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魯日滿先生在他的帳本裡留下了一句觀察家言:普通中國人的飲食只包括三種食品:豆腐、香菜(及各種蔬菜)和大米。由於魯日滿先生常年在蘇松地區布道,所以,他的視野所及,是江南最富裕地區老百姓的飲食,實在是很清貧加清苦的。
兩枚銅錢
一文錢,能派什麼用場?相信大多數讀者對此是沒有概念的。即使有概念,也是讀了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在鹹亨酒店曲尺形櫃台上排出九文大錢,說: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那一文錢,能派什麼用場呢?還不夠買半碗酒或半碟茴香豆的。但康熙時代的一文錢,請別小看,還真能救救窮人的急。據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記載:以一文錢到康熙年間的醬園店,可以買醬醋油酒各一碗,謂之“四碗一文”。這是什麼價錢?幾乎就是白送了。與此相應的,是康熙時代的米價,最低的時候,二文錢可以買一升。一升米,一斤半。夠升斗小民開灶升火了。
當然,康熙時代並不都是這樣的低物價。康熙年間的自然災害還是蠻多的,一有天災,物價就上去了。自然災害的發生發展與社會功能有關。社會功能差,自然災害就多。元朝的社會功能極差,所以元朝的自然災害極多,一個接一個。明朝末年,也是類同。即使沒有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自然災害,加上北方地區的瘟疫,已經把崇祯皇帝搞得焦頭爛額,明王朝的國力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康熙初年,也不樂觀。水災,連年的遭災,江南還發生痢疾,十家九病,民間獻神化紙送鬼神,此來彼往。(見圖)松江府的疫情極大,棺材店貨源斷檔,有人死了六七日還買不到棺材下葬。
迎神入廟
一直熬到康熙八年,情況才好一點,收成不錯,米價應聲回落到七錢銀子一石(讀擔音,150斤),也就是一升米六文錢左右,相當低了。對照雍正、乾隆年間的平均一兩銀子一石米,是絕對的低。康熙在位61年,七錢銀子一石米,是他統治期間的平均米價。
影響康熙年間物價的因素除了自然災害和疫病外,還有其他的政治原因,而且是清朝建國初期所無法回避的。如康熙初平定李自成余部的戰斗,與南明小朝廷的戰斗,還算是小的開銷。康熙十二年開始的平定三藩的戰爭,前後八年。然後是對台灣以及西北用兵,那是大開銷了,都要耗費大量錢財。“三藩”之亂,反映在國家金融上,銀特別的貴了,錢特別的賤了。按正常的銀錢兌換比例,一兩銀子應該兌換一千文銅錢。受市場物價的波動,上下浮動一點都是正常的。打仗了,而且打的是改朝換代的仗,社會心理受到顛覆,1000文銅錢只能換銀五錢、四錢、甚至三錢,老百姓都把銀子藏起來,靜觀時局的變化。市面上的康熙通寶變得不那麼值錢,物價騰騰騰的就上去了。
但這段時間不長,康熙皇帝在隨後的四十年中,表達和維持了一個政治環境比較寬松、社會消費崇尚節儉的政治理想。康熙初年,有一名出生在比利時的耶酥會傳教士叫魯日滿的,在常熟、蘇州、松江、上海等地布道,他是一個極細心的人,留下了一本從康熙13年到康熙 15年的帳本,很有意思。從很多生活細節上,告訴了我們蘇州一帶的生活水准和人情習俗。
魯日滿先生是用英制的“磅”來記帳的:"買3磅牛肉:130文。買一磅糖:80文。買一磅面粉:13文。買一磅羊肉:55文"。為了閱讀與比較的方便,我將英制的磅,根據“一磅十二兩”的比例,折算成中國的斤兩。換算的結果是這樣的:
牛肉:58文一斤;糖:100文一斤;
面粉:18文一斤;羊肉:73文一斤。
