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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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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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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文明與佛法的興起
佛教起源於印度，而在流傳過程中，因地區、習俗等等條件的影響，讓佛教呈現出不同的風貌。不同風貌的佛教，不單是形式上的差異，甚至連思想內涵，也有著難以圓融的差別。以佛陀觀為例，不同思想體系的佛教有著截然不同的佛陀觀。本文節錄圓波法師早前在妙華佛學會舉行的“印順導師的佛陀觀”講座內容。本文將分成兩期刊載，這一期介紹的，是古印度文明發展及流行的思想。下一期則講述不同佛教體系的佛陀觀以及敍述印順導師的抉擇與看法。 印度古文明的三個時期 釋迦牟尼佛(以下簡稱“釋尊”)出現於古印度，是有其時節因緣的，那“就是印度當時的文化環境，有發生佛教的可能與需要”。圓波法師表示，古印度的文明發展與佛教的出現是息息相關的，所以認識古印度文明有助於我們了解佛法。 古印度文明的開拓者，是印歐族的雅利安人，它一般上分為三期：殖民於五河地方時期，移殖於恆河流域時期，以及開拓南方時期。其中恆河流域時期又可分成三個時期：吠陀創始時期、梵教極盛時期、教派興起時期。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圓波法師指出這三個時期的思想有三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先著重人間樂;再注重天上樂;在教派興起時代，他們轉向究竟的解脫樂。”這是釋尊出世前的文明狀況，它深深地影響著釋尊。 一、吠陀創始時期(公元前1,500-1,000年左右)。雅利安人是個自視過高，並認為自己最優秀的人種。他們從印度的西北進入印度半島，驅逐印度的原住民達羅毗茶族(椶族之一支)，並將原住民視為被奴役的“首陀羅”族。這時期的人文活動地區，主要是在五河地區。在信仰方面，他們崇敬日月等自然神，以拜火、祭祀贊神而述其願求，來達到實現人生的滿足。教典方面有“三吠陀”：《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其內容都是對神的贊頌以及祭拜的儀軌。 二、梵教極盛時期(公元前1,000-800年左右)。雅利安人漸向東移殖，以拘羅地區為中心。在經典上，這時期已建立了以《吠陀》為中心的婆羅門教文化及哲學思想，亦出現了“三大綱”：吠陀天啟、婆羅門至上、祭祀萬能。在“婆羅門至上”觀念盛行的影響下，只有婆羅門才擁有從事祭祀活動的權力，才有與天神溝通的資格，他們以咒術為中心，形成一股“於現實人生之無限滿足外，轉為來生天國之要求”的文化風氣。至於社會狀況，已嚴格地將種族劃分成四種階級：祭司的婆羅門，武士的剎帝利，自由工商的吠捨，非雅利安人的首陀羅(奴隸)。 三、教派興起時期(公元前700-500年)。雅利安文明逐漸向南方的德干高原發展，且遍及全印度。恆河下游的黃種族血統民族，受到吠陀文化的誘發，文事大啟，如摩竭陀王朝其後為成印度政治的中心。受東方文化影響，這時期出現了《奧義書》，人不復以祭祀萬能，以升天為滿足，並對婆羅門教產生懷疑。相反，人們開始達本窮理，探究事物的根本及論究真理;主張人的一生中有四個時期：梵行期、家住期、林棲期、遁世期。梵行期是指學生受教育時期;家住期是指從事營運事業，對家庭付出責任;林棲時期是移居林間裏而投入遁世的苦行生活。