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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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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寬運法師：佛教生財及理財之道
中國人近年在海外對奢侈品的購買力驚人，根據匯豐銀行本年初公布最新報告《走遍全球的購物者》，全球近1/3的奢侈品被中國人買走，而在中國人所購買的奢侈品中，2/3的交易在境外完成，包括港澳地區、歐洲、澳洲與美國等。 報告指出，因歐元貶值，前往歐洲旅游的成本相對降低，因此預計在未來一段長時間內，歐洲或會成為“中國人赴海外購置奢侈品”的最大受益者。據估算，目前在法國奢侈品銷售中，中國游客消費占40%，在意大利和英國占比則分別為35%和25%。報告稱，前往巴黎的中國游客旅行開支預算中有80%，即平均1.1萬歐元(約合1.3萬美元)會用於購物。 從以上數據顯示的中國人消費數字中，可以反映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已日益改善，國家漸趨富裕，而國人的普遍消費力亦日漸增長，原是可喜的現象，且富裕後消費本無可厚非，但我們不禁生起另一個疑問，就是素以勤儉著稱的中國人，為何會變得如此奢侈呢?這實在值得我們深思與檢討。 一、 佛教不反對財富，只反對貪欲 隨著社會的日漸商業化，金錢自然成為生活中必須面對的問題;由於貪欲的萌生與引發，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著如何獲取財富，積蓄財富，乃至讓財富更加增值。這是現代人之所以煩惱日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通常在人們的印象中，佛教講無欲、無求，應該與此目的完全相悖，況且佛教的修行目的在於追求離俗與解脫，所以並不關心財富的問題。 實際上，這是一種很大的誤解。佛教的主旨是講求心靈的淨化，而相對不重視形式。佛教講緣起，宇宙萬物以及世界的形成，都是因緣和合的結果，沒有任何一物具有不變的定性，因此事物的好壞往往不在形式，而取決於利用的人以及利用時的心態;同時，佛教面對的是各種不同的眾生，有出家僧人，也有在家居士;對象不同，其所教育的方法也就不一樣。在金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 對於出家僧人，佛陀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制定了禁止經商、托缽乞食的規定，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讓佛教的僧團能夠保持一定的純潔性，以利於弘法工作的展開;這種規定在當時古印度，人們普遍敬重、供養各種各樣修行人的環境中，可說是非常應機的。 到了中國的唐代，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百丈懷海禅師創建農禅制度，不再乞食，雖然一度遭到教界的反對，但畢竟有賴於此，才保全了寺院不依賴社會、自給自足的生存能力，然而經商的活動還是不做。這些規則是針對出家人而定的。 而在家弟子，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生存──解決衣食的問題。同時在家弟子不僅要勉力修持，隨緣度眾，在佛教的維系中還承擔著護法的任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財力上對寺廟的護持。所以，佛陀在經中教誡欲受菩薩戒的在家弟子：“菩薩具足二法，能自他莊嚴，一者福德，二者智慧。”並具體地將“多饒財寶”列入“能自利利他”的八法之第五項。由此可見，即使是古老的印度，佛陀也沒有反對在家人積聚財富。那麼，以佛教的觀念來說，如何才能多饒財寶?為什麼多饒財寶會和自利利他聯系在一起?又如何利用財寶來自利利他呢?