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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之浚：中國人的人生智慧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馮之浚：中國人的人生智慧 　　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人生智慧的關注和思考。中國人生智慧極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系。對此，儒、道、佛三家從不同角度給予了闡釋，為中國傳統人生智慧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文化圖景。“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修行處世之道。 　　中國傳統人生智慧融儒、道、釋為一體，互補相融。儒家講入世，強調剛健有為，以天下為己任；道家講忘世，強調清靜無為，精神超脫，以柔克剛，安時處順；佛家講出世，強調萬物皆空，排除煩惱，自度度人。儒、道、釋三家在人生智慧問題上雖然有所差異，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煉出人與自然和諧的價值取向，人與人關系的定位取捨，人與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紀人類面臨著一項共同的挑戰和沖突，即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沖突，以及由此而引發的生態危機、人文危機和精神危機。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把視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認為發掘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寶，尋求可資借鑒的精神資源，對於解決人類面臨的沖突和危機是十分有益的。當前，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關系的和諧發展，也要從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中汲取營養，特別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一個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 　　自古以來，探索人與自然關系的學問，也稱為天人之學，與義理之學、會通之學並稱為三大學問。天人關系是研究知天的問題，也是探索人生意義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精神、行為與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達到的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從而實現完滿和諧的精神追求。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人類依靠科學技術的力量，不斷發展生產力。若從歷史的跨度進行比較：人類的歷史約有300萬年，人類的文明史約有6000年，科學技術的歷史約有2500年，近代科學的歷史約400年，現代科學技術的歷史還不到100年，然而有學者估計，今天社會在3年內所發生的變化相當於上世紀初30年內的變化、牛頓以前時代的300年內的變化、石器時代的3000年內的變化。 　　科技的進步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然而也隨之出現了環境污染、生態失調、能源短缺、城市臃腫、交通紊亂、人口膨脹和糧食不足等一系列問題。 　　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兩次世界性能源危機，引發了人們對經濟增長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聯合國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強調保護環境、保護資源的迫切性。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裡約宣言》和《21世紀議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在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同時，學者們從不同的認識角度提出了改進的對策。戴利（H·Daly）等經濟學家提出了“穩態經濟”理論，他們把傳統的不考慮生態影響的經濟模式稱為“增長經濟”，而把根據生態和社會相結合觀念而形成的經濟稱為“穩態經濟”，主張在必要時應該不惜放棄短期經濟增長和資源消耗以維持整個社會的長期生存和穩定，能夠為全社會提供一個無限期保持下去的較高的生活水平。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飛船理論”，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飛行的宇宙飛船，要靠不斷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資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開發資源，肆意破壞環境，就會走向毀滅。英國經濟學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學家提出了“生態藍圖”理論，他們指出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帶來的不是社會的進步而是無窮的災難，必須控制人口、保護資源、壓縮生產，提倡一種新的生存方式。 　　　 在工業革命時代，人們曾經不相信火車的速度能超過馬匹，但人類從此翻天覆地地改變著自然。 　　　 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向來主張親近自然，並且重視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 　關注天人關系是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顯著特點。從先秦時代到明清時期，我國大多數思想家、哲學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觀”，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獨特現象。縱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觀，一是老子的“見素抱樸”、“回歸自然”的“順天說”，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說”，三是《易傳》提出的天人和諧說。