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一直很崇敬隱士,沒有人曾經對此作出解釋,
也沒有人要去解釋
晨鐘暮鼓、梵呗僧袍、念佛、坐禅,這樣的修行生活顯慶法師已經過了一年有余。在成為法師之前,他叫鄧文慶,擁有令人羨慕的北京大學碩士頭銜。但是畢業之後他選擇了出家。
法慶的出家過程簡潔而迅速,事先並未告知父母,也沒有告訴其他親友。“畢業之後就沒有了他的消息,有說在某個中學教書的,也有傳說他出家了,但是也不確信,直到看到報道才知道。一名哲學系的同學說。
法慶的事之所以被報道出來,是因為北京大學“耕讀社”和“國學社”的80名學生來到鳳凰嶺龍泉寺體驗生活,他給同學們講課,被認了出來——當年的鄧文慶,曾是“耕讀社”的首任社長。
“耕讀社”是北大一個以“誦讀傳統經典、學習傳統文化”為宗旨,理念和實踐並重的學生社團,成立於2002年,主要的活動包括經典誦讀、讀書研討,也做一些有機農業推廣、社區教育等實踐活動。
據參加過“耕讀社”成立早期活動的一名2001級本科生回憶,鄧文慶在讀研究生之前曾當過地質附中的政治老師,年齡在研究生中也比較大,因此很多人都叫他“鄧老師”。他看上去很沉穩,話不是很多。一次學習討論的時候說到寬容和反省,有人覺得寬容自己很難,有人覺得內疚很難,就吵了起來。後來鄧文慶說:“其實都不難,只要你找到自己的本性。”
“當時就覺得他的話有些佛法的味道。”這位學生說。
北大清華 科大 人大 都有出家人
現在的顯慶法師,仍然謝絕任何采訪。我們只能知道,他畢業之後在福建莆田廣化寺剃度出家,2006年來到了龍泉寺。他的父母現在也都在龍泉寺,跟在他身邊,一邊干些雜活一邊學習佛法。
鄧文慶並不是北大哲學系第一位選擇出家修行的學生。現任河北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河北柏林禅寺方丈明海法師,就是北大哲學系87級學生,他於畢業的次年——1992年在柏林禅寺從淨慧老法師剃度出家,現在已經是佛教界有名的高僧了。
回憶起接觸佛教的緣起,明海法師說,最早是看到一本弘一大師的傳記,忽然發現人生原來還有那樣一些值得追求的東西。
後來又有一次,一位叫“老虎”的同學跑過來神秘地說:“台灣的星雲大師要在北圖講演,趕緊去系裡弄票。”當時他還不知道星雲為何人,但是見“老虎”說得那麼神秘,就跑到系裡去找票,卻已經晚了一步——那個時候,對一切“有思想”的人大學生們都瘋狂地追捧,不亞於今天的追星。
幾天後,“老虎”碰到明海——當時還應該叫“小肖”,一見面就繪聲繪色地向他談起了講座的盛況,在吊足了胃口之後,他送了明海一盤星雲大師講法的卡帶。就是這盤卡帶,讓明海產生了去尋找高僧大德學法的念頭。通過師長介紹,他結識了時任廣濟寺方丈的淨慧法師,這更讓他堅定了修行佛法的決心。
但是真正決心出家卻並不容易。明海最初的計劃是先工作、結婚生子、給父母養老。“弘一大師是39歲出家,我40歲出家,差不多吧。”他這樣描述自己當初的打算。
畢業之後,他先在北京一所中學教書,上完課就在辦公室打坐。冬天的時候,他跟淨慧師父去柏林寺“打禅七”,卻發現原來要修的還很多。更重要的是,在當時還是半個廢墟的柏林寺,他看到師父們盡管條件相當艱苦,“精神面貌卻這麼好”。出家的念頭一下子萌發出來,而且日益茁壯。經過半年多的考慮,他終於下了決心。
和學弟鄧文慶一樣,明海法師的出家也沒有經過父母的同意,但是很快父母也“被動接受了”,他們後來也都成了佛教徒。
在柏林禅寺,還有一位北大畢業生明影法師。此外,至少還有明恭、明一、明勇三位法師都是上個世紀畢業於名牌大學的學生。
在江西,江西佛學院常務副院長衍真法師是上世紀80年代北大社會學專業的畢業生。
而據龍泉寺一位法師透露,在龍泉寺,“現在清華的研究生比北大的多!”
