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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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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佛教故事
盤點：抗戰救國中的那些僧人那些事兒
僧伽為國民一份子，護國救世為佛教之本職，自不能置身事外。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沈陽事變發生，太虛大師首以佛教立場，發表“為沈陽事件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呼吁台灣、朝鮮、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訓，起來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 民國二十一年，日本又以陸海空侵犯吳淞口，發生“一二八”上海戰爭。太虛大師痛心於中、日民族之自相殘殺，乃作“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列舉戰則必致兩敗，和則得相助之益。 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太虛大師痛心兩國民族之自相殘殺，國難教難，日深一日，大師悲感無極，隨即發表“告全日本佛教徒眾”書，又電“全國佛教”：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凶暴，克保人類。 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准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法，各各隨宜盡力為要。” 馮玉祥為太虛大師題詞（圖片來源：資料圖） 自此全國進入全面戰爭狀態，太虛大師隨政府進入後方，從事長期抗戰護國衛教運動，直至三十四年（1945），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土重光。 僧伽救護隊之成立 民國廿一年，太虛大師在潮州講“佛法與救國”。佛法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及地藏菩薩雲：“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說明佛法為積極救世的精神。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時日本軍閥又侵犯榆關、熱河，國難日深一日，太虛大師乃於上海永生無線電台，播講“佛教與護國”。同年大師諸多信眾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請大師，擬創組“青年佛教護國團”，於是大師乃呼吁“勸全國佛教青年組護國團”，定名為“佛教青年護國團”，根據佛教護國原理，團結全國佛教青年，實行護國的工作。其主要則為從軍抗戰，部份則捐助，及組救護隊、慰勞隊、運輸隊等，這是日後佛教救護隊的先聲。 二十五年，中央訓練總監部，令各地僧侶，編入壯丁隊受軍訓。這時，僧伽應否服國民兵役問題，頗為各方所爭論。僧伽既屬國民一份子，自有服國民兵役義務，唯僧伽既然已經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義，要其赴前線殺敵，顯又違背佛教教義，況救國之道，不限於一端。太虛大師又上電二中全會，並函請訓練總監部杜（如心）教育處長，轉呈唐（生智）總監，請一律改僧尼為救護隊訓練，以符佛教宗旨。嗣得杜氏覆函，得以四項變通辦法辦理，茲錄杜處長原函於下： “太虛法師道鑒：昨奉大函，敬悉一是。關於僧道受訓一事，本部業經顧慮事實，缜密研討，規定變通辦法四點如下： （一）僧道受訓得單獨組織。 （二）訓練服裝，得用原有之短僧服。 （三）前兩項如認為無須而願照一般在俗參加者，亦聽。 （四）僧道受訓後之編組，不列入戰斗部隊。 以上四點，與尊兄雖稍有出入，而遷就事實之用心，已無二致。法師領袖全國佛教，尚希善為倡導，樹之楷模，務使全國僧眾，對茲非常時期管教養衛之訓練與義務，不甘後人，是所幸甚。端此奉復。順頌道安。杜心如謹啟。七、二十二。” 