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觀點各有差異，但主張天人和諧是一致的，在他們看來，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性與人性是相類相通的，是可以統一的。 　　《易傳》在天人關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樸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規律，人也要服從普遍規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諧。在今天，這些思想，特別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諧”的思想依然對我們為人處世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易傳》主張天人和諧。要達到天人和諧，首先要解決“窮神知化”的問題。《系辭上》說：“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指萬物變化之神妙；幾，指事物運動變化的苗頭。極深研幾，即“窮神知化”。這就是說，無論怎樣的幽深不測，怎樣的變化細微，都要窮研而知之。惟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在當時就能提出“窮神知化”的觀點，對於人類認識自然、認識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奧秘，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推動力量。 　　人既遵循自然法則，又要自強不息，有所作為，以達到天人和諧的境界。為此，《易傳》又提出“裁成輔相”說：“天地交泰。後（君）以財（同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之地之宜，以左右民。”就是說應在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對自然加以輔助、節制或調整，使其更加符合人類的要求。“裁成輔相”的觀點，既要求深刻地認識自然，又要求能動地協調自然，樸素地表達了人與自然的辨證統一關系。 　　《易傳》認為人生的理想應當是與天地相合，達到天人和諧的最高境界。主張人與自然的關系“不違”、“不過”，講究天人和諧，比較正確地解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 　　《易傳》認為，自然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由於大自然養育了人類及萬物，所以天有德、有善，有“無窮極之仁”。而“仁”集中表現在大自然永恆的創造力之中，“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個“生”字，概括了宇宙的根本法則，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整個宇宙充滿了生機、活力，成為生生不息、日新月異的大化流行過程，生命始終流暢不滯。 　　傳統的天人和諧一方面強調天地、人相統一，另一方面強調人的特殊性，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定位在一種積極的和諧關系上，不主張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創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並能夠將仁的精神推廣及於天下，澤及草木禽獸有生之物，達到天地萬物人我一體的境界，天、地、人合德並進，圓融無間。這些思想啟示我們，人生要“順天”，才能實現天人和諧的目標。 　　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向來主張親近自然，關注自然，在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時，重視自然資源的作用。自然資源是自然奉獻給人類的珍貴禮物，它不僅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基礎，也是人類文化的重要載體。自然資源可以理解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時間空間格局、對人類生存和生活直接間接地產生影響的所有自然因素的總和。自然資源包括一切具有現實價值和潛在價值的自然因素，對於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滿足人類多方面的需求，有著極其重要的功用價值。除了具有顯而易見的經濟價值外，其功能和用途的多樣性還決定了具有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主要體現在： 　　（1）自然生態為人類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與生存需要的“維生價值”；（2）自然資源作為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對象物，為人類提供“經濟價值”；（3）自然資源為人類提供“經濟”作用的同時，還提供“生態價值”。雖不能直接在市場上進行交換，體現的是潛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護、救災、淨化、涵養水源等生態價值；（4）自然為人類滿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價值”，體現的是存在價值或文化價值，如自然景觀、珍稀物種、自然遺產等所體現的精神性價值；（5）自然為滿足人類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學研究價值”等。人類的活動不能只顧及自然資源的經濟價值，還有十分重視自然資源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等。 　　要充分發揮自然資源的作用，既要通過向自然資源投資來恢復和擴大自然資源存量，又要運用生態學模式重新設計工業，還要通過開展服務和流通經濟，改變原來的生產和消費方式。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二個問題:人與人的關系 　　人與人的關系，是講人要知人，最終目標是實現人際和諧，解決人文危機。人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的，而是和他人一起生存在世上的。