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世名著百部之百喻經名著通覽《百喻經》是一部以寓言譬喻故事演述大乘佛法的佛教文學作品,是佛教典籍中較為特別的一種。《百喻經》的最末一句為:“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癡華鬘》竟。”由此可知,本書為古印度佛教僧人伽斯那所集撰,原名《癡華鬘》,《百喻經》當是它被譯成中文後才出現的新書名。依照佛教信眾的說法,佛經中記錄的乃是佛祖釋迦牟尼本人的教誡,是佛祖歷次講法言論的實錄。釋迦牟尼在世時,曾於不同的時間、地點,針對不同的徒眾分別說法。佛涅槃後不久,大弟子迦葉便組織曾親聞釋迦牟尼教誨的佛弟子們進行了第一次結集:由博聞強記的阿難等弟子復述他們親耳聽到的釋迦牟尼對佛教教義的解說言辭,再由其他弟子共同審定他們的復述是否准確無誤,大家一致認可的即作為佛的遺教正式確定下來。以後佛弟子們還曾進行多次類似的結集,並逐漸用書面文字代替了最初口耳相傳的傳教方式,最終形成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佛經。因而過去曾有人提出:《百喻經》既然不是佛說,就不應當稱為“經”。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解釋。其一,佛經不必盡是釋迦牟尼本人的言說。釋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是他創立了佛教,為之奠定了基礎,但其後2500年來佛教的大發展還有賴於無數高僧的大力弘傳闡釋。據佛教學者們研究,“現存的佛經可以說幾乎都不是釋迦牟尼年當年的親自說教,它們是後來的佛教徒們創作的,只在名義上是釋迦牟尼所說。只有那些產生較早的經典,據認為其中保留的釋迦牟尼本來的說教比較多一些”(王邦維《關於佛經和佛經故事》)。事實上,《百喻經》雖沒有像其他佛經那樣托名為釋迦牟尼所說(本書《引言》當為後人所加,詳後),但它所宣講的義理卻與佛教的基本教義相符,收集的故事也不是撰者自己編造的,而是各有所本,散見於諸經,我們在《維摩诘所說經》、《大般涅槃經》中即可以找到部分故事的原型。伽斯那是為便於教導初學者,才從各經中摘選故事,將它們纂集在一起,並綴以佛法經教,然後編成本書的。其二,伽斯那本人並未將此書稱為“經”,他所撰偈頌的首句“此論我所造”即是明證,而本書的原名《癡華鬘》也說明了這點。“華鬘”即“花鬘”,也就是花環。不過這裡說的並不是真的花環,而是指的古代印度的一種講故事的體裁:如同將一些美麗的花朵串編成一只漂亮的花環一樣,將一些娓娓動聽的小故事匯合在一起,結成優美的文集,這個故事集也就借稱作“華鬘”。這種“華鬘”故事集在古代印度曾經風行一時,本書就是其中的一種。不過這本故事集的書名的前面還特別冠有一個“癡”字,那是因為本書中所收的譬喻故事所針砭諷刺的大多是“癡人”(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笨人”“蠢人”)及他們的愚蠢行事。因而若要將本書的原名譯得切合、好懂一些,那就是《癡人的故事集》之類,只是《癡華鬘》一名確實是十分的雅致、形象,而又有趣。《百喻經》的漢譯工作完成於公元5 世紀末。僅次於《眾經別錄》,現存最早的經錄之一——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9即記載有它的翻譯緣起:“永明十年(492 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師求那毗地出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抄出譬喻,聚為一部,凡一百事。天竺僧伽斯[那]法師集行大乘,為新學者撰說此經。”