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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富法》聶雲台著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曾國藩的外孫聶雲台，解放前上海商會會長，學貫中西，他中年接觸佛法，就很認真的學佛。使他的思想、認識得到很大提高。後來他寫了《保富法》，就是用佛學觀點來說明怎樣才能得到財富？怎樣才能保住財富？他談的完全是以他個人一生接觸，親眼看見的。他接觸了兩類人物，一類是與曾國藩同時代的一批做大官的人，另一類是上海顯赫一時的大富豪。他就是抒發這種觀點：種什麼因，結什麼果。 《保富法》正文如下： 俗話說：發財不難，保財最難。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以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有錢人，有的做官，有的從商，都是炫赫一時的，現在已經多數凋零，家事沒落了。有的是因為子孫嫖賭不務正業，而揮霍一空；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大約算來，四、五十年前的有錢人，現在家務沒有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百家之中，實在是難得一、兩家了。 不單是上海這樣，在我湖南的家鄉，也是一樣。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中興時代的富貴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總督巡撫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鎮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現在也已經多數蕭條了。其中文官多人，財產比較不多的，後人較好。就我所熟悉的來說，像曾、左、彭、李這幾家，錢最少的，後人比較多能讀書，以學術服務社會：曾文正公的曾孫輩，在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六、七位，擔任大學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幾位曾孫，也以科學專門而聞名；李勇毅公的孫子輩，有擔任大學教授的，曾孫也多是大學畢業；彭剛直公的後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當時的錢，來得正路，沒有積蓄留錢給子孫的心，子孫就比較賢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較錢多的十來家，現在的後人多數都是蕭條了。武官數十家，當時都比文官富有，有十萬、廿萬銀兩的；（多數是戰事平定以後，繼續統兵，可以缺額，才能發財；至於擁有五、六十萬到百萬銀兩財產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楊家等，都是後來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統領軍務歸來的人。金陵克復的時候，曾國藩因為湘軍士氣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時候，改用淮軍，所以湘軍的老將，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後人，也是多數衰落了；能讀書上進的，就很少聽見了。 我家與中興時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數都是世代相交的關系，所以各家的興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於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豐厚的，遠遠勝過了湘軍諸人，但是今日都已經調零，不堪回首了。前後不過幾十年，傳下來才到了第三代，已經都如浮雲散盡了。然而當時不肯發財，不為子孫積錢的幾家，他們的子孫反而卻多優秀。最顯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權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時候只有兩萬兩銀子；除鄉間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個房子，也未曾買過田地一畝。他親手創立的兩淮鹽票，定價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張鹽票的票價二百兩，後來賣到二萬兩，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兩；當時家裡只要有一張鹽票，就稱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別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領；文正公多年，後人也沒有一張鹽票。若是當時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領一、兩百張鹽票，是極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領票，表面上並不違法；然而借著政權、地位，取巧營私，小人認為是無礙，而君子卻是不為啊！這件事，當時家母知道的很詳細，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說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這叫作表裡如一，即是誠意、毋自欺，這是中國政治學的根本；如果無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經對僚屬宣誓：“不取軍中的一錢，寄回家裡”，而且是數十年如一日；與三國時代的諸葛公是同一風格。因此，當時的將領僚屬，多數都很廉潔；而民間在無形當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潔，就是暗中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錢，那麼將領官吏，人人都想發財；人民就會受害不小了。 請看一看近數十年來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為人長官的廉潔與不廉潔，真是影響非常大啊！所以，《大學》上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說：“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因為貪財與不貪財，關系著別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發財便能造罪，不貪財方能造福。世人都以為積錢多買些田地房產，便能夠使子孫有飯吃；所以拼命想發財。今天看看上述幾十家的事實，積錢多的，反而使得子孫沒飯吃，甚至連子孫都滅絕了；不肯取巧發財的，子孫反而能夠有飯吃，而且有興旺的氣象。平常人又以為全不積些錢，恐怕子孫會立刻窮困；但是從歷史的事實、社會的經驗看來，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顧己，不留一錢的人，子孫一定會發達。現在我再舉幾個例子來說：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窮秀才的時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濟眾人；後來作了宰相，便把俸祿全部拿出來購置義田，贍養一族的貧寒。先買了蘇州的南園作為自己的住宅；後來聽見風水家說：“此屋風水極好，後代會出公卿。”他想，這屋子既然會興發顯貴，不如當作學堂，使蘇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麼多數人都興發顯貴，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將房子捐出來，作為學宮。他念念在利益群眾，不願自己一家獨得好處。結果，自己的四個兒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個個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兒子們曾經請他在京裡購買花園宅第一所，以便退休養老時娛樂，他卻說：“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園林甚多，而園主人自己又不能時常的游園，那麼誰還會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園，才能享樂呢？”