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聖嚴法師 |
|
|
|
首頁
：居士文章
：大德居士
南懷瑾：中國文化的大關鍵，如何看待“義”與“利”
【懷師箴言】無論是謀國謀身，“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現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的重點。首先要了解，孟夫子生當戰國時期，而且也遠游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麼迂闊不懂現勢嗎?難道他對驺衍，甚至如當時風尚游說之士們縱橫捭阖的作風，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作，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於那樣作。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抱著古聖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爭權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導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聖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後才到魏(梁)國的。《孟子》這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麼發生在後的事情，卻偏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答復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了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了解了孟子這句話的真正涵義所在，於是我們就可認識孟子，並不是那麼迂腐的了。他並沒有否定利的價值。他只是擴大了利的內涵，擴大了利的效用。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觀念的存在，那麼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南懷瑾先生《孟子旁通》 【上圖釋文】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