實驗，不僅揭示了情境對行為的重要影響，更重要的是，它將人們的批判目光，從個體轉移到了體制和系統本身。“‘特質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醫療模式’和‘公共衛生模式’。醫療模式嘗試在受影響的個人身上找尋病灶的來源，相對地，公共衛生模式的研究者認為，疾病的觸角衍生自環境創造出的致病狀態，生病常常只是環境病原體導致的最後結果。”心理學不是一個為罪犯找借口的學科，它只是力圖找到邪惡的真正原因，用“公共衛生模式”，來思考預防邪惡的方法。和反恐戰爭相比，這恐怕是維護公共安全更徹底、更有效、更人道的方式。 □於玲娜（心理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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