可知本書的漢譯者為南朝蕭齊時印度來華僧人求那毗地。求那毗地是比丘名Gunaviddhi 的音譯,意譯則為德進、安進,他是中印度人,伽斯那的弟子,於南齊建元初年(479—480 年)來華,住建邺(今南京)毗耶離寺,聚徒講學,譯經傳道,最後居住於建邺正觀寺,齊末中興二年(502 年)冬圓寂。《梁高僧傳》卷3、《出三藏記集》卷9、《歷代三寶記》卷11、《開元釋教錄》卷6等都收有他的傳記資料或有關他譯經情況的記載。除《百喻經》外,求那毗地還曾翻譯了《須達長者經》及《十二因緣經》各一卷,他的譯文質樸流暢,簡約明快,接近口語,易懂易記,在我國佛經翻譯史和翻譯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一席,其中《百喻經》的影響更為廣大,是他譯著中的代表作。《百喻經》一名大約就是求那毗地更定的,本書又名《百句譬喻經》、《百句譬喻集經》、《百譬經》,內中尤以《百喻經》之稱最為直率簡明而易懂,故流傳最廣,甚至超乎它的原名《癡華鬘》之上。今存的《百喻經》各本共有兩種不同的分卷方式:一種分為4 卷,如《大正藏》卷4 本緣部下所收即是,此種版本的卷首沒有引言;另一種分為上下兩卷,如《碛砂藏》所收,單行本多作如是劃分,其卷前有“聞如是”引言一段。關於《百喻經》中的引言,多數研究者認為是後人所加,並非伽斯那的原著。這段引言,宣說釋迦牟尼佛曾在王捨城鵲封竹園中舉行法會,當時與會的有諸大比丘、菩薩,及諸八部弟子3.6 萬人,內中的500 名異學梵志向佛陀提了一連串問題,佛祖一一解答,令他們心意開解,求受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YIN、不妄語、不飲酒),並證悟了須陀洹果(即預流果,指通過思悟四谛之理而斷滅三界見惑後所達到的最初修行果位,據稱修行者從此便可進入無漏的聖道之流)。爾後佛祖又要為他們廣說眾喻。這種敘述與其他佛經於經首描繪佛說法時的時間、地點、參加法會的徒眾,及講說該經的因緣的體例相一致,故宋元明藏均收入了這300 多字,但這篇引言卻又與書末伽斯那所撰偈頌中的文義不符,所以我們也認為引言為後人所加之說可信。引言之後即是本書的主體:98 篇譬喻。本書以“百喻”為名,《出三藏記集》也稱“一部凡一百事”,則全書理應收集有100 篇譬喻,但今本實際上只有98 篇。這固然可以解釋為“百喻”所舉可能是就約數而言,但究竟是否果真如此,還是譯者漏譯,抑或於流傳中佚失,今已無從考定。不過也有學者,如魯迅先生,提出若將98 篇譬喻與卷首引言及卷末偈頌統一計算,則恰為百數。這種解釋也可聊備一說,但這兩段文字終究不是寓言故事,以之湊足百數未免過於牽強。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98篇譬喻均由故事和說教兩部分組成:故事是先導,是說法的手段;說教是終結,是撰者編書的目的所在。98 篇中動物寓言僅5 篇,為第48“野干為折樹枝所打喻”、第54“蛇頭尾共爭在前喻”、第83“狝猴喻”(狝,有些版本作“猕”,今從底本)、第88“狝猴把豆喻”、第95“二鴿喻”。這5 篇寓言將動物擬人化,賦與它們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為方式,讀來新鮮有趣。但這裡動物們所比擬的人卻並非睿智機敏的智人,而是愚癡乖戾、蠢笨無能的癡人。直接嘲諷癡人的故事有93 則,占絕大多數,它們所摹畫的全是些幽默可笑、滑稽荒誕的事情。故事的戲劇性在於癡人自有一套愚人的思想方法和處世規則:所思所慮明明是謬誤,卻還自以為高明;所作所為雖極其粗憨迂闊,但他們干這些蠢事時卻始終有一股認真勁。作為局外人冷眼靜觀時,對他們的執著自不免或欷歔嗟歎,或嗤之以鼻,但同時也必定會心有所悟。譬喻後半段的說教部分正是要幫助讀者參悟的。伽斯那之所以編撰《百喻經》,不是因為他對那些故事有什麼特殊的愛好,而是想借助故事說明佛教的道理,所以他在每個故事的後面都發了一段議論,以指點讀者。