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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垂青史的佛門弟子：林則徐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稍懂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林則徐（公元1785～1850年）是晚清愛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曾擔任江蘇、陝西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署理陝甘總督、雲貴總督，功勳卓著。是我國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鴉片戰爭時的著名抵抗派領袖，禁煙運動的傑出先驅。這位“歷官十四省，統兵四十萬”（林公晚年自刻印章語）的封疆大吏，還是一位虔誠的佛門弟子呢！對此，恐怕知之者就甚少了。 在他身上，萦繞著佛家悲天憫人的情愫，其愛國佑民、英勇抗擊侵略者的氣概，體現了菩薩入世利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奉獻精神。 林則徐，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竢村老人。1785年8月30日出身於福建侯官（今福州）一個比較貧寒的知識分子家庭。三歲即在其父林賓日辦的私塾學四書五經，七歲開始習八股文，十二歲便以第一名成績通過府試，十九歲通過鄉試成為舉人。可見他從小即接受了正規的儒家思想教育，以後為了生計，一邊學習，一邊教書，並曾應廈門海防同知房永清之邀任司書。後遇福建巡撫張師誠，深受賞識，在其幕府輔佐四年。由此社會閱歷漸廣，看到港口廈門等地社會風氣敗壞，嫖竊成風，鴉片走私及吸毒現象嚴重，深感厭惡，並寓志治理。張師誠奉佛尤謹，曾輯《徑中徑又徑》一書，勸策行人專修淨業，多切至之語。林則徐自然深受影響，在他二十三歲（公元1807年）時，曾手書當時佛教界最流行的《佛說阿彌陀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和《大悲咒》、《往生咒》五種經咒，共貯一函，上題“行輿日課、淨土資糧”八字，作為每日必誦的功課。 其經本只有四寸多長，三寸多寬，每面六行，每行十二字，以便於隨身攜帶。所書經咒，筆力遒勁，字跡工楷，端嚴秀美，一絲不苟，足見其對佛教的虔誠與恭敬。（林公逝世後，後人將其合訂為一冊，題為《林文忠公手書經咒日課》，1987年7月，中國佛教協會將此書影印流通。） 1811年，林則徐考取進士，後授編修，在翰林院十年，得以接觸國家機要檔案、各地奏章等。目睹茫茫九州漕運不修，江河泛濫，民變叢生，而朝野上下貪官污吏吸毒成嗜，謊報政情，粉飾太平，十分義憤，便時時留心政事，圖謀革新之道。 1820年後的18年，林則徐由翰林院出任地方要職，歷任江南道、杭嘉道監察御史，兩浙鹽運使，淮海道、江蘇、陝西按察使，河南、湖北、江寧布政使，河東河道總督、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等。他向友人表示決不與那些“利祿之徒”同流合污，要做一個清正廉明的好官。他不僅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例如每出行便發出傳牌：“不許在各驿站索取絲毫，該州縣亦不必另雇轎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便飯，不必備辦整桌酒席。” 任內清廉自好，勤於職守，循法秉公，厲行改革。對“洶洶將變”的災民，反對調兵鎮壓，而是盡力救災放赈、設義倉、貸牛、為民請命等，極大地緩和了社會矛盾。在修水利等方面，認為“河工尤以杜弊為先”、“賦出於田，田資於水，故水利為農田之本，不可失修。”因此，他任職一處都比較注重開墾荒地，興修水利，造福人民。如在新疆，兩三年裡即組織開墾近百萬畝荒地，推廣“坎井”以利灌溉。為此老百姓將“坎井”改名“林公井”以志紀念。