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公大師(公元334—416年),東晉時代人,俗姓賈,出生於雁門樓煩(今山西代縣)世代書香之家。遠公從小資質聰穎,勤思敏學,十三歲時便隨舅父游學許昌、洛陽等地。精通儒學,旁通老莊。二十一歲時,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聽道安法師講《 般若經 》,於是悟徹真谛,感歎地說:“儒道九流學說,皆如糠秕。”於是發心捨俗出家,隨從道安法師修行。縱觀大師一生的德業,可概述為四:
(1)弘護佛法,尊嚴僧格
遠公大師出家後,卓爾不群,發心廣大,“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進為道,無時或懈,道念日純。道安大師常常贊歎說:“使佛道流布中國的使命,就寄托在慧遠身上了!”於此可見遠公的器識超出常倫。遠公二十四歲時,便開始升座講經說法,聽眾有不能理解的地方,遠公便援引莊子的義理為連類,采用格義方法,令聽眾清楚地領悟。由於這種講經的善巧方便,道安大師便特許遠公閱讀外道典籍。遠公講道之余亦勤以著述,相傳鸠摩羅什大師讀到遠公所著《 法性論 》後,大加贊歎雲:邊方未見經,便暗與理合,豈不妙哉!
在弘法傳道的過程中,許多人皈投到遠公座下。東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大師為前秦苻堅所執,往長安,其徒眾星散,遠公率領弟子數十人,打算去廣東羅浮山,路過浔陽(今江西九江),見到廬山清淨,足可以息心斂影辦道,於是駐錫廬山的龍泉精捨。時有遠公的道友慧永,對刺史桓伊說:“遠公剛剛開始弘法,就有很多的徒眾來親近他,將來一定有更多的學者來追隨他,如沒有一個比較大的道場,那怎麼行?”桓伊聽了這話,發心建造東林寺。遠公自此以東林為道場,修身弘道,著書立說,三十余年跡不入俗,影不出山。由於遠公的德望,當時的東林寺成為南方佛教的中心。天竺僧侶,望風遙仰,“東向稽首,獻心廬岳”。廬山東林寺與長安逍遙園鸠摩羅什譯場,作為南北二大佛教中心,遙相呼應。
遠公作為一代佛教領袖,十分注重僧格的尊嚴,針對當朝某些官員提出沙門應禮拜帝王的說法,著《 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闡述僧人不禮拜帝王的道理,高標出家修道的胸襟,雲:“是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遁世,則宜高尚其跡。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遠公於此推重出家的志向,贊歎修道的功德,無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亦令僧人自尊自強。由此,遠公嚴正聲稱:“袈裟非朝宗之服,缽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可謂擲地有聲,凜然剛骨,力爭僧格的尊嚴與獨立。迫使篡位的桓玄,下诏書確立僧人不禮敬帝王的條制,自此便成為中國的規約。
遠公志逾丹石,不畏權勢,心量廣大,惟道是從,保持著崇高的僧格形象。試以二例為證。其一,晉安帝自江陵回京師,輔國何無忌曾勸遠公在江干候迎,遠公稱疾不行。安帝不特不以此為忤,反而來信安慰遠公,謂“知所患未佳,甚情耿……法師既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其二,桓玄征伐殷仲堪,行軍經過廬山,要遠公出虎溪一見,遠公亦稱疾不堪以行,絕不破例出虎溪去見賓客,桓玄只得自己入山。起初桓玄傲氣十足,不肯向遠公敬禮,哪知一見遠公的嚴肅神韻,不覺自然而然地致敬起來。桓玄問:“不敢毀傷,何以剪削? ”遠公答雲:“立身行道。”桓玄稱善。桓玄的問難基於《 孝經 》中“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以此經文非難慧遠“剪削”(剃發)為僧的行為,置對手於“不孝”的地位。遠公“立身行道”的答語也出自《 孝經 》,言簡意深,令桓玄十分佩服。桓玄下山後對左右隨從說:像遠公這樣的人,實是我生平所未見過的,的確是個高僧大德!其後桓玄沙汰僧眾,特對他的僚屬說:“在此諸沙門,有能申述經诰,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皆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遠公為此致書桓玄,廣立沙汰僧人的條制,桓玄悉皆遵從。由此可見遠公感化人之深。遠公具深厚的攝受眾生之婆心。陶淵明耽湎於酒,而與之交往甚密,欲其參加蓮社,簡小節而取其曠達。朝廷叛軍首領盧循,遠公執手敘舊,慈懷平等。足證遠公荷負至教,垂裕天人。祖師風范,高山仰止。
(2)道隆德盛,威神莫測
遠公一生德業隆盛,飲譽遐迩。許多外國僧人都說震旦有菩薩大士應化,經常焚香禮拜,欽仰廬山。遠公本跡,吾人難以測度(鸠摩羅什大師贊稱為東方護法菩薩),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亦足以感發人心。