針對這些問在《優婆塞戒經》、《佛說屍迦羅越六節禮經》、《佛說善生子經》等中有相當詳盡的闡述。 二、多行布施是多饒財寶的主因 依照佛教的因果論，我們今天的財富是來自於過去的修善積福，而這裡所修的善業主要是指布施。布施也就是施予、付出;付出了當然也就會有所獲得。簡單地說：布施大致可分為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 財施即施捨一切身外之物;法布施即「無量世中常樂說法，以是因緣，多饒財寶」;無畏施即令眾生不害怕、無恐怖、無災害。這三種布施，可以說涵蓋了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具體地說布施，其可能的活動也就顯得十分的繁雜;可以說舉手投足之間都可以完成布施的修持。並且布施的對象也極為廣泛，甚至對於佛教以外的教派，只要不是向其歸依，“一切出家內外諸道，隨意供養”，充分體現了佛教廣大包容的心懷。正因為如此，佛陀認為布施不是富人的專利，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的，當然，任何人也就同樣可以得到布施的善果。 佛陀強調所作的布施應該是淨布施，亦即財物為如法得、觀財無常而布施;為破煩惱而行施;於福田生歡喜等，若能如是“報逐是人，如犢隨母”。這就是佛教如是因，如是果的因果邏輯;種善因得善果，是必然的道理。巧合的是，在近年美國排行榜暢銷書《百萬富翁的智慧》一書中，作者要求733位百萬富翁對他羅列出的30個成功因素進行選擇，最後，這些富翁認定為非常重要的因素所占的百分比依次是： 1.真誠地對待所有人 2.有良好的教養 3.與人們和睦相處 4.有配偶的支持 5.比多數人更努力地工作 這個結果可能和我們原先所預料的不一樣：品德和人格被遠遠地擺在超越智力因素的地位。書中並舉例：一位非常出色的推銷員在介紹其成功訣竅時提出，根源在於“關心他人的需要”。由此可見，當今最為現實的商業經驗，竟然與2500年前佛陀所說的於心地中積累福報的理念不謀而合。這說明了什麼呢?就是我們可以相信，在佛教思想之中，確實仍然有著極為現實的價值，值得今天的我們去深入挖掘與開拓。當然，佛陀所說的富饒之義，除了純粹物質的意義以外，還有心理上的因素，這一點下文將進一步論述。 種福以後雖然必能得福，倘若過度消耗，也終有消失殆盡的一天。所以佛教主張人們不僅要不斷地培福，而且還要惜福。反觀今日現代人日夜奔忙地追求奢侈的物質生活，造成資源浪費，社會道德日漸滑落的現象;佛教培福惜福的觀念，實在值得我們借鑒與效法。 三、財富來自於勤勞與敬業 佛教一貫提倡勞動，教主釋迦牟尼佛就是最好的勞動典范。我們在許多關於佛陀的記述中，都可以看到他親自掃地，為他人縫衣，乃至照顧誰也不願意照顧的病人等種種感人事跡。同時因有感於勞動的重要性，佛陀甚至在沙彌威儀中制定了掃地、洗菜等具體而微的工作項目，並對其操作過程、各種功德一一羅列，可見其教導弟子要參與勞動的苦心。這種風范也為後代的高僧大德所繼承，例如唐朝百丈懷海禅師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而禅學的精髓也恰恰正是體現在日常勞作之中。 縱覽佛教經典，出家人此和合的群體雖然有超越世間的特殊性，但佛陀對他們仍作了相當的“敬業”要求。他們的越超世間是為了更好地入世間、更好地幫助眾生，所以佛陀在多種經籍提到出家人除了自己要好好修行外，必須在教化人心方面盡到一定的責任，包括應供以後必須說法，即“當以五事答布施家”;何謂“五事”?(1)教誨以成其正信;(2)教誨以成其戒行;(3)教誨以成其多聞;(4)教誨以成其布施;(5)教誨以成其智慧。 接受“施家”供養的出家人如此，自謀衣食的在家人就更應如此了。何況從佛教因果的角度來看，從因至果，固然絲毫不爽，但其中還有非常重要的一環，即是緣，也就是說其他的條件;如果沒有緣的作用，即使有種種因的種子，也不可能開花結果。所以，緣的成熟很重要。促使布施果報成熟的最重要方法，就是有一個與財富相適應的緣──治生，即從事一定的“事業”。所以佛陀對敬業提出很高的要求：“若求財物、商賈、農作、奉事王者，常當至心如法而作。”“見他作時心生歡喜。”這裡的奉事王者，就是指公務人員;學佛之人，在家者不僅不能廢事不作，而且必須比不學佛的人做得更好、更積極。 