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孤起，待緣而起。印光大師一生弘化，與許多居士大德的護持協助分不開。大師公開弘法肇始於高鶴年居士攜四論以登佛學叢報，而光大於徐蔚如居士匯編刻印印光法師文鈔。徐居士在印祖的弘法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本文綜述徐蔚如居士與印光大師交往的因緣，探討他為何對大師如此崇仰，又從大師那裡得到什麼教益。
徐蔚如（1878——1937），名文霨，字蔚如，號藏一。其家為浙西世家，世世奉佛，到徐蔚如這一代時已是十世奉佛。其曾祖雲鶴公七十歸田，專心淨業。臨終之前，預知時至，提前一日沐浴剃發。步履如常，至時泊然坐逝。其弟文橘（木字旁換成王字旁）也能自起沐浴，合掌趺坐，念佛而逝。由於這樣的家學淵源，所以笃信佛法。由於家中所藏佛經很多，到二十歲時，已略知整個佛法的部類。
一、歸仰大師 刻印文鈔
徐蔚如最信服的兩個人，一個是楊仁山居士，一個是印光大師。1914年，於佛學叢報讀印光大師之文，欽仰不置。到處打聽印光大師的消息。民國五年，聞人述楊仁山居士自課為“教宗賢首，行在彌陀”八字，為發猛醒。依此八字探究，始覺漸有軌轍可循。自是以後，日有定課。雖未曾見楊仁山居士，但自署為私淑弟子。並以普賢行願品偈每日清晨跪誦一遍，每願一拜。同年夏，在上海向狄楚青居士探問印光大師蹤跡。時狄居士接到周孟由居士來函，也是探問印光大師情況的。
丁巳春，省親至滬，擬赴普陀山拜訪印光大師，乞授歸戒。以家屬臥病中止。不過從張雲雷居士那兒得知永嘉周孟由居士已去拜訪大師。本年，得印光大師與其友三封書信，印行五千本送人，題曰《印光法師信稿》。（三信為給鄧秉鈞（二封）、鄧秉權（一封），即《增廣文鈔》中致鄧伯誠、鄧新安之信件。）年底又從周孟由居士那裡得到印光大師一批文稿，並著手刻印。他在給周孟由居士的回信中說：“竊謂自楊居士西歸後，當世具正知見，莫過印師。如所雲‘以研究大乘經論開圓頓解為先導，信願持名求生西方為正行。’實為不刊之論。蒙寄示印師著述，名言精理，語語根據大教，與從上祖師，如出一冶。不禁為之五體投地，而感荷法施，同無既極也。各稿擬即用官堆紙或粉連毛邊紙排印。以公同好。現正覓人繕錄排次。其親筆信八紙，業已錄出。原函仍應由尊處珍藏。特先寄繳。此公事跡，蔚實茫然，先生能略述見示否？”（《海潮音》徐文蔚復某居士書）其敬仰之情，可見一斑。
戊午（民國七年）仲春（二月），徐居士將歷年搜集所得印光大師文二十二篇，印於北京，書名《印光法師文鈔》，排印五百本。他在謹案中說：“印光法師，法名聖量，別號常慚愧，陝之郃陽人。駐錫普陀法雨寺二十余載。嚴淨毗尼，貫通宗教，笃志淨業，自度度他，凡所為文，皆從性海中自在流出，而仍無一語無來歷。前年上海佛學叢報中著錄其數篇，即署名常慚者是也。今先以歷年搜求所得匯印成冊，以饷當世。海內缁素倘藏有法師手稿，乞錄寄北京宣武門外老牆根十七號徐宅，俾得赓續印行。幸甚。戊午仲春藏一附識。”（民國七年《印光法師文鈔》）
戊午三月下旬，徐居士持三十本所印《印光法師文鈔》至普陀山拜訪印光大師，並求歸依，大師令歸依谛閒法師。又將大師其它稿子，一並要去。擬欲將已印未印一並編輯刻印。
《印光法師文鈔》的出版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如王幼農居士雖知蔚如已刻，仍欲為刻。五月，蔚如所印文鈔，有人持至安徽迎江寺，監院竺庵師，給印祖來信言欲刻板，並要其余底稿。自徐居士刻印大師文鈔之後，不斷增廣至民國十四年後形成《增廣印光法師文鈔》，以致於現在的三大編文鈔，流通海內，度生無窮，徐居士慧眼識真，肇始之功，功不可沒。
己未（民國八年），徐居士仲秋（八月），徐蔚如居士又將搜集到的師文三十八篇，印為《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將上年所出文鈔作初編，初、續編一起流通。他在附識中說：“戊午歲排印印師文鈔，旋谒師於普陀，獲稿頗多，並承知友錄稿見寄。一字一句，皆末法中應病良藥也。友人展轉借抄，或迷所往，遂多佚失，至為可惜。亟以錄存各稿匯為續編如右。尚有借出之稿，仍當次第索還印入第三編，以饷同志。己未仲秋浙西徐文蔚附識。”（民國八年《印光法師文鈔》（初編一卷、續編一卷））
