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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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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哲學是生命哲學。

  他以人的完整生命為起點來思考人應當度過一個怎樣的生活旅程。他超越了任何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環中和人生邊上來反思人生。因此,他的思考具有終極意義。那些從某種意識形態立場出發的批評家們必然缺乏與他對話的基礎,更沒有無端攻擊他的權利。

  人活著,這是第一個無可懷疑的存在論意義上的基本事實,沒有比它更優先的。

  人活著,是為了追求一個更幸福的生活,更歡樂的人生,這是最高目的,沒有比它更重要了。

  以這樣一個事實為起點,以這樣一個目的為旨歸,莊子問:人,尤其是被拋在滔滔亂世中、作為個體的人,究竟應該怎樣生活?

  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創造生命。

  上一章講天道觀,天道作為“大宗師”,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全部思想的綱領。以下幾章皆由此延展開拓出去,反過來又深化了這一主旨。

  人間之苦皆由“世與道交相喪”而起,但抨擊人間苦難只是初步,重要的是如何創造幸福。蝴蝶夢是莊子人生理想的形象化描述,而通乎生死、本動於心是走向逍遙之路的關鍵。“用無用”是一種處世態度,以無用之用、木材之材入“人間世”,既不逃世,也不急流勇進,而為逍遙游作鋪墊。然後,由安而順,由順而游,層層深入,最後達到逍遙大通之境。

  “生亦何歡,死亦何憂?憐我世人,憂患實多!”

  這是一片多災多難的土地,生息著一群憂患深重的生靈。也許他們有過無憂無慮的黃金時代,有過繁庶富裕的白銀時代,也有過英勇尚武的青銅時代,但終於無可避免地進入了黑鐵時代。這是古希臘神話中的歷史觀。(赫西俄德:《神譜》,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而從太平世、升平世淪落為據亂世,是中國古人的歷史觀。令人驚訝的是,古希臘和中國幾乎是在同時步入了第三個時代(據亂世),或者說,他們同時產生了深刻的歷史感和歷史的悲怆感,而這個時代又是文明史上第一個光輝燦爛的頂峰。

  但文明的演進從來沒有消除世間的苦難和人心的焦慮。一部人類史可以說是追求幸福的歷史,也可以說是力求擺脫痛苦的歷史。

  二十世紀,經歷過兩次人類集體大屠殺之後,人們終於想起放下屠刀,洗干血跡了。重刑酷殺廢止了,暴力革命減少了,但局部戰爭依然頻繁。社會變成了一座中央監控式全景監獄,在“權力與知識”巨網的保障下,以缜密溫柔型權力技術來控制和馴服心靈。換言之,現代社會較以往社會有著更完善的機制,但現代生活的焦慮顯然比過去多得多。盡管現代人表面上更傾向於自由選擇,但實際上卻受到更多的約束,尤其是那些不在當場、甚至匿名的社會產物以潛在方式所施加的約束。結果所謂自由選擇只不過是變被迫控制為暗中支配,受各種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的支配,受官僚程序的支配,受各種社會化了的本來沒有意義的欲望的支配……

  現代社會的心理疾病較之以往既繁多又復雜。人類存在的最大悖論就是他不得不端起他親手釀造的苦酒,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中制造出來的。這杯苦酒是他割捨不下的生活。一個人的生命也許是這樣度過的:他們出生,他們受苦,他們死亡。苦難是人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們試圖以各種方式去回應它。人間有多少種苦難,就有多少種關於苦難的思考:是追求永恆還是及時行樂?是逍遙無為還是積極進取?是看破紅塵還是挺身而入?是規規矩矩還是渾渾噩噩?

  古往今來的芸芸眾生以實際的生活為這些思考做出現實的例證。但是自古“悲苦之詞易寫,歡愉之詞難工”,悲苦的人生體驗要遠遠勝過對歡愉的感受。二十世紀的人類也許沒有什麼太大的悲痛,沒有什麼太深刻的悲劇,也許更多的是焦慮和無聊,沉悶加麻木。也許人類最終會走向大同,但這對於我們不是活著的根據。我們要問的是現在:天下有至樂有無哉?(《至樂》)

  莊子說“有”,但首先要認清人生的苦難和苦難的根源。既然苦酒是自己釀成的,還是要先嘗一口。

  這是個亂世。“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之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過,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達生》)比如三國時的嵇康曾作《養生論》,認為“修德以保身,安心以全身”。但卻因“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禮教)而任自然”,在權力傾軋中為當權者所殺。後人說他“養生而不知養身”,(牛僧孺:《養生論》,《全唐文》卷六八三)杜甫詩曰:“君不見嵇康養生遭殺戮。”嵇康的故事雖然後於莊子的時代,但亦足以作為诠釋的例證:亂世中養生、養身太難了!

