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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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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轉載
佛學彗星譚嗣同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鸠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麼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佛教不是圍簇於一堵紅牆之內，不是一片讓心靈逃亡的淨土，而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僅對於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對於他人生命的責任，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還記得人間的佛陀嗎？當他逃離王室，放棄權力與富貴之時，包納他那顆心的，是對生命無限的悲憫與愛。這種對眾生的悲憫與愛，就是責任。但是長期以來，號稱尊大乘的中國佛教，其實千百年來，卻多落於空談卻使人難以體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眾生成為無可實現的一紙空言。 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躏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麼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的彗星之路，並不在於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生命，更令人驚歎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進入佛學之殿堂。1896年，譚嗣同三十一歲，這年春於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為一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於佛學；同年夏，在南京認識著名近代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曾說道：“吳雁舟先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為第二導師，乃大會於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 譚嗣同雖學佛甚晚，然其為學根基極其厚實，早年所學駁雜博深，孔孟墨莊、理學心學、耶教科學等無所不窺，及至學佛，方才可以佛學統攝諸學問，漸漸以佛學為本，而引導其“仁學”之義理。譚嗣同學佛時間雖晚，然其以發宏願，以精進心而後來居上，雖然從楊文會學佛，總計不會一年有余，而能遍覽三藏，尤其於法相、華嚴二宗最有心得。楊文會弟子，一代佛學宗師歐陽漸在回憶其師的文章中，列舉楊文會門下有大成就的佛學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譚嗣同：“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雲伙矣。” 佛學使譚嗣同學風丕然一變，然而早年所學，又使譚嗣同嘗試將佛學引導向社會之路，成為近代佛學變革的急先鋒。在學佛之前，譚嗣同以儒家為學，而以墨家為行；從年輕時代始，譚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學·自序》中寫道：“吾自少至壯……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在《與唐绂丞書》中又說：“自惟年來挾一摩頂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諸說，長號索偶，百計以求伸，至為墨翟、禽滑釐之徒之強聒不捨。” 從墨子的“兼愛”到佛陀的“慈悲”、“眾生平等”，宗教與大哲們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大談人生的終極之路，但歷史卻悄然使“慈悲”成為一句無關痛癢的空話，而不是一種事實上的行動，只是心靈上的安慰，而不是社會人生的大改造。譚嗣同決心來改變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極、與社會脫離的形象。 及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也正逐漸地構築其理論的大廈。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說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蕩，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萦繞於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鹄的信中，譚嗣同寫道：“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眾生鹹免殺戮死亡。”梁啟超在《仁學序》中記錄了譚嗣同為學上的勤奮：“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復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箧。”良師益友與自己深思精進，譚嗣同開始構思並寫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學》。 譚嗣同寫作《仁學》，正是他學佛最精進的那段時間，此書粗看時，甚覺揉雜，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雜燴一樣，孔、孟、老、莊、墨，禮、易、春秋公羊，周、張、陸、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諸科學，幾何算學還有基督教等等，一時間讓人眼花瞭亂，其實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稱其學為“沖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 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譚嗣同英年早逝的話，那麼他的學術成就，絕對不會在康有為與梁啟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這部《仁學》，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著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征，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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