己未冬，徐居士母親西逝，回上海辦理喪事。南方缁素索閱《印光法師文鈔》者很多，因此，與商務印書館商議重付排印，以廣流通。徐居士跋中說：“復經張君雲雷，廣為征集。並霨續搜之稿，共增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黃幼希三君。合初續兩編，按類編次。詳為校勘，較前兩次所印尤完善矣。”這就是民國九年十二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印光法師文鈔》。此後，大師就親自料理文鈔的排印流通直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定稿。
二、刊刻大藏 隨時咨詢
民國七年，徐蔚如居士與梅光羲、蔣維喬、江味農等創立了北京刻經處，徐居士負責佛經的校刊。從此以後，主要事業轉向刻印流通佛經，這一是遵循母親之命，二是效楊仁山居士芳蹤。在校刻佛經過程中遇到問題，隨時向印光大師請教。謹舉數例：
民國七年，將所刻《隨自意三昧》寄給印光大師，大師見錯訛甚多，加以修治。寄給徐，徐居士十分贊歎，立即決定重刻，並請大師作序。
己未（民國八年）春，印光大師對徐言及曾校訂晉譯華嚴經，徐發心修版。因取印光大師底本，及宋、元、麗、南、北、清六藏對閱。用心十分辛勤。校完後轉給印光大師，大師乃作《普賢行願品校勘記》，與經在江北刻經處一起刻印流通。
徐居士擬刻從東洋請回的“十一面疏”和“觀經嘉祥大師義疏”，經請印光大師校訂鑒定，判斷為後人偽托之作。
到天津工作後，徐蔚如又創天津刻經處，刻印律藏，但由於“律藏不許未受戒者看”，因此對校刻律藏有疑慮，向印光大師請教，大師開示：“但無上不明遠理，只據近跡。及欲知佛法中機密之事，擬欲假充比丘等過。則放心安意，校正流通。其功德無量無邊，何須過慮。然須緘默，不可以律中文相，對無知無識之人宣說。及泛泛然錄之於尋常文集中，以啟無知人妄造口業之釁。”
民國十一年，刻印印光大師校訂的往生論注，並請大師作序。
三、終成弟子 業熟生西
徐蔚如雖遵印祖之命，歸依谛閒老法師，但心目中無疑以印祖為師父。而印祖也隨時給予教誨，無異於師父。
如印祖聞徐居士母親西逝，即致書慰問開導：“祈節哀念佛，以企蓮品轉高，無生速證為事。斷不可過為悲傷，以致彼此無益也。光忝蒙不棄，得預友倫。財法俱貧，將何為禮。亦只可朝暮禮誦時，為太夫人回向菩提，以盡方外友誼而已。”接徐居士手書，並哀啟後，又回信開示：“至於七中，及一切時，一切事，俱宜以念佛為主，何但喪期。以現今僧多懶惰，誦經則不會者多，而又其快如流，會而不熟，亦不能隨念。縱有數十人，念者無幾。唯念佛，則除非不發心，決無不能念之弊。又縱不肯念，一句佛號，入耳經心，亦自利益不淺。此光絕不提倡作余道場之所以也。人當臨終，唯同聲念佛為有益。若識心未去，沐浴舉哀等，大有所妨。是以修淨業人，須於平日，與眷屬說其所以，庶不至誤用親愛。若過量大人，出格高士，正不必懼其被此牽掛耳。良由彼福德深厚，當穢業已滅，淨境現前時。即在此時，其所見所聞，已非此間景象矣。太夫人蓋非常流，固不得以常格律之。其往生可必，其品位當不在中下。然佛法宏曠，唯成佛方可歇手。欲決得往生，正不妨懇切念佛，常行追薦。即佛經所謂雖知罪性本空，而常悔先罪，不說已得清淨。蓮池謂年中常須追薦先亡，不得謂已得解脫，遂不舉行耳。須知念佛誦經，雖曰薦親。實為現前眷屬親知，開心地，種善根。及所有薦親功德，回向法界一切眾生。以廣大自他存亡之心量，以消滅自他存亡之執礙耳。至於不主於誠，唯以奢華張羅誇耀於人。則所謂以親喪作鬧熱，非人子所宜為也。”（增廣文鈔卷二與徐蔚如居士書三）
徐居士叔父去世，轉世為小伽藍神，其弟欲作功德以增進品位，徐居士就此向印祖請教，印祖回信開示：“若按實理為令叔計，當令其子於淨土法門，極誠栽培，為之回向，以祈謝神道之舊職，入極樂之佛國。所言培植功德，當以開人智識者為第一。現今增廣文鈔已經排完，尚未結收。以候壽康寶鑒排畢，即止續入付印耳。現已有四百二十頁，尚未能定其實數。大字每部須八角上下，以前年大士頌尚三角四，只有二百十頁，此多一倍。而近來戰事紛纭，紙價愈漲。令弟若肯任若干自己施送。俾一切閱者，知往生淨土之所以然。以此功德，為其父作往生之券。加以至誠，必可如願。是為最有利益真實功德。”（三編卷三復徐蔚如居士書）
民國十七年徐居士給印祖來函說：“前欲皈依，師令皈依谛公，十年以來，心中終覺不慰，仍祈許以皈依。”大師回信說：“汝決欲皈依，即此便可，至於法名，仍用谛公法名，又何必另取乎。”這樣徐居士終於滿了歸依印祖之願。
民國二十六年，日寇侵占華北，徐居士與天津佛教居士籌辦難民婦孺臨時收容所，收救難民。不久淨業成熟，往生淨土，享年六十。印祖為撰《徐蔚如居士西歸頌》，表彰其一生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