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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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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明賢法師：惡搞唐僧之殇修復敬畏從抵制《西游記》開始
瞧這惡搞之造型（圖片來源：資料圖） 《西游記》“庸俗敘事”丑化玄奘大師 無論是何種先賢，我就是要與你勾肩搭背、情同手足、江湖並肩、恩怨同氣……這樣的庸俗敘事，化解了有德聖者與自己的高差，吃喝拉撒都有“聖人兄弟”相伴，於是便有了落俗以後的安全感。庸俗敘事也便成為解構神聖的慣用手法。 對比小說《西游記》與《大唐西域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歷史著述，我們發現，唐僧與玄奘大師這兩類人物形象有著天壤之別。庸俗敘事的《西游記》將玄奘大師徹底解構、徹底丑化了。 《西游記》隨意竄改和抹殺玄奘大師西行求法的重要史實和偉大價值，將其西游意義影射到暴力恩怨、凡夫性情的無盡糾纏中，玄奘大師被賦予了一副軟弱多疑、無能俗氣的面孔。而敘事則雖名“西行”，實非“求法”，僅借一“四人同行”外殼講人間俗事而已。 小說中，唐代佛教的背景、玄奘大師的修行品格與佛法造詣、大師西行求法的真實願心只字不提。大師乘危遠邁、虔誠堅定、為求法不惜生命的偉大西行完全被“唐僧反復被妖怪陷害，不斷束手就擒，等待徒弟、菩薩與各路神仙相救”的雷同情節所取代。大師在印度求法的卓越經歷更被徹底歪曲，所謂的“取經”完全只是唐僧師徒與小說中“如來佛祖”及諸大尊者間的鬧劇。“高僧”、“聖僧”在整部小說中只是串聯起諸妖魔故事的空殼名頭。而被讀者津津樂道的女兒國故事中，唐僧直接充當了“佛教清淨戒行與世俗情愛故事”的噱頭。僧人被打造出的形象，除了暴力，只有色情。更為甚者，還胡謅出吃“唐僧肉”可長生不老的荒誕說法。 《西游記》通過對師徒關系的著力刻畫，塑造了一位軟弱無能、食古不化的“唐僧”。小說以孫悟空的智勇雙全反襯唐僧的懦弱膽小，以徒弟間的關系間接描繪唐僧的心胸狹窄、好聽讒言、不分善惡。取經途中，唐僧只是一個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缺乏主見，諸事不顧，遇事慌神，只知念經念咒，不知傳道授業，一顆心又大又軟的“師父”，連常人都不及，哪裡有絲毫玄奘大師千古而無對的風范？ 《西游記》反復強調唐僧師徒克服“九九八十一難”取得真經之不易。但在整個過程中，唐僧實質上只是擺設、陪襯，克服磨難幾乎全在孫悟空之功。至於玄奘大師傳譯經典之重大貢獻，直接被“唐僧取經回流沙河，全部佛經只留南無阿彌陀佛六字”這樣的諷刺情節所無情抹殺。 整部小說中，關於玄奘大師和佛教，只有一句“無力”的“佛號”，只有一場毫無佛法內涵的“取經”，只有一位不聖不賢、徒有虛名的“聖僧”，甚至還有一位不慈不悲的“如來佛祖”。簡而言之，小說敘事中的佛教、高僧與佛菩薩，只有庸俗，不見高遠；但見凡夫，不見聖賢；但見無能，不見無畏。 《西游記》為“唐僧”形象定下了這樣的庸俗基調，任高喊“聖僧”之名，任改編者如何“折中”，都是對玄奘大師神聖性與崇高性的逐步消解，是對聖賢的矮化和俗化，也是對佛教的誹謗。至於幾百年來人們對此小說的熱衷，只是沖著戲谑聖賢、談妖論怪而去。而玄奘大師“寧向西行一步死，不往東土半步生”的崇高形象早已被多疑多慮、怯懦迂腐的唐僧釜底抽薪，並在妖風仙霧的鋪排中深入人心。 佛門大德共同抵制《西游記》 86版電視劇《西游記》的導演楊潔在其自傳《楊潔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難》中提到了一件往事。