自此，全國各省縣市佛教僧侶，紛紛組設僧侶救護訓練班，蘇、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實行。 佛教僧侶訓練，則以江浙為最多，訓練課目，則有擔架訓練、救護訓練，包扎訓練、醫學常識訓練、軍事基本動作，及班教練、連教練，最後亦有操槍訓練等課目。服裝仍著僧裝，唯屬短裝。學課方面，則有三民主義、公民及政治思想等。每班訓練時間，約一個半月；所需伙食費用，均由受訓學員自己負擔，每人五元，不夠的數目，則由大寺院津貼。訓練教官，均由縣政府委派，不領薪金，僅供其伙食而已。 訓練時間雖屬很短，但七七事變後，上海戰事爆發後，上海市、江蘇以及武漢各地救護訓練，確也發生很大的作用。舉其要者：則有“上海僧伽救護隊”、“重慶僧伽救護隊”、“湖南佛教戰地掩埋隊”、“鎮江佛學院僧眾宣傳隊”、“重慶佛教徒訪問團”、“湖南佛教抗敵後援會”，以及“成都佛教會僧侶救護隊”等組織。就中以“上海僧侶救護隊”、及“陪都僧侶救護隊”，都嘗參加實際救護工作，而服務時間也較長，成績也最佳，嘗獲最高當局傳令嘉獎，其它救護隊以身邊數據不足，無法詳述。就中最顯著者，簡述於次： 上海僧侶救護隊 “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全國進入戰爭狀態，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下，中國佛教僧眾，同屬國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況佛教以救人救世為懷，於是上海佛教慈善團體，首先組織“僧侶救護隊”全體人員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師領隊，內分三大隊、分隊長、隊附、隊員，全由僧侶擔任。分隊以上有總務、隊務、救護三組，各組長、干事和分隊長，均由上海慈聯會函聘。 隊員中多屬佛教知識分子，對國難當頭，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壯烈意志，所以在日軍飛機烽火彈雨中，他們所表現的那種大力、大勇、無畏搶救傷員的精神，至足感人。當時上海中外輿論，以“戰神之敵”四字贊揚他們。滬戰三個月中，他們造成了驚人的成績。 根據慈聯會二十七年報告書，救護吳淞、大場、浏行一帶戰地負傷將士，及租界難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當上海撤退時，因為傷員太多，無法收容，尚有楓林橋地方三百多傷員，並在牛莊路創辦一所“佛教醫院”，安置這三百多位壯士。第二天，整個南市一帶地區，全被日寇占領。於是，救護工作，從戰場移轉到病房，全體隊員，都充當看護，將醫好的將士，又一個一個設法送往後方歸隊，使他們繼續殺敵。這時，僧侶們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醫院中，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超渡陣亡將士法會”，以慰為國犧牲者的英靈。 “僧伽救護隊”副隊長宏明法師，原籍安徽，那時不到四十。在俗時，原屬軍人，曾任團長，俗名楊超，出家後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變，上海慈聯會有防護隊的組織計劃，屈映光先生認識宏明法師，乃由慈聯會聘為防護隊副隊長，後經宏明建議，乃改“防護”為“救護”二字，正式組織“僧伽救護隊”。在淞滬戰場實施救護工作三個月，由於我軍轉移新陣地，僧伽救護隊，也就隨軍後撤，沿長江步行到漢口，預備集中漢口，並擬分派一隊到徐州前線工作。 那知，僧伽救護隊宏明法師，到漢口後，本想再接再厲，集合漢口僧伽訓練，再辦一所“佛教醫院”，就因此遭人誣陷，竟被關了三個月，雖說是非已經澄清，原屬“莫須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擊，也就心灰意冷，不願繼續領導僧侶救護隊，於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於是一部份隊員，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師主持的“戰地流動服務隊”，一部份轉赴四川漢藏教理院讀書，還有一部份傷心過度的隊員回到他的小廟去。另一部份經不起打擊，懷著滿腔悲憤的隊員，咬著牙脫去袈裟，跑到陝北抗日大學去了。