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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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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素食護生
：健康
抗擊癌症，幾乎全面潰敗，觸目驚心的現狀！
第三次全國死因回顧調查揭示殘酷現實： ●中國人癌症死亡率在過去30年增長八成以上 ●每四到五人就有一人死於癌症 ●肺癌取代肝癌高居中國癌症死亡“排行榜”首位 ●癌症高發折射環境惡化與煙控不力 ●城市和農村癌症死因差異凸顯城鄉差別之痛 ●過多資源用於中晚期患者治療而忽視了預防 癌症在中國城市已成為首位死因，在農村為第二位死因 從中國人群的吸煙流行狀況來看，到2025年，中國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將超過100萬例。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肺癌大國 農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統癌症死亡率明顯高於城市，這實際上是政府為農村公共衛生政策方面的失誤埋單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格局中，與公眾健康發生激烈沖突的不僅是煙草業，更有造成環境污染等諸多產業力量 在過去數年中，艾滋病、SARS、禽流感乃至最新的手足口病等傳染性疾病，都對中國公共衛生領域構成巨大挑戰。 然而，無論在世界范圍內還是在中國，以惡性腫瘤(癌症)、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為代表的慢性病(或者說非傳染性疾病)，卻正在成為更主要的長期威脅。今年5月19日，世界衛生組織在其最新公布的報告中就明確指出，非傳染性疾病正在成為人類最為致命的“殺手”。 其中，癌症位列首位。 2004年，全球有740萬人死於癌症。中國的情況則更為嚴峻。今年4月底公布的第三次全國死因回顧調查表明，中國城鄉居民的癌症死亡率在過去30年中增長了八成以上;目前每四到五個死亡的中國人中就有一個人死於癌症。中國每年死於癌症的總人口，接近200萬人。 誠然，癌症患者數字的增長，與中國人均壽命的提高不無關系，因為衰老經常意味著癌症的高發。但僅僅是年齡結構的變化似乎遠不足以解釋癌症如此高發。實際上，生活方式改變、生態環境惡化等多種致癌因素，都已經在這場悲劇性大幕背後隱約浮現。 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實是，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煙草消費國和生產國，與吸煙存在很大關聯的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穩居中國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在淮河流域等一些污染嚴重的地區，“癌症村”星羅棋布，官方最新的調查也證實，從上游、中游到下游，淮河流域地區的消化系統癌症死亡率呈現出“梯度上升趨勢”。 目前，徹底攻克癌症在科學上仍遙不可及。從國際經驗來看，控制這一疾病肆虐的根本出路，在於預防。可惜長期以來，中國有限的癌症控制資源大多被用於中晚期患者的治療;尤其是農村地區的癌症防治工作，就更為薄弱。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國的公共衛生政策正在發生一些積極變化。衛生部2003年底頒布的《中國癌症預防與控制規劃綱要》(2004年-2010年)中，明確提出堅持“預防為主”和“以農村為重點”的原則。從2005年起，衛生部啟動了中央轉移支付癌症早診早治項目;今年每個省份都將至少擁有一個試點。 此外，國家癌症中心也已得到國務院批准，即將掛牌成立，有望在今後癌症防控中扮演核心角色。 不過，中國的癌症防控力度還無法與美國、日本、韓國等國相比。要徹底扭轉癌症增長態勢，無論是從體制上還是從國家意志上，中國才剛剛站在新的起點上。 ——編者 上篇 癌症大國 人口老齡化、吸煙、環境污染以及城鄉差異等多重因素，都是中國不斷攀升的癌症死亡率的“貢獻者” 身邊的癌症 癌症在中國城市已成為首位死因，在農村為第二位死因 “今年上半年，我已經參加了三個朋友的葬禮了。兩個死於胃癌，一個死於肺癌。年齡最大的只有37歲。”就職於北京市建國門外一家美資企業的劉女士告訴《財經》記者。“不是說只有老年人才容易得癌症麼?”她感慨歎息。 劉女士所講述的，折射出一個無比殘酷的事實：癌症已經深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兩個多月前，中國衛生部就曾經發布了一份關於中國癌症死亡的“紅色警報”，可是在當時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關注。 今年4月29日，正值安徽阜陽等地爆發手足口病疫情期間，衛生部在北京舉行的一次專題新聞發布會上，披露了以癌症(惡性腫瘤)為重點的第三次全國死因調查主要情況。從這次全國死因調查中，或許可以追尋到這個幽靈肆虐的些許蹤跡。 自2006年6月起，衛生部和科技部開始聯合組織了第三次全國死因回顧抽樣調查。 此前，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中國曾先後開展過兩次以癌症為重點的居民死亡原因調查。通過前兩次調查，中國已經基本摸清了當時城鄉居民的死亡率水平及主要原因，尤其是癌症的流行規律和分布特征等。但在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齊小秋等官員和專家看來，過去十多年裡，很多居民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滄桑巨變，人們的健康行為和疾病模式也隨之而變，啟動新的全國性調查已經迫在眉睫。 通過采集全國160個市縣2004年和 2005年的居民死亡數據，調查結果表明，中國居民癌症的死亡率約為十萬分之一百三十六，即平均每10萬人中，每年就有約136人死於癌症。相比之下，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死因調查中，這一數據為74人;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死因調查中，這一數據為108人。 根據這一統計，中國城鄉居民的癌症(惡性腫瘤)死亡率，在過去30年中增長八成以上。在城市，癌症已經占到死亡總數的25%;在農村，這一數字為21%;換句話說，平均每四到五個死亡的中國人中，就有一人死於癌症。 