說教部分的內容可以大略分為幾類:其一是批判外道的邪見異說。如第1“愚人食鹽喻”中批駁外道妄濫絕食,白白損害身體而無益於道。其二是剖析癡人愚行產生的原因。內中的具體原因很多,可以總的概括為癡人具有貪、嗔(書中原文作“瞋”)、癡三毒,正是這三毒使癡人的言行除可笑外,還時常可鄙。其三是訓谕僧徒嚴守戒律、精勤修持。佛陀認為除滅三毒的根本辦法是皈依佛教、解悟佛理,並精進實修,修習過程中又要勇於發露忏悔,不能因為犯一戒而更犯眾戒,毀壞道業。其四是規勸世俗人及時行布施,在小有財物時就要勤於施捨,不要指望家資巨富時再行善舉,因為時運難料,未來之事幽不可測,也許不會再有積功累德的機會。其五是解說某些深奧的佛教義理。如第34“送美水喻”即講說了“三乘方便、一乘真實”的道理。《百喻經》的最後一部分是一篇偈頌。在偈頌中,伽斯那引用兩則有關藥物的比喻,對九十八篇譬喻中故事與說教部分的關系,以及他纂集本書的旨趣作了形象化的說明,其中阿伽陀藥一喻尤其恰切。阿伽陀藥是印度傳說中的一種“功兼諸藥”的奇藥,平時以樹葉包裹保存,施用時將樹葉中的藥劑塗於患處,空樹葉自然便被扔掉。伽斯那認為譬喻中的故事就象那裹藥的樹葉,說教部分宣講的佛法才是那真正有價值的神奇的藥物,讀《百喻經》的人應當著重領會譬喻中所講的佛教道理,並像用畢藥劑便丟棄樹葉一樣,領悟佛理後也不要迷戀故事本身。可見從伽斯那編撰本書的目的來看,其真正看重的還是後面的說教部分,弘教布道的目的十分明顯。《百喻經》中的故事诙諧風趣,含義廣博深刻,很受中國人民的喜愛,因而流傳極為廣泛,各朝大藏經也均予收錄,於此不再贅述,這裡我們僅就本世紀出現的幾種單行本略作介紹。近世《百喻經》的流行與魯迅先生的大力提倡密切相關。魯迅先生贊歎此書文學與佛學價值之高,曾於1914 年將本書校正斷句,分為上下兩卷,並施資於南京金陵刻經處重新刻印,以供散發。書後特別注明“會稽周樹人施洋銀六十圓敬刻此經”。以後此種版本曾被多次影印或重新排印。隨後,1926 年6 月,與魯迅交往甚密的語絲社社員王品青又因深愛此書設喻之妙,刪除書中教誡部分,獨留譬喻故事,並以其原題書名《癡華鬘》取代《百喻經》一名,交由北新書局印行。這是單獨刊行《百喻經》故事部分之始,魯迅先生特意為此撰寫了《<癡華鬘>題記》一文(參見《魯迅全集·集外集》),附於書前。除上述刊印原書的善舉外,也有一些學者將本書中的故事重譯為現代漢語出版,從而進一步擴大了本書的影響面。如40 年代末期,詩人馮雪峰即刪除原書說教部分,基本保留原故事情節,用“述”的辦法將本書改寫成了一本《百喻經故事》,不過他有時對原文改動較大。至1957 年倪海曙先生也曾做過類似工作。近年來本書再次受到了文化界的重視,編譯佛經故事的學者都從其中選譯了不少故事,以構成他們各自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張友鸾《佛經寓言選》、王邦維《佛經故事選》、羅秉芬與黃布凡《佛經故事》、謝生保《佛經寓言故事選》等書即是。不過這些學者均系據不同需要各有取捨,都只摘譯了《百喻經》中的部分故事,對各篇譬喻後半段的說教文字及引言、偈頌更棄而未取。重譯全本《百喻經》的為著名學者周紹良先生的近作《<百喻經>今譯》,1993 年9 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該書注釋精到,譯文順暢,是一部難得的今譯本。《百喻經》文義淺白,易於理解,所以此次我們僅校印了原文。所用底本為1955年8月文學古籍刊行社根據由魯迅先生斷句、金陵刻經處刊刻的本子而出版的排印本,並適當參校了其余諸本。為展示今本《百喻經》全貌,我們收印了引言部分;為方便閱讀,我們將原文轉錄為橫排簡體,並參照周紹良先生的今譯本進行了標點分段;為便於查找,我們也給各篇譬喻標上了編號。希望讀者閱後能同我們一樣認為這種出版形式既准確靈活而又方便實用。
