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人生?人之一生,從出生、成長、老大、衰頹,到死亡,便是每個人的一生。借用孔子描述自己一生的話:“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但是孔子只活到七十三歲,他不曾活到八十的耄和九十的耋,更沒有到長命百歲的期頤。
唐伯虎有詩說:“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年幼後除老,中間所剩已不多,還有一半睡掉了。”所以古人認為活到七十,便是古稀之年,事實上能夠活到六十歲,花甲子,(天干地支)六十年,便不為夭折了。
在這個地球上,用億萬年計“時間”,用三千大千世界計“空間”,一個人即使長命百歲,百年不過一瞬,我們卻為千秋萬世在憂慮。在這個洪荒宇宙中,我們有如滄海一粟,“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所以古人方才“念天地之悠悠,獨怆然而涕下”。幼時只盼著過節、過年,日子過得好慢。
到了老年,剛剛看見冉冉日出,剎那間,便又見茫茫日落。不由得不使人想:“我生從何處來?我死向何處去?”這個問題,愚夫愚婦都問過,可是古今中外聖哲們都解答不出來。
此生、此身、此心為我所有,死了就沒有我,所以蘇東坡有詩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所以人們便想在這短短一生中,尋求長生不老的靈藥。得不到,便只好留個足跡了。
於是就有了“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立德的,如孔子、孟子;立言的,如老子、莊子、管子、孫子;立功的,如秦皇、漢武、成吉思汗。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
這些想要留下足跡的人,是千千萬萬人中的“一人”。這“一人”和文天祥的想法一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不願死如燈滅。雖死,還要讓現在和後世的人,知道曾有“我”的存在,“我”曾在“人”間“生”活過。
他們這些立德、立言、立功的人必須有智慧,有魄力,有才干,有環境,有機會,還要有他人的協助,甚至很多人的犧牲,方能完成。但是他們被勝利和榮華沖昏了頭腦時,智慧也逐漸消失,常常落得淒慘的結局,完結了一生。
智慧二字的組成,是日知而心彗。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有真正智慧的人,深知人性,了知人生,所以方能寧靜淡泊以處事,忠厚仁義以待人,便成為眾望所歸的大好人。有真智慧的人,方能使人生真平等,真自由,真幸福,真圓滿。
有真智慧的人,他的一生消極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俗話說:“我們希望別人如何待自己,我們便如何去待別人。”這便是“智慧人生”。
人生雖短暫,智慧卻廣大無邊,而產生形而上的文化和形而下的文明。論到文化,遠古的三大文化:埃及、巴比倫和漢文化。前二者只留下形而下的物質文明,只有漢文化歷七千年,久而猶鮮,譬如發明電腦的人聲稱:中國人在7000年前就已經發明了電腦,他指的是八卦。
伏羲畫八卦, 乾三連、坤六斷、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八卦代表了一陽一陰和自然界的現象。獨陽不生,孤陰不長,相合而成三爻,復分內卦外卦,而有六爻。此一陽一陰六爻的八卦交相,變化而成六十四卦,便是後來三聖文王、周公、孔子加以解說的《易經》。
中國的文化和文明能如此相互輝映,全仗智慧的《漢書·藝文志》,把中國文化分為儒、道、釋。
儒家孔子把智仁勇列為中心。智者不惑,不惑於名利權情;仁者不憂,不憂於得失榮辱;勇者不懼,不懼於威迫壓搾。道家則提出了“常”,“知常明,不知常,妄作凶”。釋迦雖然是印度的一個王子,但是他的大乘佛法卻被中國同化了,而有八大宗。尤其是禅宗,到了六祖慧能所留下的壇經,其中有名的偈子很多,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兔角”。
佛陀二字,古音為“菩達”,即是覺者,是覺知人人具足佛性的人。釋迦在中國,最常提到的是般若,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前五度都是待人處事的標准,其目的就是般若,欲想超越生死,從輪回六道的此岸到達無生死的彼岸,必須用大智慧。般若便是梵文的原文發音。波羅蜜多,即為“已到了”的意思。
所以說人生,生必有死,生死是必然的。唯有有智慧地度此一生,方才不辜負來人間走了一遭。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分享轉發,自利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