范先生的幾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將入相幾十年，所得的俸錢，也都作了布施救濟之用；所以家用極為節儉，死的時候，連喪葬費都不夠。照普通人的心理，以為這樣，太不替子孫打算了，誰知道這才是替子孫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單是四個兒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繼承他父親的意思，捨財救濟眾人。所以，范家的曾孫輩也極為發達，傳到了數十代的子孫，直到現在，已經是八百年了，蘇州的范墳一帶，仍然有多數范氏的後人，並且還時常出優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孫打算，想留飯給子孫吃，就請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說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軍師，軍事多數是由他來決策，他卻是借此而救全了無數的人民。因為元太祖好殺，他善於說話，能夠勸谏太祖不要屠殺。他身為宰相，卻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個大佛學家，利欲心極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時候，諸位將領都到府庫裡收取財寶，而他卻只吩咐將庫存的大黃數十擔，送到他的營中；不久，就發生了瘟疫，他用大黃治療疫病，獲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作宰相的，卻有十三人之多。這也是一個不肯積錢，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說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則徐），他是反對英國，以致於引起了鴉片戰爭的偉人。他如果要發財，當時發個幾百萬，是很容易的。他認為鴉片贻害人民，非常的嚴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燒毀了鴉片兩萬箱。後來，英國人攻廣東，一年攻不進，以後攻陷了寧波、鎮江。清朝不得已，就將林文忠公革職充軍，向英國人謝罪談和。林公死了以後，也是毫無積蓄，但是他的子孫數代都是書香不斷，孫曾輩中尚有進士、舉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數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長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這又是一個不肯發財，而子孫反而大發達的證據。 再看林公同一個時候發大財的人，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就是廣東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鴉片裡發大財至數百千萬銀兩的。書畫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內有名的古字畫碑帖，多數都蓋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圖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經在三家收藏過，可見得他們的豪富。但是幾十年後，這些珍貴的物品，又已經流到別家了。他們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別家作妝飾、木器了。他們的後人，一個聞達的也沒有。這三家的主人，總算是精明能干，會發這樣的大財；當時的林文忠公，有財卻不肯發，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職辦罪，總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數十年以後，看看他們的子孫，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間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卻是最愚笨的人了。 天道是什麼呢？《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個陰陽，不是虛玄的，一一都有事實可以做為依據：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漲就有潮落。由這些自然界的現象來觀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虛，一消一長。從這個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說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樂，一憂一喜，一治一亂等等。但是天時的陰陽，有一定的標准，是萬古不變的；而人事的盛衰，則是隨著人心的動向，變化無常。這種無常的變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陰一陽有一定的標准，牽發而來的。我們試說如下： 比如說一個人若是喜歡驕傲，就一定會有忽然倒架子的時候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懶惰安逸，就一定會有極困苦的日子到來；一個人若是喜歡悭吝貪錢，就一定會有嫖賭浪費之子孫替他破敗；一個人若是喜歡機巧計算，就一定會有糊塗愚笨的子孫被人欺騙。這些變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會留心看得出來，曉得與日月起落、寒暑往來的道理是一樣的。天道是個太極圖，半邊是黑的，半邊是白的，中間有一個界限；過了這個界限，陰陽失去了平均，就要起變化了，這叫作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換句話說，就是盛極必衰，消極必長。 古今以來的偉大聖哲，都能夠洞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教人常須自己立在吃虧的地位，就是要謙卑退讓，捨財不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沒有見識的人，是一定不肯做這種吃虧事的。在新學家而言，還要譏笑的說，這是消極的道德。要知道一切偉大積極的事業，都是從這種消極的道德人作出來的：因為惟有消極的克己，才能夠積極的利人；惟有捨財不貪，才能興辦公眾的利益；惟有謙卑退讓，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欽佩，作事也格外的順利，容易成功。開始似乎是吃虧，後來仍然是會得到大便宜的。 淺見無知的人，只能看見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見事物的對面。譬如像下棋一樣，只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著、第三著。不知道世間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動一著，對方就要應我一著，而且馬上就有第二三著跟著來。佛法明確說明了這一因一果、感應的道理。我把下棋拿來作比喻：我們說一句話、作一件事，都是對人動了一著棋；我們出言作事的時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對天公動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們下棋的對手。 我們對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會對我們搖搖尾巴表示親熱；若是惡聲對他，他就會拖下尾巴走開。對人則更不用說了！我若是對待別人謙和寬厚，別人就會感謝；若是待人驕傲刻薄，別人就會懷恨在心；這還是小的對手。若是我們欺淩了沒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們受了損害還不覺得。或是藉著特別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經理等職務，暗中謀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對於災難不肯救濟，自己家裡卻是享用舒服。這些事，眾人固然是無可奈何，法律也辦不到他，他算是棋贏了，他對方的棋都輸了。可是天道卻是不許他贏，會替眾人作他的大對手，老天只要輕輕的動一著，就叫他滿盤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敗塗地；這叫作“人有千算，天止一算。”我們天天都是在對人下棋，實際上是在對天下棋；若是對人贏得愈大，就會對天輸得更厲害。