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佛”稱呼的由來
佛教自古印度誕生以來,經過二千多年漫長地傳播和發展,由於受語言文字、文化背景、種族民俗、眾生根性等眾多原因的影響,到現在逐漸演變為三大語系——藏語系、漢語系及巴利語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和南傳佛教。
建基於全球海拔最高處的雪域西藏,以藏民族為信仰主體並輻射到青海、甘肅、四川、雲南、蒙古、內地乃至全球的藏傳佛教,以其佛學理論體系完備、兼具大小顯密教法、學修並重次第井然等獨特魅力,而享譽海內外。對於一般人而言,每當聽到藏傳佛教這個名稱的時候,當即浮現在腦海中的詞匯,我想應該大都是“喇嘛”、“活佛”吧?特別是活佛,總是透著一種聖潔、神秘,從而讓人望而卻步,覺得高不可攀。
“活佛”來自藏文“祖古”,直譯漢文應是化身,即轉世再來的聖者或者修行人。在藏文的原義中,並沒有活佛或者“活著的佛”等含義。至於活佛這個詞具體肇始於哪本漢文文獻,筆者不得而知,但內地常把心地善良、救人於水火之中者稱為活菩薩。而藏傳佛教這些轉世再來的祖古,大都是佛菩薩或者修有所成的大修行人,或許由此把祖古稱為活佛。據說在一些信仰藏傳佛教的清朝皇帝文書及賜予西藏高僧的印章中就會發現活佛字樣,由此看來,活佛的稱號已由來已久。或許最初的活佛稱呼,就來自皇帝的冊封。
活佛不一定都是佛菩薩
自活佛轉世制度誕生於嘎舉派以來,到目前為止,各教派大大小小的轉世活佛何止千萬。雖然活佛中不乏佛菩薩的化身,但也不盡然。這些活佛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佛菩薩化身、轉世修行者及宗教情感需要。
第一類是佛菩薩的化身。譬如著名的班禅、大寶法王、達賴等大活佛,他們一般都被認為是各種佛菩薩的化身。由於這些活佛其本質都是佛菩薩,只是為了救助輪回中的眾生,才循自本願不斷轉世。這些活佛是真正意義上的活佛。
第二類是轉世修行者。佛教認為,成佛並非一件簡單的事情,大乘的成佛之路十分漫長,甚至以無數世或大劫來計算。這些活佛或許還沒有獲得很高的證悟,但由於他們已經有相當的修持,可以憑藉願力及修持力而轉世為人繼續修持。因此,也算是非常好的活佛。
第三類是宗教情感需要而產生的活佛。有時候,由於各種原因,無法覓得某活佛名號的真正轉世者,或者地處偏遠地帶的寺院,為了滿足當地信教群眾的信仰及情感需求,也為了挽救當地寺院逐漸沒落的需要,會找尋一位相對各方面都優秀但不是真正轉世的靈童來繼承某活佛的名號。這些活佛如果有機會接受好的學修教育,也一樣可以成為好的活佛。否則只能在家鄉寺院,作一些念經超度等佛事而度余生。
保持佛法傳承清淨:活佛轉世制度的宗教作用
佛教不是原始的自然崇拜信仰,也不是純理論化的哲學思想,而是通過聞思修這種以理論指導實踐,最終達到直覺體驗真理目的的宗教。佛教非常重視師徒間的傳承,尤其是藏傳佛教,上師是被視為佛菩薩的具體代表來尊敬的。佛法的傳授,也必須是師徒間的口耳相傳。沒有經過上師傳授,獨自研習佛經典籍,佛教不認為會真正理解經典的內含奧義,更認為這種自學自修,根本不會獲得任何內在的證悟。所以在藏傳佛教講經及灌頂傳法時,上師都有交待所傳佛法的來源及傳承情況的傳統,以確保讓學習的人了解所學教法傳承的絕對可靠。
佛法在上千年的流傳中,由於各種原因難免會流失一些傳承。雖然這些教法的經典文字還保留著,但由於此教法的傳承——即活的法流、法脈已經喪失,因此,也不會有人去學習和修煉。他們知道無論如何努力勤奮地修持這些失去傳承的教法,也不會產生一絲毫的效果。藏傳佛教重視傳承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活佛轉世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卻可以最大限度地、有效地規避這種傳承流失的風險。當一位高僧活佛圓寂後,他的弟子會找尋活佛的轉世,然後把從上一世活佛學到的所有傳承教法,再傾囊相授給活佛的轉世。如此以來,只要這位活佛的轉世不斷延續,那麼他所擁有的佛法傳承也不會遺失。後來格魯派的達賴、班禅兩大轉世活佛間互為師徒,應該也是基於這個緣由。故此,保持佛法傳承的宗教作用,也是活佛制度產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
