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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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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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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名人與佛教的故事
歷代名人與佛教的故事 我國著論弘化第一人——牟融 西漢末年，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佛教作為古印度文化的代表與本土中國文化是完全異質的兩種文化形態。因此，在其初傳之時，中國人對佛教的認識是不明確的。在當時人看來，佛教與中國本有的黃老之術相似。比如漢昭帝在給楚王劉英的诏書中稱說：“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浮屠與黃老相提並論，當時的一些佛教徒也稱其教為佛道、道術。而在此時，作為士大夫的牟融竭力維護佛教立場寫了《理惑論》，是我國第一部關於佛教的論著。 牟融。東漢蒼梧(今廣西蒼州)人，或雲融，或雲子融，史書上稱牟子。少時博學多聞，首孝悌，鄉裡聞名，鄉人聘為教授，講習《大夏侯尚書》，生活在靈帝、獻帝之際，朝政腐敗，政權傾覆，戰亂紛飛，為避戰亂，便奉母於交趾。到二十六歲，戰亂稍息，又奉母返歸故裡。太守知牟融之能，欲聘為府吏，因喘息未定，辭而不就。後母殡天，出任豐縣令。永平五年(公元62年)經司徒范遷推薦，任司隸校尉。八年代包鹹為大鴻胪，後歷任大司農、大司寇，靈帝即位，代趙熹為太尉與之同參尚書令決政之事。 牟融不僅對各家學派有造詣，而且對佛教尤有研究。居蒼梧、交趾之時，著有《理惑論》，提出“神不滅論”，這對當時和後世都有深廣的影響。他在論中寫道：“魂神固不滅矣，但自身朽爛耳。”又進一步地講“身譬如五谷之根葉，魂神如五谷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其有終亡，得到身滅耳”。盡管有些理論與佛教教義不相吻合，但在佛教初傳時，能有這番見解，在那認識紛亂之中，卻起到糾弊的作用，故佛典講：“約當靈獻之季，著有《理惑論》，以正世人邪弊。為我國著論弘化第一人。” 官為都尉譯經超人 ——安玄 東漢末年安玄，安息國(今伊朗)人。獲知身為太子的安世高，到中土出家為僧，安玄便在桓帝登位的當年，即建和元年(147)，到洛陽佛寺翻譯佛經。後安玄受靈帝信任，因功官拜騎都尉，世人稱都尉玄。 都尉安玄，本是西土之人，來華本意不在官場，而在於弘揚佛法，只不過是借官場之階梯而達到弘法之目的。來華之始，學道於安世高，深得佛法奧義，並結識了安世高的高徒華人嚴佛調。嚴隨師出家之後，先是跟師譯經，漸誦梵語，且解禅法，遨游性海，親證玄意。之後，獨立從事翻譯，注疏佛典成為東土注疏之祖。安玄遂於光和四年(181)辭官避世，與嚴佛調共譯《法鏡經》、《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等。所譯經籍，均皆符合佛意，譯語精當，時人稱說安玄譯的經典，後人難於超越。 七步詩人歸何處梵呗之音始於斯 ——曹植 無論史書與小說(如三國演義)都曾講到三國時，曹操之子曹丕繼承王位之後，很忌曹植的才能，意欲加害，曾令七步作詩，若成則活，不然便死。曹植剛舉六步，即詠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煮豆燃豆萁為喻，諷其兄，手足相殘之毒。曹丕不食其言，植乃活命。故後人則將手足相殘的事以此詩作比方。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三子，沛國谯(今安徽毫縣)人，三國時魏國文學家。幼聰慧能文，十歲撰賦，才思敏捷，下筆成章，深受曹操寵愛，曾欲立為太子。及長，灑脫好飲，風流自賞，自以為文武兼具，被封為臨淄侯，常言以己之才能使天下大治，遂招失寵。