與許多人想象的不同,這些“天之驕子”們選擇出家,大多不是因為感情困惑、生理疾病等原因,而多是先接觸了佛教理論並為之吸引後作出的一種人生選擇。
當然,每個人的具體經歷也都是不同的。現在廣東四會六祖禅寺的登覺法師,出家前是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的碩士生。他回憶說,自己學社會學就是想幫助別人解決心理煩惱,但是總覺得學到的理論連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了。後來接觸了佛教,覺得這是解除心理煩惱的好辦法,開始也只是從這個角度去學。“後來遇到了現在的師父,忽然覺得必須出家。”於是他放棄了學位,迅速出家了。
“我現在是在用另一種方法為社會服務。”他說。
在家,還是出家
選擇出家修行這樣一種人生的,當然並不止於年輕的學生。明影法師就是工作多年之後才接觸佛教的。1989年畢業於北大地質系的他,曾經有一份令人羨慕的公務員工作,先在北京市海澱區,後在深圳市。
雖然工作優越 ,但是理科出身的他總愛對許多問題探究本來,越探究卻越困惑。後來遇到了淨慧法師,他覺得“終於找到歸宿了”,於是在2001年成為他的校友明海的師弟。
也有許多人,在學佛多年以後選擇了出家。比如李娜,比如陳曉旭。
對於有關李娜—— 衍真法師的種種猜測,她的一位教中好友很是忿忿不平:“這些人根本不懂佛教。如果說因為某些原因開始接觸佛教,那是比較常見的,但是在修行多年以後,出家只是一種修行方式的選擇,不需要什麼特殊原因。”
“當然,確實有不少人是因為自己的苦惱而出家。這個並不重要,你可以說求法也是因為苦惱,只是苦惱的層面不同。”他補充說,“重要的是出家以後如何修行。”
曾經看過早期《今日說法》的觀眾,或許會記得經常在節目中擔任嘉賓的兩位氣質優雅的女法學家,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范愉,一位是北京大學的王小能。而後者,已於2003年出家,法名衍能,現在五台山隱修。
現在的衍能法師,仍然不願意接觸任何媒體,她表示只有在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後才敢和別人討論在家出家的話題。記者了解到的情況是,她出家前已經評上教授職稱,是票據法領域的專家,工作順利,經濟寬裕,身體健康,也有美滿的家庭。
曾任北京大學素食文化研究會會長的哲學系畢業生王文利對記者介紹,王小能老師出家前一直是研究會的指導教師,所以接觸較多。她學佛多年,同事學生都知道。
“她早就戒了葷酒,自稱在家是‘一鍋兩制’。她很早就計劃要出家,但是她師父,香港的一位高僧,勸她等孩子大一點再出家。所以她出家是早晚的事,家人也都早有預期。”王文利對記者說。
據王小能以前的學生回憶,王老師氣質很優雅,說話很好聽,對學生非常友善。
衍能法師出家後,她的一位本科同學曾撰文表示不解,並將她的選擇和她的本科同班同學——臥軌自殺的著名詩人海子——相提並論,認為有逃避社會責任的嫌疑,並提出“世法、佛法哪個更能幫助眾生”的問題。而這也是衍能法師不願意在出家不久的今天接受采訪的原因之一。
同樣在五台山,還隱居著一位曾經非常有名的出家人——曾被譽為“第一神童”的寧鉑。這位中國少年班第一人,曾是上世紀80年代無數少年的偶像,但是自大學畢業之後人生卻一直不順,選擇出家之前他只是中國科大的一名普通教員。
直到2003年出家,寧鉑再次成為新聞人物。許多人就此感慨“神童”的“人生悲歌”。但是對寧鉑而言,這是他第一次自己選擇人生——雖然也曾被校方勸回一次。
現在他在佛教界已小有名氣,但卻不再願意談起與“寧鉑”相關的往事。或許,那個“寧鉑”並不是他的真我,現在才是。
這正如陳曉旭出家後一位網友的留言:“林妹妹終得其所!”
