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1925年7月10日寫給梁令娴（思順）等孩子的一封信（《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中，這樣寫道：
思成前次給思順的信中說“感覺著做錯多少事，便受多少懲罰，非受完了不會轉過來”。這是宇宙間唯一真理，佛教所說的“業”和“報”就是這個真理，（我笃信佛教，就在此點，七千卷《大藏經》也只說明這點道理。）凡自己造過的“業”，無論為善為惡，自己總要受“報”，一斤報一斤，一兩報一兩，絲毫不能躲閃，而且善與惡是不准抵消的。……並非有個什麼上帝作主宰，全是“自業自得”，……我的宗教觀、人生觀的根本在此，這些話都是我切實受用的所在。
梁啟超雖研佛學，但很少談到他自己的個人信仰，這次是在給孩子的信中談到，可謂深入肺腑，語重心長。記得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第一次讀到這封信時，頗有點吃驚：以前不知在這位非常“啟蒙理性”的人的心底，竟也有這樣的一點神秘。
雖然這些都是常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以及“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等等，但將之作為一種內心的根本信仰以及立身的基本准則，卻仍是不凡。這裡的“善”、“惡”都是指切切實實影響到了他人的“善行”、“惡行”，而“報”則是相應的對自己所發生的結果。昔日西漢飛將軍李廣戰功至巨，卻不得封侯，他人為之抱不平，他後來自己倒有一個解釋：他曾經坑殺過降卒。這也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業報”。
但之所以說樹立對此“業報”的信仰並堅定奉行還是不凡，是因為現實生活中還是有不少善行未得善報、惡行未得惡報的情況。對此或可解釋為：有許多報應固是“及身報”，但也還有些似乎是“報在子孫”：先輩的德行庇蔭了後輩，直接或間接地給他們帶來福澤；先輩的惡行則帶來了後輩的災難。所以俗話有“為子孫造福”還是“為子孫造孽”之分。吾父是土改干部，參加工作不久，就遇到“清匪反霸”，內定要將一位當地的小學校長——這位常被請去排解糾紛的鄉間權威作為地方一“霸”斗爭處死。吾父不忍，暗中將這一消息傳遞給這位校長，這位校長遂走避他省，雖然幾年後仍被抓回，但風暴已過，逃得一命，只判了幾年徒刑，日後的家族還在改革開放後繁榮致富。當時父親的所為被發現後，雖被組織念其剛參加工作不久還可錄用，但從此背上“階級陣線嚴重不清”的“錯誤”而致仕途受限。吾家人多，也有過一些艱困的時候。而後來我們幾個孩子都還算自立爭氣，有了一點出息，除了父母養育，細想也還有父母“為兒女積德”之因，尤其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或在冥冥中庇蔭了我們，靜夜思之，油然地深謝父母之恩。
普通人如此，如果觀察近代以來的名人偉人，是否也能發現一些這樣的聯系呢？比如林彪雖自奉甚儉，但作為名將，自然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然而畢竟對建國大業功不可滅，如果善保晚節，未嘗不可以終其天年。但其後來積極幫助發動“文化大革命”，大搞階級斗爭，整肅“反黨集團”，傷害了不少人。結果最後不僅自己夫妻身死異域，一個僅有的“虎子”也同機殒命（其子小名“老虎”，行事倒也有乃父之風），而惟一的女兒也很快墮入監禁和隨後過著長期陰暗的日子。民間還有一說：“為子孫留余地”，即自己不將權力財富名聲等各種資源占盡，為後代留一些福分。
冥冥中是否有一種神秘的因果？常人不得而知但還是可能會有所尊重。而且，對這種“報”也還是可以有一些理性的解釋的，比如說善行自然比較容易帶來他人善的回報或社會的獎賞，惡也會引發正義力量的懲罰或招致別人惡的報復；父母善良的品質和作為會影響到兒女的行為和品德，乃至形成一種家風；而父祖一輩的惡行和樹敵也會帶來宿怨，從而影響後輩的行為和生活品質。甚至父祖輩太大的光環、太多的財富，太大的名聲也可能使後輩或意志消蝕，好逸惡勞；或意氣消沉，不願進取。所以，西方的一些億萬富豪在充分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事業成就之後，反而有一種散財之道，他們還是會努力給兒女最好的教育，但卻不是給他們留下最大的財富。或者說，體現在這種散財之道中的“德育”本身，也是一種最好的教育，而這種“散財”既是一種澤福廣泛的公益事業，也便是一種更有遠見的“為兒孫造福”。
梁啟超及家人在臥佛寺附近有一個幽靜的墓地，在那裡盤桓的時候，我曾深感做名人或偉人的兒女雖然可能大都不易，但梁啟超的九個兒女卻都相當出色，在近代中國的名人偉人子女中總體來說大概是最有出息的。有人說這是由於墓地的風水好，我卻認為除了他們自己的努力，更多地還是和其先人的德而非葬地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