公元220年曹丕繼位更忌其才，令七步作詩，雖未殺身，然終身不用。植便狂歌飲酒，樂近女色，引發疾病而卒。 曹植博通經史，又谙釋典，兼通音律。特別是失寵之後，縱情山水，讴歌詠唱，樂近缁衣，並與高僧酬唱詠和。據傳，曹植曾嘗游漁山，忽聞天上有詠唱之音，曹植深感音樂奇妙，心曠神怡，於是和其節拍，記於竹帛，教人詠唱，很快一傳十，十傳百，和唱者眾。這就引起黃冠之流的非議，誣說這是曹植捏造以欺世。其實黃冠之流根本不知道佛法有不可思議功德，而以己所不知去誣人之所知，真是大謬矣。自曹植傳出這梵呗之後，稱之謂漁山梵呗。 封疆大吏見佛放光 ——陶侃 陶侃(259-334)，字士衡，東晉廬江浔陽(今湖北黃梅)人。早年喪父，刻苦攻讀，後任縣吏。志潔高尚，為張華、顧榮器重，先後參與鎮壓張昌、杜弢起義，征討陳敏割據勢力，功高蓋主，王敦忌妒，除為廣州刺史。王敦亂平，以征西大將軍還兵鎮守荊州。鹹和三年(328)應溫峤固請奉為主帥，平定蘇峻、祖約之亂，內任侍中、太尉，都督荊州、交州軍事。為政慎密，勤於職守，勵人惜時，清譽當世，事跡譽於國中，傳於後世。 陶侃初對佛法不十分信任，在任廣州刺史時，經常夜夢五台山眾僧跟從乞食。陶侃不以為意，及至在南海建築旗壇之時，漁人經常看見海濱流光數丈，經日不絕，往告陶侃。侃即派人打撈，不多時，便從海底撈起一座金佛像，抬上船。見金像座下刻有銘文，稱是阿育王所造的文殊菩薩像。陶侃讀梵書，梵書曰：“昔阿育王統閻浮，敩鬼王制獄，悲殘酷毒不堪。文殊菩薩乃在湯镬之中現身，火滅湯冷，生青蓮華。地獄吏卒告訴阿育王，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並文殊菩薩之像，散步天下，這一尊乃是其中之一”。 陶侃觀此瑞祥，便傾心佛法，將文殊金像安置在武昌寒溪寺，後欲遷荊州，即令一百民夫都不能移動，遂打消此一念頭。後東林寺慧遠大師駐錫廬山，請迎供養， 陶侃應允。派人起請，舉止飄然，運行之中，乃無艱難險阻，如此之靈感，唯是因人而已矣。即是說，陶侃有緣方獲海底文殊菩薩金像，慧遠有德才能有幸供養神聖之文殊像。所以，當時有諺語雲：“陶唯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乎遙遙。” 文士學佛以詩弘法 ——孫綽 東晉文士孫綽(314-371)，字興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博學能文，放情山水，隱而不仕，後屢徵始出，任著作佐郎。後為庾亮、殷浩、王羲之等引為參軍長史，轉任廷尉卿。永和十二年(356)桓溫北伐，收復洛陽，疏請東晉遷都。過江東後居住會稽，此時孫綽已無心官場，喜游山水，是東晉士族中很有影響的名士。孫綽素信佛法，因之對佛教的弘傳影響很大。 孫綽喜與名僧交往，並寫了許多稱贊的詩詞，盡管別人有微詞，他仍置之度外。當時名僧有竺道潛，支遁等都是孫綽的至交好友，除討論佛法外，還誦諷作詩，著有大量與佛教有關的詩文。其中《喻道論》，以問答的形式對佛和佛教、周孔之教與佛教的關系、出家僧徒是否違背孝道等問題進行了論證。這些問題，在當時來看很重要，因為關系到佛教在中國能否扎根的問題，許多排佛者都借孝道來反對佛教，說佛教反對孝道，有違人倫。他認為佛教教義高深，超過儒教學說，世人只是囿於傳統學說，而不認識佛教的高明。他認為佛所說的“道”，是超時空的宇宙主宰，無時不在監督眾生的行為，根據人的表現而懲惡揚善。同時，又認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二者是一回事，都著重內心教化，目的是治理天下。他認為。出家修行是比儒家更高的孝道，不單是在生活飲食上禮敬父母，更在於能出離生死，並將釋迦牟尼修行、傳教、後又返國探親的行為，看作是無上的孝道。孫綽這些“三教一致”的觀點，對後世有很大影響。 宰相誦經終身不倦 ——何充 東晉之時，有一民謠曰：“二郗谄於道，二何侫於佛”。二郗指郗超、郗愔兄弟;二何指何充、何准兄弟。 何充(292-346)東晉大臣，字次道，廬江潛(今安徽霞山東北)人。何充一生好佛，雖身在宦海，不落於俗。初任王敦椽屬，後任會稽內史。在郡有政聲，招賢納士，薦舉賢良虞喜。虞喜後成為天文學家，鑽研天文歷算，首次發現歲差，觀測出每50念冬至點西退一度，為後世制定精確歷法創造條件。