在這部電視劇開拍前，楊潔曾拜訪了趙樸初先生，請他為片頭題寫字幕。但是趙樸老婉言謝絕了，因為《西游記》歪曲了玄奘大師的形象，佛教界並不認可這部作品。 趙樸老對《西游記》的抵制並非只出於個人，而是代表著佛教界的一貫態度。禅門泰斗虛雲長老對此曾有分析： “世上流傳的《西游記》，是清濁不分，是非顛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玄奘大師有《大唐西域記》，內容所說，都是真實話。惟世間流傳的小說《西游記》，說的全是鬼話……《西游記》小說罵佛教，看《西游記》的人要從這觀點出發，就處處都看出他的真相……世人相信這部假的《西游記》，而把真的《西域記》埋沒了。” 的確，自明代以來，玄奘大師“西行取經僧”的形象通過《西游記》在民間的流傳而家喻戶曉。但是，在“唐僧”形象幾乎成為一種文化范式的同時，它實際上也在起著消解神聖、破壞文化的作用。因為，玄奘大師本該以其應有的身份和形象傳承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中，但現實中這位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認可的偉大人物卻成了國人眼中是非不分、窩囊小氣的典型。 趙樸老在謝絕西游劇組題詞後還曾提出誠懇建議——“希望我們在電視劇裡為唐僧平反，起碼不要丑化唐僧”。這一建議雖然得到導演一定程度的采納，可《西游記》小說本身對“唐僧”的定型並沒有得到實質性扭轉。劇中為表達唐僧“克服人之常情而堅定取經”的人格與意志而安排的“人性化”情節，往往出於導演的主觀臆想，其實際效果恰恰在電視劇的傳播中刺激了觀眾對“兒女情長”等無關大道的世俗主題的無限意淫。 為何導演的“折中”之道沒有奏效？因為以《西游記》為代表的文學藝術通過敘事方式對玄奘大師進行庸俗化演繹由來已久。 民族脊梁澤被古今，兩岸相待天壤之別 玄奘大師被尊為“民族脊梁”。他捨身求法的精神和傳譯而來的教法不僅對漢傳佛教的成熟奠定了劃時代的意義，更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注入了堅毅、無私、飽含人性與神聖的精神力量。這股力量在玄奘大師的悲願和智慧推動下，成為佛教和傳統文化中日日常新的血液，澤被古今。 不過，後人對這位聖賢不僅沒有回報以起碼的感恩，反而極不厚道地將他丑化成陰柔、多疑、懦弱、迂腐、愚癡的形象，甚至捏造成戀愛話題中的某種范式。更諷刺的是，在現代傳媒的嚴密包圍下，年輕人常可憐到連小說中的唐僧都不甚了解，更不要說歷史上真實的玄奘大師。 正如評論文章所指出：我們只能看到各種大話、惡搞版本的“唐僧”，只能了解娛樂化、扭曲化的玄奘大師，甚至只有在滿嘴流油吃著被炭火烤得滋滋作響的“唐僧肉”時，才一臉油滑地想起似乎還存在著一位“獨千古而無對”的取經僧人。 如果人們對這種情況已經見怪不怪、麻木不堪，甚至覺得理所當然，那麼真應該挨一記重重的棒喝。這記棒喝便是再次拿海峽以東的台灣來做一比較。 為什麼每每談及文化的傳承，人們總是不自覺地將台灣拿來對比？這不是對大陸文化的貶低，而是此處的文化環境實在令人感到無顏面對玄奘大師。然而在海峽對岸，多少能讓人找到些許安慰。 在台灣，玄奘大師不僅被尊為民族脊梁，比如日月潭邊的玄光寺裡就掛著一幅匾額，上書“民族宗師”。民族宗師，這是何其高度的評價與崇敬！作為曾經的“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不乏現代的生活、流行的文化和地方的民俗，但也並沒有瘋狂的戲谑，沒有不計後果的丑化，即便是年輕人，談到玄奘大師也是敬畏有加。 一邊是誠摯的敬畏，一邊是放肆的摧毀。