活佛的教育:藏傳佛教的獨特僧教育
藏傳佛教忠實地繼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顯密學修傳統,創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獨具特色的藏傳佛教教育制度。一千多年來以寺院為中心、僧人為主體的藏傳佛教教育,在藏區和信仰藏傳佛教的各少數民族地區,擔負著傳播知識、培養人才、繼承和發揚佛教及民族傳統文化的主要任務,在培養造就宗教和社會各類人才,傳播藏傳佛教文化,提高信教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創建社會精神文明,為全人類精神文明寶庫增添優秀成果等方面做出了具有重要意義的貢獻。其中許多成功的經驗不僅對佛教的教育,而且對整個人類的教育和智力開發也有著深刻的啟示和重要的參考價值。歷史上著名的高僧活佛,就是在這種教育體制下培養出來的。
據西北民院博士生導師多識活佛總結,藏傳佛教僧教育有以下三個特色:
首先是博聞強記:無論是以學習經論哲學為主還是以實踐禅修為主的寺院,都十分重視經文的背誦。前者需要背誦五部大論原文及相關注解,否則無法在答辯考試中應對自如;後者需要背誦各種法事及本尊、護法儀軌,在經堂誦經不允許攜帶經本入內,全靠背誦。所謂“溫故而知新”,在中國古代傳統儒家學堂也采用類似教育方法。據史料記載,宗喀巴大師從小養成了每天早晨黎明至日出背熟17頁經文(約1萬字)的習慣,有一次給1萬多僧人開講經論17部(約20函),偈頌、疏論按原文一字不漏,靠背誦經書講解,共講了3個多月,是宗喀巴的四大奇跡之一。20世紀三四十年代,拉卜楞寺的努古活佛取得了背誦經論64函(約計1900萬字)的優異成績,曾傳為佳話。背誦是藏傳佛教的優良傳統。
其次是精審細辨:辯論是運用邏輯推理和思辯規則對各種問題進行思辯推理、加深認識、得出合理的結論的一種認識方法。運用辯論的方法對培養邏輯思維能力、敏捷的頭腦反應能力、准確流利的語言表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活佛及僧人入學後的前3年,要集中精力學習辯論規則和方法,通過辯論實踐,熟練掌握辯論技巧,提高邏輯思維能力,在此基礎上進入因明、般若、中觀、俱捨等經論學習。
在學習過程中自始至終采取思辯推理的方法。每一個法相概念,每一個命題和理論觀點,每個結論和論證過程,都要一一思辯推論,對每個問題的了解達不到精細入微絕不罷休。這種辯論方式,不但有利於深透掌握理論原理,而且對培養邏輯思維能力,提高精細敏捷的認識和思辯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利於激發學員的學習熱情和探討問題的積極性。
最後是學修結合:佛教是重實踐不尚空談的宗教,學習理論知識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指導修行實踐。藏傳佛教反對輕視經教的盲修瞎練,同時也反對不與修行實踐相結合的純學術作風,在學修的實踐中創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在學修結合上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學修並進,一種是先學後修。學修並進就是采取邊學邊修,學一點用一點,使學問和修煉同步增進。先學後修是第一階段集中精力學習經論,提高思想認識,打下堅實的修行理論基礎,第二步轉入修行階段,把修行和弘法利生事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進行。
但學習和修行分階段進行,並不是集中學習期間沒有實修項目,恰恰相反,在集中學習期間除了有行為道德方面的嚴格要求外,還有許多規定需要完成的修行項目。在集中修行階段也不是不看書學習、不研究理論。這體現了藏傳佛教中流行的聞思修全面結合的循序漸進的一種學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