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中國傳統教子法,肇始於先秦,至兩宋程子、朱子而集大成。以我之淺見,其核心精神,可概括為兩句話:一曰“習與性成”;二曰“涵養須用敬”。
古人教子讀書(資料圖 圖源網絡)
因這今幾年投身於少兒國學教育的緣故,接觸了不少兒童,對當下的少兒教育略有了解,並有所反思。我原以為父母親學歷高,孩子一定教得好。但事實卻並非如此。我的朋友基本是高知,且多在高校或文教單位供職。按理說,這樣的家庭背景教育出來的小孩子,各方面都應該很優秀,但從我所接觸到的來看,偏偏是教出了不少“熊孩子”。某回參加朋友聚會,一桌子大人被一個“熊孩子”折騰得食不能咽,小朋友往大人的餐盤裡倒淨手的水,對大人拳打腳踢。又有朋友送孩子來雒誦堂讀書,聽家長的描述,孩子非常優秀,但試讀的表現,卻讓我大為失望。孩子確實很聰明,但對人不友好,表現出很強的攻擊性,凡事都以自我為中心,從不考慮他人的感受;結果其他小朋友紛紛向我告狀,不願意和他同學。類似的事件,遇到過不止一兩次。這類小朋友的特點是個性極強,但不知禮貌為何物,不知世上還有應尊重他人之理。據我對這些小朋友家長的了解,都是極推崇西式教育的,言必稱尊重兒童的個性。但我跟海外的一些朋友交流,他們告訴我說這是學西式教育學偏了。西式教育雖然以尊重兒童為本位,但是講道理,以相互尊重為原則:兒童應當被尊重,但兒童亦須尊重他人,不得恃寵凌人。尊重兒童的天性,不等於放縱兒童,任其胡來。雒誦堂每年假期接待海外少年兒童訪學,這些海外少年給我的感覺是性格開朗,且文明禮貌。於是乎,我愈發堅信高知家庭教出“熊孩子”,十有八九是西式教育跑偏的結果,誤讀了兒童本位,將放縱當成了尊重。
我未曾系統學習過西方的兒童本位教育理論,亦無意置一詞。我略有所知的,是中國傳統教育。中國傳統教子法,肇始於先秦,至兩宋程子、朱子而集大成。以我之淺見,其核心精神,可概括為兩句話:一曰“習與性成”;二曰“涵養須用敬”。
“習與性成”,語出《尚書·太甲》篇。因曾被程子《四箴》引用,更加廣為人知。“習與性成”的意思,即習慣成自然。兩漢時期的賈誼《新書》、《漢書·賈誼傳》及南北朝時期的《顏氏家訓》,都曾引用孔子之言“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習慣成自然”,雖被人們當作俗語,實則出自聖人之口,是孔門遺訓。傳統儒家的教育觀,是要從小培養孩子的良好習慣,讓良好的習慣伴隨孩子的成長,成為人格的一部分。一些朋友痛心於兒童從小就被學業壓迫,呼吁減負,強調兒童應以游玩為主。竊以為,兒童固然可以以游玩為主,但父母師長尤不可以錯失少兒人格養成的黃金時段。中國古話“三歲知老”,自有它深刻的道理。西方行為心理學派頗重視兒童期生活對人格的影響。中國傳統教育,對兒童期人格養成則重視得無以復加。討論教子法的,沒有比《顏氏家訓》說得更誠懇實在的。《顏氏家訓·教子》篇說:“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诃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為敗德。孔子雲‘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顏之推的意思是孩子得從幼小教起,讓他從小知是非對錯。如果什麼都順著小孩,做錯了事也不及時糾正,放縱慣了,長大了再要他改,便是往死裡打也沒用。這就好比一棵樹,如果小樹苗時稍微長歪了,尚可以扶正;長大之後如果是歪的,你想讓它變直,簡直比登天還要難。積習難改,壞的習慣一旦養成,便難糾正。因此,中國傳統教子法,最重視從小讓孩子養成好習慣。
少兒國學(資料圖 圖源網絡)
傳統中國理解的好習慣,曰“正”、曰“敬”。傳統詩教,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傳統禮教,一言蔽之曰“毋不敬”。這兩方面,對兒童人格教育尤其重要。中國古代,尤其重視太子的教育問題,自殷周時期即形成一整套保傅制度。賈誼《新書·保傅》篇說:“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保傅制度的核心思想,是讓小孩子從小受“正能量”影響。從小所見、所聞、所習、所為,無一不正;長大了,自然是個正人。《論語·顏淵》篇記載孔子教誨顏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要求,皆是須“正”。北宋大儒伊川先生程頤發揮此一思想,寫成《(視聽言動)四箴》,反復叮咛,亦無非一個“正”字。如何“正”呢?儒家的辦法是防患於未然。《近思錄》卷十一記伊川先生之言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智)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铄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豫”,即預防。好比先打免疫針,以免感染病毒之後患。從小根正苗紅,長大了,就不怕邪魔外道。