既然如此，那麼人與人之間應該保持一種什麼樣的關系，一個人應該如何對待他人，怎樣才能與他人和諧相處，就成為文化與人生領域中非常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在對待人與人關系的問題上，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主張“修己以安人”，通過自我完善，和諧處世，促進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終實現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更大價值。 　　一、“仁”的精神 　　“仁”的精神是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的象征。“仁”不僅在各種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標准。在《論語》中講“仁”有104次之多，可見“仁”的重要。 　　“仁”既是道德規范，又是區別善惡的標准。哪些事應當做，哪些事不應當做，都要用“仁”這把尺子加以衡量。孔子還分別提出了仁的一些具體條目，例如恭、寬、信、敏、惠，認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即莊重、自尊。寬即寬厚，對他人寬厚，對自己嚴格。信即誠實，講信用，不說假話。敏即勤快、認真。惠即幫助他人。這五條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實踐了“愛人”的信條。在愛人的基礎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寬廣情懷和安老懷少的社會風尚，形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社會生活中濃烈的人文情懷和生活情趣。 　　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有60多億人口，6000多種語言，2500多個民族，200多個國家，繁多的宗教信仰，人與人之間由於利益不同、觀念不同、信仰不同，難免會發生沖突和矛盾，要實現和諧共處，必須提出取得廣泛共識的“全球倫理”。1993年八九月間，為紀念“世界宗教會議”召集一百周年，來自世界上大小120多個宗教團體的六千余名代表在芝加哥召開了“世界宗教議會”大會。為建立起公認的全球倫理，代表們在大會上經過長期討論和反復修改，通過並簽署了《世界宗教議會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確定為“全球倫理”，並指出“這個原則是有數千年歷史的宗教和倫理和傳統所尋獲並持守的”，“這個終極的、絕對的標准，適用於人生各個范疇，家庭和社會，種族、國家和宗教。”這意味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已經被世界各國有識之士所接受，為全人類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和而不同 　　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是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普遍和諧。為實現和諧的追求，中國文化提供了兩大法寶，一是“和”，一是“中”。 　　中國文化十分重視人與人和睦相處，待人誠懇、互相關心、與人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異，以達到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為貴”一詞出自《論語》，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主張借禮的作用來保持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孟子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表達了對人與人和諧關系的追求。 　　在處理人際關系時，“和”與“同”是中國文化所關注的一對含義不同的范疇。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戰國時期，就有過所謂“和同”之辨。“和”是眾多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同”是簡單的同一。《國語·鄭語》記載，史伯在回答鄭桓公“周其弊乎”的發問時認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史伯區別“和”與“同”。“以他平他謂之和”，就是說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產生新事物，所以說“和實生物”；“以同裨同”，就是說把相同的事物疊加起來，是不能產生新事物的。五聲和，則可聽；五色和，則成文；五味和，則可食。推及施政，則必須“擇臣取谏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綜合不同意見，防止偏於一端、專橫獨斷，否則，則“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的著名觀點。他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認為君子能汲取別人的有益思想，糾正其錯誤思想，力求公允正確，絕不盲從，這叫“和而不同”；而小人只會隨聲附和，從不提出自己的獨立見解，這叫“同而不和”。 　　“和”是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重要特征，其內涵十分豐富，充滿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張多樣，二是主張平衡，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事物，持以寬容的態度，“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提倡寬厚之德，發揚包容萬物，兼收並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載物”的博大精神。就處世待人的方法論而言，和諧精神主張：一是要有獨立見解，堅持己見；二是尊重別人，求同存異；三是要通過協商方式，增進共識，取得雙贏。 　　“和”不是“同”，“和”是有矛盾、有斗爭的。宋代張載在《正蒙·太和篇》中講：“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說只要有一種事物、一種現象，必定有與之相對的事物和現象，兩者免不了有矛盾、有斗爭，最後解決的方法一定要求“和”。張載看到了宇宙世界、人間社會都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的解決上他主張“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對立和斗爭不應以一方面消滅另一方面作為最終的結局，而是應相輔相成，協調配合，趨向於“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充分體現在這句“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諧的方法來消除矛盾、解決矛盾，使事物向一個更新的方面來發展，最後解決的方法一定是求和，不是讓矛盾沖突擴大。