目前，癌症在中國城市已經成為首位死因，在農村為第二位死因(僅次於腦血管病)。此次全國死因調查技術執行組組長、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饒克勤主任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警告說，鑒於癌症更難控制，估計今後數年內，癌症也很可能取代腦血管病，同樣成為農村居民第一位死因。 肺癌“元凶” 從中國人群的吸煙流行狀況來看，到2025年，中國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將超過100萬例。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肺癌大國 為什麼癌症在中國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會不斷上升?這或許是公眾最想知道答案的一個沉甸甸的話題。 癌症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也是人均壽命增加帶來的一個“副產品”。從醫學上來說，這並不難理解——隨著人體的衰老，細胞維持正常的新陳代謝的能力會下降，這就為癌變提供了滋生的“溫床”。有研究表明，約六成的癌症發生在65歲以上人口中(參見本期“認識癌症”) 。 2005年，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首次突破了1億人大關，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達到了7.6%。而在1982年，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還不到5%。 不過，依據同一標准的人口年齡構成計算出“標准化死亡率”，就可以消除人口老齡化對癌症發病率帶來的影響。經過這樣的調整，目前中國居民的標准化死亡率約為十萬分之九十一，與30年前相比，仍然增長了兩成以上。 這就意味著，“老齡化時代”並不是癌症增長的惟一答案。 這一點，在一些特定癌症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以死亡率增長最為顯著的肺癌為例，30年間上升了465%;即使按照標准化死亡率來計算，也上升了261%之多!肺癌早已取代肝癌，穩居中國癌症死亡“排行榜”的首位。 尤其令人憂慮的是，中國肺癌死亡的高峰遠遠沒有到來。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功煥告訴《財經》記者，從中國人群的吸煙流行狀況來看，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肯定還會大幅度增加。 肺癌的發生與煙草消費有直接關聯，這一點早在20世紀60年代在歐美等國家的健康界就得到了公認。全球范圍內多項流行病學研究表明，吸煙是導致肺癌的首要危險因素，八成以上的肺癌都是由吸煙引起的。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的統計數字也顯示，所有的吸煙者中，有半數最終都死於與煙草直接有關的肺癌等疾病。 在中國這個全世界第一煙草生產和消費大國，有3.5億煙民。此外，還有至少5億人，在遭受“瘾君子”吞雲吐霧制造的二手煙毒害。更為嚴重的是，今年5月衛生部發布的《2008年中國控制吸煙報告》顯示，青少年吸煙現象並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國僅13歲到18歲的煙民就有約1500萬人。加上近4000萬嘗試吸煙者，這些使得中國的“禁煙運動”格外任重道遠。 世界衛生組織下屬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主任彼得伯耶爾(Peter Boyle)博士也提醒說，中國在吸煙問題上，“正在重走美國40多年前的老路”。 早在1950年，美國男性平均每日吸煙十支，這個吸煙流行高峰一直維持到20世紀70年代。由於煙草侵蝕人體需要長期積累，肺癌等吸煙相關疾病的死亡高峰，通常出現在吸煙流行高峰二三十年之後。因此，1950年，在35歲至69歲這個年齡段死亡的美國男性中，因煙草導致的約占12%;而到了1990年，這一數字攀升至33%。 中國則在1992年達到成年男性平均每日吸煙十支的量，整個煙草消費高峰期至今仍在延續。而在1990年死亡的35歲至69歲中國男性中，因煙草導致的比例為12%。如果以美國為鏡鑒，不難預計，到2030年這一比例也可能會躍升至33%。 “這意味著，在這個年齡段死亡的每三位中國男性，就會有一位死於吸煙。”伯耶爾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 這種判斷，實際上也已經得到了公共健康界的認同。世界衛生組織就曾預計，到2025年，中國每年新增肺癌病例將超過100萬例。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肺癌大國。 環境殺手 大氣污染、不潔淨的飲用水等環境因素，是癌症發生的一個重要誘因 影響癌症的生活方式，不僅僅是吸煙。中國癌症基金會副理事長、中國醫學科學院(以下簡稱“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原院長董志偉教授告訴《財經》記者，飲食不合理是僅次於吸煙的癌症發生誘因。 他舉例說，中國居民膳食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西方化”趨勢，城市和富裕農村中的超重和肥胖，已經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這也是導致結、直腸癌和乳腺癌等癌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一些癌症，還與性行為和生育習慣等有關。例如，如今女性的平均初潮年齡大為提前，生育年齡則大為推遲，而大量雌激素的分泌會促使乳腺增生，增加乳腺癌的風險。過去30年中，中國女性的乳腺癌死亡率幾乎翻了一倍，其增長速度僅次於肺癌。即使按照標准化死亡率來計算，也增長了三成多。 除了不良生活方式，環境污染更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於癌症的憂慮。今年3月底，在北京舉行的中國腫瘤學進展學術峰會上，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院長趙平教授憂心忡忡地表示，“我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生存環境卻在進一步惡化。” 以肺癌為例，除了抽煙，其高發態勢與中國普遍存在的空氣污染不無關系。