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法師開示
妙觀法師：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記楊榮、施琅、曾國藩、榮毅仁四位之祖德
妙觀法師：積善之家,有余慶——記楊榮、施琅、曾國藩、榮毅仁四位之祖德 對“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國高僧印光大師曾作過這樣的闡述：“歷觀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孫必定賢善發達；凡害人害物者，子孫必定庸劣滅絕。故孔子之贊《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慶余殃者，正慶正殃之盈余也。正慶正殃，乃積善積不善之本人受於來生後世，比余慶余殃當超過百千萬億倍焉。人若知此，斷不肯以一時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禍害於無窮也。”（《印光法師文鈔續編·卷下·物猶如此序》）。 類似這樣的道理，我在《尚書·伊訓》裡也讀到過。其內容是商王太甲繼位之初，輔佐過湯王的賢相伊尹谏訓太甲所說的話。其中有一句說：“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這句話的意思大致是說：天帝並沒有固定的喜愛和厭憎，作善的人，則降給吉祥，作不善的人，則降給禍殃。文中的“上帝”，大約就是指“天上的王”。在古代，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們的生活都受善、惡、道德等觀念的諸多影響，認為對於人間作善或是作惡的，天上的王都會對其施加影響力。可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確是人世間的一個真理。 楊榮，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建文元年參與福建鄉試中第一，次年禮部會試中第三，殿試中二甲第二，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少師等職爵，是輔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黃金時代——“仁宣之治”時期的重要人物，死後受贈太師。在今天福建省建瓯市西面的房道鄉境內，有一個萬木林，它原本是楊榮的祖父楊達卿逢災年募民“植杉一株，償粟一斗”營造的人工林。根據明朝楊士奇的《萬木圖序》一文，我們能夠了解到楊榮的祖輩行善積德的感人事跡。 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饑荒無法生活，鄉紳楊達卿儲藏谷物很多，准備打開糧倉赈災，但又擔心接受施捨的人有愧恥之心。於是，他指著某山對眾人說：“如有願意幫我出力種樹的人，種一棵樹，我將付給一些糧食。”於是饑民爭相出力，受救濟的人不計其數。過了若干年，當年種下的樹木已經長得很茂盛，楊達卿指著樹林對子孫說：“沒想到今天這些樹木如此茂盛。你們不要僅為了自利，將來要以此樹木來修學館，修佛道寺觀。修橋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你們可以送給他。有貧窮而想建房子和死後想要造棺木而沒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給他們。”後來這片樹林便被官方及楊氏宗族屢加擴大，並奏請朝廷下令封禁，歷經六百多年的封禁保護。 到現代，萬木林是我國最早（1957年）建立的自然保護區之一，是世界護林和環保的典范，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的官員、教授譽為“先人留下的寶貴的自然遺產”，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為首批“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被福建林業學校特定為教學基地。萬木林現已成為集生物多樣性保護、科研教學與森林生態旅游為一體的重要場所。 我19歲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彌，但那時還很無知，關於萬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來才知道的。過去常聽師父說，那些尊貴顯達的人，其祖輩都有異於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孫才昌盛起來。我剛才所講的關於楊榮的家世，豈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嗎？ 施琅，字琢公，福建晉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師提督，受封靖海將軍靖海侯。施琅祖籍河南光州固始縣，先祖在南宋時期遷入福建，到施琅時已歷經16代。施琅的祖父施一舉，字玉溪，生有兩個兒子，長子施大宣是施琅的父親。施大宣，字應敕，號達一，生有三子，施琅是次子。施一舉在世時，家道較富足，一生樂善好施，遠近皆聞其德。 明朝時，福建沿海倭寇橫行，匪患很嚴重，海邊常有屍體漂浮，因浸泡而腐爛不堪，施一舉時常出資財雇人打撈及掩埋這些異鄉的死難者。海邊沙土松軟，為防野狗把屍體拖出，他常加固修繕這些墓地。為此，施琅的族叔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記》中贊歎施一舉道：“其澤及枯骨如此，則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 明萬歷時，晉江災荒，施家收入減少，但每逢有人前來借糧，施家仍一如既往地慷慨借出，甚至到了後來連自家都無糧可吃的地步。施一舉的夫人許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有一年冬天，一個乞婆流落到施家門口，許氏為她端上熱氣騰騰的飯菜。