宏明法師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閉關，未幾，又聞宏明發瘋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條命，可算為抗戰而犧牲，而上海僧伽救護隊，從此結束了。 上海僧侶救護隊開赴前線服務（圖片來源：資料圖） 陪都僧伽救護隊 上海撤退後，抗戰進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護隊”是繼“上海僧伽救護隊”之後所成立的佛教徒救護工作隊。 領導這一個隊伍的，原屬“上海僧伽救護隊”的總干事悲觀法師，其原籍湖北。“上海僧伽救護隊”在漢口解散之後，他經湖南，乃於二十九年，奔到重慶，下榻獅子山寺，該寺住有一百多僧眾。於是他計劃將該寺住眾，組成僧伽救護隊，遇有空襲時，便可出去救護。商得該寺住持覺道和尚及全體僧眾同意後，便很快得到政府許可，組成“陪都僧伽救護隊”。總隊長由覺道和尚擔任，隊長悲觀法師擔任並負實際救護責任，由政府發給新擔架三十副，藥品器材全套，及籌備費六百元。在寺僧中選拔了七十名少壯力強的僧侶，編為四個分隊。寺中職事，任分隊長，總隊長為對內對外的中心，不設其它部門。全體職員，全由僧侶擔任，乃於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典禮大會的那一天，到有黨、政、軍、警、憲、機關、民眾團體、各學校、三民主義青年團、各佛教團體代表，暨報社記者，不下三百余人，可謂盛況空前。三民主義青年團兩岸分團，特制送“同赴國難”錦旗，各報特以“脫了袈裟換戰袍”標題發表新聞，喚起社會群眾注意。 該隊成立後，即開始醫護、軍事、政治常識、擔架、包扎等訓練，並經“空襲救濟聯合辦事處”，指定擔任兩岸一帶地區救護工作。如果重慶、江北，這兩處遇有敵機轟炸，必要時，臨時聽候聯辦處的命令再出動。因有這種限制，雖看見敵機轟炸重慶，亦不敢違抗命令前往救護江北受災難民，使得該隊英雄無用武之地，直到六月十二日，敵機又大批前來狂炸江北一帶，眼看無數瓦屋，頓成火山，聽到那邊災胞呼救的音聲，既不待警報解除，也不待命令，悲觀法師率領救護隊奮勇渡江，而敵機一批又一批在頭頂飛來去轟炸，他們在敵機飛過，馬上尋到那些受害的同胞，先將其包扎，然後喂以藥水，馬上抬到臨時救傷站，填了傷單，等到警報解除，才見到其它救護同志來。這次，該隊總共救了一百二十三人，輕傷二十人，其余都是重傷。由於這次成績良好，獲得各方好評。第二天，敵機又來重慶狂炸，該隊仍不待警報解除奔往施救，一連幾天，都是走在人前，踏著火路，展開救護工作，不管道路遠近，都要完成任務。於是各大小報，都競載“僧侶救護隊”消息，新民報並冠以“僧侶英雄”四字，加以贊揚！ 蔣委員長於中央紀念周席上講話，也對僧侶救護隊，表示嘉許。他說：“在此次空襲期間，除空軍人員能忠勇奮發確實達成他們的任務之外，其它黨、政、軍、警、青年團，和社會各方服務隊，以及僧伽救護隊，大都皆能發揮忠勇犧牲精神，盡到本身職務和義務，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點……” 由於七月九日空襲，該隊搶救難胞工作成績卓著，蔣委員長特頒給銀質獎章三十六枚，獎勵該隊出力人員。該隊先後出動搶救傷員不下二十余次，救出輕傷男女共達三千余人。空襲聯合辦事處總干事黃伯度先生，也代表許代表委員世英先生慰問該隊，並贈送草鞋、毛巾、萬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勞之意。並允許以後遇敵機來犯，該隊可自由前往救護，不限制區域。 社會部，以及社會各方對僧侶救護隊，歷次參加服務，表現得非常良好，深深加以好評，都主張擴大僧侶救護隊組織，使全市僧眾，都有為國家社會服務機會。於是社會部指定覺道、登一、昌仙、續乘、本先、本立、悲觀七人為籌備員，並指定悲觀為籌備主任，成立“重慶市僧侶服務隊”。 各地僧伽救護工作之實施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華北首當其沖，抗日戰爭日漸擴大，愈演愈烈，傷者亡者，充塞路途，災區遍達數千裡，難民數百萬眾，華北各佛教寺院，先後成立醫院，救護團，暨難民收容所，從事救濟工作，茲就當時調查所得，分志於後： 一、廣化寺，該寺全體僧眾及各界善信，發起組織傷兵醫院一所，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開辦，除醫士聘請外界充任外，其余一切看護勤務膳宿等項，俱由比丘充任辦理。共收容傷兵五百余人，組織完善。