晚年推薦褚裒、桓溫參政，亦不失其所舉。成帝時(337)出任宰相，永和初(345)輔佐幼主，凡所遷用，皆以功臣為先。何充雖無奇能治世，而尊王攘夷，以禮統率百僚，東晉為之一度安穩，何充功不可磨。 何充心性雍和，笃信佛法，喜讀佛典，崇修寺宇，雖靡費巨億，也不以為惜。比如東晉時南方有很多有名望的比丘尼，像明感、昙備、道儀、道容、妙音等，在佛法弘傳上很是活躍。康明感在永和四年(348)與楚湛等十人過江投奔何充，何充便在建康為她們建造了建福寺，成為建康第一座尼寺。同時何充還樂於助人，扶危濟困，親友們貧困時，向他借貸，分文不與，而卻把巨大錢財用以施捨僧侶。何充之弟何准乃是穆帝何皇後的父親，也是尚節寡欲。持佛淨戒，日誦佛經，不問世務。故當世人唱出開卷的兩句民謠。 舉家奉佛三世將相 ——王導 王導(276-339)，字茂弘，是琅牙臨沂(今山東臨沂北)人。不但有才學，而且很有政治軍事才能，出任之後，參贊琅牙王司馬睿軍務，任安東司馬。司馬睿初為安東將軍出鎮建邺(今江蘇南京)時王導為之出謀劃策，聯合南北士族，擁睿為帝，建立了東晉政權。王導自然功高，官拜宰輔，總攬朝政，時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王導雖身為丞相，但信奉佛法，好與僧結交，特別是對西域來華高僧帛屍梨密多羅十分器重。據載：帛師“天資高朗，風神超邁，王導見而奇之曰：吾輩之徒也。由是名顯，賢達爭與締交。”那時江東未有咒法，乃譯《孔雀王經》、明諸神咒，又叫弟子覓歷高揚梵呗之法，傳響迄今不絕。王導學佛蔭被子嗣，三代榮昌。 王導之子王珣，字元琳，在父王導的影響下，自幼就喜愛佛教，故又名法護。弱冠之時，出類拔萃，即為大將桓溫特別器重。初任桓溫府椽，參與軍政，每謀必果。桓溫成為晉昭帝東床驸馬之後，權勢日重，桓溫毫無顧忌，推心置腹地推薦王珣，由是不斷得到升遷。東晉孝武帝即位後，更加信任王珣，晉升為尚書右僕射，卒後進號為獻穆。 王珣身為丞相，特好佛學，曾從師提婆學《毗昙經》。同時，有喜與僧人交游論道，便把虎丘一座華宅施捨給佛門作為精捨，即就是後來的靈巖寺，召集大德在此譯經，一時成為江南譯經經法之所。 王導的另外兩個兒子，也是喜愛佛教。一個兒子叫王洽，曾跟名僧支遁學《即色游玄論》;另一個兒子王珉跟從提婆學《毗昙經》。 王導的孫子王谧，由於世代奉佛，傳至谧時，谧更加精道。王谧有才干，思維睿敏，深受宰官桓玄器重。桓因沙門不敬王者而憎惡，谧與桓玄一起討論“心無義”，以寬緩對佛教的隔閡。每有所疑，或親詣高僧之所聽教，或致書許多詢問，比如致書鸠摩羅什，“問涅槃有神不、問天度權實、問清淨國、問佛成道何時、問般若法、問般若知、問般若事實相智、問佛慧、問菩薩發意成佛”等等。 王導一家世代奉佛，三世為相，世所稀有。 宰官建廟上流第一 ——恆沖 東晉大將桓沖(328-384)，字幼子，小字買德郎，乃大將桓溫之弟，谯國龍亢(今安徽懷遠)人，出身將門，自幼習武就文，文才武略兼備。及壯之後，隨兄桓溫從軍征伐，骁勇善戰，頗受依重，初任江州刺史。公元三七三年，桓溫三次北伐失利，擅弄朝政，意欲受禅自立，未遂病死。於是任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桓沖與兄桓溫秉性迥異，他之為官高風亮節，忠貞不二，比如謝安執政之後，自解揚州刺史之職，與謝安共輔晉室，又後遷任荊州刺史，鎮守江陵。 桓沖，雖為大將，成為宰相，然他宿信佛法。除自閱經藏之外，還拜佛圖澄大弟子道安為師，軍政之暇，總是邀道安到衙相聚，以師事之，參問法要。道安因勢利導，遂使桓充成為一代大護法，將軍護法，是時首推桓沖，在江南影響是非常之大。不僅如此，桓沖還意欲在襄陽建造名剎，但需高僧監造。指名請道安座下戒行第一、淹通三藏的得意弟子昙冀董其事，寶剎造成名“上明寺”。數載建成，寶閣連雲，僧房萬間，規模之大，並世無匹，佛教典籍稱上明寺為“上流第一”。 雖有管葛之才然尤虔誠佛教 ——殷浩 在東晉之初殷浩，被當世同行之人稱為再生的管仲、諸葛亮，文武兼備。 殷浩(?-356)，字淵源(或深源)，陳郡長平(今河南西華)人。弱冠之時即負盛名，好易經老莊之學，喜野游，好結交，尚清談，為當時名士所推崇。東晉簡文帝聞名，召入宮內，常侍左右，成為文帝心腹。官拜建武將軍，領揚州刺史。