兩岸人文環境的差別，在對待玄奘大師的態度上正可見一斑。 摧毀傳承與修復敬畏 《西游記》對玄奘大師的丑化是謬種流傳的源頭。這裡並非干涉文學創作的自由，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游記》中的唐僧雖不能等同歷史上真實的玄奘大師，但二者密切的聯系卻無法割裂。 歷史上，玄奘大師最初以本有的高僧形象深刻影響佛門內外。唐代後期，取經故事在民間口耳相傳，南宋以後逐漸形成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等講唱文學的文本，這是西游故事的民間文學雛形，直到明代，隨著《西游記》小說的形成，“唐僧”的文學形象最終定型。 明清兩朝，《西游記》小說以等多種形式廣泛流傳，影響極大，被列為“四大奇書”之一，人人可得而觀之。隨著小說的流傳，戲曲、評述也大量吸收西游故事為主題，成為傳播的另一種渠道。 相比而言，《大唐西域記》等歷史著述的傳播與影響力顯然不敵通俗小說和曲藝。後者極大程度上占據了對玄奘大師的“解釋權”，並直接引奪了大眾對其佛教意義的知情權。但這種解釋又始終在大師“西行”的名義下進行。史實與文學的若即若離，使人們對於歷史的誤讀通過“唐僧”之名直接捆綁到到玄奘大師身上。 玄奘大師之名漸漸被束之高閣、封塵古卷，而“唐僧”之形則迅速深入人心。在文學手段再加工、故事情節虛構和其他人物形象的反襯下，玄奘大師崇高的人格和僧格顯然被扁平化、蒼白化、弱化和俗化，其真實事跡也淹沒在怪力亂神中不為人知。 對玄奘大師神聖性的初步消解完成在《西游記》通俗文學的廣泛傳播中。人們熱衷於刊刻、閱讀、評議和考證這部小說，可是除了佛門內部，很少有人關注到這種消解。這與明代以來的傳統文化的世俗化關聯甚深。佛教和僧人形象受到扭曲的何止玄奘大師一人，甚至文藝作品中以負面形象出現的僧人反而更受到市井俚俗的歡迎。可以說，整個佛門都遭到了世俗化的沖擊。 當然，明清時代雅、俗文化之間的血緣性關聯依然是完好的，社會主流文化依然對正面崇高的價值觀起著傳統的保護作用。但這種庇護自清末民初以來逐漸受到西方化和現代化強有力的沖擊，到今天幾近摧毀。 如今，玄奘大師的真實形象和偉大精神只是在受到限制的教界、學術的象牙塔和部分小眾文化圈層內產生有限的影響。即便是教科書的收錄和主流媒體有限的正面傳播，也根本抵擋不了數十年來全面歪曲佛教的負面影響和現代娛樂顛覆性的傷害。並且這種傷害的深度和力度遠遠超過了明清時代，對玄奘大師從有限度的歪曲直接狂飙到徹底丑化乃至顛覆，而影視、網絡、游戲、數字通信則成了全面丑化的載體和傳播工具。今日的顛覆程度和傳播速度之快，足以令古人瞠目結舌、“歎未曾有”！ 我們正處於前所未有的物質豐富、經濟狂奔的時代，也正處於前所未有的惡劣的文化環境中。文化在走下坡路，人們對於自我、利欲的執著極速膨脹，無我與利他的人格遭到理所當然的背離，全社會似乎進入了一種無處不在的“戲谑時態”和“解構時態”。敬畏之心稀有難得，道德倫理一文不值，而不顧一切的消解神聖幾乎成了無需提醒的高度自覺，對他人尊嚴的隨意侵犯得到前所未有的默許甚至是公然的慫恿。 民國時代，以艷俗為賣點的默片《盤絲洞》尚且受到文化部門的限制，而今，各種惡俗版、搞笑版、大話版、無厘版、顛覆版、情色版的“唐僧”形象卻充斥銀屏手機、影視廣告、大街小巷。人們也如桎梏得到徹底解放般欣喜若狂、爭先效仿。面對佛門神聖性的消解與失守，獨善其身者佯裝不見，“雞湯”販賣者臨陣退縮，有心維護者力不能扛，有力影響者身不由己，竟至默不作聲，一片喑啞。 許嘉璐先生曾指出：現在的問題是雅文化衰落，同時又孤芳自賞，我們的俗文化大部分是舶來品，不是根植於本土，很難提升，俗文化和雅文化斷絕了。 