那乞婆吃飽了想借宿一晚，許氏不但留她宿於家中，還讓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舉夫婦憐貧惜弱的義舉，不僅在民間流傳，在當地縣志和同時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 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鄉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搶劫，可憐施一舉在一次避難途中摔斷了腿，一只眼也因傷失明。不久後夫妻倆相繼去世，從此家道衰落。在那混亂不堪的歲月裡，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時候就有一些異相和奇跡，這讓他的父親施大宣相信是由於自家祖輩行善積德，感動了上天，將來這個兒子或許會出人頭地，光大施家，這一觀念在他的腦海裡根深蒂固。 施大宣曾說：“吾家代有隱德，今兒曹巍然頭角，晉槐窦桂，固非所擬。然公侯將相芝醴，豈根源者。”並常常將這一觀念灌輸給施琅。施琅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率清軍收復台灣，為祖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作出了巨大貢獻。康熙皇帝曾將自己的御用袍賜給施琅。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於任職期間，世壽76歲，受贈太子少傅，受賜祭葬，谥襄壯。 施琅的祖父施一舉積善的余慶，報應在了孫輩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怎麼能說沒有驗證呢？ 曾國藩，字伯函，號滌生，谥文正，中興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擔任過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衛“孔孟聖道”為由組建湘軍與太平軍作戰，以讀書人為骨干的湘軍迅速成長，使晚清出現了“中興”的局面。湘軍將領及其幕僚成為當時中國軍政的主角，位至總督、巡撫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員則更多。各地的優秀人才紛紛投奔曾國藩，如數學家李善蘭、中國近代化學的啟蒙者徐壽、從耶魯大學留學歸來的近代早期改良主義者容闳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 曾國藩祖上原本世代務農，沒有顯達之人。遷湖南湘鄉的曾孟學一支的六世孫出了曾元吉，即曾國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勤勞致富，積聚了數千金產業，在衡陽、湘鄉等地置有土地、房產。同一般家庭一樣，曾元吉將田宅家產平均分給了六個兒子，僅衡陽40畝田留作養老。以後到曾元吉的兒子、孫子都很平淡。直到曾元吉的後人中出了一個叫曾玉屏的，這才開始改寫曾家的命運。曾玉屏年少時喜歡游玩，性情懶惰，大白天還睡大覺，年長的人譏諷他“浮薄”，將成為“敗家子”。後來曾玉屏覺悟改過，35歲開始好好務農，家計也漸漸好起來。 我在《大界墓表》裡讀到曾玉屏自己說過的一些話，從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為理由，為尊重和祭祀祖先，改變以往沒有祠堂的狀況，主動和宗族的長者商量，發起建立祠堂並每年定時致祭的倡導。曾玉屏認為自己很早就沒有讀書，並以此為恥，所以喜歡接待讀書人，常願有學問的宿儒來自己家走訪。對有品德的正人君子，他都尊重禮敬，不敢怠慢。對待鄉鄰族裡，“吉則賀，喪則吊，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有鄰裡爭訟的，曾玉屏常出來主持公道，遇到無禮者則厲辭诘責，有時擺酒席請人吃飯，使相爭的人“一笑散去”。遇到橋梁道路毀壞無人管的，或是孤寡殘疾無助的人，曾玉屏都會及時出錢出力，還認為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後再去做，“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 這位曾玉屏，正是曾國藩的祖父，也是曾國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曾國藩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十七日寫給祖父的家書上讀到這麼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廖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皆代為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為調停，旋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可見曾國藩祖父所做的，不僅僅是對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鄉鄰，也多有救濟，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國藩才發出“孫所知者，已難指數”的感慨。 也許是積德累仁的緣故，曾玉屏的兒子曾麟書首先打破了曾家幾百年無秀才的局面。曾麟書考取湘鄉曾氏家族中的第一個秀才後，生活在僻居窮鄉的曾氏家族子孫中，由此科名大開，出了曾國藩、曾廣鈞兩個進士，秀才、貢生、舉人更是多達二十余人。而曾麟書的五個兒子中，顯達揚名者，除曾國藩以外，還有一個曾國荃。曾國荃，字沅甫，號叔純，是曾麟書的第四子，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軍中人稱其為“九帥”。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歷任陝西、山西巡撫，署兩廣總督。光緒十年（1884年）署禮部尚書、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光緒十五年加封太子太保銜，翌年卒於位，谥忠襄。 正是曾玉屏積善余慶所致，才使曾國藩家族如此輝煌。 