後趙石虎死，受命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軍事，率軍北伐，但因作戰失利，為政敵桓溫所不容，借機解職，貶為庶民。 殷浩被解職之前，雄心勃勃，一心以勘定中原為己任。之後，心灰意冷，反觀過去，轉頭成空，過眼雲煙，於是避居道東陽信安(屬浙江)盡棄所學，塵封易老經籍，潛心鑽研佛經。初學《維摩诘經》又學大小品《般若經》。對佛教的概念有不理解的就夾上書簽，去向僧人請教。在他的宅府常是名僧聚首之所，談經論道，屢日不絕。永和年間，安詳而卒，並非史書上所說“抑郁而逝”。 太守向道著書弘法 ——郗超 東晉郗超(336-337)，字景興，又字嘉賓，東晉高平金鄉(今屬山東)人。自幼卓爾不群，博學多識，博聞強記，儒士二道皆習。有辯才，好談論，喜交游，雖在弱冠，已是才絕出眾，故被桓溫聘為參軍，累有升遷任司徒左長史。母親死，守孝三年，服滿任臨海太守。 郗超雖文武兼備，然無心仕途，棲心佛教，常與僧人談經論道。道安曾修書以示欽佩。竺法汰也曾寫信討論“般若本無義”。支遁則認為郗超“為一時之俊甚相知賞”。還與當時名僧如月支僧人支道林過從甚密，助譯《方等》、《法華》等經。親近善知識，如名士謝敷，精通佛典，經常相聚，探討“論本無意”，往還書函千古珍之。謝敷常年吃齋，注疏《安般守意經》，親手抄寫《首楞嚴經》，手工繪畫無量壽佛像，構思三載方成。對於謝敷虔誠，郗超十分敬重，心儀為師，與之效法。故郗超嚴持戒律，修習歲月齋，凡臨齋之歲月，不臨腥葷，不嘗魚肉，不臨妻妾，迎中而食，，非食不食，既食之後，縱令美味甘香，一復不進，悉心念道，歸依三寶。郗超生活年代，戰亂頻繁，朝政不寧，人事難料，雖如此之世，繁亂之身，堅持修習，不辭辛勞，撰寫弘法書籍，著有《奉法要》、《明惑論》、《全生論》、《五戒文》、《東山僧傳》等，其中最重要的《奉法要》。該篇對在家佛教信徒應當奉行的各種佛教信條、戒律、齋法及一些佛教基本教義都作了解釋。在修持齋戒方面。能與儒家孝道結合起來闡揚;在道法修煉方面，把儒家慎獨與佛教修行看作一回事;以為佛教的善惡因果報應與三世輪回說是儒家天命論的補充;在對儒佛進行調和的同時。又以為般若學與道家玄學是相輔相成的。 參軍畫佛像後世作圭臬 ——顧恺之 顧恺之(345-406)，字長康，小字虎頭，是東晉傑出的畫家，人稱三絕(才絕、畫絕、癡絕)，晉陵無錫人。他的父親顧悅之，先做揚州別駕，後任尚書左丞。他就生活在這樣的官僚家庭，自然有優裕的學習條件，所以自幼就打下了文學藝術修養的基礎，博學多才，名冠一方。興寧元年(363)被大將揚州刺史桓溫任為參軍，參與軍務。太和十七年(392)又被孝武帝親信荊州刺史殷仲堪任為參軍，並為殷畫過肖像，很是傳神。後回到揚州，公元405念被任為散騎常侍。 顧恺之所雖身在宦海，只不過作為繪畫練習場而已，故他一生官運不亨通，然而他在藝術上卻是很有成就的。在任散騎常侍時，結交了詩人謝瞻，常通夜對酌詠詩，故專心到連謝瞻找了替身都未察覺，故被稱為“癡絕”。他的“畫絕”更是播於朝野。興寧二年(364)，慧力和尚決定在都城建康(現南京)興建瓦棺寺，向各界籌款，在朝官員和學士都捐了，多少不等，但最多也不過十萬錢的。當籌到顧恺之名下時，他卻在功德簿上寫了一百萬，當時顧還僅二十來歲。眾人都以為是吹牛，慧力也懷疑，過一段時間，慧力到府上催款，他胸有成竹地說：“請你在新建廟裡為我預備一面牆壁，我欲在那裡畫畫，畫好了再說款項問題。”一切妥當之後，顧就搬到那裡住下，一月有余，閉門謝客，專心致志地在那牆上畫了一幅維摩诘居士的畫像，但沒有點眼睛。 和尚不知其意，顧恺之說，三天以後我再來點睛。時間一到，他到畫前點了眼睛。這一點，畫像立即栩栩如生，神采飛揚，活人一般，呼之欲出，躍然壁上。對著和尚說：“從明天起，可以讓人來看壁畫，第一天看畫者捐資十萬，第二天減半，第三天以後隨喜功德。”消息傳出，很多人各懷心思爭先恐後來看。殿門一開，大幅畫像容光煥發，使廟宇殿堂富麗堂皇，看畫者各階層都有，絡繹不絕，很快就超過百萬錢。人們不解其意，便去問他，他說：“四體研蚩，本無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指這眼睛)。”故後世流傳一語：“傳神寫照之壁在於點睛。”現存古畫珍品《女史箴圖》，相傳為真手跡。當時謝安評價說：“蓋有生以來，得未嘗有之奇才。” 顧恺之不但本人是畫壇一絕，即是徒弟亦是上乘手筆。他曾教授河南武陽毛惠恆、毛惠秀(南齊人)兄弟畫畫，而弟惠秀尤優。