怎樣才算隱士
“出家是不是逃避社會責任?”這個問題曾一再被提起,包括最近的“林妹妹出家”。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先要厘清出家的概念。有一學者最近在博客上提出“不要讓妻子出家,要讓尼姑出嫁”的駭人之論,嚴肅一點的說法是“讓僧侶成為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生活方式”。
如果出家真的僅僅是一種職業,那自然談不上“逃避社會責任”,而只能討論社會是否需要這種職業。所以問題其實是:“一種離開世俗的生活是否是逃避社會責任?”
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在其著作《空谷幽蘭——尋找當代中國隱士》一書中說,他常對美國人介紹,中國的隱士很像研究生,他們在攻讀他們精神覺醒的博士。很多人在寺庵、道觀、儒家書院、大學乃至家裡獲得精神覺醒的“學士”,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攻讀“博士”。
這樣的“博士”自然並不僅僅限於皈依佛教的出家人,道教出家人、儒家知識分子,都曾是中國隱士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傳說中的許由開始,中國的隱士傳統就沒有中斷過。一方面,他們遠離世俗,以尋求精神覺醒,並保護傳統不受破壞,另一方面,他們所探求的和保存的又能回饋社會。
《空谷幽蘭》一書中的“隱士”譯自英文“hermit”。該書的策劃編輯張順平回憶說,在翻譯過程有友人提出這種質疑,認為中國傳統說的“士”是指儒家知識分子,用來指佛道隱修者並不合適。而他的看法是,hermit也許翻譯成“隱修者”更合適,但在“傳統——並不限於儒家傳統——的修行者”這個意義上也完全可以稱為“隱士。”
“儒家也好,佛、道也好,他們都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和實踐者,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在修行,這就是隱士。”他對記者說。
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楊博士來自台灣。她向記者介紹說,台灣也有不少隱居的人士,甚至有些並非基於宗教信仰,而只是願意享受獨處生活。她的父親退休之後就進入山中隱居,已經幾年沒有出來了。但是,像大陸有些山中那樣苦修住禅的,在台灣比較少,可能因為缺乏居士供養的機制。
在中國大陸,我們所能發現的隱士還是以佛、道出家人為多。到底怎樣才算是隱士,或者說出家人如何處理隱居和服務社會的關系?不同的人有不盡相同的理解。
在終南山一座茅蓬隱居的正明法師認為,隱居就要真正做到一衣一缽,身無長物,自耕自食。他覺得現在許多茅蓬也不像茅蓬了。因為怕慕名而來的訪客,他要求記者不要透露其茅蓬的所在。
而登覺法師則認為,二者都是需要的,要根據每個人的因緣去具體處理。他基本上是隔一段時間隱修幾個月,然後出來傳法和處理教務。
“但是我們任何時候都需要出家人,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傳承下去。”他對記者說。
北京白雲觀管委會主任李道長則用道教的一句箴言回答記者:“事來則應,事去則靜。”
比爾·波特在書中寫道:“中國人一直很崇敬隱士,沒有人曾經對此作出解釋,也沒有人要去解釋。”
中央財經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包博士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在上個世紀發生了斷裂,儒家、佛教、道教都遭到了破壞。現在社會在努力重塑文化共同體,但是從文化角度說,佛教保存的更好一些。
“就現實來看,佛教可以說是傳統文化最大的活載體。”他說,“比較一下毗鄰的雍和宮和孔廟的繁華程度,就看得很明顯。”
對於那些選擇了隱逸生活的人們來說,他們“生活在別處”的人生選擇受到了尊重。而至於這種載體如何才能更好地為重塑文化傳統、促進社會和諧服務,也許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文章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