榮智健，江蘇無錫人，1942年生於上海，1959年考入天津大學，“文革”期間被下放到四川涼山的水電站，接受“勞動教育”（這段經歷磨練了榮智健的毅志），後赴香港發展，現任中信泰富集團董事局主席。1978年，榮智健僅以父親留在香港的一百萬港元的股本金創辦愛卡電子公司。1982年，他出售愛卡公司，獲得750萬美元，四年資產增長56倍，一舉成名。自此以後，榮智健屢創經濟奇跡。1998年，他以80億港幣身價榮登香港第八富豪。2002年、2004年、2005年皆榮登“福布斯中國內地富豪榜”首位。 關於榮智健的祖父榮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來卻鮮有奉獻的人覺醒的感人事跡。榮德生是民國時期的民族資本家，開辦過面粉廠、紡織廠等一大批產業。毛澤東曾這樣評價：“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榮德生富起來以後，他所捐獻的公益事業，在當時也可稱得上是數一數二的。 先從辦學上講。1906年至1918年期間，榮德生創辦公益小學及競化女子小學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資。從1910年以後及後來創辦的公益、競化各校，均由榮德生和胞兄榮宗敬獨立承擔經費。1919年至1973年，榮德生開辦了公益工商中學、梅園豁然洞讀書處和公益初級中學，辦學經費也全部由榮德生承擔。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經濟學家孫冶方，都曾是工商中學的學生。後又開辦中國紡織染工業專科學校，主持了公益中學的復建工作，創辦了私立江南大學。榮德生一生用於辦學的經費消耗極其巨大，數十年間開辦眾多的學校，在當時是罕見的，榮先生辦學之精神可謂竭誠無私。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榮德生對道德淪喪的社會十分焦慮，為此他請專人編寫了《人道須知》，闡明傳統美德和道德修身的軌范，先後刊印三版，免費捐贈給中小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以弘揚道德文化。1012年，榮德生設想建立一個圖書館，向農村青少年免費開放，作為辦學的一種補充。他花巨資購書，1916年創立大公圖書館。到抗戰前夕，大公圖書館已收藏古籍18萬卷。 對於榮德生發心建圖書館的目的，《大公圖書館藏書目錄·跋》中作了回答：“德生為本鄉社會教育計，已設男女初高小學凡八處，於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補助。居恆相聚，仍竊議社會之不良，而憂無以教育之。民國四年春，乃定築一小小圖書館，本無我之旨，命名大公。”榮德生本人則說：“外人不明此意，以為粉廠要如許書籍何用，不知購存為大眾計也。”1952年7月，榮德生逝世後，其子榮毅仁根據父親生前遺命，將大公圖書館及榮德生的私人藏書共計十一多萬冊，全部捐獻給無錫市圖書館。 另外，榮德生還修建園林，免費供人參觀游覽。1912年，他開始建造梅園，梅園占地81畝，建成後成為無錫著名的風景區。榮德生在捐橋捐路方面的貢獻，更是不可勝數。1914年，榮德生出資修建長近九公裡、路面寬九米的開原路，這是當時無錫西郊第一條大馬路。1918年，他又出資捐建全長3.8公裡的通惠路，同時捐建惠農、惠工、惠商、惠通四座橋梁。另外，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榮德生倡議和捐資修築。至1929年，他已先後築路八十余裡。榮德生還聯合熱心地方公益事業的人士，發起成立“千橋會”（後更名為“百橋公司”），專門用以捐助地方修建橋梁。榮德生多次捐出資金，用於“千橋會”新建、助建、改建橋梁共102座，其中有名稱的橋梁88座。對於主要橋梁，榮德生還親赴現場勘測水流、探查土質、試驗樁木等。 我以前每年去無錫太湖鼋頭渚的廣福寺時，都要經過新老兩座寶界橋，這裡面有一個感人的故事。那是在1934年，時逢榮德生先生六十壽誕，他捐出親友饋贈的壽儀六萬余元，作為在蠡湖建橋的資金，以完成他造福家鄉的夙願。橋長375米，是當時無錫最長的橋。此橋建成時，榮德生欣然命名為“寶界橋”。榮德生曾經對在江南大學任教的國學大師錢穆說過：“他年我無錫鄉人，猶知有一榮德生，惟賴此橋。我之所以報鄉裡者，亦惟有此橋耳。” 這座老橋鋼筋水泥結構，現在仍然結實牢固。我2003年就曾在這座橋上和傳修法師一起放生。此橋建成的60年後，榮德生之孫榮智健，捐資3000萬元，在老橋東側十米處，另建新寶界橋，橋長390米，於1994年建成。“新老寶界雙橋”的故事在今天的無錫是一個美談。 榮德生一生積德行善，所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他還開辦平民習藝所、孤兒院、殘廢院、婦女救濟院等慈善事業，發起救濟蘇北水災等。當年榮德生、榮宗敬兩兄弟“積德頗深”，所以榮家能夠打破“富不過三代”的定律，幾代人皆能建功立業。如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是榮德生的兒子，自己開拓一片新天地的當代中國內地首富榮智健，是榮德生的孫子。 在海外的榮氏後代，則有擁有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榮智鑫。榮智鑫的二姐榮智美，曾任德國尤尼可公司經理，是德國商界女強人。榮毅仁二哥榮爾仁的次子榮智寬，曾隨巴西總統和外交部長多次出國訪問，是巴西環球公司總裁。榮家“智”字輩的人數眾多，大都事業有成，在海外都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成為傳承榮家商業輝煌的堅實力量。 榮德生致富以後竭誠積善，他的子孫後代有“余慶”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和榮德生同時代的那些聞名全國的達官貴人、富豪，他們的子孫後代大多默默無聞，不能再立新功，重現祖輩的輝煌。我想，榮家滿門昌盛應該算是《尚書·伊訓》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最好驗證。
上一篇：濟群法師：佛教鼓勵發菩提心的人賺大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