只有“和”才有生機和活力。這種對待矛盾的樸素的辨證思想，對於我們實現和諧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將相和的故事體現出中國人處理人際間矛盾的特點：對立和斗爭不以一方面消滅另一方面為結局，而是相輔相成，協調配合。 　　　　 清朝的張英是朝廷要員，他在安徽桐城的老宅建房，與鄰家爭地，家人要求張英出面干涉此事。但張英讓家人謙讓，結果兩家間形成了一個寬六尺的巷子，傳為美談。　　 三、中和之境 　　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論，也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最高的一種思維觀念和行為准則。《禮記·中庸篇》講：“極高明而道中庸”，“極高明”指的是世事洞察，萬物通觀，“道中庸”說的是行事圓融，不走極端。所謂“中”，是說凡事應有一個適當的“度”，超過這個“度”，就是“過”；沒有達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處理事情，要合乎這個“度”，就是“執中”。“執中”就是講究適時、適當、適度。所謂“庸”，就是傳統，就是規律，就是不變的法則，也就是“中”的最高表現，是實現“中”的規律法則和途徑。 　　孔子說，“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又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孔子的這兩段話，不但說明“中”的思想源遠流長，而且強調指出它的重要性。堯傳舜，舜傳禹，只交代 　　一句話，就是“允執其中”，並認為如此便可“天祿永終”，可見“中”的重要。又說舜是大智的人，為什麼說舜有大智呢，一個重要理由就是舜能夠“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進一步說明“中”的重要以及“中”的難能可貴。 　　關於“中”的含義，孔子自己解釋為“過猶不及”、“執兩用中”、“中立不倚”。子貢問孔子：子張與子夏哪個好一些？孔子說：子張有些“過”，子夏卻顯得“不及”。子貢說：那麼，子張好些吧？孔子說：“過猶不及”。可見，在孔子看來，“中”就是既無“過”，也無“不及”。同時，孔子認為，作為標准的“中”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他說：“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孔子言“中”，並在實際生活中，靈活地運用了“中”。如在行為上，他主張中行，“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認為中行是高於狂狷的修養境界。在人際關系上，他主張“無適”、“無莫”，“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群而不黨”。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張“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泰而不驕，威而不猛”。這些都是孔子靈活運用“中”的具體表現。 　　有人認為“中”是一種調和論，是一種折衷主義，其實不然。首先，“中”的思想含有辯證法的因素，“中”反對“過”與“不及”。其次，三代相傳，只交代一句“允執其中”，便可“天祿永終”。並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如此重要的德行，絕不可能是指不左不右、不好不壞的圓滑處世的折衷主義。再次，孔子歷來痛恨搞折衷主義的人，對於“同於流俗，合乎污世”的人，孔子一概斥之為“鄉願”，認為他們是亂雅之鄭、奪朱之紫的“德之賊”。孔子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這就是說，一旦確立了“中”的准則，永不偏離，甚至“至死不變”。可見這“中”絕不是折衷主義的產物。 　　與“中”有關的還有“權”、“和”等概念。孔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與中是相互配合使用的概念，其本義是秤錘，可隨物體的輕重在秤桿賞左右移動後達到平衡，可引申為變通。《孟子·盡心上》說：“執中無權，欲執一也”，保持中庸而不知權變，就是執於一端。儒家提出“權”的概念作為“中”的補充，為了使人能通權達變，以利於“執中”。“和”是說“中”要達到的效果，東漢大儒鄭玄對“中庸”解釋道：“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一詞的含義是指按“中”的標准去做就會達到一種“和”（和諧）的狀態。 　　中國文化所蘊涵的講“執中”、求“致和”的人生智慧是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創造和諧的人文環境的基本原則。它作為一種調節社會矛盾使之達到中和狀態的深刻哲理，為我們保持和諧人際關系、構建和諧社會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精神資源。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遵循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則，其中，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等方面的目標匯總起來，就是和諧社會最重要的特征所在，即人與人的和諧。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就是人與社會之間關系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融洽的社會，一個重要的標志是實現人與人的和諧。為此，必須把社會的公平正義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標尺，把誠信友愛作為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准則，把充分激發每個人的活力作為奮斗目標，讓全社會的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與人和諧相處要講究中庸之道。拔苗助長的故事說明了“過猶不及”這個道理。 　　中國人生智慧關注的第三個問題:人與自我的關系 　　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強調做人要自知。老子講，“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說能清醒地認識自己，對待自己，才是最聰明的。人要了解自己很難，老子選擇一個“明”字，有其深意。什麼是“明”？“明”是對著黑來講的，對著盲來講的，“明”就是眼力好，盲是喪失了視力。看別人看得見，看自己看不見，這就是自我的盲區。