虎門銷煙後，被遣戍新疆赴伊犁的途中，他猶念念不忘國家民族的安危，他在詩中寫道：“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關山萬裡殘宵夢，猶聽江東戰船聲”、“正是中原薪膽日，誰能高枕醉屠蘇”，並仰天而問“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在他身上，萦繞著佛家悲天憫人的情愫。由於他清廉干練，興利除弊，被老百姓譽為“林青天”。 　　在宗教信仰及其活動方面，林則徐除在日理萬機和戎馬倥偬中，堅持“行輿日課”，不廢誦經念佛外，在《林則徐日記》中還可以查找到不少他供佛禮佛、求佛祈雨、寫經贈友、忌日持齋、興辦佛事的記述。例如： 嘉慶十八年癸酉（公元1813年），林公供職翰林院，在《癸酉日記》中載：“清晨，焚香叩頭，齋心默祝”、“早晨，佛前供湯丸” 的記述。。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公元1816年），林公奉派充任江西鄉試副考官，在《丙子日記》中有“游龍泉寺，……在座食齋”、“望見廬山五老峰，巳刻至東林寺”，並瞻仰了該寺文物碑刻。 嘉慶二十四年乙卯（公元1819年），林公奉派充任雲南鄉試正考官，在《己卯日記》（又名《滇轺紀程》）中記述，由京赴滇沿途參拜的佛寺有：河北安肅慈航寺、正定大佛寺、趙州古廟金山寺、湖南沅陵留雲寺，有時干脆住在寺裡。7月27日到達雲南嵩明縣時，“有寺曰海潮，適大雨如注，未得登眺為憾！” 道光二年壬午（公元1822年），林公任署浙江鹽運使，在《壬午日記》中有“寄慶蕉園制府一禀，附交所書《心經》一紙”、“詣（杭州）吳山海會寺（觀音）大士前禱雨”、“黎明，赴海會寺恭送大士返山”、“詣吳山各廟行香”的記述。這一年參拜的佛寺有：杭州開化寺、鎮江焦山定慧寺，會見了該寺方丈巨超。 道光三年癸未（公元1823年），林公擔任江蘇按察使，《癸未日記》中記述了再次參拜焦山定慧寺以及揚州高旻寺情況。 道光十四年甲午（公元1834年），林公擔任江蘇巡撫，在《甲午日記》中記述了參拜常熟虞山清涼寺、興福寺、南京妙相庵、古林庵、清涼山清涼寺的情況。 道光十五年乙未（公元1835年），林公署理兩江部督，在《乙未日記》中，六月十九日條有：“（觀音）大士神誕，黎明詣元妙觀行香，仍默禱雨澤”，九月二十六日條有“先資政公忌辰，（按：林公父賓日公逝於道光七年該日）持齋”。此外還有“又至元妙觀詣大士前行香，以是日乃大士顯靈之期。辰刻，甘霖大沛，至亥刻約有三寸許”；“又詣元妙觀，向大士神前暨正殿、雷祖殿謝雨”；“辰刻，跪送大士還光福（寺）”的記述。這一年參拜的佛寺有：無錫惠山寺、鎮江金山寺、觀音寺、三至焦山定慧寺，再次會見了年已七十九歲的退院方丈巨超法師，這位老僧還是一位詩僧，“出詩鈔相贈，詩亦清售”。 在諸佛菩薩中，林公最崇敬的是觀音大士，除多次向大士行香、祈雨外，道光十八戊戌（公元1838年），在擔任湖廣總督期間，還在督署內建了觀音廟，每日行香設供。在《戊戌日記》中，即有詣署中大士前行香，“大士神誕，黎明詣本署廟內設供行香”的記述。此外，林公擔任江蘇巡撫時，還為蘇州觀音廟題寫了一副充滿佛性的對聯，聯雲： 大慈悲能布福田，曰雨而雨，曰旸而旸，祝率土豐穰，長使眾生蒙樂利； 諸善信願登覺岸，說法非法，說相非相，學普門功德，只憑片念起修行。 此聯頗能反映出林公慈悲濟世的佛化心襟。 在《林則徐詩集》中，也有不少反映林公參禅誦經、弘揚佛法、贊揚佛子、以佛詠景、以禅喻詩以及和佛教界人士交往的內容。 嘉慶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春，有七律《潘雲浦封翁奕隽八十壽詩》中有句雲：“衣缽祖庭傳再世，旃檀香界話初禅”，看來這位潘翁也是一位佛門弟子，曾與林公一塊說法參禅。 嘉慶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七月，林公赴雲南任考官，路過貴州黃平州飛雲巖，巖上有觀音大士立像，林公立即下車合十參拜誦經，在七古《飛雲巖》中有句雲：“中有古佛立亭亭，苾芻合十朝誦經；催落山泉作鐘磬，秋色滿巖雲有聲。”可見其虔誠心境。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三月，林公與友人同游杭州西湖，有七絕四首，春暮偕許玉年及谷張仲甫應昌諸君游理安寺、煙霞洞、虎跑泉、六和塔諸勝，每處各系一詩，其中富有佛性的詩句有：“佛戒偏宜寬酒戶，詩情都為檢茶經；山僧為道同龛約，惆怅彭宣地下靈。”“足音何必遺空谷，心地從都悟慧根；試證前身羅漢果，三生石上與重論。”“茶夢園時參梵課，幾聲鐘磬翠微中。” 