但我們仍然摸不著頭腦,究竟是便宜還是貴了?幸好,他還記錄了優質大米的價格,我們就有辦法測算出康熙年間的真正物價來。有一次,傳教士買了5斗優質大米,作為一份救濟品,共花了他0﹒45兩銀子。這一年,一兩銀子高的時候能兌1771文,低的時候也能兌1637文,筆者取一組七個兌率的平均值,是為 1680文。所以這位傳教士買了5斗優質大米,也就是75斤,相當於花了756文錢。平均一斤大米為10文錢。
這樣,就可以換算了。康熙十四年的牛肉價格相當於6斤優質大米,按現今優質大米為每斤2﹒0元計算,可以得知,康熙蘇州人消費的牛肉為12元人民幣一斤。糖:20元一斤;面粉:3﹒6元一斤;羊肉:15元一斤。
可見,在平定“三藩”之亂最緊張的康熙十四年,蘇州常熟的葷食品也真的不算便宜,甚至有點貴,很有人吃不起。或者因為貴而捨不得吃。所以,傳教士魯日滿先生在他的帳本裡留下了一句觀察家言:普通中國人的飲食只包括三種食品:豆腐、香菜(及各種蔬菜)和大米。由於魯日滿先生常年在蘇松地區布道,所以,他的視野所及,是江南最富裕地區老百姓的飲食,實在是很清貧加清苦的。
相信魯日滿先生的觀察是基本正確的,因為吃不起葷食的顯然不僅僅是普通中國人。譬如,貴為江蘇一省之長的江蘇巡撫湯斌,就是出名的“湯豆腐”。
湯斌是康熙二十三年接到這項任命的的。這時,年輕的康熙皇帝剛剛解決了他政治生活中的兩大難題:撤藩和台灣回歸,心情真是好極了。將湯斌派到江蘇,是康熙欽點的。覺得他操守好,是清廉之臣。
一個江蘇巡撫,能有多少收入?130兩。這是一年的收入,月進帳還不到11兩。按上文一兩銀子兌換1680文計算,一天的花銷僅為區區六百文。按這樣的收入,湯斌先生要學會許多節省開支的辦法,譬如計劃生育,譬如不贍養老人,譬如老婆做做女紅或出去打工,等等。湯斌吃的野荠菜,就是他夫人在野外挑的。因此,湯斌吃野荠菜燒豆腐羹,並不是作秀。文官不愛錢,先要學會吃豆腐。湯斌死後,囊中僅有紋銀八兩,連一個月的工資都不到。所以,做清官,並不容易。
關於清朝官員的低收入,曾在朝堂引起一場大爭論,蔣良骐氏的《東華錄》有記載。康熙是很有點理想主義的皇上,他寄希望於意識形態,他希望有一批品行好的官員來幫助他治理這個國家,他覺得讀書人總是懂道理的,對文人很厚愛。但現實總告訴他,文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文人一旦龌龊起來,比一般人更龌龊。康熙所極力推崇的道學,後來成了官場笑話:“假道學”。他堆築的用人理念和用人政策,在他死後,被雍正推到了。雍正是很務實的,他是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中,最懂經濟的一位皇上。他破天荒地建立了養廉制度,將各級衙門中費盡腦筋組織的非正常收入干脆公開化、制度化。養廉的另一個意思是,別偷偷摸摸地搞錢。象湯斌這樣的江蘇巡撫,在雍正年代,養廉可拿到二萬。即便是做清官,也不那麼難受了。
康熙年代的蘇州平民能掙多少?根據康熙年間的翰林院編修查慎行的《南齋日記》:“付轎夫七月工食文銀四兩”。轎夫為四人,於是我們得知,轎夫的月工資是一兩。但轎夫有活絡銅錢,往往送主人赴宴,請客的東家照例要留飯,或付給飯金。與現在社會是一脈相承的。
康熙年代蘇州織造衙門裡的一個熟練織工的月工資是一兩四錢銀子,另還有每月四斗米的實物口糧,這是工人中的最高等級的收入了。蘇州織造衙門不免與太監打交道。太監的收入是最低的二兩,最高的每月八兩。
康熙年代蘇州的一名家庭紡織女工大約一天可掙五六十文錢,按一個月計算,大致也是一兩上下。如果是家庭紡紗,收入就要少一點,大致在二、三十文左右。如果開開夜工,也能收入五十文,那要熬夜了。五十文一天,大致可以養活一家四口,當然是養活,就象傳教士魯日滿先生所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