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青秧插滿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道,
退步原來是向前。
這首由唐代布袋和尚所寫的詩偈一直流傳至今。法師在農田中插秧,進而參悟“退即是進”。這就是禅宗所倡導的“寓禅於農,農中悟禅”。這種農和禅相結合的方式被稱為“農禅並重”。
原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表示,中國佛教有三大優良傳統,即“農禅並重”、“學術研究”和“國際交往”。他指出“農禅並重”中的“農”系指有益於社會的生產和服務性的勞動,“禅”系指宗教學修。正是在“農禅並重”這一優良傳統的影響下,我國古代許多僧徒們艱苦創業,辛勤勞作,精心管理,開創了田連阡陌、樹木參天、環境幽靜、風景優美的一座座名剎大寺,裝點了我國錦繡河山。
“農禅並重”由來
印度佛教實行“供養制”,僧人通過“乞食”來獲得信徒的日常供養。後來佛教傳入我國,經過實踐,發現這種“乞食”方式不適用當時的國情,故而佛教的大德法師開始尋求新的方式。
“農禅並重”最初孕育發端於四祖道信。《傳法寶記》記載,道信“每勸門人曰:努力勤坐,坐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饑瘡,即閉門坐”。道信號召門人都去從事生產勞動,去墾荒耕田,劈柴燒火,解決吃飯問題,認為它是坐禅的基本保障,是修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禅宗乃至整個佛教史上,是件具有真正革命意義的創舉,因為道信以懇荒定居的方式,為持續擴大的流動僧眾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路,為以後禅僧團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經濟保障。
後來的禅宗祖師們將這特殊的參禅方式保留了下來,最終由百丈懷海禅師完成並確立。當時禅宗發展遇到了兩大方面的阻礙,一方面是僧人日益增多,卻無獨立的禅院,對於說法行道以及僧眾日常管理有諸多不便。第二是唐中葉後封建政權對佛教采取了許多限制措施,僧侶社會面臨著如何適應社會歷史變動生存下去的嚴峻形勢。
懷海禅師認為禅宗的改革勢在必行,但在實際的推廣中他還是遇到了諸多困難。首先面臨的是與佛教戒律相沖突的問題,在印度戒律裡規定僧人應以乞食為生,不得墾土掘地,以免殺死地下的生命,也為了避免滋生煩惱,干擾修行。為此,懷海禅師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百丈清規》(最初名為《禅門規式》),將禅者的農事耕種與參禅修行合二為一,使禅者的農事耕種建立在符合佛教戒律和倫理的基礎之上。
“農禅並重”的實踐推廣
懷海禅師制定的《百丈清規》是一次佛教制度的重要創新,同時也是“農禅並重”的一次理論和現實上的實踐。《百丈清規》中的農禅制度,為禅宗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規范和保障。在實施的過程中懷海禅師以身作則,他每日除了領眾修行外,必親執勞役,勤苦工作,對生活中的自食其力,極其認真,對於平常的瑣碎事務,尤不肯假手他人。故而有了之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門公案。
另外,《百丈清規》經由歷朝多代的修訂而得到逐步完善和廣泛傳播。及至元代,《敕修百丈清規》由朝廷頒令全國,由此農禅方式就成為了全國寺院共同遵守的制度規章。
“運水搬柴無非佛事,舂米作飯正好參求。”農禅的修行方法,使不少的高僧大德在實踐中悟到了禅的真谛。在《祖堂集》、《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等典籍中就記載了很多關於僧人在農田耕作、除草澆水、播種采摘、舂米搬柴的禅修故事。他們從農作中體會到生活中處處是禅,禅就在日常的行住坐臥中。
時至近代,高僧虛雲老和尚依然身體力行實踐了“農禅制度”,他於1953年住持雲居山真如禅寺,成立“真如禅寺僧伽農場”。此時已有百歲高齡的老和尚親自帶領寺院僧眾進行開荒耕地、播種插秧、種植果樹茶樹等,他為僧眾開示到:做功夫不一定在靜中,能在動中不動,才是真實工夫。也因此,真如寺至今依然傳承著“農禅並重”之風,大眾堅持出坡勞作,一日作,一日食。
縱觀歷史,可以發現“農禅並重”是佛教順應我國國情而特有的佛教中國化產物,一方面僧眾能夠自給自足,實現經濟獨立,另一方面在推進佛教中國化進程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