2007年，世界銀行在《中國環境污染損失》 (Cost of Pollution in China)報告中明確指出，空氣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氣污染，是導致肺癌等肺部疾病發病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肺癌，這份報告還顯示，中國農村地區胃癌和肝癌等消化系統癌症的死亡率，都明顯高於世界平均水平;醫學界的主流看法是，消化系統癌症的誘因與不安全、不清潔的飲用水有關。 近年來，媒體上不時可以見到有關“癌症村”的報道。在地表水以及淺層地下水普遍污染的淮河流域，民間環保組織“淮河衛士”負責人霍岱珊對《財經》記者坦言，從他過去多年的實地考察來看，“‘癌症村’大多都分布在V類或者劣V類水流行的地區，這應該不是一種巧合”。 根據地表水分類標准，水質最好的為I類水，最差的為劣V類;V類或者劣V類，都是屬於污染嚴重、基本無利用價值的水體。 或許是注意到公眾對於這個問題的關注，在已經完成的第三次全國死因調查中，衛生部特地增加了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江西省樂平市等13個媒體報道過的癌症高發地區作為被調查地區。結果發現，其中的四個地區，即安徽省阜陽市颍東區、河南省浚縣、河南省沈丘縣和湖北省應城市的癌症死亡率，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齊小秋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承認，在這四個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癌症主要集中在食道癌、胃癌、肝癌和結直腸癌等消化系統腫瘤。 當然，並不是這些地區癌症整體水平都高，而是某些村落中存在聚集性。“這和一些媒體的報道是相符的。”他表示。 此外，職業環境污染也是可能導致癌症的一個因素。例如，科學家對雲南個舊錫礦的多年研究發現，礦井中高濃度的放射性氣體氡、氡的衰變分解的產物氡子體，以及含砷礦塵等，導致錫礦工人肺癌高發。世界衛生組織也曾發布報告稱，全球每年至少有20萬人死於與工作環境有關的癌症。 城鄉差異之痛 農村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統癌症死亡率明顯高於城市，這實際上是政府為農村公共衛生政策方面的失誤埋單 在第三次全國死因調查中，城鄉“鴻溝”仍然隱約浮現。 在中國城市居民的癌症死因中，肺癌占據了首要位置。農村的情況則有所不同，肝癌是最主要的癌症死因，胃癌、食管癌和子宮頸癌的死亡率也高於城市。 這種區分，或許與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差異性不無關系。 在城市，空氣污染是一個始終無法回避的問題。以北京為例，超過300萬輛機動車，使得整個城市的空氣質量時刻在經受巨大考驗;加上居民普遍有著很強的煙草消費能力，肺癌成為“主角”也就很容易理解。 在農村，肝癌卻取而代之。 中國一度擁有上億的乙肝病毒攜帶者，這直接影響到乙肝乃至肝癌的發病率。接種乙肝疫苗，是國際上公認的預防乙肝乃至肝癌的有效措施，但遺憾的是，早在上世紀80年代，乙肝疫苗就已經研制成功，中國卻用了差不多20年的時間才將其納入全民免疫計劃。 1992年，中國開始推廣乙肝疫苗接種。不過，這種接種並不是免費的，需要由單位和家庭支付費用。因此，這一時期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尤其是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兒童，接種率仍然比較低。 衛生部今年4月21日公布的2006年全國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也清晰地顯示，就乙肝疫苗接種率而言，城市高於農村，東部高於西部。 在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室主任喬友林教授看來，農村肝癌的高發，實際上就是政府在為農村公共衛生政策方面的失誤埋單。農村免疫的滯後狀況，其已經和正在造成的負面影響，正在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農村，尤其是相對貧困的西部農村地區。 此外，農村地區的飲用水等環境衛生狀況普遍不如城市。在中國，即使保守估計，農村也仍然有大約3億人無法獲得安全的飲用水。有些省份，雖然已經在農村推廣了自來水，但水處理能力的簡陋甚至缺乏，使得水質依舊無法得到保證。這些都使得中國農村地區的肝癌、胃癌和食管癌等消化系統癌症死亡率，明顯高於城市地區。 除了上述因素，在很多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農民不僅缺乏癌症防控的基本知識，更缺乏足夠的支付能力來應對癌症的威脅。一旦發現癌症，動辄數萬元高昂的癌症治療費用，對這些農民家庭來說又幾乎是天文數字;一些人干脆選擇放棄治療，在無奈中等待死亡。 “與其選擇治療，把全家都拖死，倒不如干脆聽天由命，給整個家一個活路。”這種悲怆、宿命式的所謂“理性選擇”，構成了廣大農村地區的不少普通人面對癌症時最令人不忍卒視的現實圖景。 下篇 對抗癌症 在抗擊癌症的戰爭中，中國幾乎是全面潰敗。曙光在哪裡? 位於北京東南三環潘家園附近的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病房，常年住著來自全國各地的癌症患者。 對於很多患者，尤其是那些經濟狀況不佳的患者，這裡寄托著甚至是傾家蕩產才換來的生的希望。 其實，即使對整個國家來說，對抗癌症也注定是一場代價高昂的漫長戰爭。 根據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和中國癌症基金會2006年編寫的《癌症的科學與實踐》，中國每年癌症病人的醫療費用高達近千億元，占全國醫療衛生總費用的20%以上，遠高於其他慢性病的醫療費用。 但在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院長趙平教授看來，這個費用實際上被低估了。因為這個數字是按照每位病人花費2萬元來估算的，而很多情況下，“2萬元是不夠的”。 主要原因在於，在中國，絕大多數癌症患者就診時已經屬於晚期。而晚期癌症往往意味著更為高昂的治療費用、更加苦不堪言的治療過程，以及難以令人滿意的治療效果。 例如，中國肺癌患者五年生存率平均不到10%，這意味著90%以上的肺癌患者確診之後活不過五年。 長期以來，中國將本就有限的衛生資源過度集中於晚期癌症的治療，而忽視癌症的預防，其結果是在抗擊癌症的戰爭中節節敗退。 失陷的防控體系 各地腫瘤醫院大多收入可觀，但癌症防治的人才卻流失了 中國的抗癌戰爭曾經取得過不錯的開局。 1957年，衛生部決定建立國際醫院，為外交使團人員及其家屬服務。