名著評點讀罷《百喻經》,最令人贊歎的大約還是它所取得的文學成就、擁有的教育意義,和所采用的說教方式。通常人們首先關注的是它的文學特質。《百喻經》是產生於古代印度的譬喻故事集。古印度流傳的寓言故事很多,“如大林深泉”(魯迅先生語),據當代著名佛學大師隆蓮法師考證,《百喻經》的撰者伽斯那生活於公元5 世紀,那時更是印度寓言文學盛行之時,著名的梵文寓言集《五卷書》就流行於此時,因而《百喻經》也可謂是應時之作,在印度文學史中應當享有相當高的地位。另外我們通過比較也可以看出:同其他譬喻故事集一樣,《百喻經》所集錄的故事也多曾流行於民間,系逐漸被佛教宣傳家們采撷吸納入佛經,並又經過了本書撰者伽斯那的加工改編,所以它們乃是大眾智慧與學者卓識的結晶,是成就卓越、雅俗共賞的文學藝術品。從藝術欣賞的角度看,《百喻經》中的許多故事都具有結構完整、情節曲折、內容豐富、描寫生動的特點,堪稱文集斐然的短篇小說。例如第65“五百歡喜丸喻”,全篇幾近千字,故事部分亦長達700 余字,是《百喻經》中的代表作之一。這個故事以YIN婦害夫的陰謀開篇:古印度曾有一個YIN婦,荒YIN無度,厭患夫婿,曾設計了種種毒計謀害丈夫,但都沒能成功,這次又制作了毒藥丸,詐稱歡喜丸,送給即將遠行的丈夫,並甜言蜜語地哄騙他,要他行至異域他鄉,饑餓困乏時才可食用。丈夫對此深信不疑。一晚進入他國國界,這位遠方來客露宿於密林之中,因為懼怕野獸而爬到了樹上,卻將500 枚“歡喜丸”忘在了下面。夜裡有500 名強盜止宿樹下,各吃了一枚“歡喜丸”,毒氣發作,立時殒命。第二天天亮後,躲在樹上的遠客用刀箭斫射死屍,又收取了盜賊們的贓物,凱旋般地向國都進發,碰巧遇上國王正在率領臣下追捕盜賊,遠方來客便向國王大事誇耀自己如何神勇,並請國王派人去查看他偽造的“殺賊現場”。國王深加贊賞,封爵賜物,以致該國舊臣嫉妒怨恨,到國王面前去攻擊他。此時遠客卻抖擻精神,做出一副要與那些舊臣較量比試的姿態,這咄咄逼人的沖天膽氣真把舊臣們全都嚇退了。不久,該國有惡獅為害,心中不平的大臣們遂向國王舉薦這位異邦英雄。遠客既受敕命,只得“堅強其意”,自我激勵,壯著膽子往赴猛獅出沒的地方。待見到奮激的獅子卻驚惶怖畏,再次拿出看家本領——上樹,獅子張開血盆大口對著樹上狂吼,遠客怕得要命,連刀都拿不住了。按說此時遠客的處境萬分危險,本該成為獅口珍馐了。但吉人天相,他自有神助,失手掉落的利刃竟然插入了獅子的大嘴裡,怒獅命歸西天。此時的遠客立即轉懼為喜,又雄赳赳氣昂昂起來。國王自然又是只知驚人結局,未見動魄過程,對他加倍優寵,國人們也全都心悅誠服,只剩下歌詠贊歎了。這個故事構思奇巧,可以說其中遠客除了詐言決斗和“堅強其意”之外,幾乎沒有做什麼努力,他的智慧之處在於他非常乖巧,很懂得天子必取的道理,也很會利用一切天賜良機以轉禍為福,而世人們又都迷信他的慷慨陳詞,秉持生殺大權的國王更對他封賞有加。這些正構成了故事的戲劇性,令讀者忍俊不禁。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寫作技巧已十分成熟。除長篇外,《百喻經》中的某些短篇也營構了並不簡單的情節。如第67“夫婦食餅共為要喻”的故事部分僅160 字,但卻同樣復雜有趣。故事中說從前有一對夫妻共同分食三只餅,各取食了一只之後還剩一只,兩人各不相讓,於是約定進行守口比賽:誰後開口說話誰就可以吃餅。夫妻二人相對而坐,默然不語。不一會兒有一個小偷闖進他們家,當著兩位主人的面洗劫了屋內的一切財物,見二人始終只是四目相視,靜觀無言,小偷更是得寸進尺,在丈夫面前欺辱人家的妻子,丈夫依舊毫無反應。這時妻子終於忍耐不住,對丈夫吼道:“你這個傻子,就為了一只餅,看見惡賊都不叫喚!”她的丈夫竟然拊掌大笑:“嘿,拙婦,我可以得到餅,不必給你喽!”這位丈夫的定力實在是太高了,真讓人啼笑皆非。文中對他內心活動的刻畫十分成功。上述兩例僅是我們隨手拈來的。《百喻經》中的成功之作很多,不勝枚舉。