毛惠秀善畫佛像人物，他按每本經書的大意，作全堂經像，列佛菩薩天人數百，雍穆生動，精細典雅，後世經變之畫，盡依此仿效。後毛惠秀在永明年間(南齊武帝蕭赜，元年即483)召入內廷封為秘閣史。 太守匡扶名剎 ——桓伊 淨業祖庭東林寺建成，除慧遠之力外還得益於桓伊。東晉將領桓伊，字叔夏，小名野王，谯國桎(今安徽宿縣)人。自幼熟讀經史，博覽群書，谙武庫，通戰略，故被召為諸府參軍，後任大司馬將軍。前秦苻堅強大，受任淮南太守，與秦相拒。因以御敵有方，進督豫州十三郡及揚州江西五郡軍事，既而任豫州刺史。“淝水之戰”，與謝玄、謝安石等大破秦軍，功封永修縣侯，進封右軍將軍。桓沖死，繼任江州太守。 桓伊任江州太守時，沙門慧遠雲游至廬山，伊與慧遠交往甚善。慧遠率眾開講《涅槃經》，感得山神顯靈，資助林木，雷雨劈地。於是對桓伊說：“我慧遠在此當弘道，因為自我來此，顯現許多瑞相，且徒屬很廣，來者絡繹不絕。然貧道所棲，十分狹小，居處艱難，該怎麼辦呢?”桓伊聞聽之後，十分感動。一方面帶頭施資，另方面草擬奏章上報朝廷，准立東林寺，成為淨業首所名剎，經歷千年而不衰。桓伊為政，寬厚仁和，體恤民情，減刑薄賦，萬民稱善桓又熟谙音樂，善於奏笛，被譽為“江左第一”。 史學家翼護佛子 ——習鑿齒 東晉史學家習鑿齒(?-383)，字房威，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少年之時，博學超群，以能文稱著。大將軍桓溫聞其名，召為僚屬，累有升遷，而任別駕。後偶爾違背了桓溫旨意，出為荥陽太守。習鑿齒屬文，尤好史學，無論常居和任所，注意收集史料，故在荥陽上任不久，就上表辭謝，歸住老家襄陽，悉心研撰史籍。著有《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記東漢至西晉史事。書中敘三國歷史以蜀漢為正統，魏為篡逆。《全晉文》乃晉朝佚文專集。又撰《襄陽耆舊傳》。這些史籍，皆為裴松執著《三國志》所取材。 習鑿齒辭歸襄陽之時，引為戰亂緣故，當時著名缁衣佛圖澄之大弟子道安，在北方傳教多年，不得已率眾徒自陸渾遷至襄陽。但到達襄陽之後，並不如願，屢遭地方勢力的排擠騷擾，此時賦閒在襄陽而專著史籍的習鑿齒，多方翼護和接濟，道安方得穩便。是時，前秦苻堅勢力強大，本對襄陽虎視眈眈，又聽說佛圖澄大弟子道安和史學家習鑿齒在襄陽，更加強了發兵襄陽的決心。太元11年(383)，苻堅發兵南下攻打襄陽之時，放言說：“我發兵襄陽只為一個半人而來，即是道安和習鑿齒(因習鑿齒是個俗人，只能算半個)。”苻堅攻陷襄陽之後，尋覓到道安和習鑿齒，一並迎入長安，以禮相待，視為上賓。後習鑿齒以足疾請還，不久，謝安指揮北伐，襄鄧二州恢復，晉庭欲以國史職事委任，但習已亡矣。 宰官家宅悉捨佛門 ——王坦之 王坦之(330-375)，太原晉陽人，字文度。出身世族之家，自幼飽讀詩書，一者家庭清貴，二者本人才情超絕，弱冠之年，便名聲大顯，吸引權貴慕名錄用。出仕之後，初與郗超並為大將桓溫參軍。郗超也是一位喜交游、擅談論、信佛教、精佛理的人二人常是政務之暇切磋佛理。坦之以佛理處理時事，累有政績，步步升遷，後官拜中書令兼徐、兖都督，即既當宰相，又領軍事，爵封蘭田侯。桓溫死與謝安(字安石)同輔朝政，卒號為獻。 王坦之，在家致孝，兄友弟恭，為人寬厚仁慈，深信佛法，深通般若。為政之時常邀高僧探討佛理，與學佛之同僚共論佛法佛理。其母親卒後，便把家宅悉數捨與佛門，遂使信奉佛法者 劇增。 太守疏注淨經 ——謝舉 謝舉，字言揚，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南安士族。其祖父謝安石。少為王導賞識，後寓居會稽，與名士王羲之和名僧支遁交往旅游。屢辭朝廷征召，年逾四十方出仕為官，歷任尚書僕射、中書監、骠騎將軍錄尚書事，官至司徒。通兵法，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堅大舉南下，朝野震恐，他沉著指揮，出奇制勝，取得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以少勝多的“淝水大捷”。謝安石喜好佛教，歸依三寶，精通佛旨，影響後世子孫，其孫謝舉，在佛學上更勝一籌。 謝舉，幼聰慧好學，博覽群籍，尤好佛學，年雖少，卻名譽宿彰。