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之女李冰，被調去參與國際醫院的籌備工作。李冰後來在《中國腫瘤史料》雜志上撰文回憶說，金顯宅、林巧稚等專家找到她，認為癌症的嚴重性已逐漸突出，而外交使團的人有大病都會回各自國家治療，不如將國際醫院改為腫瘤醫院。 於是，1958年，中國第一家腫瘤醫院正式開張，李冰擔任副院長兼總支書記。1969年，隨著第一屆全國腫瘤會議在天津召開，由李冰擔任主任的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宣告正式成立。 1973年，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啟動了覆蓋全國8億多人口的第一次死因回顧調查。當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已經身患癌症。研究人員打著總理的旗幟，成功地爭取到各級黨政部門的支持，並發動了數以十萬計的基層衛生人員和“赤腳醫生”參與調查。在這次調查的基礎上，1979年，中國第一本惡性腫瘤地圖集編輯出版。該書後來還被翻譯成英文版，在中國乃至世界醫學史上都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某種程度上講，20世紀70年代是中國癌症防控的一個黃金時期。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學室主任喬友林教授告訴《財經》記者，當時在河南林縣(現林州)、山西襄垣、江蘇啟東等癌症高發地區，先後建立了60多個癌症防治基地。這個時期，癌症控制的重點也並不在晚期癌症治療，而是各種預防措施。 然而，這星星之火卻未能燎原。相反，計劃經濟年代建立起來的癌症防控體系，和農村合作醫療一樣，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很快搖搖欲墜。 於是，在20世紀70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全國死因調查之後，很多地區沒有再進行癌症登記等工作。即使在少數保留了癌症登記的地區，其資料的完整性和准確性也存在問題。 今年3月29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腫瘤高發現場及腫瘤登記工作學術研討會上，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孔靈芝坦言，中國各地癌症防治基地的工作受到了強烈沖擊，目前維持較好的現場只占三分之一，處於半癱瘓的占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根本無法維持。 令她感到憂慮的不僅是癌症登記的缺失。很多癌症防治基地所采取的宣傳教育、危險因素研究、癌症篩查和早診早治等綜合措施，也早已被單純的診療所取代，失去了原來的屬性和特色。那些維持較好的現場，經費來源也不得不主要依靠臨床診療收費和國際合作研究項目。 在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中國腫瘤防控的發源地，腫瘤研究和預防的地位也一落千丈。腫瘤醫院另外有一塊牌子，叫“腫瘤研究所”。在鼎盛時期，研究所的編制一度達到300多人。但隨著醫院逐漸走向市場化，而政府又缺乏相應投入，腫瘤研究所不斷萎縮，目前只剩下數十人的隊伍，而且在經費方面也捉襟見肘。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癌症患者大量出現，各地腫瘤醫院目前大多收入可觀，但癌症防治卻連人才隊伍都流失了。 “如果連隊伍都沒有了，僅僅靠一些‘散兵游勇’，怎麼去應對外敵(癌症)的入侵?”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學室主任喬友林痛心疾首地對《財經》記者說。 失衡的發展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格局中，與公眾健康發生激烈沖突的不僅是煙草業，更有造成環境污染等諸多產業力量 早在20世紀80年代，全國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曾經制定過“全國腫瘤防治規劃綱要”(1986年至2000年)。但據《財經》記者了解，這個規劃基本上屬於一紙空文，在不少地方甚至沒有正式下發。 在很多專家看來，當時中國各地都正忙於追求GDP增長速度，基本上無暇分神制定癌症防控等公共衛生政策。在這種情況下，生命和健康常常讓位於經濟發展。 中國的控煙力量與反控煙力量的對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國家控煙辦公室主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功煥教授，首都醫科大學肺癌診療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等少數專家，多年來一直為控煙奔走呼吁，依然無力阻止中國煙草行業的蒸蒸日上。 2007年，中國煙草行業產銷卷煙4200萬箱，同比增長5%;實現工商稅利3880億元，同比增長25%。至此，中國煙草行業實現了連續五年工商稅利平均年增長20%的奇跡。 支修益教授曾經對《財經》記者自嘲說：“靠我們這一小撥人，很難與煙草行業抗衡。” 在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則將推行控煙等措施作為控制癌症的重要策略。今年3月底，在北京舉行的中國腫瘤學進展學術峰會上，韓國國立癌症中心主任、教授柳槿永(Yoo Keun-Young)介紹說，韓國不僅推行了煙草加稅措施，並利用煙草加稅所得成立了健康促進基金，用於癌症等疾病的防控。 或許是借力於奧運會即將在北京舉行，2008年，中國控煙運動終於取得了有限進步。自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實行在醫療機構室內區域、體育場館等公共場所禁煙。 不過，中國煙草業發展的強大內在動力並沒有被削弱。國家煙草專賣局和中國煙草總公司的“官商一體化”，仍然固若金湯。楊功煥等專家一直呼吁，國家煙草專賣局應更名為國家煙草監督管理局，並將中國煙草總公司剝離，以切實履行《煙草控制框架公約》。 據悉，今年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已經將專家們的建議匯總上報，並得到了最高層領導的批示。但人們仍未見到官商分離成為現實。 至於煙草加稅這一國際上通行的控煙措施，盡管不少專家和非政府組織都極力推進，但現階段仍無法實現。不僅如此，國家煙草專賣局還在2007年推出針對低價煙的補貼措施，美其名曰“讓農民兄弟抽得起煙”。 