可以說本書中的絕大部分故事不論篇幅長短,結構情節都堪稱完整動人,遣詞造句無論是否繁復绮麗,寓意旨趣卻相當隽永幽深,再加上故事中塑造的主人公的形象鮮明生動,情態動作稚拙粗憨,撰者使用的語言又誇張風趣,因而既能引人入勝,又頗耐人尋味,滑稽荒謬者令人捧腹噴飯,哀婉淒絕者使人扼腕傷感。正是由於《百喻經》中選編的故事可讀性、趣味性很強,因而譯出後1500多年來一直在中國社會上廣為流傳,其中的一些寓言早已擺脫了佛教宣傳品的窠臼,或原封不動,或稍加改造,變成深入於民眾中的故事了,常為大眾引為談資。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百喻經》對我國寓言文學的發展也產生了積極影響。作為反映外域風情的異域文學作品,它為我國的文學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啟示,為中國文學注入了新鮮血液,後世中國文壇上曾出現了不少與此相關,而又融入漢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習俗的再創作,如本書中的第63“伎兒著戲羅剎服共相驚怖喻”、第64“人謂故屋中有惡鬼喻”就時常得到後世中國寓言家們的青睐,屢次被他們改頭換面地再創作為新故事。但是寓言畢竟不同於笑話,編撰者的目的不是提供笑料,讓人一笑了之,而是要以故事為依托,寓深意於其中,以開啟人們的心智。因而一部好的譬喻作品必須能夠令讀者掩卷深思。《百喻經》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書中剖析了某些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荒謬現象,揭示了許多為人處世的哲理,其中的一些觀點不但適用於古代社會,就是我們今天讀來仍然很有教育意義。例如第10“三重樓喻”中的富人十分欣羨他人的三層樓宇,讓匠人們也為自己建造,但當看到他們打地基、修建一二兩層時卻困惑不解並極力反對,固執地要求他們直接修建第三層。這種想法荒唐已極,神經稍微正常點的人都不會妄想構築空中樓閣,因而故事本身近乎荒謬。但現實生活中無視客觀規律,辦事情不循序漸進,不願艱苦努力,只想一蹴而就的人卻並不罕見。本喻以虛誕的故事作為反襯,正形象鮮明地昭示了真理,儆示了那些狂妄愚頑之人。又如第17“債半錢喻”中的商人為討回半個錢,雇船渡河,來回花掉了四個錢,而借債人卻又不在家,商人根本無法追回那半個錢。這個故事十分幽默,它成功地刻畫了貪鄙商人又吝啬又愚昧的形象,辛辣地嘲諷了現實生活中那些只顧眼前名利,不計長遠後果,做事時不能權衡利害輕重,最終得不償失的蠢人。再如第95“二鴿喻”中的雄鴿蒙昧乏智而又多疑殘暴,懷疑與自己同棲止的雌鴿偷吃了巢中的果子,不顧雌鴿“果自減少”的爭辯,凶殘地虐殺了雌鴿。待到後來天降大雨,鴿巢淹濕,先前因失水而干癟顯少了的果子遇水膨脹,還復了原來的體積,雄鴿才從妄見中醒悟過來,悔恨哀鳴,悲喚雌鴿,而雌鴿卻絕無生還之理了。常人社會中也有一些人昏聩無知,不明事理,卻又不能謹言慎行,而是剛愎自用,常於沖動茫然中鑄成大錯,日後縱有悔悟,卻也難有回天之力,無法彌補,其過惡自遠在雄鴿之上。《百喻經》中的佳喻很多,這裡我們不能一一分析,相信讀者閱後自然見仁見智。在這裡我們還應該特別提請讀者注意的是,《百喻經》中的某些故事與我國傳統社會中流傳的一些寓言有雷同相似之處,如第19“乘船失釪喻”之與“刻舟求劍”,第45“奴守門喻”之與阿凡提為富人看門故事,等等。但是其中有些故事情節雖近,旨趣卻大有區別,如第43“磨大石喻”之與“鐵杵磨針”。“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是廣布於我國傳統杜會的千古美談,它要求人們要能夠長期忍受寂寞,锲而不捨,厚積而薄發,反映了我國人民敦厚淳樸的美德。但是寸蔭寸金,用鐵杵磨針,值得嗎?《百喻經》中的“磨大石喻”講述愚人打磨大石以作小小的玩具牛,不僅提出了類似的問題,而且做了斬釘截鐵的回答。