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要求我們要讓自己走出盲區，進入自我明察中去。 　　一、認識自我 　　認識自我的困難就在於“我”之復雜，每個人身上都有四個“我”：一是公開的　　我，自己知道，別人也知道的部分。二是隱私的我，自己知道，別人不知道的部分。三是背後的我，自己不知道，別人知道的部分。四是潛在的我，自己不知道，別人也不知道的部分。前兩種可以說是淺層的，易於認識的，絕大部分人的盲點則在於後兩種。自我感覺良好，時常沉溺於自戀幻覺中的人，是因為不知道背後的我，總將當面的恭維和逢迎的捧場視為全部的評價。自卑自賤自慚形穢者則失落於不知有潛在的我。 　　認識自己的一個關鍵是要正確分辨煩惱，不要讓無謂的煩惱所遮蔽，影響了自我的判斷。有心理學家對煩惱進行了數字化分析，認為人們的煩惱中，有40％屬於杞人憂天；30％是為了怎麼煩惱也沒有用的既定事實；另12％是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幻想；還有10％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就是說，我們的心中有92％的煩惱都是自尋的。 　　清除自我認識中的盲點，是一種積極的自我開拓。當然，即使到了生命結束的時刻，我們都無法窮盡自我，但是時時警惕自我、激勵自我仍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才能使我們不枉為人，不虛此生。人類不斷成長，是因為能不斷認識自我，磨練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而認識自我則是人生“自覺”的起點，人生永恆的主題。 　　二、磨練自我 　　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是實現自我價值的起始和前提，是中國人積極人生態度最集中的理論概括和價值提煉，也是人類在認識自我之後首先要建立的立命之說。 　　孔子十分重視“剛”的品德，他說：“剛毅木讷近仁”，所謂“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種臨大節而不奪的品質即是剛毅的生動表現。在他看來，剛毅和有為是不可分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剛毅，又要有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孔子提倡並努力實踐為崇高理想而不懈奮斗，鄙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生態度，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儒家提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笃行的治學之道，主張刻苦學習，不甘人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這些，都是剛健自強、積極有為思想的表現。 　　《易傳》對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作出了概括的經典性的表述。《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系辭下》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體運行，健動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動乃是效法天，故應剛健有為，自強不息。這裡闡明了效法天行之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思想。 　　在物欲張揚、精神式微的今天，強調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更有現實意義，人應當立志高遠，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奮發圖強，敢於面對現實，善於化解矛盾，勇於迎接挑戰，在挫折面前不氣餒，在困難面前不低頭，不妄自菲薄，不怨天尤人。 　　三、提升自我 　　“孔顏樂處”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歷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孔子周游列國，顛沛流離，困厄萬端；顏淵一箪食，一瓢飲，窮居陋巷。這本身並無樂處可言，但孔顏化解了身處逆境或物質匮乏所引起的外感之憂，使自得其樂，體悟到一種理性的愉悅。這種快樂，樂於揚棄了外在之物、外弛之心，自我意識到自身與天道合其德，同其體，也就是體認到個體自身的內在完美，即自己所具有的真善美高度統一的自由人格。這就是一種精神境界。 　　人生境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要問題，其他問題都圍繞它而來。境界說是中國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這裡所說的境界，是一種在精神層面上對生命、生活、生存方式的升華，是中國哲學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之極至的一種精神狀態、精神天地。 　　馮友蘭先生的“人生境界說”是他哲學思想中最為珍貴的一個部分。“……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以分為四種：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論人生中的境界》），這四種境界是人與周圍各方面可能有的四種關系或四種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順習”的，也就是順從自然來發揮自己的才能或遵守自己已有的習慣；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為利”的，做事情都有他們所確切了解的目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行義”的，其行為所及的對象，是利他的，是有益於社會公益。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事天”的。他不僅認識到社會的全，還進而認識到自然之全，因而，做人不但應對社會有貢獻，也應對自然有貢獻。 　　“天地境界”就是人和天地的關系，亦即哲學境界，一種自覺有超社會、為天地立心的意義，這是一種最高、最完善的境界。近代以來，在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上，絕對人類中心主義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人類被看作是判斷萬物的尺度，是一切事物的評判者。在這樣的背景下，解讀“天地境界”尤為重要。