在楊功煥看來，正因為相對於城市人群，農民對煙草危害的健康認識不足，煙草業才會不惜提供補貼、拓展市場。這一舉措，完全與中國政府已經簽署的《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原則背道而馳。 在中國經濟發展格局中，與公眾健康發生激烈沖突的不僅是煙草業，更有造成環境污染等諸多產業力量。一場戰爭中，敵我雙方的力量往往是此消彼長;當癌症防控的力量不斷削弱時，引發癌症的各種危險因素就會以驚人的速度肆虐。 扭轉敗局的機會 美國癌症死亡率持續下降，首先歸功於控煙等預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發現，然後才是治療技術的進步等因素。此經驗和教訓可供中國借鑒 盡管中國在抗癌戰爭中處於被動，扭轉局面的機會仍然存在。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癌症死亡率於20世紀90年代初出現拐點，此後逐年下降。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原院長董志偉教授對《財經》記者說，美國癌症死亡率持續下降，首先歸功於控煙等預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發現，然後才是治療技術的進步等因素。而美國在走上這條正確道路之前，也曾將控癌希望主要寄托於治療，為此浪費了數十年的時間，以及數以千億計的美元。 美國的經驗和教訓，可供中國借鑒。實際上，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甚至約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預防的。而癌症預防的成本，遠遠低於癌症治療。 除了控煙，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增加體力活動，減少職業危害和環境污染等措施，同樣至關重要。而對於肝癌、胃癌、子宮頸癌等與感染因素有關的癌症，減少感染也是非常有效的預防途徑。 實際上，通過給兒童接種疫苗、阻斷乙肝病毒感染的效果已經開始體現。根據衛生部的調查，中國的乙肝病毒攜帶者從1992年的約1.3億人，下降到2006年的9300萬人。 楊功煥教授對《財經》記者表示，今後一二十年內，隨著乙肝疫苗接種的進一步推行，乙肝病毒攜帶者的人數還會減少，肝癌死亡率上升的速度估計會逐漸減緩，甚至開始下降。 此外，世界上第一種直接針對癌症的疫苗——子宮頸癌疫苗，已經在海外多個國家和地區上市。在中國內地，這種疫苗上市尚需時日，且價格高達數百美元，但世界衛生組織生殖健康與研究部娜塔麗布魯特(Natalie Broutet)博士告訴《財經》記者，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仍可以為今後的子宮頸癌控制提供技術選擇。 早診早治，也是控制癌症的一個重要措施。如果能夠早期發現癌症，則可以使治療更加有效，並且減少癌症的死亡。 國內外的臨床研究表明，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的改善主要歸功於早診早治。現有的技術方法應用得當，可以使至少三分之一的癌症發現於早期階段，並得到根治。 實際上，在河南林州、山西襄垣等地區，多年來通過改用安全的飲用水、改變不良生活習慣、改善營養和早診早治等措施，子宮頸癌和食管癌等癌症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已經顯著下降。在今年4月29日的第三次全國死因調查記者會上，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齊小秋也重申“這說明癌症是可防可治的”。 早診早治試點 《中國癌症預防與控制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政府主導、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的原則，並將早診早治作為主要策略之一 2003年底，衛生部頒布《中國癌症預防與控制規劃綱要》(2004年-2010年)。這份由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委托中國癌症基金會組織專家起草的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政府主導、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的原則，並將早診早治作為主要策略之一。 2005年，衛生部將子宮頸癌和食管癌早診早治納入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項目，最早開展試點的包括山西襄垣、河南林州等幾個地區。其中，襄垣屬於子宮頸癌的高發地區，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成為癌症高發的防治基地之一。 1997年，從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獲得環境醫學博士學位的喬友林，加入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十年來，他與國內外同行一道，在襄垣等地開展了得到國際認可的子宮頸癌流行病學調查與篩查方法等人群防治研究，並著手對各種防治方案進行衛生經濟學評價。 喬友林對《財經》記者解釋說：“在尋找最佳的癌症防控方案時，價格因素非常重要;廣大的農村地區醫療資源匮乏，農民收入很低，根本承受不了高昂的檢查和治療費用。” 喬及其合作者的初步分析表明，對於簡單的醋酸染色和碘染色肉眼觀察(VIA/VILI)，自身成本不到10元;加上宣傳動員、技術開展等各種成本，平均每位婦女所需的篩查費用為35元。而大多數農村婦女願意為子宮頸癌篩查支付25元，如果地方政府能夠匹配10元，就可以滿足篩查的資金需求。 不過，肉眼觀察方案的假陽性比較高，精確度並不高。因此，在蓋茨基金會支持下，中國和印度的研究人員參與開發了一種適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子宮頸癌快速篩查方法(CareHPV)。據介紹，這種快速篩查方法操作簡便，效果也比較接近發達國家普遍使用的第二代雜交捕獲(hc2)技術;而其自身成本不會超過 5美元(約合35元人民幣)，幾乎是hc2技術的十分之一。 一旦發現早期子宮頸癌，治療也不算復雜。襄垣縣婦幼保健院副院長馬俊飛告訴《財經》記者，早期病人在該院進行手術，平均費用只需2000元。 目前，在所有癌症中，子宮頸癌的發病原因研究得最為清楚——與人乳頭狀瘤病毒(HPV)感染有關，早期發現和早期治療的技術也比較成熟。而且，其預防也較少依賴社會資源的充足程度。 