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樹人,中國文化如何振興於21世紀,最大的希望莫過於兒童教育了。那麼,南先生自己成才的經歷能給人們一些什麼啟示?他對於教書育人、成才之道有何看法呢?
一個人為什麼要讀書?
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老問題。一個人為什麼要讀書?傳統中最正確的答案,便是“讀書明理”四個字。
明理,是先要明白做人的道理。人本來生來就是人,個個自然會做人,那裡還要有什麼另外一種做人的道理呢?不錯,人本來就是人,原始人也和世界上一切“靈長”的生物差不多。
但人類的老祖宗,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先,早在五千年前,就開始建立了一套文化,教育我們後代子孫怎樣才能懂得“人倫”的基本道理,然後才擴充到怎樣去為“生活”,怎樣好好地“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完全不同於一切“靈長”生物一樣的原始狀態。
當然,其中還包含了“科學”的、“哲學”的、“宗教”的、“藝術”的等等文明。
中國人素來的教育目的是什麼?
如果要問中華民族——中國人素來的教育目的是什麼?讓我們再重復一句:是為了“做人”,而不是為了“生活”。因為“生活”的意義,是人要“生存”在這個世界上,怎樣設法來維持自己的生命,同時,使人人都有更好的“生活”,過得很舒適快樂的一生。
這都是在“讀書明理”以後,因為“智慧”、“智識”的開發了,就容易懂得了“謀生”的“技術”,和各種有利“謀生”的“智識”,也都屬於“讀書明理”。明白了“人倫”之道以後,那是當然、必然的事。
現代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什麼?
很可惜,現代人所認識文化教育的基本目的,只是為了“謀生”。我們要孩子們去學習,讀書受教育,就是為了孩子們將來的前途,有好的職業、有高的待遇(差饷),或是能夠賺很多的錢,過得很好的“生活”。
甚之,有的人,還把自己一生的失意,或一生做不到的事,都寄托希望在孩子們身上,拼命迫他去上學讀書。完全不考慮孩子們的“性向”個性的所好和興趣,也不了解孩子們的腦力和健康,一味的迫孩子們讀書學習,不知道“愛之反而害之”,因此,妨害了孩子一生的後果。
尤其是現代化的學校和課外補習等的教育方法,簡直是“竭澤而漁”的辦法,使一般還未成年童子們的腦力健康,受到過分負荷的傷害,最為嚴重。
傳統的教育方法有哪些特點?
其實,一般的人們,太過年青現代化了,根本不知道過去傳統的教育方法,是有多麼的輕松愉快,使兒童們在歌唱舞蹈的氣氛中,達到文化教育的水平。古人所說“弦歌不絕”,就是這種境界。
尤其是所采用的古書,都是濃縮了“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等多方面“智識”的結晶,所以後世的人,就很尊敬它叫做“經典”。而且所謂這些“經典”的古書,它本身的文字,便是“文學”的“藝術”,一定可以朗朗上口,便是很有韻律的歌唱。
無論古文和現代的白話文,這個道理都是一樣的。因此古人把最難記的“算術”,和其他“天文”、“地理”、“物理”等學識,都編成“歌訣”來唱,聲聲“朗誦”。
那便是最高明的方法,使兒童不用絞盡腦汁去背記,自然而然地進入記憶,一生到老也不容易忘掉。而且猶如現在的電腦一樣,意識一動,就在嘴上背誦出來了。
只要有內行的好老師,懂得這種不是“注入”式的教育法,就可很自然地達到“啟發式”的“注入”效果了。
您為什麼有這麼好的學問?
我是從幼少開始,親身經歷新舊各種讀書的教育法。從十二歲起,一邊做學生,一邊代老師上課。
以後又經歷過文的、武的、在世的、出世的、中國的、洋式的各種教育方法,都做過學生,也都當過老師,一直看到現在,深深感覺到現代的學校教育法,以及家長們對兒女的教育要求,都有很大的偏差,應當“反求諸己”,不可再來自誤誤人了。
我在童年正式讀家塾(就是請先生到家裡來家教),開始就是先讀《大學》,要認真背誦《大學》。
我們這一代,就時代背景而言,是生活在夾縫中,是新、舊、中、外,交接巨變中的人生,我的幼年在私塾中度過,當時讀四書五經也非常反感,因為以前老師對學生的質疑,只說“將來你會懂”,這個“將來”不知要“將”到幾時。
所以後來“五四運動”,鬧新學派風潮的時候,對中外思想,尤其在這個時代的演變,看到了這麼許多,自己要找症結了。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能有這麼好的學問,我都實實在在告訴人家,這都是我十三歲以前熟背這些古書的效果。
學問從哪裡來呢?
學問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識,學問是從人生經驗上來,作人做事上去體會的。這個修養不只是在書本上念,隨時隨地的生活都是我們的書本,都是我們的教育。
所以孔子在下面說“觀過而知仁”,我們看見人家犯了這個錯誤,自己便反省,我不要犯這個錯誤,這就是“學問”,“學問”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他這個研究方法,隨時隨地要有思想,隨時隨地要見習,隨時隨地要有體驗,隨時隨地要能夠反省,就是學問。
開始做反省時也不容易,但慢慢有了進步,自有會心的興趣,就會“不亦悅乎”而高興了。——“悅”,不是哈哈大笑。悅者,會心的微笑,有得於心。
您本人致力於推廣兒童經典導讀,您怎麼評價大陸、港台等地的推廣活動?
文化教育,是國家民族全民的大問題,我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可以補救。
但很高興看到了香港陳鴻遠先生和台灣的王財貴先生、陳履安先生,以及大陸的徐永光先生等,能夠領先嘗試傳統文化的教育法,為後一代的民族幼苗,培養文化的讀書種子,使他們懂得“人倫之道”的“做人”道理,懂得“生存”之道的“生活”藝術,懂得人生進入“文學”化的境界,這讓我倦眼頓開,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