反過來講，若是人肯讓松些，還處處幫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輸，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會大輸的，反而要對天贏了一盤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說的范文正公，是個最顯明的例子，他本來很窮，作了將相幾十年，到死的時候，仍然沒有私人的田產園宅。若是從俗人的眼光看起來，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對天卻是贏了一盤大棋，他的子子孫孫，多是貴盛賢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幾位，都是肯輸棋的，到後來都贏了天公一盤大棋。而那些會贏棋的許多人，發了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財的，卻是後來被天動了一著，就都輸完了。古人說的：“人定勝天，天定亦勝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陰陽的定律，是要均衡的，人們作的事情過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於我們的心，先違反了陰陽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應，受到陰陽定律制裁，使回歸到均衡的狀態。天公下棋，是不動心，也不動手的，而人們就自然輸了。譬如對牆壁拋皮球，球自然會回拋過來，拋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牆壁本身，亦並未動手費力。所以《書經》上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說：“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意思就是自作業，自受報；這跟佛經所說的：“自造因，自結果。”正是一樣的道理。 而所謂的人定勝天，也不是真正的勝了天，這是說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會得到後來的勝利。本來窮困的，後來亨通了；本來憂患的，後來得到安樂。這樣的勝利，便是天理的勝利。我雖然說善人對天贏了棋，實際上就是天贏了；須知天道是永不會輸的。天道一陰一陽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稱中和；《中庸》上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世間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會引起天道的變化；就像如戰爭及饑荒等等的大劫數，都是由於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的斗爭，國與國之間的斗爭，無論暫時的勝負如何，結局仍然是兩敗俱傷，就是暫時勝利的，也將終歸於失敗。請翻一翻世界各國的歷史，就知道贏棋的，到底也都是輸了，這就可以知道天理終究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會被天理裁制的。 世間的人類，男人與女人的數目，永遠是平均的。有姓張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計數，男女的數目，不會相差太大的。這就證明了天道的公平，與陰陽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議、自然調整的能力。若是我們想要仗恃著我們的本領，來違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後畢竟是要自己吃苦頭的。如果若是天理陰陽沒有裁制調整的力量，那麼人的男女數目，也不會永遠的平均，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會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強的、巧的則永遠富貴，善人也永遠不會抬頭了。 歐美人用短淺的眼光來觀察天理，以為世間只有強的、巧的會得到勝利，安分懦弱的，應該被人制服，所以名為“優勝劣敗”。這種不究竟的學說，引起了世人的驕滿作惡：驕就是有所恃而無恐，我有勢力，不怕你，擺架子，顯威風；滿就是有勢要用盡，有福要享足，專顧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設想，只管目前快意，不為日後顧慮。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學說所誤啊 天道是非常簡單的一件事：就是過分的，要受到制裁；吃虧的，要受到補益。中國的聖哲，儒家、佛家、老莊的垂訓，都是反復的叮咛，說明這個道理。《易經》上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說：“惟天福善禍淫。”（這個淫字，不是單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縱與過分，可以說就是驕滿。又再具體的說，就是驕奢淫逸，貪狠暴橫。）淫字的對面就是善。善字的意義甚為廣泛，若是要確切的說明，眾善都含有謙德的意義，都是以謙德為基本。《易經》是說明天道的書，乾坤兩卦是總說天道的大意：乾卦說：“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這就是謙德的意義。坤卦說：“坤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不敢成也。”這句的解說，是才華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務名，不誇功，也是謙德的意義。《金剛經》說：“度盡眾生，自覺未度。”又說：“布施濟眾，不覺有施。”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謙德在內。 再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義務心重，權利心輕。而義務心，是自己覺得我對他還有義務應盡，這就是謙。世間作惡的人，不過是權利心重，沒有義務心。古語說，重利輕義，正是謙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謙德裡面：由謙發動，對父母兄弟，就是孝悌；對社會人群，就是忠信禮義廉恥。凡人對於謙德善行，都是恭敬歡喜；而對於驕滿惡行，都是怨怒隱恨。那麼天道的降福降禍，說是天道，實是人情；說是天降，實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說過，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現，《尚書》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華嚴經》說：“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所以，我們為善加福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福；我們為惡加害於人，我們自然還得其禍。從此可知，我們對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隨處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沒有別的天理可以表現。 那麼我們對他們作事、說話，起念頭、表示臉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雖然他們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兒、寡婦，無人幫助；我們若是欺淩了他們，我們在不久的將來，我自己、或我的子孫，也會同樣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對於這些無力可憐的人，心存慈愍，並且設法幫助他們，後來我也會得別人的幫助，而我的子孫則永遠不會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這種天理循環的感應果報，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會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來觀察，更可以在歷史上，一個一個善惡的人的結果來證明。這也是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雲台臥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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