中國癌症基金會副理事長董志偉教授認為：“從技術條件和衛生經濟學評價來看，目前真正能夠在中國大面積推行早診早治的癌症，恐怕只有子宮頸癌。子宮頸癌並不是負擔最大的癌症，但如果在子宮頸癌防治上取得成功，對於其他癌症的防治具有示范意義。” 今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相關項目經費已經達到4000多萬元。這些項目得到實施後，將覆蓋肝癌、乳腺癌、食管癌和子宮頸癌等八種重點癌症，涉及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118個縣，預計篩查人數將超過50萬。 除了中央財政，在一些經濟狀況較好的地區，地方財政也開始對癌症早診早治有所投入。例如，北京市今年在朝陽、西城、懷柔三個區對戶籍適齡婦女開展子宮頸癌和乳腺癌的自願免費篩查試點工作;2009年，這兩種女性癌症的免費篩查將在該市全面推廣。 當然，董志偉也提醒說，早診早治並不是癌症防控的全部，癌症防控的首要問題“應該是促成各級政府將其納入工作計劃，讓政府成為行為主體”。 期待癌症中心 國家癌症中心掛牌之後，估計各個省也會成立癌症中心，“有時候，中央政府一個小的動作，都能帶動整個癌症防控的工作” 除了癌症早診早治項目等措施的推行，另一件將對中國癌症控制產生深遠影響的事情是，國家癌症中心即將成立。 據《財經》記者了解，依托於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的國家癌症中心已經得到國務院批准，即將掛牌成立。 早在1937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當政時，美國成立了國立癌症研究所(NCI)。作為美國癌症研究和資助的主要機構，NCI年度預算由國會直接批准，每年的經費預算往往高達數十億美元。 日本也在1962年組建了國家癌症中心。目前，該中心的研究人員已達1300多人，另有兩家兼顧癌症診療與臨床研究的醫院。 韓國也不甘落後，在1996年頒布第一個癌症控制的十年規劃，並於2001年成立國家癌症中心。據韓國國家癌症中心主任柳槿永介紹，韓國在2003年頒布了《癌管理法》，並於2006年進行修訂。根據修訂後的法案，韓國各地方政府也必須在五年之內建立癌症中心。 顯然，從國際經驗來看，國立癌症研究所或國家癌症中心將在一個國家的癌症控制中發揮引領作用。 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院長趙平教授向《財經》記者透露，即將成立的中國國家癌症中心的工作重點，將兼顧癌症研究、預防和治療。 無論如何，中國的癌症防控力度，短期內還無法與美國，甚至是日本、韓國這樣的鄰國相比。 據《財經》記者了解，即將掛牌的中國國家癌症中心，也只能解決人員編制和“人頭費” 問題。要想像美國的NCI那樣掌握大量的癌症科研和防治經費，還是一件極其遙遠的事情。 不過，無論如何，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學室主任喬友林認為，這仍然是一個好的開端。因為在國家癌症中心掛牌之後，估計各個省也會成立癌症中心，“有時候，中央政府一個小的動作，都能帶動整個癌症防控的工作。” 在國內的一些會議上，有人希望中國也像韓國等國家那樣，設定降低全部癌症死亡率的規劃目標。但中國癌症基金會副理事長董志偉教授認為，考慮到中國癌症嚴峻的流行態勢和薄弱的防控體系，短期內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當務之急，仍然是建立良性的癌症防控機制。 畢竟，中國的癌症防控剛剛起步。■ 認識癌症 癌症，又名惡性腫瘤。癌症的英文名稱為CANCER，與星座中“巨蟹座”的英文名稱一樣。 二者之間也確有相似之處：癌細胞通常會像螃蟹那樣四處蔓延、橫行無阻。 癌的基本單位是癌細胞。在正常情況下，人體細胞的生長、分化和死亡有條不紊地進行。但如果受到各種致癌因素影響，細胞無法再維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就會產生癌細胞。 癌症發生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從正常細胞到形成腫瘤，通常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是因為，人體本身的防御體系可以發揮一定作用，惟有當機體受損嚴重、細胞內基因突變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生成癌細胞。 正因為此，當研究人員試圖弄清某個致癌因素(如飲水污染)與某個地區癌症高發的具體關聯時，就需要持續多年的科學數據。 癌細胞比正常細胞分裂得更快。其實，癌就是一組不正常地“過度增生”的細胞。隨著癌細胞的不斷增生，逐漸形成被稱為腫瘤的組織。這些癌細胞在人體內生命力極其強大，它們會與正常細胞爭奪營養、破壞體內的新陳代謝系統、免疫系統及正常組織。 對於人體而言，癌不是一種單一疾病，不同種類的癌症危險性往往有著很大差別。例如，皮膚癌一般可以用簡單手術根治而很少復發，而肝癌、肺癌等癌症則較難醫治。 治療癌症的傳統方法有三種。其一是手術治療，即切除腫瘤及其周圍有可能被癌細胞侵占的組織;其二是放射治療，以高能量X光等照射患病部位;其三是化學治療，即口服或注射抗癌藥物來殺死癌細胞。 但這些方法都有局限性，如手術可能無法徹底清除癌細胞，放射治療和化學治療則會誤傷正常細胞。因此，到目前為止，徹底治愈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醫學界的一個夢想。 不過，在癌症的不同發展階段，治療難度也不相同。通常，早期癌症的治療效果明顯優於中晚期癌症。 許多因素都可導致癌症生成。這些致病因素可以是個人內在的原因，如性別、年齡或基因;但大部分是外在原因，如吸煙、不健康飲食、體力活動少、肥胖、感染、職業暴露、環境污染等。統計顯示，通過改變這些外在致癌因素，可以預防三分之一以上的癌症。 由於癌症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極為復雜，也很難針對某種癌症開發出有效的疫苗來預防癌症。其中，乙肝疫苗是通過減少乙肝的發病，間接地控制肝癌。目前，世界上只有一種直接針對癌症的疫苗——子宮頸癌疫苗。這主要是因為子宮頸癌發病的原因相對簡單，都與人乳頭狀瘤病毒(HPV)感染有關。 聚焦淮河下游“癌症村” 新橋村和淮河流域其他一些村莊的癌症問題，僅僅是中國經濟發展負面影響的一個縮影 新橋村之殇 江蘇省金湖縣地處淮河流域下游。相當一部分淮河水經過該縣境內的三河，最後匯入長江。 金湖縣環境監測站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財經》記者，淮河流域中上游的污染，對金湖縣影響非常大。每當洪澤湖洩洪時，三河水質就會變得很差。當地人戲稱此地為“聚污盆”。 在三河河畔，有一個村莊名為陳橋鎮新橋村。50歲的董振蘭是該村村民。