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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若舟：達爾文的生物學錯誤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1.達爾文的錯誤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已經有146年了，雖然我們現在的人不能要求一個科學家在146年前不犯錯誤。但認識到這種錯誤卻可以讓我們以後在科學上少犯錯誤。 達爾文有好多種錯誤，如：他同意拉馬克所說獲得性狀遺傳作為一個法則。現在看來那咱獲得性遺傳對生物的進化並不重要。再有，達爾文強調物種形成的漸變方式，否定質變的可能，他多次引用的“自然界沒有飛躍”的觀點是很偏面的。現代科學研究表明生物進化中既存在量變，更存在質變。而質變則有可能是物種形成的主要方式。 達爾文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把生物進化的單位確定為個體而不是種群。現代進化理論則確定了生物真正的進化的單位是種群而不是個體。達爾文的進化論可以概括也四點：1.過度生殖；2.生存斗爭；3. 適者生存；4. 遺傳與變異。其中他把生存斗爭看成生物進化的主要動力。分為三類：種內斗爭；種間斗爭；與無機環境的斗爭。 生存斗爭一詞的使用的確連他本也認為不太合適，所以用了“當作廣義用的生存斗爭這一名詞”。現在看來這一詞的使用已經不是不合適，而是錯誤的了。 同種生物食性和生存空間相同，競爭應最激烈。事實上絕大多數種內斗爭是溫和的。狼為了爭奪食物常常爭斗，但勝利的狼一般不會把失敗者咬死。失敗者也絕不逞強，而是把自已最薄弱的部位暴露給對方，勝利者得到食物就中止了。獅子常常為了領地和配偶發生競爭，但真槍真刀打的情況很少，而是用吼聲和長長的鬃毛恐嚇對方。因為兩獅相斗，必是一死一傷。野生的獅子如果牙或是爪出了問題是很難存活的。 種內相殘現象在生物界是很少見的。這說明自然不僅選擇生存斗爭中的勝利者，同樣選擇那些對同種個體具有同情心的物種。可以想象一個相互殘殺的物種在沒有惡劣的自然環境選擇之前就已經死的差不多了。這樣的物種可能在地球上生存嗎？ 相反，種內互助卻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我不必說社會性昆蟲的協作，也不必說哺乳動物家庭內的雌雄分工為了它們的後代而合作。單說食肉動物，如狼群和獅群的合作捕獵，食草動物野牛群對捕食者的合作防御也是十分普遍的事。 對於種間競爭，如果一方能迅速致對方於死地這自然是最佳結果。可是事實上如果雙方長期對峙，可能對誰都沒有利。所以，許多生物都可以有效避免種間競爭。生活在同一森林的鳴禽就盡可能的占據不同的生態位，而避免種間競爭。在空間上，許多生物群落都呈現分層現象，從而占用不同的空間，有效避免相互的競爭。 再有捕食和寄生關系是不能算作競爭關系的。而達爾文則將它們也歸入了他的廣義的競爭的范圍。寄生可以看做是生物合作的前奏，內共生學說則認為，真核細胞的線粒體和葉綠體分別是好氧菌和藍藻侵入真核細胞中而形成的共生體。而寄生則是共生的前奏。聰明的寄生者只有和寄主和平共處甚至是為寄主服務才有更多的生存機會。否則，它必隨著寄主的滅絕而滅絕。雖然這個合作的前奏是痛苦的傳染病，仍應看作是自然的必然過程。人這樣的復雜的哺乳動物其實就是多種生物的共生體。也可以說沒有寄生就沒有共生，沒有共生就沒有高等的生物，包括人。 捕食者和被食者則是協同進化的典范。1907年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凱巴，40多萬公頃的草原上，約有4000頭黑尾鹿以該草原上的牧草為生，同時也有美洲獅和狼等捕食者同時存在，鹿群和捕食者保持動態平衡。後來為了發展鹿群而開始捕殺美洲獅和狼，鹿群的數量隨著天敵減少而不斷上升。到1918年鹿群達40，000頭，開始出現草場過渡損耗的跡象。1924年捕食者幾乎被捕殺殆盡，鹿群數量猛增到10萬頭左右，草場受到嚴重破壞，牧草無法滿足供應。兩個冬天後，鹿群數量下降至6萬頭左右，到1939年，鹿群僅剩下1萬頭左右。