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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與中華性格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內容摘要：中央民族大學牟鐘鑒教授指出，‘跨民族的宗教是存在的，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是沒有的。’[1]公元前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間習俗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與中國固有的文化一道，共同滋潤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塑造?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習俗等各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本文重點探討了佛教在塑造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倫理義務’的道德觀、‘修身養性’的人生觀、‘以孝治天下’的治國思想、‘由小康到大同’的社會理想和‘忠恕仁義’的處世原則等?大性格特征的過程中扮演的極其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民族性格天人合一大同社會人間淨土以孝治天下修身養性心性論人權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性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然而，由於儒家文化是小農經濟生產方式與封建宗法社會制度下的產物，必然打上時代的烙印，造成中國人性格的復雜性。近百年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一直是中、外學者和民間討論的熱門話題。嚴復[2]、陳獨秀[3]、魯迅[4]、林堂[5]、胡適[6]、潘光旦、柏楊[7]、李敖、孫隆基[8]、陶傑和龍應台等中國學者則寫下了無數尖銳又不失深刻之作，喚醒無數中國人對民族性格中的小農思想、狹隘自私、愚忠思想、男尊女卑、奴性心理等負面因素進行、反思;而李約瑟、羅素、湯恩比、費正清、史密斯、何天爵、衛禮賢等外國學者在贊揚中國人勤勞節儉、謙遜溫和、敬老尊賢，家庭為重等特性的同時，也指出中國人因循守舊、缺乏進取、逆來順受等負面性格。本文試圖從中國人的世界觀、道德觀、人生觀、治國思想、社會理想和處世原則等方面入手，探索佛教在塑造中華民族性格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期幫助人們加深了解中國民族的深層心理和精神依托。 　　1、‘天人合一’與‘緣起法’ 　　西方人認為，‘人是獨立個體’，而中國人則認為，‘人是大自然、社會群體的一分子’。因此，古人不會把人與自然分割、對立起來，而是二者互相包容、相得?彰。這種‘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成為炎黃子孫性格的重要特征。‘天’是天道，即自然之理性，佛教的‘緣起法’對此有完美的诠釋，說明世界是眾緣所成，物種是此生彼長，順著自然的變化，適者生存之規律，有情眾生和植物在分享地球資源，發展出大自然的生物鏈。‘緣起法’告誡人們，人類只是生物鏈中的一環。然而，擁有高科技的現代人，自視為萬物之靈，可以隨意奪取地球資源，認為這是我所應該得到的、這是我應該擁有的、這是我應該利用的。這種自我執著的思想從此影響著人類，佛教稱之為‘我、我所’，屬於貪欲的一種表現。在利欲的驅使之下，不少人以損壞自然環境為代價，雖獲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卻對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令人震撼的影響，使得自然災難頻頻發生：全球變暖、冰山破裂、洪水泛濫、風雪襲擊、大海咆哮、大地震動、病毒變種、疫症橫行……災難性的懲罰一再提醒人們‘天人合一’的世界觀至今仍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更重要的是，佛教的‘緣起法’從理論上闡釋?‘天人合一’的合?性因而成為中國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2、‘倫理義務’與‘業力緣起’ 　　依據《禮記·禮運》記載，堯、舜時代，天下為公，人人盡職，法律僅僅是‘聖人不得已而為之’的輔助手段，形成了中華民族最早的道德觀--責任第一。春秋戰國時期，天下為私，禮崩樂壞，群雄並起，孔子主張恢復禮教，克己復禮。具體做法是：用五常(仁、義、禮、智、信)來調整、規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要求每一個人在明白自己身份的同時，嚴守自己應盡的道德責任。由此可見，儒家道德觀的核心是‘責任’二字。千百年來，這種道德責任感一直占據中國倫理道德的主流，鼓勵無數仁人義士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與責任感。[9] 　　然而，如果有人不履行自己的責任，又當如何?諸子百家因對人性的理解不同而有所差別。儒家基於‘人之初，性本善’之理解，主張君主應以身作則，以德為政，通過禮樂教化，使百姓向善，自覺地履行自己的責任，而法律只是在德治無法施行時才采用的工具。法家認為，自私是人的本性，只有樹立君主絕對的權威，明訂賞罰，通過嚴刑峻法，才能有效地使萬民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換而言之，以嚴刑作阻嚇，使人民不敢違法，用厚賞作鼓勵，使人民樂於守法，以達到對社會的絕對控制。然而秦朝依此主張治國二世便亡。鑒於以上兩種手段都無法使萬民心甘情願地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道家認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是統治者有所為而造成的，基於人的本性乃自然無為這種看法，崇尚清靜無為，主張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實行無為而治的政策。然而這種主張仍然無法徹底解決如何才能使一個人自覺地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等問題。 　　公元一世紀前後，佛教東來，為中國的倫理道德注入了新的血液。儒家只提出了人們今生今世要為君主、社會及一切人倫關系擔負責任的要求，但卻沒有提供為什麼要這樣做的有力理由，因此在執行時往往有點力不從心。佛教的‘業力緣起’回答了人們為什麼要盡這樣的責任。‘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莫言不報，時節未到’的因果報應定律，深深地影響著世世代代的炎黃子孫，成為中國人的性格特征之二。 　　3、‘修身養性’與‘自淨其意’ 　　《禮記·大學》雲，‘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千百年來，人們把‘修身養性’、‘治國安邦’看成是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標。 　　佛教強調，‘修身養性’，重在對心?的淨化。正如《法句經》雲，‘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染污意，或語或行業，是則苦隨彼，如輪隨獸足。’這說明染污的心引發不道德的行為，煩惱隨之而起。以貪心為例，人‘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10]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便想占有，貪欲生起，由此而引發各種人生、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不和諧發展的重要因素。正如佛陀所雲，‘諸苦所因，貪欲為本。’[11] 　　‘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業，是則樂隨彼，如影不離形。’這說明，有了清淨的心，才會有清淨的行為和高雅的語言。換而言之，心靈的淨化，是‘修身養性’的關鍵。