同年五月還有七絕《題天女散花圖》雲：“獨向祇園證淨因，諸天香雨隔紅塵；多生結習難消盡，記取風花未著身。”林公講的是修持中應達到的一種較高境界，既能“證淨因”，又能做到“風花未著身”。 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春，有七古《題馮笏軿“紅杏枝頭春意鬧圖”》，有句雲：“三生慧福孰能兼，占盡韶華頗不廉；悟徹優昙天女散，不如趺坐一枝拈。”林公講的是開悟，而且要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那樣大徹大悟。可見其超然物外、向往禅悟境界的心情。 同年閏三月，還有五古《“頻伽禮佛圖”為海寧朱貞女作》，中有句雲：“不羨比翼群，不作精衛思，獨愛妙音鳥，西方自修持；承顏老病母，稽首人天師；天人有淪谪，淨土無分離；佛香出閨闼，白雲滿罘崽；遙看青蓮花，已出七寶池。”林公熱情贊揚了這位守貞不嫁，虔誠禮佛，一心修持的佛門弟子。同年五月，還有七律《東阿旅次贈龔暗齋觀察》，中有句雲：“桑下佛緣經信宿，蘆中人影議模糊。”林公把在旅途中邂垢這位朋友，議為是有佛緣。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三月，有七律《題周相峰大令興峰“湖上谒祠圖”》，中有句雲：“湖山也結甘棠想，香火難忘寸草心；比似圓通禅院裡，寶書飛蓋一長吟。”當時林公喪母正在服阕中，請僧人做佛事超度亡靈。可見其充滿孝思。 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林公丁父憂回原籍福州守制時，有七古《題韓雲昉撫部克均“龍湫宴坐圖”》中有句雲：“雁山在郡不能有，康樂枉為永樂守；西來尊者此山開，擲丈雲中玉龍走；涅槃一去蒲團空，但見法雨飛蒙蒙”、“是時公為入定僧，潮音千劫渾不膺；倏然掛杖一撫掌，龍來聽法泉無聲；拂衣笑視佛弟子，且為大千眾生起。”林公把雁蕩山大龍湫瀑布喻為西天佛祖擲杖化成的一條玉龍，而且是能夠聽法受化的神龍，把飛濺的水花喻為蒙蒙法雨，使佛理與美景融為一體，以佛喻物詠景想像豐富奇特。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六月，有七律《次韻酬潘星齋瑩見懷之作》，中有句雲：“懶吟回避債，倦客且參禅”，表明林公寧願趺坐參禅而不願會見眾多的俗客。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四月，有五古《題“生公石上論詩圖”》中有句雲：“讀詩如說法，索解入三昧；點頭片石和，挽手兩人對。”林公以禅（說法）喻詩，把讀詩、學詩得其三昧比為“生公說法，頑石頭點。”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一月，有七古《齊梅麓彥槐“送古佛入焦山圖卷”》，中有句雲：“金人入夢始有佛，六代造像何紛紛；唐初采經及西竺，供養功德宜精勤。”“齊君種善多善根，古佛顯應成妙因，杉板船輕剪江去，江風不動波澐澐。是日山中佛光現，異雲五色明朝暾；音樂鳥鳴溪澗曉，旃檀香散林巒春。汲來冷泉作清供，曼陀羅雨吹細蘊。我聞八萬四千幻名相，世塵讵著蓮花身。天人感應現則一，剎竿自樹波由旬。為君作歌歌止此，別有靈契君應聞，銅觀音像光福村，在宋出士祈祀殷。雨旸征應紀前志，年久廟圮叢棘榛。前年去年兩禱旱，楊枝滴水蘇吾民。人無饑寒聖人悅，親灑寶翰題遍璘。君如來游太湖濱，請依蘭若瞻慈雲。更將貞白摩巖手，一寫裴休贊佛文。” 林公這首詩，實際上也是一篇全面宣傳佛教，弘揚佛法的贊佛文，既闡述了佛教傳入中國的經過，又贊揚了那位“種善多善根”的齊君，感應佛祖，出現佛光。還建議齊君游太湖時去朝拜那尊“楊枝滴水蘇吾民”的銅觀音。林公曾兩次請至杭州蘇州行香祈雨，極為靈驗。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六月，有七絕《潘公甫捨人冒暑游洞庭，舟過鄂州，留之不可，枉三絕句答之》，其一雲：“去年曾對君山碧，天楚東南首重回；誰料杜門老居士，一帆六月剪江來。”林公的這位友人原是一位佛門老居士。 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三月，有七絕《次韻和解筠前輩》，中有句雲：“蠻煙一掃眾魔降，說法馮公樹法幢。”（按：“法幢”為佛教儀仗，林公把堅決打擊英國侵略者比喻為佛祖高樹幢，掃蕩眾魔。）