所以，這時期的修行傾向是著重克制情欲的苦行。 反婆羅門的沙門文化 恆河兩岸的非雅利安族人，受雅利安文人化影響，展開了思想上和宗教上的革新，這是反婆羅門的沙門文化。 “沙門”這名稱，本為婆羅門教的用語，用以指稱再生族晚年過著的林棲與隱遁時期。然而，恆河兩岸非雅利安人的東方，不受婆羅門教的限制，他們不問階級，不管老少，人人都可以沙門的方式生活，游行乞食，因而從事宗教生活的教團逐漸流行起來。“當時的思想，屬於剎帝利，然沙門不分階級，為種族平等的全人類宗教。” 六師外道的主張及其宗教生活 《奧義書》帶來了自由的思潮，出現了反婆羅門的沙門文化，這是教派興起時期的重心，它是從婆羅門教走向剎帝利。這些新興的沙門集團是不分階級，種族平等的。新興的沙門集團眾多，著名的有六師：富蘭迦葉、末伽黎拘捨羅子、阿夷多翅捨欽婆羅、鸠(羅)鸠陀迦旃延、散惹耶毗羅梨子、尼干陀若提子。六師都是東方的一代師宗，過著游行乞食的沙門生活，他們各自擁有眾多信眾。那麼，他們個別主張甚麼呢? 富蘭迦葉，是個道德懷疑論者，主張惡無惡報，善無善報。所以他提倡無作用論。 末伽黎拘捨羅子，是邪命外道之祖，宣稱無因而有論(或自然論)。這是耆那教的一派，同樣主張修持苦行，佛世時他的勢力極大，除了耆那教，他是其余五師中最盛大的。 阿夷多翅捨欽婆羅，是斷滅論者，提倡唯物論，一切法都是物質所生，並否定靈魂之說。既然一切法都是物質，他於是以追求快樂為人生的目的，繼而排斥一切嚴肅的倫理觀念。這亦即是所謂的“順世外道”。 鸠(羅)鸠陀迦旃延，主張心物不滅，心就是精神，物就是物質，兩者是不會消滅的，都會常存的。這種主張會來甚麼不好的結果呢?法師認為，如果精神和物質都不會消失的話，那麼即表示不管我們做甚麼都可以。以殺人為例，人的精神和物質都不會消失，所以這行為沒有使人造成傷害。(當然，這是一種錯誤的理論。)散惹耶毗羅梨子，為詭辯論者或稱為“捕鳗論者”，是捨利弗及目犍連未皈依釋尊前的老師。為甚麼叫“捕鳗論者”呢?因為他是個“不知論者”，譬如說有人問他，有沒有後世等問題。他是不以為有，也不以為沒有;既不反對別人說有，也不反對別人說沒有。我們無法知道他的真正意思，故稱他為“捕鳗者”。而他自身又缺乏確定的知識認識，故稱他為“不知論者”。其實他會這樣主張，是因為他看到緣起法的相待不定性，只知道法是相依、相待而有。換言之，他是在認識論提出質疑——質疑我們能否認識或通達真理。 尼干陀若提子，是耆那教之始祖摩诃毗盧，他出世比釋尊稍早，亦同樣是王子出身，主張二元論，是位無神論者，以苦行見稱，嚴守不殺生為其教義的特色。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六師的思想有其共同傾向：以“二元論”來解析人生，如阿夷多立“五大說”——地、水、火、風、虛空，前四者是屬於物質的。人死了，屬於物質的部分，還歸於四大;而感覺和意識則歸於虛空。換句話說，生死是五大的集散。在行為方面，六師們要嘛否定善惡業報，要嘛宣稱要素不滅論，或者認為人類是命定的——對解脫沒絲毫的力量。 那麼，為甚麼六師會過著苦行的出家宗教生活呢?法師表示，這當然是跟他們信仰的思想有關，他們覺得業是可以人為加工的，所以要以嚴格的苦行去消除宿業，以防止新業。而散惹耶的不知主義，表面上他似乎是在懷疑真理，其實他是了解到認識的相對性，所以嘗試“中止認識”，而以直下忘念去體驗真理。從忘念去體驗真理，必須依靠禅定。 總而言之，《奧義書》帶來了自由的思潮，產生了反婆羅門教的沙門文化。然而，自由的思潮，解放的思想，卻導致當時社會風氣的混亂及道德價值的否定，乃至走向斷見與常見的二種極端思想。釋尊適應於這一情形，在理性與德行的基礎上，後來居上，遂建立了實現解脫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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