縱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雅俗之別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但互相關聯，各有界限。俗文化有其空間，但一定不會僭越甚至顛覆主流的、高尚的甚至神聖性的文化。雅文化對社會和人心應有的教化和提升也從來都是名正言順，絕不會畏畏縮縮。由玄奘大師神聖性被消解來看，我們亟需警惕這種文化的顛倒，更有必要回溯崇高，修復敬畏。 玄奘大師長期以來所遭受的世俗化消解和顛覆在短時間內難以消解，但在《西游記》和脫胎於西游文學的文藝娛樂被鋪天蓋地推動的同時，回溯和修復之路也並沒有堵死。現代技術和傳媒既然可以傳播低俗，也一定可以承載崇高，有識者和有心者當悉心觀察，盡力開拓這樣的渠道，令真實歷史得到展現，令玄奘大師名至實歸，也令人們內心塵封的清淨與敬畏重見天日。 人或可一日無知，但豈能終生無畏？ 曾經，在西方文化潮流的浩蕩下，我們視祖先的文化、民族的精神為腐朽糟粕，大有棄之如敝屣，自貶而後安的“快意”。這種唯恐“落後”的盲目和無知在當代社會發展成為對文化的兩種摧壞，一種是“文革”般暴風驟雨的打擊，一種是物欲潛移默化的銷蝕。即便人們已日益認識到文化的斷層和傳統的衰微給各方面帶來了不容小視的危機，可無知帶來的不顧一切的無畏並沒有放慢其“掃蕩”的腳步。 世界廣大，文化流長，人類的無知在所難免。可是，無知不該為盲目的無畏撐腰，無畏更不應成為破壞的合理依據。但現實中“無知者無畏”卻成了毀壞的通行證。物質上，拆毀真正的古跡，並以“保護”的需要建構全新的“遺產”；精神上，在對傳統文化、民族精神無視、打擊和破壞後，毫無歉疚地大談尋根覓祖，並構建空洞的“文化實體”以象征對傳統的繼承和發揚。用與“先污染後治理”如出一轍的思路對待傳統文化的精髓，卻不曉得揮霍殆盡、元氣大傷之後，我們將去哪裡尋找理想乃至幻想中的民族精神。 無怪乎日本學人在談到禅及文化的時候認為中國的禅宗自明代起就完成了歷史使命。雖然是一家之言，但旁觀者的態度多少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或許我們可以標榜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文化傳統的興衰演變，但這種“客觀”無疑割裂了正時時演化成“現實”的歷史與一刻不停地成為歷史的“現實”， 甚至可說為一種罪過。 文化的蛻變，民族精神的隱沒，身處當代的國人不僅是觀察者、受影響者，更是參與者和造作者。文化的傳承與復興，成也國人，敗也國人。假如我們對此沒有絲毫的認識，只顧對民族文化進行肆無忌憚的摧毀，或者不負責任地“旁觀”這種摧毀，那麼只能說社會整體正陷入一種令人心寒的盲目、輕浮、健忘和殘忍。 無論是古老文化傳承的需要，還是現代文明進步的要求，我們的社會都不應成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社會，我們的文明都不該蛻化成心智幼稚、十分土豪的文明。無論傳的精髓散落在何等深微之處，無論民族的精神遭到了多麼嚴重的塵封，我們多少要撿回歷史上四處埋藏卻曾經光燦古今的珍寶。 因此，回過頭來再看佛教界對《西游記》的不認可，對丑化玄奘大師的文化行為和商業行為的抵制，不難發現這不僅是對於佛法的維護和珍惜，也是移風易俗的現實教化和對文化人心不遺余力的呵護。 人或可一日無知，但豈能終生無畏？雖然以《西游記》為源頭引發的對玄奘大師的不斷丑化已然成為難以塗抹的歷史事實，但未來正待書寫。是繼續縱容乃至參與對傳統文化的毀壞，還是及時遏止，對消解神聖的行為進行反消解，一切都在我輩的責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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