她的生活雖不寬裕，卻也平靜而恬淡。 女兒出嫁後，她和丈夫萬松廷守著家裡的三畝田地，每畝地每年大概掙上幾百元錢。丈夫有時出去打打零工，一天可以掙上40元。 然而，兩年前，突如其來的癌症徹底打亂了他們平靜的生活。董振蘭在治療闌尾炎的過程中，不幸被檢查出患有直腸癌。 董振蘭告訴《財經》記者，她至今還刻骨銘心地記得拿到診斷通知時一剎那的惶恐。丈夫失聲痛哭，她也不由得落淚，同時哽咽著安慰丈夫：“我們有多少錢治多少病，我不會怨你的。” 病痛的劇烈折磨，是健康人無法想象的。她回憶說，病情嚴重的時候，她往往疼得在床上翻來覆去，難以入睡。 讓她更加難以入睡的，是沉重的醫療開支。 一次手術，加上三次化療，就花掉了夫妻倆3萬多元。雖然董振蘭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但由於覆蓋項目和報銷比例有限，只報銷了4500多元，夫婦倆至今仍欠著2萬多元的債務。 對於這個已經陷入困頓的家庭而言，這筆債務已經是一個天文數字。現在董振蘭基本上干不了什麼活，需要丈夫來照顧她，因此丈夫也不得不放棄一些打零工的機會。 當醫生建議董振蘭再做兩次化療的時候，她拒絕了。董振蘭說：“我們已經借了這麼多錢，不好意思再找親友借錢了。” 目前，在整個新橋村，除了董振蘭，還有25位癌症患者。在這個並不富裕的村莊，他們的命運軌跡也大抵相似。 這還不包括已經被癌症奪走生命的。僅2007一年，在2000多人口的新橋村，共有15位村民去世，其中竟然有10人死於癌症—— 梁書軍，49歲，贲門癌; 曹翠英，52歲，食管癌; 王世英，57歲，食管癌; 萬德蘭，61歲，腦癌; 王興華，63歲，肺癌; 萬成芬，67歲，肝癌; 王玉蘭，72歲，肝癌; 劉興英，78歲，胃癌; 趙可珍，81歲，食管癌; 梁兆娥，85歲，子宮頸癌。 這是一份沉甸甸的死亡名單。 癌症高發與環境污染關聯 對於癌症陰影，已經在該地行醫近30年的新橋衛生服務站的李書叢也有著親身的體會。在他的印象中，村民中死於癌症的，一年比一年多，而且發病的年齡也越來越年輕。 直到最近幾年，村裡才開展了死亡登記工作。登記資料顯示，過去六年中，新橋村先後有97人去世，其中死於癌症的多達54人，超過了一半。而在整個中國農村地區，癌症死亡占總死亡的比例約為五分之一。 由於新橋村緊靠著三河，村民長期以來飲用的淺層井水早已污染。直到今年，村民才有望從正在施工的農村改水工程中受益，喝上自來水。 2002年，金湖縣陳橋鎮新農中學的語文教師劉奎曾經組織約100名初中一年級的學生，開展過《水資源與癌症》的社會實踐活動。 劉奎對《財經》記者解釋說，他發現自己生活的地方癌症病人逐漸多了起來，懷疑與水污染存在關聯，就希望孩子們都來關注身邊的環境健康問題。 當然，師生們這種簡單的實踐活動，根本無法解開籠罩在癌症與水污染之間的復雜關系，也難以引起社會和政府層面的關注。 2004年，媒體集中報道了淮河流域的一些“癌症村”之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作出批示，要求“對淮河流域腫瘤高發問題開展深入調查研究”。 那麼，新橋村一帶是否真的存在癌症高發?從科學研究上來講，這需要時間。通常需要對數以萬計的人口進行持續多年的觀察，才能確認某個地區是否屬於癌症高發。 或許，新橋村兩千多人的樣本數量偏少。但研究人員在淮河流域進行的初步調查，已經證實了部分“癌症村”的存在。 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主任饒克勤對《財經》記者透露，位於淮河流域上中游的河南省沈丘縣、安徽省阜陽市颍東區等地區，其癌症死亡率已經高出全國平均水平。 不僅如此，從淮河流域的上游、中游到下游，消化系統腫瘤的死亡率呈現出梯度上升趨勢，下游一些地區又比上中游地區“高出很大一截”。 這不能不讓人懷疑，在淮河流域的一些地區，環境污染可能加劇了癌症發病的增長勢頭。 當然，癌症發病與多種因素有關，要想厘清淮河流域局部地區癌症高發與環境污染之間的具體關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長期以來衛生部門和環保部門的各自為戰，以及系統監測數據的缺失，更是增加了解析的難度。 目前，衛生部和環境保護部聯合開展的淮河流域癌症綜合防治項目，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將對包括金湖縣在內的重點地區的環境和癌症狀況進行長期的系統監測。 項目負責人之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功煥教授對《財經》記者表示，希望到明年，可以先拿出一些比較明確的結論。 由於人體受環境影響後發生惡性腫瘤的病程較長，通常需要一二十年以上的時間，而出生缺陷發生的時間相對較短，且更為敏感，因此，項目還同時啟動了出生缺陷監測。 金湖縣婦幼保健所所長何艾芹告訴《財經》記者，該縣過去只是簡單地匯總上報的出生缺陷數據;今年啟動監測以後，將保證無遺漏，並登記詳細的個案信息。 從某種程度上講，新橋村和淮河流域其他一些村莊的癌症問題，僅僅是中國經濟發展負面影響的一個縮影。 林州抗癌樣本 在“紅旗渠之鄉”，食管癌防治的戰爭仍在繼續 位於河南省安陽市林州市姚村鎮的林州市食管癌醫院，前身不過是一家鄉鎮衛生院——姚村衛生院。但它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著全國各地的食管癌患者。 幾個月前，河南省濮陽市台前縣農民李如剛就在這家醫院接受了食管癌治療，全部花費為1萬元出頭。今年6月27日，他再次來到姚村，接受復查。 “這是我們老百姓自己的醫院。”李如剛對《財經》記者說，“如果去北京的大醫院，估計起碼得花四五萬。” 即使在很多同行眼中，這家鄉鎮衛生院也頗值得信賴。如今，醫院每年要給約1500名食管癌患者施行手術，同時給一些患者施行放療和化療。這些患者中，90%以上都是外地人。其中，僅業務院長焦廣根一個人，每年就要給600多位食管癌患者做手術。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在北京的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每年的食管癌手術也不過數百例。 治療費用的高低，是患者尤其是農村患者選擇醫院的一個主要因素。在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等大醫院，癌症手術之後通常使用一次性吻合器，病人需要為此額外支付數千元。焦廣根及其同事，在手術後基本上都采用成本極低的手工縫合。 在焦廣根看來，手工縫合不僅給患者降低了治療費用，還可大大減少吻合口狹窄、返流性食管炎等並發症，其效果優於一次性吻合器。他對《財經》記者說：“就算是不花錢，我也不想用一次性吻合器。很多手術的基本功還是需要的，如果只會操作機器，還算是大夫嗎?” 這家鄉鎮衛生院的食管癌治療水平，與國內很多大醫院相比大概也並不遜色，其名聲甚至遠播海外。