後經治愈出院者甚眾，曾有開辦經費收據清單，函請海刊登載公布（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該寺成立一兵民治傷醫院，內有僧伽數人，頗善岐黃，亦加入診治。該寺地址寬敞空氣流通，部署除照普通醫院組織外，並特別添設慰問祈禱隊，派有若干比丘，時時向各受傷兵民，加以安慰；或講說我佛犧牲救世精神，使聽者愉快，安心調養，朝晚定課，祈禱國難和平，及全體受傷兵民回向。先後入該寺治療者，達數百余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該寺設婦孺收容所，專救護熱河，灤東一帶逃難來之婦孺，內部組織，規模宏大，先後收容婦孺數以千計。 四、廣濟寺，住持現明和尚，平日對於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熱心，特就該寺啟建法華道場四十九日，延請戒行精嚴者數十人，逐日諷誦大乘經典，禮忏拜願，為戰區死者超渡生者祈禱，並組織一救護隊，由該寺青年，挑選成立，出發赴前線，參加各地救濟團體，從事救護工作。 五、此外華北居士林，由林長胡子笏居士提倡，推舉男女居士多人，至各醫院為招待或看護員，補助臨時各種工作，兼調查各醫院實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報告，以便設法補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護。 六、以上所舉都見“海刊”十四、七“通訊”。這是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華北間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後，京滬各佛教寺廟團體，對救護傷兵與難民，亦不讓於任何地區。或以寺廟掩護官兵，或以個人參加救亡工作，為國家效勞，亦復不少。最顯著者：則有 （一）鎮江焦山寺，掩護該山炮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數十名，一律改僧裝，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終於脫離險境。 （二）南京棲霞山寺掩護官兵數以萬計，挾在難民中，予以救濟，廖耀湘將軍，即其中之一。 （三）當陽玉泉山，在宜昌淪陷後，該山全寺僧侶激於義勇，自動動員給濟游擊隊，打擊敵人，後被日寇發覺，派大批武力圍攻，將該寺老少僧侶三十七人捕捉，用機槍射死，並將廟宇焚燒。 （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衛大武漢之時，因抱義憤，脫去袈裟，奔上火線，為抗戰將士服務。 （五）長沙初次會戰時，有僧名理妙者，因參加地下工作，深入敵後，刺探日寇情報，遭日寇逮捕，剜去兩眼，割去兩耳和舌根，後剖開肚皮，活活戮死。 （六）杭州香國寺某僧，因供給游擊隊情報，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 （七）滬戰爆發，上海比丘尼眾，聯合為前線將士縫制征衣。 （八）上海淪陷後，西門市關帝廟開辦施粥廠，並施寒衣，由范成和尚負責，直至勝利後始止，全活難民無數。 （九）廣東南華寺全體僧眾，抗戰發生後，每以絕食一日捐獻給國家，從未間斷。 （十）京滬撤退，江南大批難民，均逃至蘇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紳聯絡上海慈善團體，於各寺廟成立難民收容所，共收難民三、四萬眾，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陸續返回江南。 （十一）佛教團體或個人對國家獻金，或幫助勸募公債。江蘇各大叢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寧，寶華，在抗戰時期，都承擔巨額公債。以及甘肅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縣佛教會發動“佛教號”飛機運動，凡此種種，佛教僧眾於抗戰救國，無論為精神上，或物質上，都表現出“救國不讓人”的精神！ 五台山僧侶進行軍事訓練（圖片來源：資料圖） 恆海和尚領導的抗日游擊隊 在此須要補述者，那就是江蘇宜興龍池山恆海和尚領導游擊隊，在蘇錫常宜地區，不斷打擊日寇，終於被日寇派大軍掃蕩洞庭山，馬鞍山，逼得恆海和尚糧絕援絕，壯烈成仁！茲為懷念這位壯烈抗日僧侶英雄起見，特將其傳記錄後，以供日後治史者參考： 釋恆海，名清華，一字空生，河北涞水人，俗姓閻，年十二，家人罹義和團難，泣奔數百裡，往依其姑母，繼思有以捍衛國家，乃考入保定軍官學校。