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三月，有七律《辛丑三月，室人生日有感》，中有句雲：“遙知手握牟尼串，猶念金剛般若經。”林公原配鄭夫人也信佛，故以念佛誦經祝壽。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四月，有五律《次韻答宗滌樓稷辰贈行》，中有句雲：“華嚴誦千偈，信否伏狂魔。”當時林公正赴戍伊犁途中，仍不忘念佛誦經，同時，還期望倚仗佛力降伏“狂魔”，也即指貪得無厭的侵略者。 林公交往的佛教界人士中，既有在家的居士，也有出家的詩僧。在詩僧中，根據記述可以肯定有兩位，一位是林公贊譽其“詩亦清隽”的鎮江焦山定慧寺方丈巨超法師，一位是昆明西山華亭寺方丈巖棲法師。巖棲法師系林公在擔任雲貴總督期間結識的，兩人過往甚密，林公對其詩甚為激賞，曾為《巖棲詩草》題七言絕句四首。詩雲： “為助營齋誦法華，潮音散作曼陀花。何其合十參禅後，更擅吟擅手八叉。半偈修持靜掩關，六時鐘磬彩雲間（上人居彩雲閣）。個中悟徹詩三昧，硯洗平泉绮語刪。” “聞道吳剛締舊緣，曾修月斧廣寒天；吾衰退盡生花筆，慚負推敲賈浪仙。前宵吟侶集衙齋，四韻分題各寫懷。最是寒鐘清梵夢，枕邊詩味得來佳。”（昨課五華諸生，以“寒鐘”等題分吟，上人見而有作，余賞其“詩味枕邊回”之句。） 鄭麗生先生校訂的《林則徐詩集》僅收有後兩首，題為《巖棲上人以詩求題，率成與之》。 林公親筆題書的這四首詩，連同吳和甫學使題詞，以後被刻於一塊大理石屏上，巖棲法師圓寂後即嵌於其捨利塔，以當塔銘。今塔已毀，詩屏猶存。近年華亭寺已將該屏嵌於新建的藏經樓左側牆壁上，供游客觀賞。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秋，林公在雲貴總督任內，以頻年積勞，舊疾復發，奏請開缺回籍調理，已蒙恩准。因宦海浮沉多年，深感仕途險惡，加之相依為命的鄭夫人於上年十月病逝於昆明，他本人年邁多病，因而萌發了看破紅塵，歸隱寺院的意向。離滇前有《袁午橋禮部甲三聞余乞疾寄贈，依韻答之》七律三首，其中一首雲：“身似閒僧退院初，維摩丈室暗踟蹰。養病只合頹然臥，懷舊真慚跡也疏。但得支公憐病鶴，肯同趙壹賦枯魚。願君早擁南天節，或許相逢退食余。” 此詩首聯，林公把自己比為“退院”（即卸去方丈等領導職務）初期的“閒僧”，“維摩”即維摩诘菩薩名，林公在書齋中供佛或掛有菩薩畫像，故稱“維摩丈室”。 第三聯的“支公”即東晉著名高僧支遁，曾養鶴，“病鶴”為林公自喻。《枯魚賦》典出《南史》“文學傳·卞彬”，傳因屢以直言忤帝，雖有才干仍被署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作《枯魚賦》，自傷不遇。林公這兩句詩表明其心跡中：只要有某位高僧大德發慈悲心，憐其病衰，願意引度，他寧可追隨遁入空門，也決不肯再像趙壹、卞彬那樣熱衷仕途了。 此外，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林公家鄉福州烏石山積翠寺重修完畢，林公應寺僧要求，曾撰寫了《重修積翠寺記》。 　　從以上《林則徐日記》和《林則徐詩集》的擇要例舉中可以看出，佛教或佛教文化對林則徐有著多麼大的影響啊！林則徐清正廉潔，一身正氣，其精神支柱與動力實源於佛教修證，並在社會實踐中升華為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表明我國豐富而悠久的傳統文化有著提升、完善人格的特殊作用。這是我們佛教界值得自豪並應努力繼承發揚的。 林公作為一位民族英雄，是中華民族的榮耀，作為一位佛門弟子，又是佛教界的榮耀。 林則徐的愛國主義精神 林則徐留給後世的影響集中到一點，是他那種仰之彌高的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有著豐富的內涵，但在抗擊外來侵略者時表現得最集中、最鮮明、最具有感召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在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上表現得最為突出。 第一位舉起這面旗幟的正是林則徐。我們追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歷史，會發現愛國主義是一個變化的過程。屈原主要是一位大詩人，李綱、岳飛、文天祥他們抗金、抗元，稱為愛國者。