佛教以心性的轉化為中心來說明‘修身養性’的關鍵與實踐方法，形成‘心性論’，深深地影響著宋明理學和近代新儒家的發展，成為中國人的性格特征之三。 　　4、‘孝順’與‘報恩’ 　　儒家以孝為中心，把這種仁愛恭順父母之心推廣到君王則忠誠，推廣到兄弟則友愛，推廣到夫婦則和睦，推廣到朋友則守信，推廣到天下人民，則能敬愛天下的人民。這種‘以孝治天下’的治國理念，經歷代統治者的提倡，在中國社會不斷得到強化。漢魏兩晉時，‘父為子綱’成了封建社會精神道德支柱的‘三綱’之一，進一步鞏固了孝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道德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宋代，經過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父子君臣’更成了天下之定理，於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了封建道德的金科玉律。由此可見，儒家‘孝’的特色，是子絕對服從於雙親，臣絕對服從於天子。換而言之，凡是雙親的命令和天子的敕旨同樣是絕對至上而必須遵守的，以此謂之‘孝子’。是以父子的關系，形成‘絕對者’與‘服從者’的尊與卑，來定為‘孝’的倫理原則。 　　由以上分析可見，儒家強調孝道的重要，但並沒有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做，因而才要求人們被動地順從。佛教東來，為了適應中國的孝道文化，把行孝看成是守戒之總綱與前提。《梵網經》雲：‘孝順父母、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12]於此佛陀明確提出‘孝名為戒’，可見孝在大乘佛教中處於何等位置。更重要的是，佛家的孝是根據後天經驗，由體認父母無限的恩德而來的，說明‘孝順’的原因是‘報恩’。後漢安世高譯的《佛說父母恩難報經》、晉竺法護譯的《盂蘭盆經》和姚秦鸠摩羅什譯的《父母恩重難報經》等對父母的養育之恩，描述特別深刻詳細，可見佛教孝道的本質，確實根源於‘報恩’思想。這對不分好壞而絕對服從的儒家孝道理論正好是一個修正與補充，成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之四，造就了一個禮義之邦。 　　5、‘大同社會’與‘人間淨土’ 　　‘由小康到大同’，一直是千百年來中國人向往的理想的社會。‘大同’是‘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子其子，選賢任能，是一個和諧至善完美的社會;‘小康’則是‘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子其子，是講信、義、仁、讓，有禮、有次序、和睦安定的社會。 　　佛教中的淨土，是中國人理想中的大同社會最完美的體現。淨土世界中一切人物、自然景觀都是莊嚴、清淨、完美、良化的。歷代祖師大德們一直致力於把人間淨土化。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印順導師的‘人生佛教’為人間淨土化提供了理論依據，而星雲大師、證嚴法師、趙樸初老居士將人間佛教付之行動，引導民眾用佛法來化解自己面對的世間、出世間的種種問題，充分發揚佛教義理和無我濟世的菩薩精神，通過自心的淨化達到器世間(環境)的淨化，及有情世間(大眾)的淨化，從而實現人間淨土。正如《維摩經·佛國品》所雲：‘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對‘大同社會’、‘人間淨土’理想社會的追求，成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五。 　　6、‘仁義’與‘慈悲’ 　　千百年來，‘忠恕仁義’一直是中國人的處世原則。其中‘仁’是人的本質特性，其內涵是指愛人，‘仁者愛人’。佛教傳入中國後，菩薩的‘大慈大悲’思想深化了傳統的‘仁愛’思想。龍樹菩薩以‘慈’定義‘愛護’，以‘悲’定義‘憐憫’，將慈悲的對象擴展至一切眾生的身上，平等對待一切眾生，‘大慈’能與樂，‘大悲’可拔苦。體現慈悲的精神，才是尊重‘人權’的真正意義。這種平等對待一切眾生的慈悲情懷，成為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一，在弱肉強食的當今世界仍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結論 　　公元前一世紀，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固有的儒家、道家文化及民間習俗相結合，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成為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雖然歷代統治者多數支持與利用儒家文化，達到維護宗法等級制度與王侯統治地位的目的，甚至是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佛教以其博大精深的教義、無與倫比的哲學思辯和佛門大智慧，與中國固有的文化一道，共同滋潤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在塑造中華民族性格特征的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牟鐘鑒，‘試論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中國宗教》2008年07月11日。 　　[2]嚴復，(1895)，‘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繁文，而西人立簡字。……’。《論世變之極》。 　　[3]陳獨秀(1915)‘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庭為本位。……宗法制度之惡果蓋有四焉：一曰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礙個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了。……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力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論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新青年》。 　　[4]魯迅，《阿Q正傳》。 　　[5]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6]胡適對中國人的性格有‘貧病愚私’?。 　　[7]柏楊，《丑?的中國人》。 　　[8]孫隆基(1985)《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唐山出版。 　　[9]參見：張載(北宋)《張載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第376頁。 　　[10]聖嚴，《108自在語》。 　　[11]《法華經·譬喻品》。 　　[12]《梵網經·捨那佛?菩薩心地戒品》第十卷T24.1004a24-5。 　　[13]牟鐘鑒(2008)，‘試論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中國宗教》2008年07月11日。 　　[14]嚴復，(1895)，‘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繁文，而西人樂簡易。……’。《論世變之極》。 　　[15]陳獨秀(1915)‘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庭為本位。……宗法制度之惡果蓋有四焉：一曰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礙個人意志之自由，一曰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一曰養成依賴性，戕賊個人之生產力。……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力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論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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