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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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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介紹
高僧輩出的五十年代之圓瑛法師
圓瑛法師 圓瑛法師，俗名吳亨春，法名宏悟，別號韬光。光緒四年（1878年）生於古田縣平湖鄉端上村農家。當代愛國名僧，佛教領袖，新中國成立後為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 六歲時父母雙亡，自幼聰穎，詩文過目成誦，鄉人目為“神童”。十八歲時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翌年，決意皈依佛門，遂至福州鼓山湧泉寺拜增西上人為師，後轉至雪峰寺為僧。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到江蘇常州天寧寺依治開法師探研禅學。五年後，又轉到浙江寧波天童寺從寄禅法師修習禅定。宣統元年（1909年），接任浙江鄞縣接待寺住持，曾返湧泉寺開講《護法論》，在禅林中嶄露頭角。從此，他輾轉各名山大剎，演教弘法，法席遍於海內外。 民國3年，他精研永明、蓮池大師的大量著述，接受“淨土宗”思想，自此他禅、淨兼修，為其佛學理論在禅林中獨樹一幟打下基礎。同年，他力襄寄禅法師組織“中華佛教總會”，被選為參議長。 民國17年，他被推為剛成立的中國佛教會主席，隨即率佛教代表團赴南京請願，要求南京政府廢止改寺廟為學校的《寺廟管理條例》。不久，為分擔社會責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養、兼利社會”，開辦各種慈善福利事業。一時，佛教慈幼院、醫院、工廠、農林場紛紛成立，佛教界面貌為之一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以中國佛教會主席身份，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致電蒙藏院警惕敵人的分裂活動，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國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 民國23年夏，圓瑛再次當選為中國佛教會主席。是年秋，在南京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主張用佛教教義救人、救國、救世界。同時在上海建圓明講堂，作為他從事講學和著述的主要地點。 民國25年12月，圓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滿回閩，接理湧泉寺住持。翌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主持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並成立佛教戰時救護團、難民收容所，親任救護團團長。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他派遣僧侶救護隊奔赴前線搶救傷員。他還不辭辛苦地奔走於吉隆坡、槟榔嶼、怡保和馬六甲等地，在華僑中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將募到的巨款匯回國內。 民國28年秋，圓瑛回到上海。9月初，他與明旸被日本憲兵逮捕，轉解南京日本憲兵總部。敵人對他們先是嚴刑逼供，脅迫其承認抗日有罪，繼又勸降，誘其與日方合作。師徒倆始終堅持民族氣節，嚴辭痛斥，並絕食以示抗議。敵人無計可施，只好將其釋放。 出獄後，圓瑛於圓明講堂閉門謝客，專心著述，寫下《發菩提心講義》、《勸修念佛法門》、《彌陀經要解講義》、《楞嚴經綱》等大量論著。他將這些經論與前期所寫的《大乘起信論》、《金剛般若》、《法華》、《一吼堂詩集》、《一吼堂文集》、《圓瑛講演錄》《住持禅宗語錄》等著作，一並匯編成《圓瑛法匯》付梓刊行。此期間，他仍不忘國難，曾給北京佛學院師生題贈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教徒有責。” 民國34年，在上海創立“圓明楞嚴專宗學院”，自任院長，培養大批高級佛學人才。民國36年，他又到南洋講經，弘揚佛法。回國時，中國已面臨解放。時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勸其再度出國安度晚年。但他堅決表示：“我是中國人，生在中國，死在中國，決不他往！” 1952年9月，圓瑛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和平會議”，同與會的佛教界代表發表聯合聲明，號召全國佛教徒團結起來，“制止侵略，保衛和平”。會後，他回到上海，啟建“祝願世界和平法會”，登台講演，衷心禱祝“國運日昌隆，人民常安樂，世界永和平”。法會進行十天，對宣傳和平起積極作用。1953年5月，被推選為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不久，圓瑛食道癌惡化，遂決定歸老天童寺。行前，寫下遺囑交與趙樸初居士，再次寄語殷殷：“……願我全國佛教徒同心同德，積極參加愛國運動，致力和平事業……”是年9月12日圓寂。國內許多報刊報道其病逝消息並深致哀悼。 圓瑛不僅佛學造詣精湛，且擅長詩文、書法，國內的主要禅林都留下他的遺墨。 1992年，古田人民在古田極樂寺內修建了圓瑛紀念館。館內陳列圓瑛生平事跡的部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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