撰者首先否定了這種“用功既重,所期甚輕”的人生態度,進而激勵人們應當志意高潔,遠求勝果。這與我國傳統的思維定式大相抵觸。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處世哲學,閱讀寓言故事應當讀思並重,《百喻經》等書,正可以為我們調整思想方法提供借鑒。以上是我們對《百喻經》中深邃寓意所作的常人之想。實際上,伽斯那編撰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弘揚佛法,所以我們還應著重分析一下它在宗教宣傳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佛教是世界上最為深奧玄妙的宗教。平白言語很難盡顯其義,如果單純地宣講理論,恐怕只有上根利智的人才有可能接受。但如果用事來作印證,以事顯理,以致理事圓融,那麼能夠皈依佛教的人便會大大增加。而譬喻一門正能很好地發揮這種功用,《楞嚴經》卷一即稱:“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譬喻的梵文原詞為Avadānā,意謂以已了知之法張顯未了知之法。譬喻的義界非常寬泛,從修辭上的比喻、比擬方法,論辯中借事明理的技巧,乃至利用比喻的寓言故事,皆包括在內,其中尤以寓言故事的文義最為通俗淺顯,也最能引起信眾聞法的興趣,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自然領悟佛教的道理,故而講說譬喻故事早已成為了佛教宣傳家們解釋教義哲理時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釋迦牟尼在世時即十分注重使用此種方法,佛教經典中更存有大量的譬喻,據說有“大喻八百,小喻三千”。佛經中兼用譬喻的例證很多,如東晉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差不多每段記載都有譬喻的內容,大乘佛教的代表經典《妙法蓮華經》中也有著名的“法華七喻”。專門集錄譬喻故事的經典也很多,譬喻經是12 部經中單獨的一類,大藏中專以“譬喻”命名的佛經至少也有六七種,僅據明代徐元太輯錄的《喻林》的統計就有《大集譬喻經》、《佛說譬喻經》、《阿育王譬喻經》、《法句譬喻經》、《雜譬喻經》、《眾經撰雜譬喻》等,但它們的知名度都不如《百喻經》高,《百喻經》堪稱是這類作品中的代表作。伽斯那編撰《百喻經》主要是出於宗教目的,他為每個故事都賦予了佛教色彩。如在第10“三重樓喻”中,伽斯那即在嘲諷那個妄想構築空中樓閣的富人之後,批評某些佛教徒不能努力實修,不想依次修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而想直接求證阿羅漢果以達涅槃解脫的惰怠行為,伽斯那認為他們就像那個不切實際的富人一樣愚蠢。這類比況方式對讀者准確理解教義很有幫助,因而可以說本書是達到了一定的宣傳效果的。不過一般說來寓言故事的深意或是盡在不言中,或是僅用三言兩語即可點明主題,點到為止。而《百喻經》的撰者出於宗教情懷,有時不免過於殷切,書中的某些說教與寓言故事本無必然聯系,但卻硬拉入題下,牽強附會,顯得過於生硬。另外有些說教部分的篇幅又太長,說來說去,唯恐人們不明所指,例如第24“種熬胡麻子喻”,第84“月蝕打狗喻”等篇中的說教就比故事還長,這是《百喻經》明顯的不足之處,難怪有些人重印此書時常將說教部分刪去。總的說來,《百喻經》所取得的文學成就似乎超過了它在佛教宣傳方面發揮的作用,將之比為東方的《伊索寓言》是比較恰切的,只是後者還講述了許多聰明人的故事。希望今天的讀者閱讀《百喻經》之後能夠心有所悟,並能依憑自己的智慧辯才加以發揮。我們相信真正的聰明人從中所得到的必不限於宗教與文學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