如何是“正”?符合禮的要求,是外在判斷。內心起敬,則是自省功夫。所敬者,天理也。天理正大光明。儒家的傳統裡,說“敬”,便是含了“正”的意思在裡頭。至於文明禮貌,則更是“敬”字題中應有之意。中國傳統,尤其重視孩子的禮儀教育。《近思錄》卷十一記橫渠先生之言曰:“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如何教小孩子文明禮貌?儒家的方法是從細節做起。譬如長輩用手來牽自己,家長要教小孩子用兩只手捧住長輩的手才是正確的禮儀;如不如此,便是失禮。若事事如此引導,小孩子自然養成安詳恭敬之性格。如何讓小孩子養正起敬,儒家的方法是熏陶和引導。“涵養須用敬”,是程朱派修身的不二法門。程朱派將此一思想貫徹到少兒教育法中,將禮儀教育的重要性置於識字之先。朱子《大學章句·序》說:“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一指導思想,為數百年傳統中國所堅持。即使是經過文革劫難,此一傳統在鄉土中國亦未嘗中斷。我家鄉皖南鄉下,七八十年代仍是如此教育孩子。我小時候,每日早起,便是在父母指導下灑掃庭院;家裡來了客人,要給客人打水洗臉、遞毛巾、斟茶倒水,凡與長輩交接,必須用雙手,用敬辭。但這一傳統,隨著鄉村生活的被破壞,漸漸消失殆盡。竊以為,傳統中國教育的終結,不在於清民之際新式學校取代舊式學校,而在上世紀末鄉土生活的徹底消亡。
以“習與性成”與“涵養須用敬”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傳統教育法,重視在規矩之下培養孩子的好習慣。規矩的要義,不在打罵,而在規范和引導,使孩子明理、懂禮。西方的社會心理學派,尤其是行為學派,重視“習得”一詞,即強調孩子在耳濡目染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學會各種行為規范。這一觀念,與中國傳統教育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無論我們如何強調兒童的主體性,但兒童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教育的意義,是使兒童更好地成為社會人。人是社會人,不是孤立的存在。兒童的社會行為習得過程,首要之義便是要學會如何與他人相處。因此,禮儀教育,在少兒教育中必不可少。小孩子終究要融進各種各樣的集體,固然不必迎合他人,但要學會接受他人並讓他人接受自己,過度自我中心會帶來各種交往障礙。禮儀的要義是尊重別人,說到底是恕道,希望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就先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約可以成為人與人交往的普遍性原則。這就要求我們,即便是兒童,也不能過於自我中心,全憑自己的喜好來行事,而要更多地考慮如何與人相處,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約束。
如果我們將教育視為幫助少年人社會化的一個環節,則不難理解規范和引導的重要性。放縱不是教育,規范和引導才是。而如何規范和引導,是教育研究的重點所在。伊川先生回憶幼年時期所受其母教育時,提及自己三四歲的時候喜歡跑動,有時候不小心跌倒,母親必定要讓他反思為什麼會摔倒,教導他若是好好走路必不至於跌倒。伊川先生後來做年幼的宋哲宗的師傅,有一次聽說宋哲宗盥洗時刻意避免水傷螞蟻,便及時引導哲宗要將此愛心推及天下百姓。母親對幼年程子的教育,以及程子對年幼哲宗的教育,都是很及時的針對性引導。而這引導的方向,則是正確的價值觀。
不斷有朋友問我雒誦堂的教育理念是什麼,我總是答復說雒誦堂的教育理念來自程朱二子,無外乎“習與性成”與“涵養須用敬”兩句話。雒誦堂重規矩,注意引導小孩子養成“思無邪”與“毋不敬”的君子人格。來雒誦堂面試的家中總是關心面試考什麼,我總是答復說不做任何知識性考察,只看孩子的心性和教養。因為知識和技能的學習,相比於人格的養成,容易許多,也次要許多。雒誦堂入學教育第一課,我總是告誡孩子們對人要友好,要學會尊重他人,凡是想用別人的東西,一定要事先征得主人的同意。雒誦堂課堂內,無論何種活動,都遵循長幼有序原則。久而久之,即使是去公園雅集春游,哪怕幾十人一起劃船,也都井然有序。平時上課,我總是要求孩子坐端正。告誡他們坐不端正,便是心有懈怠。寫字,我總是要求他們一筆一畫寫端正,告訴他們此亦是持敬功夫。兩三年的教育實踐,我從孩子們身上確實看到了變化氣質的效果。這也使我更加堅信中國傳統教育法有可取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