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如何調節年輕人的這種焦慮與現狀的矛盾呢?張頤武認為,當社會無能為力的時候,就要在精神上找到一條出路——我們的傳統價值是有用的,今天講慈孝文化很有意義。父慈子孝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現狀中是有其合理性的。它意味著,在一般家庭裡,父母對下一代是一管到底的;而不像西方人那樣,你到了18歲就要自立;因此,父母老了你也要盡責替父母養老。這種家庭倫理在中國不僅有其經濟的合理性,而且父母子女之間結構性的相互支撐,在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對社會進步是有益的。
“我不想空說我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成了口頭禅就沒用了,誰都不深思了。”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許嘉璐指出,中華文化其中的一個重要支點——孝,來自中華民族在長達萬年的歷史中,調整著人和人的關系,調整著人和社會的關系,它的確深深地根植於我們的百姓之中、城市之中、農村之中,不是那麼容易摧毀的。“因為我注意到,每當有負面的道德新聞之後我們網友的跟帖,絕大多數人都是譴責的,這就是人心。”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葉小文認為,孝的本質之一就是生命的互相尊重,這個孝的後面是對真、善、美的忠,對真、善、美的孝。所以它講的是生命的互相尊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孝的本質之二,是對生命的敬畏。現在“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信仰沒了,都是看著錢,如果人人在金錢面前什麼都不要,社會就病入膏肓了。一個國家,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大行其道,且不談孝,早晚都會要垮掉。信仰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在信仰的荒漠上立不起偉大的民族!
讓“親情之小孝”轉為“社會之大孝”
父慈子孝這種由家庭血緣紐帶維系的人倫,在自然經濟時代很自然就被大家所尊重、所理解。那麼,今天如何使漸行漸遠的慈孝文化回歸當下社會?這一話題亦引起眾學者的積極建言。
說起孝文化在今天的困惑,葉小文很是感慨:“說起孝,源遠流長,但現在漸行漸遠。說起孝,影響重大,但現在意義模糊。說起孝,誰都能說幾句,但有誰能說得清楚?當下,在我們的社會,出現了虐待父母、六親不認等負面現象。為什麼這個曾經被孝文化深刻影響的中華大地,現在又如此地世態炎涼?葉小文說,我認為是中國近代以來經歷了並且正在進行著巨大的社會變革、社會變遷使然。
他說,從根本上來說,慈孝在農業社會根深蒂固,成為代代相傳的血脈。今天我們已經大踏步走進城鎮化,但是畢竟“三農”問題還是我們的基本問題,就算中國全變成了城市,也還是從農村變過來的,所以離不開孝。只是近代以來,在社會巨大變革中,慈孝文化受到沖擊。現代社會轉型,一定要有合理的動力,慈孝是人類的共性,成為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動力,成為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當然,其中的封建傳統糟粕,不去掉不行,好東西則要和現代社會結合。
台灣輔仁大學王初慶教授從人與人的關系上闡述了自己理解的慈孝傳統,他說,我們個人受到父母的呵護,直到成年,成年之後成家,然後我們又會衍生種種不同的人際關系。表面上每個人講自己利益的時候只有我,可是每個人在講到我的時候,往往會往外擴展到我們。所以,道德性的判斷最重要的標准是在孝與慈。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節慶委員會主任李漢秋教授指出,維系家庭最重要的精神是孝悌。以孝為出發點,把這種愛推廣到全社會;那麼,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和諧社會。現在的問題是自然經濟時代會被工業時代、市場經濟所取代。那麼當這個社會變革了,不是自然經濟了,自然經濟時代那種血緣親情能起什麼作用?還能不能正常發展,成為社會所重視的一種道德規范、一種人性之情?這是擺在我們面前很現實的問題。
針對“父慈子孝”這一傳統價值觀如何融入今天青年人的社群時代這一話題,張頤武認為,父慈子孝的傳承要有路徑,父母對子女要有禮儀細節的指導,使之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歷史的文化記憶。父慈子孝的傳承延伸到社群,中國社會兩代人之間便可達成充分理解和溝通。
香港慈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聯章先生則把推動慈孝文化簡練地概括為:讓“親情之小孝”轉變為“社會之大孝”。
對弘揚慈孝文化與道德復興十分有信心的許嘉璐教授給出的答案是,要使慈孝文化復興,使之變成全民的共識。第一,道德的復興要從孝做起,因為孝是中華文化、中華倫理的出發點和最初的種子。第二,重視教育,依靠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自覺的、有意識的、有規劃的、有力度的去培養倫理道德。第三,樹立楷模,這種楷模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特定人群。
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慈孝文化與現代化並不絕對對立,剔除了其中封建專制等糟粕,不僅可以加強親族聯系,調節人際關系,而且為整合社群意識、調適社會群體起到積極作用。
每個人都是慈孝文化因子的攜帶者,更是慈孝文化的傳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