被食者為捕食者提供了食物，而捕食者總是捕食那些體弱多病的個體，從而使被捕食者向更健康的方向發展。自然狀態下，捕食者的捕食過多的過獵現象是很少發生。這也說明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外表的競爭其實存在著合作。 生物有能力和無機環境斗爭嗎？這個說法達爾文本人也覺得勉強。其實對於無機環境而言，生物更多的只能是被動的適應。當然，改造是有的，那就是全球的植物對大氣和土壤的改變。但對於動物來講戰天斗地的事除了人，沒有哪個物種能做得出來。動物對環境是以破壞為多，改善則很少。自然選擇的勝利者就是能適應環境和保護好環境，那些破壞環境的物種是注定要滅絕的。有關這一點，恐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它狹食性，很挑食，又很貪婪，食腸大。最終把自已的環境破壞的不成樣子而走向滅絕。（恐龍滅絕的原因仍有爭議。以上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 趙若舟：達爾文邪惡的錯誤之二 2.達爾文錯誤的後果 達爾文並沒有看到在進化中生物的合作是多麼的重要性，而把競爭的重要性片面的擴大了。他說：“因為同屬的物種通常在習性和體質方面，並且永遠在構造方面，是很相似的（雖然不是絕對如此），所以它們之間的斗爭，一般要比異屬的物種之間的斗爭更為劇烈。”當然，社會達爾文主義很容易把它引用為人和人之間的競爭也更劇烈一些。同時，他把捕食、寄生等種間關系都擴大成競爭關系也是錯誤的。也並沒有看到生物協同進化的實質。 在“生存斗爭”的口號下，斯賓塞迫不急待地為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找到了科學依據。（據說斯賓塞在達爾文以前提出了他的理論。）而英國殖民主義者終於為他們的殖民侵略找到了借口。達爾文於是聲名雀起。尼采則依此提出了他的反動的超人哲學。而希特勒則成為這一學說的實踐者。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近現代的人類的災難：殖民侵略、第一二次世界大戰都和達爾文的這一錯誤有了關系。 當然，也許有人會說，“沒有達爾文，殖民侵略和兩次世界大戰也會發生的”。但歷史不能假如，如果沒有達爾文，可能會有人代替達爾文。如華萊士，他就與達爾文同時提出了一樣的學說。但現在我們只能說事實。 我們看到，如果沒有“生存斗爭”達爾文的進化論同樣成立，而且更正確一點。那麼四點就成了三點：1.過度生殖；2適者生存；3. 遺傳與變異。如果達爾文能就進化中的合作有更多的論述，學說曲解的可能性會更小一些。從現在的進化理論來講，社會達爾文主義許多理論就占不住腳了。 如：種內競爭一般是溫和的，非敵我性質的。那就可以推出殖民主義的瘋狂掠奪和殘酷剝削是違背科學原理的。動物對環境主要是適應和保護。那麼產業革命對環境的破壞就是違背科學原理的。當然這樣的進化論如果提出來，可能會不對資本主義的胃口，其提出者也就不可能出名。事實上是達爾文的錯誤符合了資本主義的胃口，這才是他的理論迅速走紅的原因所在。尼采如果在中世紀或是在中國，百分之百的會被看成是瘋子。事實，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哲學也無人問津。由於法西斯的需要，這樣的瘋子哲學卻成國家哲學，一個瘋子就這樣變成了哲學家。這樣看來，哲學家或多或少是政治家利用的工具。 當然，我們並不能用生物學的規律去解釋社會規律，但要完全否定生物規律在人類社會中起作用，這仍然不是一個單簡的問題。 在生物學上，我一直認為達爾文的貢獻應在孟德爾之下，但其名聲卻在孟德爾之上，這和他的理論迎合的時勢的需要是分不開的。當時，資產階級正和封建神學在意識形態上做斗爭，達爾文的理論就成最好的素材。如以科學要最好的應用數學為依據。這一點，孟德爾的遺傳規律做到了，而且孟德爾是在完全不知道什麼叫DNA的情況下預言了基因的存在。可孟德爾本人的科研成果一直不被人重視。其原因就是他的理論對資產階級沒有什麼用。 在這一點上我一直為孟德爾鳴不平。達爾文的進化論在生物學中地位應該是在遺傳規律之下才對。