後雖出仕為官，然卻用佛教饒益有情為務，淡泊致心，勤勉治政，教化有方，官聲大震，由秘書郎，右遷晉陵太守。太清中(547)位至尚書令。他身在宦海，心在佛門，利在黎庶，一生信奉佛法，弘揚佛法。尤專心淨業經籍的鑽研。而為淨業經籍作注疏，使很多人上自大夫，下至黎庶，參修淨業。在任太守時，屢次請高僧演說淨業殊勝之法，四眾雲集，列席聽講，每逾千人。居士何點兄弟，乃當時之名士，亦自遠方趕來聽講，時皆稱此法會為盛會。 太守校訂《涅槃經》 ——謝靈運 謝靈運乃我國歷史上有名的文人，詩仙李白都非常羨慕效法，如在《夢游天姥詠留別》中曾講：“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之語。 謝靈運(385-432)，系東晉陽夏人，謝舉之子，謝玄之孫，蔭襲封為康樂公，自幼天資聰明，文才出眾，名冠鄉邦，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兼工字畫，詩文之美，江左第一。曾出仕為官，任過太尉參軍，後任永嘉太守，但自恃才賦，孤傲矜誇，直言招妒，而自卻不知。性格豪放，寄情山水，傲視權貴，後被貶官到廣州，又有奸人誣其謀叛，晉文帝也嫉妒謝靈運的才名，遂於元嘉十年(433)十一月，無端藉故誅於廣州，年僅四十九歲。 謝靈運，自幼歸依三寶，喜好佛學，深入經藏，窮究佛理。先前隨龍光寺和尚道生游學，膺服道生所講頓悟之義。後到廬山與當時名僧慧遠相會，與同慧遠等人，在寺中創蓮社集眾念佛。後聽說和尚慧睿通梵語，前往咨詢佛經諸字的讀音和所表示的意義。當時《北本涅槃經》初傳之時，有因為版本較多，疏注各異，初學之者難認難解，修行困難。便在慧睿的幫助下校訂了《大涅槃經》，後世學人有了依據。謝靈運便與東安寺的慧嚴、蓮社的慧觀等共同修改訂正，現今流通的《南本涅槃經》便是該本。同時還撰有《辯宗論》、《金剛般若經注》、《涅槃經注》等。慧遠圓寂之後，謝靈運為之撰寫了碑文。 國子博士著書弘法 ——周颙 南朝齊周颙(?-485)是音韻學家，字彥倫，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陽)人氏。出身名門，家世顯貴，初為劉宋益州主簿，愛成都草堂寺幽靜莊嚴，每自發心仿建，意欲日後靜修佛法。是時，宋明帝愛惜周颙才能，常召入內宮密談，明帝性慘毒好殺戮，颙辄引佛經因果罪福事理以勸慰，明帝好殺之性稍減，不少鲠直之士因之而幸免於難。 後周颙入齊，為長沙王參軍、山陰令、中書郎等官。其時，將其鐘山宅第，仿草堂而改建，亦名草堂寺，後成為名剎。晚年恆居佛寺靜修，不樂塵囂，杜絕俗事。周颙學貫諸子，對佛教、道教、玄學均頗有研究。又精通聲律，永明年間，於著名學者沈約等探究漢字平上去入四聲變化，因之而撰著《四聲切韻》。同時，撰寫了《三總論》，成為後學者之導學讀本。 都督講佛法眾兵悉歸依 ——陸法和 南北朝時候景由北魏投奔梁朝，被梁武帝蕭衍封為河南王。太清二年(578)武帝派去攻東魏失利，奔壽春，聞武帝對他有反復，於是勾結觊觎王位的蕭正德叛粱。侯親自圍攻粱台城，又派部將進犯江陵。而梁軍屢屢戰敗。這時，隱居江陵沙洲寺院當執役的陸法和，挺身而出，號召僧人和山洞裡的土著少數民族奮起反抗，率領義軍戰於江上。眾義軍見和尚陸法和身穿缁衣，奮不顧身，身先士卒拼殺敵軍，個個義兵意氣風發，沖鋒陷陣，敵軍大敗，生擒敵將，確保荊襄的安寧。 陸法和，家世不詳。最初隱居江陵沙洲，住在僧捨，給寺院從事雜役，為眾和尚瞧不起，或有人呵斥，從來未曾表現出不悅的神情，有見識的僧人議論說：“此人非凡夫可比。”此次侯景部犯境，陸法和所為，正應有識之士的看法。平亂之後，梁元帝蕭繹，任陸法和為郢州刺史，都督江北軍事，進爵為江乘縣公，加賜司徒，真是平步青雲。 陸法和雖一步登天，進爵一等，但他歸依三寶，從不毀犯，虔心向道，以部曲數千人，悉數受戒為弟子。他以佛法治軍，以佛法教化，從不用刑獄，即使違犯軍法者均用戒律規范，軍隊大治。其後西魏寇境，陸法和請戰，元帝不允，後元帝敗亡。陸法和避芒江北，在得不到梁朝支援情況下乃率眾入齊朝。北齊文宣帝高洋遂拜任陸法和為大都督，家賜太尉。但每在朝拜之時，陸法和從不稱臣，只雲荊山居士。即使平素之時，總是集合大眾講授佛法，從不談論什麼政務，後預知時至，沐浴更衣，端然坐逝。 文學批評家幫助校佛經 ——劉勰 《文心雕龍》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文字批評著述，其作者叫劉勰。 