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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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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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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佛陀遇到孔子：誰是“一心二用”的宗教？
當佛陀遇到孔子：誰是“一心二用”的宗教 如果將儒教與佛教的起點都放在公元前6世紀，即分別從孔子和釋迦牟尼開始，那麼我們會發現二者有一些驚人的相似性。這包括： 首先，二者最初都是學派，換言之，其宗教性並不突出。早期儒家的學派性質為我們所熟知，但作為學派，其最關心的是哲學而非信仰問題，並且在哲學中又最關心的是倫理或道德問題而非抽象思辨問題，所有這些自不待言。其實早期佛教亦然，正如托卡列夫所說：“曾幾何時，所謂佛教世界觀，與其說是宗教體系，毋寧說是哲學——倫理體系。”托卡列夫還說：“早期佛教的重心在於道德范疇，在於世人的倫理規范。”並且說：“早期佛教的認識范疇，較之倫理范疇大為遜色。這一范疇極為朦胧。佛陀本人並不注重純玄學問題，而認為宣講人生修持之正道至關重要。”這些可以從早期佛教如四谛、八正道等基本教義中看出。總之，無論是早期儒家，還是早期佛教，其哲學更重於信仰。 其次，與前一點相關，無論是儒家，還是佛教，都非常注重個體的心性修養，這既是兩家學說從最初或創始階段由第一代先哲所確立的，並且也在以後的發展中為後來的追隨者所奉行和發揚。例如我們知道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非常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並且堅持以修養來作為判別君子與小人的標准。幾乎與此同時，由釋迦牟尼所創立的早期佛教也奠定了以心性修養為根本的基礎理論，這也是早期作為學派的佛教的基本目標。再如佛教在傳入中國以後，也在心性或佛性問題上作了很多探究，從隋唐至兩宋都不乏為人稱頌的高僧大德。同樣，宋明時期的儒家也重視傳統儒學心性修養的傳統，並由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以心性修養為基本要義的宋明儒學時期。 再次，二者由於都是哲學學派，因此都有強烈的理性主義精神。這樣一種理性主義精神主要體現為具有無神論色彩，反對偶像崇拜，對巫術加以斥逐等方面。在這方面，韋伯就有透徹觀察。如關於儒教，韋伯說：“儒教徒，原則上，與猶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清教徒一樣，懷疑巫術的真實性。”又說：“凡是以古典的生活方式過活的人，就不必畏懼鬼神；只有踞高位而不德者，才會使鬼神有施力之處。”又如關於佛教，韋伯說：“在與俗人的關系上，原始佛教至少相對而言——或者根本就是——反巫術的”。“同樣的，原始佛教至少相對而言是反偶像的。佛陀禁止他人為自己造像的禁令，確實也傳承下來。”其實，這也是古代希臘哲學所具有的現象，大凡理性運動都會導致無神論傾向。 最後，二者又都屬於具有良好知識訓練的階層，因此其“教養”或“精英”特征十分明顯，並且，這樣一個階層有明顯的優越感，但因此也與社會大眾有一種疏離感。對此，韋伯十分敏銳地指出：在亞洲，普遍“有一道鴻溝將有學識的‘教養人’和無學識的俗民大眾相隔開來。”他說：“整個社會分裂成兩半，一邊是有知識、有教養的階層，一邊是沒有教養的平民大眾。對於高貴的階層，諸如自然、藝術、倫理、經濟等現實世界之切事的內在秩序，全都隱而不顯，因為他們對這些似乎一點兒興趣也沒有。他們的生活樣式是以獲得非日常性為取向，例如，將其重點徹頭徹尾置於追循模范型先知或智者上。”這在儒家，主要是精英與大眾的分離，在佛教，主要是僧團和僧眾的區別。 以上是儒教與佛教的主要相似之處。 也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相似之處，我們便可以解釋為什麼佛教自傳入中國以後，其理論或教義就一直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宋代以後，知識分子更是自覺地吸納佛教哲學中的思想和智慧。甚至在後來，空寂、空靈也像儒雅一樣成為某種高貴氣質的象征。當然，所有這些都存在於精英層面。正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精英在心靈和精神上產生著共鳴並使之能夠相互感應。 但儒教與佛教的確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 儒教與佛教的第一個區別就是倫理在各自生活中的地位與意義不同。