但從民族的整體意義上講，金與元都不能排除在中華民族之外。到了戚繼光抵御倭寇，鄭成功抗擊荷蘭侵略者。到了林則徐時代，歷史條件大大不同，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出現，使中國大大落後了，於是出現了被列強瓜分的局面，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愛國主義成為了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最高尚的情操。 在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歷史選擇了林則徐，他所面對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殖民主義者。因此，林則徐的愛國主義不僅具有正義性，而且具有艱巨性。 ●嚴禁鴉片是中國內政，拯救數以百萬計的吸食者，這本身就具有愛國主義性質。 ●鴉片戰爭發生後，林則徐堅決抗擊英國侵略者，但中國內部的投降派剝奪了他戰斗的權力。這場戰爭如果由林則徐、鄧廷桢指揮，完全有可能戰勝遠離本土的侵略者。 ●最深刻的一點是林則徐為了探求富國強兵的道理，深解“知己知彼”和“師夷長技”的重要性，稱為清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則徐的對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最貪婪、最野蠻的英國殖民主義者，僅這一點，必然使他成為世界性的人物。 林則徐禁煙、銷煙當時就受到了馬克思的稱贊，《國際聯盟》把虎門銷煙開始的6月3日定位國際禁煙日，聯合國又把虎門銷煙完成的翌日6月26日定為國際反毒日，美國紐約廣場也立有林公像。可以肯定的說，當今世界上，毒品存在一日，林則徐的名字就會受到普遍的尊敬。中華民族培育了林則徐，全世界需要林則徐，歷史上產生了林則徐，現實和未來也需要林則徐。 　　林則徐諸多優秀品德集中到一點，在他的全部生命中，特別是身居高位以後，燃燒著對中華民族高度的責任感。這種強烈的至死不渝的責任感，結合時代特征派生出具體的業績，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嚴禁鴉片、發展生產……林則徐的品德和業績，還有深刻的道德倫理方面的意義不可估量。林則徐雖然是封建社會的歷史人物，但他屬於整個中華民族和全人類，他英勇無畏的精神突破了時代的羁絆，稱為一代偉人！ 林則徐的“十無益”格言 林則徐（公元1785年～1850年），清末政治家，福建侯官人，嘉慶進士，也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奉者。 　　林則徐雖然身居要職，公務很忙，但還是堅持每日早晚功課。他將《金剛經》、《佛說阿彌陀經》、《心經》、《往生咒》等佛經寫在四寸見方的小本子上，便於在旅途中堅持早晚課誦，從這點可見他精進修持之一斑。 　　他不但自己精進修持，並將佛陀慈悲利人的精神落實於愛國愛民的具體行動。早年曾修治黃河、白茆、浏河等水利，使一方眾生免除水患、干旱之災；曾力排種種干擾和壓力，嚴禁鴉片，成績卓著，使許多百姓擺脫迷毒之害；鴉片戰爭爆發又嚴密設防，使英軍在澳無法得逞，力使中土人民免於侵略者的奴役蹂躏；為了國家的強盛，民族的興旺，曾派人翻譯外文書報，編成《四洲志》，借此學習、借鑒外國人的一技之長。可見工作、事業和修持佛法並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相輔相成，融為一體。 　　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針對世風日下的時弊，於1839年9月巡視澳門後，在前山寫了“十無益”格言： 　　存心不善，風水無益； 　　父母不孝，奉視無益； 　　兄弟不和，交友無益； 　　行止不端，讀書無益； 　　作事乖張，聰明無益； 　　心高氣傲，博學無益； 　　為富不仁，積聚無益； 　　巧取人財，布施無益； 　　不惜元氣，服藥無益。 　　淫逸驕奢，仕途無益。 這“十無益”格言對現代人仍然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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