劉勰(465-539)，字彥和，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人，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幼年失怙失恃，家裡貧困，不得已，投靠定林寺，由寺院僧侶收養。僧見聰明，教授文化，凡僧所教，他都能記識且領會其意，及長博通內外，善能撰文，尤工吟詠。在寺院受佛教熏習，歸依三寶，不殺生，不謀妻室，樂善好施，不積锱铢以肥己。梁武帝聞其名，乃征召為太末縣令、東宮通事捨人、步兵校尉等。為昭明太子蕭統及文士沈約所器重。蕭統是梁武帝的兒子，被立為太子，名昭明太子。很有才學，亦嗜好釋典，《金剛經》分為三十二品，即昭明太子所分，沿襲至今。為弘布佛法，大量刊印佛經。昭明太子知劉勰讀了大量佛經，深谙佛法奧義，於是推薦劉勰，幫助僧人慧震在定林寺刊刻校印佛經。住寺之日，決意解脫出離，請求剃染，賜名慧弟。剃度不久，湛然圓寂。 劉勰所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是我國古代第一篇文學批評著述。他主張文學作品應有“風骨”(充實的內容)、華美的形式(文采)，並提出文學批評的六條標准(“六觀”)及其必須具備的修養，系統闡述先秦以來文學批評理論，在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大夫撰論維護正法 ——顏延之 南北朝時顏延之與謝靈運，是兩大文人，齊名於當世。顏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牙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少貧孤，好讀書治學，文章之美，與謝靈運齊名，而且性情豪放，淡泊名利，唯嗜酒狂歌，言語無忌，直率激切，人稱顏彪。這在性情上又與謝靈運相同，故他們二人成為至交。人們相談之時，總是一並卷入話題。 顏延之素信佛法，博通經論，對當時所謂高僧，他獨膺服道生，常拜谒參究問道，得佛法奧義。最初，顏延之撰《唯識觀》及《論檢》行於世。宋文帝劉義隆命慧嚴法師對顏延之所撰論辯別其闡述觀點的異同。慧嚴法師，曾拜鸠摩羅什為師，深解經論，更兼善辯，認識他的人莫不敬重。後住建康東安寺，曾與謝靈運重校《涅槃經》，故所以，文帝命他評論。慧嚴往復終日不說一句。文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沙門慧琳為帝寵信，參與文帝機要，有“黑衣宰相”之稱，見慧嚴不語，便著《黑白論》，義趣有違佛理。而何承天，當時任御史中丞，為文帝參與機要，然何承天重儒而薄佛教，且與慧琳友善，遂撰《達生論》欲以附和，诋毀佛法。顏延之見他們二人一唱一和，力诋佛法，於是奮起而撰論《釋達性論》駁之，成萬余言，讀者稱善。又曾經與淮南昙無探討實相，辯論通宵。顏延之護法之誠足見一斑。 顏延之，對於仕進，淡然相待，最初任始安、永嘉二州刺史，後又任秘書監。宋孝武帝劉駿繼位，改年號為孝建，元年(454)加封顏延之為金紫光祿大夫，孝建二年(456)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有三。 山中宰相改書贖過 ——陶弘景 南北朝時陶弘景，與梁武帝交誼甚笃，國家有事，武帝造訪，故時號為“山中宰相”。 陶弘景(452-536)，乃道教著作家、醫學家，字通明，丹陽秣陵(今南京)人。蓋母親霍氏，臨生之前，夜夢天神擎爐至家而生。家世奉天師道術，潛心研究葛洪《神仙傳》。幼有異慧，深受士大夫青睐，被劉宋朝聘為諸王侍讀。永明(南齊高帝蕭赜年號)中，脫去朝服，掛於朝武門，隱在句曲華陽洞(即茅山)，拜孫游岳為師，修習《符圖經法》。公元(503)年，蕭衍取代南齊建立梁朝，自號梁武帝。弘景進獻圖谶，為梁武帝所重，國家有事，武帝進山訪詢。他又將顧歡《真跡》重加編次増飾，撰成《真诰》廿卷，被目為道教經典。 陶弘景還兼通陰陽五行、天文地理、風角星算、文學書法。同時喜研醫藥，在撰《本草經集注》時，錄藥物七百余種，又有《肘後百十方》等醫藥書籍。據傳，他有一徒，名叫桓恺，跟他學道術升天。