  亂世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如想趁火打劫者,想拯救天下者,還有想養生全形的人。想拯救天下的人,不外乎以倫理教化治世和以暴易亂兩條途徑。前者抵不過混水摸魚、暗渡陳倉的人,後者為瞞天過海和借刀殺人者提供了借口。“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箧》)

  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昏上亂相,或荒YIN或暴虐,或逐鹿中原爭城奪地,或殺人盈野搶奪財貨,於是社會大舞台上頻繁上演著無數悲劇、鬧劇、慘劇。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或者說,在這樣一種生活中,個人恐怕不但無力回天,而且不知不覺變成了悲劇中的犧牲者,鬧劇中插科打诨的小丑。

  社會的價值規范也分化崩解為各種對立、相斥,甚至不可通約的碎片,任何一種行為都能找到相應的“理由”,任何批評也不具備絕對的效力。個人成了荒原上的流浪者,“人生本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台上指手劃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了喧嘩和騷動,找不到一點意義。”(莎士比亞:《麥克白》第五幕第五場,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但是,即使人生事實上是這個樣子,它也不應該是這個樣子。

  試問,人生的苦難究竟是因為本性被壓抑而不得抒發,還是因為本性被名利欲望所遮蔽而喪失呢?莊子說,兼而有之。

  當本性在壓抑中變成了機巧偽詐,本心也就被蒙上了一層網罩,欲望人生代替了自然生活;當本性被重重濃霧所籠罩,本心便在被動壓制和主動壓抑的雙重作用下喪失了“天真”。

  因此,一個人是否幸福,並不取決於他所處的社會是否完美。一個良好的社會至多是個人幸福的必要條件;一個不良的社會不能成為個人不幸的充足借口。幸福首先取決於澄明的本心和良好的生活意識。這樣的人即使在亂世也能獨善其身。否則,隨言本心的被遮蔽,痛苦也就無可避免了。

  莊子說,百年大木,被割開做成“犧尊”,加以青黃之色的文飾,而不用的部分被棄於溝中,犧尊與棄木相比,美丑雖有差別,但從喪失本性來說是一樣的。夏桀、盜跖與曾參、史魚相比,行為的好壞是有差別的,然而從喪失本性來說都是一樣的。(《天地》)

  但這並不是說,善惡本身沒有差別,而是說,相對於天道和天人合一的本性來說,這種對立是沒有意義的,甚至在“失性”上是一致的。有人認為道家鼓吹無惡不作與居仁行義一樣自然,一樣合理,其實是莫大的誤解。

  莊子接著說,喪失本性的表現有五種:一是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是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是五臭熏鼻,激擾嗅覺;四是五味濁口,敗壞味覺;五是好惡迷亂人心,使性情浮動。這五者,都是生命的禍害。(《天地》)

  那麼,是不是五味濁口人就不該吃飯?五色亂目人就該做睜眼睛?五聲亂耳就該掩耳盜鈴?當然不是。五色未必亂目,但若失去本性,被五色所炫惑,那麼當然心神搖蕩,追逐美色去了。好惡未必亂心,但有好惡就必然有某種立場和先入之見,如果固執地堅守這種立場和由此而來的善惡正邪分別,那麼要是它們不合天道的話,則必然帶來惡果。宋明儒士以理殺人便是例證之一。

  所以莊子批評主張縱欲的楊朱和主張禁欲的墨子,認為他們只是在欲望數量的增減上做文章,卻沒有考慮到二者都是不合人性的,沒有考慮到還有實質上的變化,即不追逐欲望而又不扼殺欲望的“無無”境界。換言之,假如有了良好的生活意識和合乎天道的本心,欲望是不可能困擾人生的。因此,所謂“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名言,其實是把人分裂為對立的兩個方面,永遠解決不了人生問題。莊子諷刺道,那些人好惡聲色充塞心中,冠冕服飾拘束著身體,柵欄塞住了內心,繩索捆住了身體,眼看著在繩捆索縛中還自鳴得意。要是真有所得話,那麼被反手縛綁的罪人、囚在獸欄中的虎豹,豈不是也可算作自得了?”(《天地》)

  虎豹囚在籠中,一開始還憤怒咆哮,在絕望中掙扎,但不久就習慣了籠中的生活,習慣了定時送來的豐厚食物,再也沒有饑腸辘辘的痛苦了,再也沒有擔驚受怕的自然生活了。“生龍活虎”不再“困獸猶斗”,而是成為“識時務的俊傑”。

  殉財的小人可能富甲天下,但這樣的人,“耳朵要聽鐘鼓管箫之音,嘴巴要嘗牛羊美酒之味,以刺激他的情意,遺忘他的事業,可謂亂矣;沉溺於驕盛之氣,好像負重爬山,可謂苦矣;貪得無厭,取怨於人,貪圖權柄,費盡心思,閒散無聊,沉溺酒色,身體肥胖,頤指氣使,可謂病矣;為了求富逐利,所以積財高於牆而不知足,並且貪而不捨,可謂辱矣;聚財斂資而無所用,專意營求而不捨棄,滿心煩惱,貪而無厭,可謂憂矣;在家擔心盜賊,在外畏懼盜寇,裡面樓台高鎖,外面不敢獨行,可謂畏矣。這六者,是天下之大害,而大家卻遺忘了,不知省察,等到禍患來臨,想用盡心盡竭盡錢財,只求一天的安寧無事也做不到了。所以以身殉名利,豈不是太迷惑了嗎”?(《盜跖》)