華萊士做為一年青學者，和達爾文同進提出了進化論，也說明進化論並沒有了不起的。和物理學相比，孟德爾相當於牛頓，達爾文可以算是伽俐略，拉馬克則可以算是哥白尼了。 孟德爾的遺傳規律和達爾文的進化認最重要的區別還在於，孟德爾的遺傳規律可以指導育種和遺傳病研究。而育種技術所有引起來的綠色革命則成功解決了人類的糧食問題，今天我們還在簡接受著孟德爾的恩賜。而達爾文的進化論除戰勝了神學特創論的錯誤以外，就是為殖民主義的侵略和資產階級的剝削提供了科學的依據。為了反抗這種殖民侵略，亞非拉人民進行了長期的斗爭。為了反抗資產階級的剝削，馬克思主義領導無產階級進行了長期的斗爭。中國人民和無產階級受到達爾文簡接的是這樣的“恩賜”。 當然，達爾文本人道德仍是需要肯定的，他只是無意被人利用了。但他的無意錯誤仍是十分邪惡的。據說他晚年已經意識到了他的學說被人利用了，但他卻沒有做出任何解釋。或者說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達爾文主義一個必然結果，他也沒有更充足的理由解釋。如果簡單說一句生物學規律不能適用於人類社會並不能說服人。 如果說希特勒和殖民主義者是殺人犯，那麼斯賓塞和尼采就是教唆犯，達爾文怎麼也算一個過失犯罪。對於達爾文和學術界來講，這可能是一個小錯誤，我的指責仍有可能看作是對科學家的求全責備，但對人類來講則是一個大錯誤。雖然，在資本主義貪婪的物欲的驅動下，人類這個錯誤不可能避免。 也許有人會說沒有達爾文殖民侵略和世界大戰也會發生。這一點我是認同的，強盜就是強盜，他不會因為沒有借口就不殺人了。但有借口的強盜會正大光明殺人，並不以自已臉上還有血跡而羞恥，沒有借口的強盜不免有點膽怯。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0多萬戰死的人兒陰魂未散 。短短不到20幾年，帝國主義就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戰的悲劇對二戰幾乎沒有任何警示的作用。以致許多名將連續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 二戰剛結束就進入了冷戰，十分值得慶幸的是冷戰沒有變成熱戰。今年，是世界人民戰勝法西斯60周年的時間。60年了，二戰的傷是否還在痛？ 但我們不要忘記一點，種族主義者提出的人類的進化問題還沒有解決。多少年來科學主義的人工干預人類進化的想法並沒有改變。我們知道：人工選擇的許多家作物和家禽家畜優良品種，在自然界是很難成活的。那麼人工選擇下的人會是怎樣的呢？人不能選擇人，人只能接受自然的選擇，而不是人的選擇。不要企圖當造物主，甚至是人本身的創造者。 這是大自然和兩次世界大戰對我們的警示。現在種族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還在尋找著他們的超人夢。如果不徹底打破他們的夢，比二戰更大的悲劇也許就要在這個星球上上演。這也就是我今天要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因。達爾文做為在殖民主義時期的偉人，仍是一個錯誤的時期的錯誤的偉人。在科學上的一個小錯誤，對人類而言卻是一個大錯誤。我們該是認識這個錯誤的時侯了。我們不能看著在錯誤時期制造的一個偶像，在犯了如此巨大的過失錯誤之後還在科學的聖殿裡享受者過分的榮譽。 我們要奪走這榮譽，以告誡未來的科學工作者：“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於人類，那末，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末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於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愛因斯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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