當時的印度社會，主要分為執掌教育、宗教的婆羅門階層，掌握國家政權的剎帝力等，佛陀幾乎對世俗各階層的人都講解了他們應該如何敬業的方法。 比如作為老師;師教弟子亦有五事：“一者當令疾知;二者當令勝他人弟子;三者欲令知不忘;四者諸疑難悉為解說之;五者欲令弟子智慧勝師。” 作為國王：“在家菩薩若得自在，為大國王，擁護民庶猶如一子。教離諸惡，修行善法……如法護國。” 作為僕人，以事主官大夫為例，也必須做到五點：一者當早起，勿令大夫呼;二者所當作，自用心為之;三者當愛惜大夫物;不得棄捐乞防人;四者大夫當人當送迎之;五者當稱譽大夫善，不得說其惡。 所以，佛陀提出“治生是在家者必須從事的一大要事”，例如在《優婆塞戒經》中所說的父母對孩子要“教以世事”，就是要讓孩子掌握一定的生存之道、謀生之道。所以佛一直要求在家行者要“了知世法及出世法”，他認為出世法──智慧即般若與治生是同一的、一體的，“有智之人所學世法，學中勝。以是因緣，便得財富及大自在。” 是故，很多人誤以為學佛就是只求自己清靜、或只是勸導人捨家修道，而將一些具體的工作拋給所謂的“世俗”之人，事實上並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思想。 四、如何正確地理財 那麼，既然已經獲得了財富，究竟應該如何管理?佛陀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既得財已，如法守護。”(《優婆塞戒經》卷三〈攝取品〉)佛經中對此作了極為詳盡的開示，認為家庭財產可以分以下數類：日常開支、投資、應急儲備金、以及作慈善事業。 經文中是這樣說的：若索以得財，當常作四分：一分供衣食，二為本求利;藏一為儲時，厄時可救之;為農商養牛，畜羊業有四;次五嚴治室，第六可娉娶;如是貨乃積，日日尋益增;夫財日夜聚，如流歸於海;治產求以漸，喻若蜂作蜜。 如果我們仔細去分析這段偈頌，不難發現，佛陀為在家居士考慮得非常周到，日常開支和應急儲備，是為了解決當前的生活消費問題;投資則從長遠處進行考慮。而超越於一般理財觀念的，則是其中“參與慈善事業”一項，從因緣果報的理念出發，此項內容的設立，可以說是最為長遠性的大“投資”。即可拋開佛教的理念，在當今的時代，以財富回報社會也是為人們所認同與提倡的。 同時，這裡也流露出佛陀對理財投資的深刻認識。首先，他認為財富的積累需要時間的積累，“日日尋增益”，而且要有耐心，不能有暴富的思想，故曰“治產求以漸”，猶如蜂作蜜一樣需要日日勤作，才能積少成多。雖然他沒有像今天的理財投資專家一樣，講到復利的效應，以及時間在財富積累上發揮的重要因素，但佛陀的思路仍然是非常契合財富積累的特點，只是因為他的教學重點乃在於做人而非財富本身，所以對此有關理財的論述，只是簡要地說明而已。 同時，他也提出要注意保護財富的另一方面，就是要請人管理時要選好“代理人”，按照世間的常理，“財物不應寄於四處”，這四個不宜處分別為老人、遠處、惡人、大力。 佛陀的這些理財觀念，置之於今日，仍然非常的合理及有效。 五、財富的真正歸宿──布施與奉獻 當然上述所講的都是世間財的管理方法，佛陀最後仍然回歸到他最為關注的問題：心靈。再次重申了他對財富來源的真正看法，亦即布施仁厚才是獲得財富的真正的原因，故而他在《善生經》中說： “居積寶貨者，當興為仁義，先學為最勝，次乃為治產。” 雖然治產是如此重要的事，但是做人仍然是第一的，生存必須首先有“道”，然後才談得上講“術”，仁義的位置遠遠高於治生的技術，因為在佛教的觀念中，財富的真正來源是“仁義”，所以在修布施時，他除了強調物淨，更強調要心淨：“施時不為生死善果，名稱勝他、得色、力、財……不斷家法、……惟為莊嚴菩提故施，為欲調伏眾生故施”;同樣，有了財富以後，仍然不能忘掉利用財富的真正目的：“菩薩所求多財寶，為欲調伏諸眾生故。” 同經中，另有一段偈頌： “凡人富有財，當念以利人;與人同財利，布施者升天;得利與人共，在在獲所妥;攝世間者，斯為近樂本;夫以恩攝人，如母之為子;善攝護天下，其福數數及;上得處眾會，能直利與安;成人之信戒，必使得名聞;意與常耒惰，捨棄悭吝行;攝人以友事，飲食相惠施;往來而又往，如是名不虧;夫能修慎身，斯居家為賢。” 