人類有責任維護環境生態的完整性，人類的首要目標必須是在分享地球有限資源的同時關心其他生物和生命“天地境界”是說人要有自覺，在地球上只有人類才具有理解世界、超越自我的能力，有沒有看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是人類境界的試金石，如果人類既看到了自己的利益，又看到了自然的利益，那就超越了狹隘的人生境界，進入了“天地境界”。 　　四、善待自我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正面和反面，人生也是如此，有得有失，有順有逆，有勝有敗，有進有退，有榮有辱。順境易處，逆境難為，關鍵在於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順境和逆境，自古常言不我欺，不論順境逆境、圓缺福禍，都要理解別人，善待自己，自解得失，善處順逆，隨緣自適，用捨由時，善對名利，安心為本，才是處理好人與自我關系的關鍵。 　　我認為要做好下面三個方面： 　　進退有節，仰俯皆寬 　　蘇轼在一首詞中寫到“用捨由時，行藏在我”，這轉引自孔子的“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裡面含有“進退有節，仰俯皆寬”的意思。蘇轼一生坎坷，但在對待人生順逆上，他卻是中國文人當中一個典型例子。上面這句詞體現了蘇轼的人生態度，他圓滿地融合了儒家、道家和禅宗，入則奉儒，憂國憂民，出則道禅，一身灑脫，形成了“不為外物之得失榮辱所累的超曠精神”。 　　孟子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說的是儒家人格理想不僅是個體善的修煉，更重要的是責任感和擔當意識，是濟世救民。儒者對國事民瘼有真誠的關懷，努力為國家、民族和人民建功立業，即使遭到貶谪也以深沉的憂患系念天下百姓的疾苦和國家的興亡。同時，儒家也講究超越精神，窮居陋巷，自得其樂，安貧樂道。“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正是表現出了這種情懷。“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是把慎獨和放達結合起來，形成了一種積極達觀的人生態度，幾千年來其影響始終不衰。 　　淡泊名利，“放下為上” 　　面對名利，入世的儒家、忘世的道家、出世的佛家都提出了各自的解脫之道。這其中禅宗“放下”的智慧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禅宗有則故事：當佛陀在世的時候，有位婆羅門貴族來看望他。婆羅門雙手各捧一個花瓶，准備獻給佛陀作禮物。佛陀對婆羅門說：“放下。”婆羅門就放下左手的花瓶。佛陀又說：“放下。”於是婆羅門又放下右手的花瓶。然而，佛陀仍舊對他說：“放下。”婆羅門茫然不解：“尊敬的佛陀，我已經兩手空空，你還要我放下什麼？”佛陀說：“你雖然放下了花瓶，但是你內心並沒有徹底的放下執著。只有當你放下對自我感觀思慮的執著、放下對外在享受的執著，你才能夠從生死的輪回之中解脫出來。” 　　當然，“食色，性也”，儒、道、佛三家開出的藥方，雖有“懸壺”之功，卻乏“濟世”之力，人們不可能完全擺脫名利，該忙碌的依然要忙碌，該追求依然要追求。不過，在物欲張揚、精神式微的當下，勸人把名利看得淡一點，“空”一點，淡泊處世，清心守靜，在清靜中尋找舒適，在閒適中享受樂趣，使人經常調劑到一種怡樂自在的最佳狀態，從這個角度看三家之說，不無裨益。 　　　　　 嚴子陵是東漢時期的名士，盡管當時的皇帝三番五次地請他作官，但嚴子陵淡泊名利，依舊在家鄉富春山種地、在旁邊的富春江釣魚，“在清靜中尋找舒適，在閒適中享受樂趣”。 　　安心為本，豁達為上 　　修身之本在安心，是中國人生智慧的一大特色。禅宗二祖慧可，少為儒生、博覽群書，通達老莊易學。出家以後，精研三藏內典。年約四十歲時，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即斷臂求師。《祖堂集》中記載，慧可問達摩祖師：請佛心印的法門，可以說給我聽嗎？達摩說：諸佛心法，並不是從別人那裡得到的！他聽了又問道：我心不得安寧，請大師為我說安心法門。達摩便說：你把心找出來，我便為你安心。慧可聽了這話，當時便愣住了，良久，方說：找了半天心，連個影子也找不到。達摩開導他說：如能找到了，那就不是你的心了！我已經幫你安好心啦，你看到了嗎？慧可恍然大悟。慧可向達摩求法，其實就是為了“安心”，見師傅把自己截了回來，便把問題的實質托了出來。佛教禅宗一派傳入中國，與老莊合理核心相結合，發揮了“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的特點，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禅，表現出很高的人生智慧。禅宗主張凡事持平常心，不過分追求、過分祈盼、過分喜怒哀樂，順其自然，但求心安。如此一來，繁雜的人生問題，就變得比較簡單明了。在任何環境中，人生還有一種最後的自由，就是選擇自己的心態。良好的心態有利於正確對待客觀事物，對健康也是有益的；不良的心態對健康有害，甚至導致疾病。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球完全沒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只有9.5％。據保守估計，目前我國每年大約有25萬人自殺，約100萬人自殺未遂，約2600萬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預防抑郁症的主要辦法就是要緩解壓力，及時調整心理上的不平衡，消除和“轉化”不良心理，具體就是要能夠知足常樂、達觀超脫、宣洩疏導、排遣自娛。有專家指出，19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肺病，20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癌症，21世紀威脅人類最大的是精神疾病，這種說法值得深思。 　　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所追求的目標、理想可以用宋代大儒張載的“橫渠四句”來概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是這四句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仁者氣象”和“天地情懷”。今天我們繼承中國文化與人生智慧的精髓，實現和諧人生，構建和諧社會，正是要實現這一偉大理想。 　　總之，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是一個豐富的思想寶庫，無論就人與自然的友好相處而言，還是就社會的和諧發展而言，抑或就個體人格的健康發展而言，人類在21世紀應更加需要借助、光大優秀的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 　　我們理當拿出自信來，從中國文化和人生智慧的人文精神、生存體驗與生活睿智中尋找瑰寶，尋找生命力，為當下的生存、現實的關懷、生命的定位、處世的方法、價值的實現、精神的寄托、理想的達成，發揮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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