我們知道，儒家或儒教自始至終保持著很高或很強的倫理訴求。這樣一種訴求在早期主要是針對精英階層的，其形成於春秋戰國的儒家創始期，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創始性人物加以規定，對於道德生活有著很高的要求，以後漢唐時期基本上遵循的是這一傳統。至宋代，儒家的這種倫理訴求進一步向平民或大眾層面下移，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各種各樣的家法族規的廣泛出現，這使得宋代的家族或宗族具有了某種類似猶太和基督宗教平台的性質，而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倫理也具有宗教倫理的意義。關於儒教與猶太教、基督教的相似性，楊慶堃指出：“在西方文獻中，儒學常被當作宗教來看待，這種觀念一部分來自基督教傳統的影響，系統性和道德價值的強制性主導了基督教傳統的宗教功能，在中國社會，儒學的道德價值毫無疑問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並被廣泛接受。西方學者采用功能主義的視角，將儒學視為宗教，這樣就給無神信仰體系處理生活的終極意義一個正式宗教的地位，因為儒學的確發展成了一個帶有終極道德意義的體系。從上述任何一個觀點來看，將儒學當作宗教來對待都能站得住腳。”但佛教顯然與儒教有所區別。嚴格地說，佛教並不是一個以倫理或道德生活為主旨的宗教，這可以說是佛教與儒教之間的最本質的區別，而這是由出世的基本面向所決定的。由此，佛教對於倫理的要求是比較寬松的。 儒教與佛教的第二個區別體現在對於功利的態度上。我們知道，在儒家的理論或思想傳統中，道義原則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如孔子說：“君子義以為上。”（《論語·陽貨》）這裡的“以為上”，即我們今日所說是第一位的。孔子又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這裡的“以為質”的“質”，即本末之本、體用之體。孔子還說：“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裡仁》）這裡的義又具有唯一性。相比之下，唯功利的目的或訴求始終是受到拒斥的。例如孔子說：“見利思義。”（《論語·憲問》）“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裡仁》）“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淪語·述而》）這樣一種重義輕利的原則可以說是貫穿儒學或儒教歷史的始終。然而佛教有所不同。如前所見，佛教有十分明顯的功利主義特征，這是因為佛教在傳播的過程中始終要面臨如何擴大信眾的問題，簡言之，佛教在吸引信眾方面，基本上采取一種功利主義的策略。這個問題早在印度早期佛教部派分裂後就產生了。在大乘佛教的傳播過程中，特別是在其傳入中國以後，這一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正體現了儒教與佛教的區別。佛教有著分裂和雙重的特性，精英也即僧團與僧眾的要求甚至可以判若天壤，而儒教則是一以貫之的，這既包括上下或空間（社會）的一以貫之，也包括前後或時間（歷史）的一以貫之。 以上即是儒教與佛教的區別。在更大的意義或范圍來考察，這種區別也是佛教與亞伯拉罕宗教系統之間的，但如前所見，儒教卻被認為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具有相似性。 綜上所述，儒、佛二教的異同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佛教有著典型的雙重教格：一方面它是一個典型的高端宗教，並由教入學，這主要是在精英層面；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低端宗教的典型特征，且由教入巫，而這主要是在大眾層面。總之，佛教是集高端信仰與低端信仰於一身，這是一個一心二用的宗教。儒教相比之下具有最高端的性質特征。盡管儒教也有鬼神信仰等較低端的形式，但總的來說，儒教對信仰問題持有一種理性的尊嚴，其拒斥巫術，並由此發展出無神論的傾向；特別是儒教及儒學體系發展比較完備的倫理和道德觀念，由此在相當程度上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同質。當然，我們也應看到，無論是高端的形式，還是低端的形式，由於沒有經歷宗教革命的脫胎換骨和浴火重生，因此，中國所有的宗教都與原始信仰有一種牽連或瓜葛。就此而言，種種不同的宗教或信仰都並非是不同或對立的，它們都有一個共同並極具個性的名字：中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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