清鼎革後，應孫中山先生之召，在淮北成立革命軍，提升為旅長。民四年，袁世凱竊國，棄官走宜興，露宿野餐，為寂照寺僧止之於寺。由所得識磬山方丈宗鑒，旋依之剃度，住磬山外寮。時月霞老法師開講法華，往聽有得，緘默不言有三年，嗣掩關三儒嶺某小庵。民十年，應龍池山澄光寺悟深方丈之請，出任監院。彼至寺，謂諸僧曰：“方外人不耕不織，為世所譏，本山曠地千畝，當可發揮我等勞力，為之造林。”乃率眾僧分區種植，不數年而茂林修竹掩映山間，游宜興者，莫不知有龍池恆海也。民十三年，悟深退職，繼任澄光寺方丈。旋江浙戰起，闾裡騷然，時白寶山將軍駐宜興，念其為故交，多方愛護，地方賴安，僧俗感戴，居民每有糾葛，請其判曲直，莫不悅服。間有黠者銜恨，每思一報為快，設計陷害，終不得逞。天寧寺與澄光寺法系深遠，因被推為天寧寺西堂首座，旋由善信護持，贖回寺產，重加修整。民二十五年，首都警備司令部某職員卷款潛逃，首長誤信術者讕言，派員微服至天寧寺搜索，寺僧婉拒撄怨，遂捕監院欽鋒及西堂職司學淵以去。因入都谒司令，為門者所拒，無結果，折返鎮江，谒江蘇省政府委員王柏齡居士，痛陳經過及寃獄。經王柏齡親自調查屬實，乃電首都警備司令部將所捕二僧釋放，其不畏YIN威之節操如此。王柏齡居士因此對之極為欽佩，以江蘇叢林規律久弛，堅請其主持揚州重寧寺。重寧寺破瓦頹垣，得其籌款贖回寺產，百廢俱興。眾方為重寧寺慶，民二十六年，日軍近迫淞滬，繼之蘇常淪陷，迫及宜興，聞訊馳返龍池山，集僧俗千余，課以軍制，適有軍官謝生標避難玉山，乃推之為游擊司令，對抗日軍，屢挫凶鋒，屯溪廣德等處之免於日寇蹂躏者，實龍池山之力也。後有事於洞庭山，應當地游擊隊首領田龍文約會於山南，載以輕舟，一去不返。死於日寇，或死於亂民，終不得而聞也。 這是直接參加抗戰行列犧牲的一位僧寶。 太虛組織佛教訪問團出國宣傳訪問 佛教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特為漢、滿，蒙，藏四大民族所共信，並為東亞，南亞多數民族信仰的中心，日本軍閥企圖獨霸亞洲，對東南亞佛化民族，作虛偽的宣傳──說中國為崇信西洋耶稣教及實行共產主義，日本為維護佛教，乃向中國進軍。中央政府對日寇虛偽宣傳，亦頗為重視。 佛教訪問團，先有謝健等提案於參議會，海刊亦有應從速組織佛教訪問團之時論。由於西南佛化民族對我國抗戰前途日漸關切，終獲朝野重視，由政府函聘太虛大師為訪問團團長，撥予經費，以佛教徒自動組織名義而成立，太虛大師乃組織佛教訪問團，出國宣傳訪問，乃率團員葦舫、惟幻、慈航、陳完谟（翻譯），侍者王永良，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出國訪問。 太虛大師循滇緬路出國，第一站到緬甸，訪問緬甸第一上座（八十八歲）阿阇陀耶，並出席仰光佛學會與佛學青年會之聯合講演會，講“中國佛教與青年”，並與緬甸內閣總理答茂尊敘談，又應緬甸佛教會、崇聖會，佛學青年會請，於市政府講演“佛教的國際運動”。 太虛大師乃於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率團員葦舫、慈航、惟幻、侍者王永良，登輪赴印度，經二日海行，於十一日抵達加爾各答。太虛大師除朝禮佛教聖地，並訪問國際大學，出席國際大學歡迎會，八十高齡之泰戈爾，親臨主持，旋赴具勒納斯國民大會主席普拉卡沙之歡迎會，尼赫魯來會，並與尼氏晤談。大師又應甘地電邀，赴西恭，晤甘地。 太虛大師後赴錫蘭訪問，經南洋星加坡、馬來亞、河內，歷經五月，至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始由河內回到重慶。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 這是民二十九年十月，繼佛教訪問團後組織，由悲觀法師率領團員四人，步行到緬甸宣傳抗日政策。其動機亦因日寇第五縱隊在印度、緬甸、泰國，各佛國，作虛偽的宣傳。日寇說：“中國政府，是共產的政府，是耶稣教政府，摧殘佛教，我們日本是佛教盟主國，為了保護東亞的佛教，所以同中國作戰，這種戰爭就是佛教與耶稣教的戰爭，是聖戰。” 由於日寇在國際上這種荒謬的宣傳，實有揭穿的必要，於是集合昌林、覺華、能仁等組織一個“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並經呈報中央社會部、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核准成立。