遠公率眾初抵廬山時,尋找創立寺宇的地方。一日與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群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捨,當願神力,即出佳泉。”爾時,遠公以錫杖掘起,清泉湧出,因之構築堂宇。其後天嘗亢旱,遠公率諸僧轉《 海龍王經 》,為民祈雨。轉讀未畢,泉池中有物,形如巨蛇,騰空而去。俄而洪雨四澍,旱情緩解。以有龍瑞,遂名龍泉精捨。
建造東林寺之初,木材匮缺,遠公為此發愁,夜夢山神禀告:“此山足可棲神,願毋他往。”當夜天空電閃雷鳴,風雨交加,殿前水池中,湧出許多上好的木材(出木池遺址尚存東林寺)。刺史桓伊大為驚訝,更加相信遠公是神僧,召呼百姓出工出力,建寺速度加快。因將大殿稱作神運寶殿。
陶侃在廣州作刺史時,一漁人見海中有神光,撒網至放光處,得金文殊像,上有“阿育王造”的字樣。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養。後來,寒溪寺遭火災,殿寺全被焚毀,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幸存。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後,派人迎請金文殊像,誰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多次打撈,了無蹤跡。當時有民謠雲: “(金像)可以誠至,難以力招。”東林寺建成後,遠公至江上虔誠禱之,金像忽然浮出水面,遂恭迎金像至神運殿,另造重閣以供奉,並制文殊瑞像贊。
遠公容貌威嚴,令人一見頓生敬畏之心。據傳記載:時有慧義法師,以強正自命,不肯服人,對遠公弟子慧寶說:“你們都是一班庸才,所以對慧遠推服得不得了。你們看我和他辯論。”及到聽遠公講《 法華經 》時,屢次欲提出問題來問難,終因心情戰栗,汗流浃背,一句也不敢問。另有謝靈運恃才傲物,一見遠公,肅然心服。足見遠公感格人心之威德。
(3)禮敬梵僧,迻譯佛典
東晉時代,佛法雖已不斷地傳入,然尚不完備,所以梵僧來華弘化者,仍然絡繹不絕。遠公感於法道有缺,曾派弟子法淨、法領等西行取經,得到諸多梵本佛經。遠公遂於廬山置般若台譯經,成為我國翻譯史上私立譯場的第一人。
遠公重視與梵僧大德交往,禮請他們弘法譯經,略舉數例:
(一)弗若多羅是專精《 十誦律 》部的學者,曾與鸠摩羅什合譯《 十誦律 》,不幸未譯完,就忽爾去世。遠公對此非常慨歎,痛惜大法不能東來。後來,以律藏馳名的昙摩留支來到關中,遠在廬山的遠公即遣弟子昙邕入秦,親筆致書昙摩留支,請他發心將未譯出的《 十誦律 》余分翻譯過來,昙摩留支受遠公的至誠所感,遂將弗若多羅未竟的部分譯出,成為我國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
(二)鸠摩羅什大師佛學精深,獨步閻浮,於姚秦時代入關,大興譯場,學者雲集,成為北方佛教的中心。遠公常常修書通好,殷殷致問,請教修證佛法過程中的疑難問題(其問答內容具見《 大乘大義章 》),表現出遠公作為一代祖師,心胸廣大,謙謹好學的風范,亦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三)佛陀跋馱羅尊者,又稱覺賢,北天竺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人,釋迦族,甘露飯王後裔。以精通禅律馳名,於義熙四年(408年)來到長安。覺賢三藏因被人指斥顯神通而見擯於北方,遠公特遣弟子昙邕入關,替他們和解,由於覺賢不願再回北方,便投奔遠公。遠公予以熱烈歡迎,邀他加入蓮社,請他翻譯佛經,並以負責的精神致書國主姚興,為覺賢解除了被擯的處分,恢復了覺賢的名譽。後來,覺賢又被邀到建康道場寺,譯出《 華嚴經 》(晉譯六十卷)、《 僧祇律 》等佛典13種共125卷,為大乘瑜伽學說東流開了先河。華嚴宗風的闡播,亦造端於覺賢的南下。南下的覺賢,所以有造於我佛教,其功仍在遠公。假定不是遠公的寬弘大量,覺賢雖懷大法也無由播揚。覺賢三藏終生不忘遠公的知遇之恩,遺囑圓寂後骨灰安放東林寺,其捨利塔建在東林寺。覺賢是歷史上第一位葬在廬山的外國僧人。
從上可見,遠公大師雖則是淨宗行人,然對大乘各宗各派的弘傳事業,都以極大的熱情予以推動。這種為法的精神,表現出一代宗師的德操。
(4)啟建蓮社,上品往生
遠公在廬山東林寺結蓮社,率眾精進念佛,共期西方。鑿池種蓮花,在水中立十二品蓮葉,隨波旋轉,分刻晝夜作為行道的節制,稱為蓮漏。由於修行的理論與方法正確,蓮社123人,均有往生淨土的瑞相。遠公臨終預知時至,將一生三次見佛的事實告知弟子,制訂遺囑,依古禮露其形骸於松林,與鳥獸結緣。至期果然安坐而化,上品往生。享壽八十三歲。
遠公大師往生,道俗奔喪,絡繹不絕。四眾弟子不忍露骸松林,便奉遠公全軀葬於西嶺,治冢壘塔,謝靈運作碑文,以銘其德。後人在寺中圖畫遠公像,令人瞻仰。遠公大師德業廣被,自晉至宋歷代帝王谥號追薦多達五次。
選自《淨土宗教程》大安法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