  如果說,有人還能做到抵御物欲和錢財的誘惑,那麼“不汲汲於榮名”(駱賓王:《上吏部裴侍郎書》)就更難了:孔子不是還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嗎?正如唐代詩人元鎮曾經自嘲的:“三十年來世上行,也曾狂走赴浮名。”

  在《人間世》中,莊子假托孔子教導顏回的話,說:“從前夏桀殺關龍逢,纣殺王子比干,都是因為後者修身蓄德,以臣於的地位愛撫君王的民眾,所以他們在下的地位和美好的名聲違逆了在上的君王,引發了猜忌之心。所以君王因為他們的修身蓄德而陷害他們,這就是好名的結果。”

  如果說,有人還能視名利如浮雲的話,那麼,無心於智力爭斗更是難上加難。莊子對以智相斗的人做了精采的描述:大智廣博,小智精細;大言盛氣凌人,小言喋喋不休;他們睡覺的時候精神交錯,醒來的時候形體不寧。在與外物接觸的時候糾纏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有的出語遲緩,有的語阱密布,有的言辭謹嚴。小的恐懼便垂頭喪氣,大的恐懼便驚魂失魄。他們的發言如利箭離弦,專心窺伺別人的是非加以攻擊;堅持己見,就好像發過誓一樣,只是默默不語等待致命良機。他們衰頹如同秋冬之肅殺,一往之氣,氣衰而竭。他們沉溺於日斗夜辯之中,無法恢復生意,心靈閉塞如受繩索束縛,溝壑縱橫,絕失坦蕩,愈者愈不可自拔。他們那走向死亡的心靈,再也無法恢復活潑的生機了。那些人時怒時喜,時悲時樂,時而憂心忡忡時而跨歎不已,時而反復無常時而怖懼無已,時而浮躁,時而放縱,時而張狂,時而作態,好像音樂從虛器中發出來,又像菌類由氣蒸發而成一樣,無生亦無根,如幻聲幻形,日夜在心中交侵不已,但那些人又不知道它們為什麼會發生……(《齊物論》)

  那些人之所以不知道原因,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智力和知識,而是他們太看重它們,或者想借之以攫取名利,享受人生,或者想借之以拒斥名利,清高自許。這些人不以智養內,反以智逐外物,獲取知識,當然不可能自反於己,獲得天地真心。

  所以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始已!已而為知者,形而已矣!”(《養生主》)意思是說,既然這樣還要去追逐知識的人,肯定會疲憊不堪了!

  “人一旦禀受成形,就不參與天地變化,而等待著形體耗盡,和外物相接觸便相互摩擦,馳騁於其中,而不能止步,這不是很可哀嗎?終生勞碌而不見有什麼成就,疲憊困苦都不知道究竟為的是什麼,這不也很可悲嗎?這樣的人生雖然不死,又有什麼意思呢?人的形體會逐漸枯竭衰老,而人的精神又困縛於其中隨之消亡,這不是莫大的悲哀嗎?人生於世,本來就是這樣昏昧嗎?還是唯我獨昏而別人也有不昏昧的呢?”(《齊物論》)

  有對待心則有知識,因知立言,因言生辯,以心斗物,以物斗心。起先試圖役使外物滿足欲望,結果卻必然為外物所役使。被役使則昏昧,昏昧則有成心,有成心而不知泯除,則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生是非,又復因是非而立言,因言而爭是非,辯爭無休,昏昧無已。

  莊子既不是以己之昏昏而欲使人昭昭;也不是一副世人皆醉我獨醒的派頭。他知道對於天道,無論誰都應該敬畏,都不該太狂妄太自負,都不該固執於成見,師成心而自用,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否則,天道就被小的成就所遮蔽了,至言就被浮華之辭遮蔽了,儒家與墨家的爭論就屬此類,更何況一般人呢?

  “小夫之知,離不開應酬交際,勞弊精神於淺陋瑣事,卻想普渡眾生,引導萬物,以達到太一形虛的境界。像這樣,只是為宇宙形像所迷惑,勞累身體而無法認識太初之境。……悲哉乎!你們的心智拘泥在毫末小事上,怎麼會知道大寧的境界呢?”(《列御寇》)

  因此,人生並不必然痛苦,至樂、天樂也是可以獲得的,這就看你懷著一顆什麼樣的心靈。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倏與忽時相與退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台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應帝王》)

  南海之帝喻手,北海之帝喻腳,中央之帝喻心。手腳敏捷有為,心卻應混沌自然。敏捷有為之行若傷純樸自然之心,此心一傷,必為“機心”、“成心”,巧者勞而智者優,人生便不免於痛苦;執迷不悟,痛苦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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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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