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自重慶，經昆明，由滇緬公路，步行至緬甸。雖說是奉命出國，並未向政府領受津貼。所有草鞋、錢，都屬自備，其苦干的魄力值得欽佩。 緬甸是個佛化民族，全國人民完全信仰佛教，同時對於代表佛教的僧侶，也是絕對信仰，凡是僧侶講的話，絕不懷疑的。所以該隊到仰光後，即對緬甸人民展開宣傳工作，把日寇轟炸中國各地寺廟以及其它種種暴行的證據，用中、英、緬文印了一本特刊，散發給他們看，使他們對日寇口是心非，荒謬的宣傳有所了解。這一本特刊，散發以後，不幾天，接到全緬甸佛教徒及信眾寫來響應的信，不下數十件。並對中國佛教處境表示三點意見：（一）對日寇侵略中國摧殘佛寺表示憤慨。（二）認為中國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保護佛教，而為中國佛教前途躭憂。（三）中緬佛教徒應當要合作。 該隊原來計劃，由緬甸到暹羅，再赴印度等地去宣傳，那知到了緬甸以後，國際環境有了很大變化，日暹勾結的陰謀，業經暴露，前往暹羅，似屬無望。即往印度，亦復不易。因英人對華人出入多方留難，即在緬甸境內，亦復不許隨便行動。所幸，緬甸人民，不論是政府官員，或是華僑，對佛教僧侶極為恭敬，不論遇到任何困難，他們都樂意幫助，所以該隊能在緬甸各地宣傳，先後達八個月之久，實賴旅緬僑胞及緬甸教友協助。該隊最成功的一次宣傳，那就是在緬甸華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發表演說，以“多難興邦”為題，他說： “……抗戰以來，日本僧人夾在部隊裡面（每聯隊至少有三五個日本和尚），唆使寇軍屠殺我國佛教僧眾，奸YIN我佛教女尼，用飛機大炮轟炸我佛教寺院。由此種種暴行看來，日本自命為佛教國的說話，完全是虛偽的，是利用佛教美名，作侵略之實，用佛教的帽子，掩護他殺人的面目。我們中國為了維護世界人類永久安寧秩序，為了保持我中國領土完整與萬世子孫的自由與幸福，為了拯救日本全國人民，所以起來抗戰，打倒日本軍閥。”當晚仰光各華文報，大為宣揚。 由於悲觀法師慷慨激昂的陳詞揭穿了日寇殘暴的罪行，引起日寇第五縱隊的忌恨，竟欲對該隊加以報復，但該隊人員並不因此畏卻，而停止對日寇暴行檢舉，因此獲得緬甸輿論不斷好評。民國三十年六月間，日本舉行東亞佛教大會，日寇本欲陰謀誘致緬僧赴日觀光，參加他們東亞佛教大會的企圖，因為該隊宣傳的結果，緬甸佛教界大眾窺破日人陰謀，加以拒絕。 該隊出國宣傳，在緬甸與日寇第五縱隊奮斗了八個月，獲得國際佛教熱烈的同情與擁護，終於三十年七月間回到重慶，向各界及有關方面報告在緬工作經過。 參加遠征軍服務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府又發動駐印軍運輸隊時，號召青年參加出國服務，陪都僧侶救護隊領隊悲觀法師便與獅子山方丈商議，認為這是僧伽報效國家又一好機會。首先選拔了兩隊人員（共十二人，就中尚有一位隊員名叫果斌刻在台灣，曾與筆者見過面）即於三十三年元旦，率領這一群和尚好漢正式入營，而且每個隊員還立下一個軍令狀，隆重地在佛像前宣誓。 這群遠征和尚入營之後，當局特予優待，特別給他們素食的方便。 三十三年五月他們隨著我軍進攻密支那。在這一次戰役中，隊員中有印安等三人，在敵寇無情的炮彈下，或在後方不幸殉職於戰場。這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為爭取自由，流下最後的一滴血，也是佛教的光輝。從此這三位和尚，亦將與我軍在印緬之輝煌戰績同垂不朽了，而剩下的隊員，仍在緬甸前方服務。據他們來信說：國軍一日不撤，他們也一日不退國門。 佛教界於抗日之貢獻（圖片來源：資料圖） 由上各節看來，在抗戰期中，佛教徒對護國衛教工作，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或在前方，或在後方，或在國內，或在國外，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下，佛教徒所表現積極護國救人的精神，可謂“救國不讓人”，足堪稱之而無愧焉。 就中悲觀法師，在抗戰以前，對國家前途非常悲觀，因之自名悲觀。經過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後，對國土重光，及國家前途又非常樂觀，故改名樂觀，而不再悲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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