伊朗德黑蘭大學國家腫瘤治療中心就曾派出兩批醫生到姚村學習;焦廣根和同事宋金祥還於2006年前往伊朗，在這個腫瘤中心開展了示范手術。 當然，來到林州的食管癌患者，在姚村之外還有兩個同樣不錯的選擇：位於市區的林州市腫瘤醫院和林州市人民醫院。安徽省阜陽市阜南縣同慶村的李孝安，就陪著岳父住進了林州市腫瘤醫院。 林州市腫瘤醫院副院長劉志才告訴《財經》記者，這三家醫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人數相差不多，加起來每年約有5000人。 “不走的醫療隊” 林州的食管癌治療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局面，首先得感謝北京醫療隊。 1957年，林縣(林州的原稱)縣委書記楊貴在全國山區生產座談會上說，林縣“三不通”，水不通，路不通，食管不通——食管癌特別多。楊貴的發言被會議簡報收錄，引起了時任總理周恩來的注意。正是這位楊貴，後來帶領林縣群眾開鑿了著名的“紅旗渠”，解決了“水不通”的問題。 次年，中國醫科院日壇醫院(腫瘤醫院前身)剛成立，院長李冰就接到周恩來交待的一個任務：到林縣了解當地的食管癌情況。 林縣的見聞，讓北京的專家們感到極度震撼。在病情嚴重的村莊，幾乎家家都有人患上被稱為“吃不下病”的食管癌;有時竟會碰到一個村莊有幾戶人家在同一天出殡，而且都是死於食管癌的悲慘景象。 “文革”開始後，一群科學家和醫務工作者被下放到條件艱苦的林縣，他們在林縣自發地開展食管癌的流行病學調查。不僅如此，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等機構的專家——他們被稱為“北京醫療隊”，還多次來到林縣，研究林縣食管癌高發的原因。 隨著飲水和食物中的亞硝胺等因素，被懷疑與食管癌發病有關，預防食管癌的各種措施也相繼開展。例如，林縣通過統一供應水庫水和機井水，統一消毒，逐步取代以前的旱井水、池水和紅旗渠水，使許多村莊喝上了清潔的飲用水。 在“北京醫療隊”的幫助下，林縣建立起縣、鄉、村三級防癌網絡，形成了政府主導、專家引路和群眾參與的局面。 “北京醫療隊”還為當地培養了一批技術隊伍。林州市腫瘤醫院副院長劉志才告訴《財經》記者，他就從長期蹲點林州的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王國清教授等專家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而1985年畢業於洛陽醫學專科學校的焦廣根，也從“北京醫療隊”那裡獲益良多。目前在林州市食管癌醫院(姚村衛生院)廣泛應用的手工縫合術，即來源於焦廣根與王國清的合作。 如今，“北京醫療隊”不可能再像當年那樣長期駐守林州，但他們已經在當地留下了一支“不走的醫療隊”。 新的探索 和國內其他地方一樣，林州的食管癌防控工作，也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陷入低谷。地方政府不僅中斷了對於食管癌防控的支持，甚至一度擔心食管癌防控會影響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 在這個階段，中國醫科院腫瘤研究所通過與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NCI)開展合作，靠著國際合作經費，才勉強維系了在林縣農村進行的食管癌研究。 無論如何，多年的努力已經開始顯現成效。 今年4月29日，在第三次全國死因調查記者會上，衛生部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齊小秋特意提到，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由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十萬分之一百五十下降到目前的十萬分之四十。 不過，與十萬分之十五的全國平均水平相比，林州的食管癌死亡率仍然偏高，防治任務依然艱巨。早診早治，則是林州重新拾回的“法寶”之一。 實際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河南醫科大學沈瓊教授就發明了一種簡單的食管癌診斷技術。這種被稱為“細胞拉網”的技術，是把一個表面纏有棉線的氣球囊放進食管，充氣後再拉出來，通過其粗糙表面帶出的食管細胞，來檢查是否發生癌變。 借助“細胞拉網”，當時食管癌篩查曾在林縣全面展開。如今已經86歲的郭玉庭老人，就是在30多年前被查出早期食管癌，並接受了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王國清教授施行的手術。 如今，林州又開始恢復食管癌的篩查工作。當然，主要的篩查設備已經升級成了胃鏡。 2005年9月的一天，林州市合澗鎮辛安村67歲的村民楊雙科參加了林州市腫瘤醫院組織的免費篩查;檢查出早期食管癌以後，楊雙科很快接受手術。近三年過去了，老人看上去仍非常硬朗。 今年6月23日，林州市河順鎮河順村64歲的婦女李便的也被查出早期食管癌。兩天後，她就住進了林州市腫瘤醫院。 李便的看上去不太緊張。她告訴《財經》記者，由於發現得早，心理壓力小得多;此外，根據林州市衛生局的規定，當地食管癌手術治療費用不能超過8000元，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可以報銷4500元。加上其他一些優惠措施，李便的自己需要支付的費用，估計不到2000元。 林州是衛生部癌症早診早治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項目最早的試點地區之一，具體執行項目的林州市腫瘤醫院副院長劉志才對《財經》記者表示，過去三年來，已經篩查了6000多名40歲至69歲的正常人，發現約100例病人，其中大部分是早期。 他解釋說，對於中晚期食管癌患者，其五年生存率僅為30%多;而對於早期食管癌患者，則可以達到80%以上。 然而，讓劉志才心情沉重的是，由於之前早診早治的長期缺位，像楊雙科和李便的這樣的早期患者，目前只占很少一部分;林州市這幾家醫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中，約95%都屬於晚期。因此，今後政府應該加大投入，以便在適齡的全人群中開展早診早治。 林州市食管癌醫院業務院長焦廣根甚至告訴《財經》記者，就算沒有政府經費支持，其所在的食管癌醫院也想在鄰近一些村子進行免費篩查。 “這樣的話，早期病人可以花更少的錢，得到更為有效的治療;而病人活得更久，對醫院也是一種廣告。”他對《財經》記者解釋說。 在這個“紅旗渠之鄉”，食管癌防治的戰爭仍在繼續。而無論成敗如何，對於中國對抗癌症的道路選擇，都將是一筆難得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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