在這裡，雖然沒有詳盡的論述，但是從中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中心，這裡講述了布施的各種利益，首先是布施者因為布施而獲得內心的快樂，因為他看到了財物的無常，同時也從修行的角度感恩乞者：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功德田，是成就菩提大樹的根，這種布施是發自內心的;所以說“無貪之心名為施”，布施的目的是為了對治內心的悭貪，而不應該有個人的企圖，故曰此種布施是“義”的行為;其次，布施可以使布施者得到外在環境的和諧，能夠得到人們的恭敬、獲得名聞，可謂不求名聞而名聞自致，因此“在在獲所安”。 其次，就是佛教特有的要點：求得來世的福果，即生天。佛教將“天”或“天道”歸納為兩大特點：福與善。布施時以“淨施則有善，因為不悭吝而自以為有福，是故施者，隨有多少，任力施與，除布施外，無有能得人天之樂至無無上樂。”故曰“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 在更高的層次而言，佛說布施是可以“成人之信戒”的，可見這裡的布施，已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種方便。佛教中菩薩有“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布施即為其中之一;正如《法華經》所說：“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作為一種“以欲鉤攝之”的方便運用，令對方生起歡喜心，才可以更有效地進行佛教的教育和宗教修行的引導，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佛教經濟觀是以善為因，最終也回歸於善。 佛陀雖然教導人們致富，但他認為人的生存目的不應該僅僅停留在這一層次，應該有所超越並升華，財富在佛教中更是一個利益自己以及他人，尤其是利益心靈的工具。如果單純停留在物質的層次，將違背佛教的宗旨，同時更容易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結語──事來心始現，事去心隨空 我國自古有德之士莫不推崇“儉以養德”，有“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的說法，意思是：節儉，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惡中的大惡。正如宋朝文學家司馬光畢生積極奉行、提倡節儉，流傳至今的名言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由節儉的生活變成奢侈容易，要由奢侈的生活節儉下來就很難了。而且人的福德是有限的、珍貴的，所以更不可以不珍惜。節儉首先就要節制自己的欲望和貪念，這樣才能保持節操，培養德行，成己成人。因此，今天我們富裕的中國人，回顧前人的勤勉創業，艱辛建國，實應有所反省與警剔。 最後，我們必須將《善生經》中佛陀所說的一段偈語提出，以作深一層的思考： “事中用則學，不用勿自妨。”這句話雖然十分簡單，但其中充滿了佛教的般若智慧，表明了佛陀對事業中心態的把握，所以應該加以更好地理解。佛教講緣起性空，從本質的角度看，緣起即空性，一切皆圓覺，依圓覺而做事，“觀夫用事者，明好猶熾火”，即能事事無礙於佛法;因此佛說“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皆為佛事，這是為佛弟子者積蓄財富應有的態度。但性空亦即緣起，緣起之有雖無自性，但仍有其不虛的功用，所以又必須不生貪執，隨緣起用，所謂“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菜根譚》);“事來則用，事去心寧”，二者兼備，也就是佛陀所認許的“事中用則學，不用勿自妨”。這種無執、無著的中觀智慧，對於我們今日在經濟社會中更好地利用佛教的精華思想，既發展經濟又不妨礙純潔心靈的清淨，實有充分借鑒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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