一日密降其室，說道：“感師之恩，我今得道升天，但師所撰”《本草經集注》，以水蛭蚊虻為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上天震怒，特來報之，以報師恩。弘景醒後，冷汗漬身，遂有悔悟，於是將書焚燒，乃以他藥代之，遂別撰《本草》三卷，以贖往日過錯。又往鄮縣阿育王塔前受五戒，曾言又夢如來，為之授記，名勝力菩薩。大同(梁武帝第五個年號)二年(536)預知時至，臨終之時囑家人以袈裟覆體，安然脫化。享年85歲，卒後被追封為貞白先生。 太守捨故宅為寺廟 ——蕭蔡 蕭察(519-562)，乃分《金剛經》為三十二品的昭明太子蕭統的第三子，字理孫。出身書香之家，自幼在其父的文學和佛理的影響下，好學能文，尤通佛理。因系梁帝嫡系宗親被封為岳陽王，知任越州太守。於是把故郡許詢之府第，擴建翻修一番之後，捨宅為寺，取名寶林，遂成很有名氣的佛剎。後任襄陽太守，時值侯景作亂，率眾勤王。但文帝一方面對察掣肘，另一方面又領兵攻殺察之兄長蕭譽(?-550)，字重孫，南蘭陵(今常州西北)人。察恐，便率兵奔魏稱臣自保。魏國領兵攻梁元帝，察又領兵協戰，攻陷江陵，魏人立察為粱王，在江陵稱帝，號明帝。在位八年，卒後進號為定宣王。精於佛理，有文集傳世。並有《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等佛經的講解和注疏。 太守歸依佛門 ——王慧龍 王慧龍南北朝時太原人，乃東晉尚書僕射王愉之孫。年方十四，合家被宋劉裕所殺，慧龍因去寺拜和尚彬為師，才得幸免於難。和尚彬攜慧龍投荊州。彬見慧龍既有才學，又有抱負，托荊州故史致書在後秦姚興麾下為吏。後秦亡，姚興死，乃入魏，被崔恬看重，招贅為婿，王慧龍便步入仕途，其後官拜荥陽太守。 王慧龍舉家遇害，依僧人彬之救拔才有高升之機，受佛教之感染，居官乃以利樂有情為己任。擔任太守後，勤於政事，注重農業與戰備相結合，號為善政，物阜民豐，城防堅固。宋國非常忌恨，便派刺客暗殺，為王慧龍擒獲，於以開導，善待放還。王慧龍身雖官場，然虔誠奉佛，執身持戒，絲毫不犯，早晚參拜不辍，日誦經籍無缺。生子之後，單身獨處，杜絕房事，布衣蔬食，府第不殺生，慶典不參加，其生活與比丘無二。 其後無疾而終，卒於任所。歸葬之後，吏屬將士不謀而合，籌資鸠工在墓作起造佛寺，將和尚彬和王慧龍之像塑於其中。所釋之刺客，感恩戴德，終身為之守墓。 尚書僕射捨宅為寺 ——蕭瑀 蕭瑀(575-648)，乃梁明帝蕭察之孫，字時父，南蘭陵人，乃梁武帝蕭衍之四世孫。初仕隋為郡守，唐高祖李淵起兵反隋，瑀率郡來歸，高祖寵信無比，封宋國公。蕭瑀世代奉佛，感佛蒙化，精通佛理，執持佛號。武德時傅奕(太史令)毀佛，瑀與之辨論於高祖李淵殿前。初在他故裡雍州蘭田縣，構建佛寺，召集大德，住持佛寺，並上表奏請高祖核實名額，賜號津梁寺，意欲捨身事佛，未獲帝許，不能從願。瑀曾奉高祖诏命南巡，途經荊州，召集高僧作法，為戰亂而死者作度亡佛事。瑀秉性公允，不能避人之短。在貞觀年中，官拜御史大夫，參與朝政，後加特進。瑀雖位極人臣，官登台輔，深信釋典，捐棄外學，恆持齋戒。若遇會宴，特請高祖別賜素食，又賜他手書《大品經》一部，山衲袈裟一領。瑀雖參與國務，但課誦無虧，每日必誦法華一遍。親著《法華義記》十卷，時時在府弟內，為子侄講之。又親手書寫《法華經》千卷，紙墨等事，盡妙窮微，書寫經台，清淨香潔。若人欲受持者，必殷勤三請，方始授之。中門之外，立一方青石，每令請經者，登此立石，瑀親捧函頂戴授之。所有持經之人，瑀皆書其姓名，日禮一遍，方才贈送，其敬法重人，莫有人能超過他。 瑀所著《法華義記》十卷，稿成之日，夢多寶佛塔炳耀空中，乃命民工以檀木造茲妙塔。數年後，其兄蕭璟之子蕭铨，一晨在前院草中拾得一個有蓋的鍮石佛像，制作異於中國，精致異常。铨送瑀，瑀驚喜，取蓋置於多寶塔上，宛如故造，函內還有數百捨利，一並供奉於家宅佛龛之上。一日，捨利流溢而出，他人分取供養者，忽然自失，捨利還歸瑀家，京師朝野，無人不曉。 瑀於貞觀廿二年六月卒於玉華宮，進號為貞。未終之前，遺囑雲：“吾之衣服道具，並送津梁寺，同僧羯磨。” 帝賜山衲，及高祖所賜之樹皮衲、鐵如意、曲幾、麈尾、香爐、澡灌、玉唾壺、瑪瑙珠、朝冠器服，並入常住，永為供養。共有二子，長子銳，封襄城公;次子錢任和州刺史;均如瑀公克己奉公，嚴持淨戒，恆奉佛法。 隋朝獨孤皇後，臨終瑞相疊現 ——獨孤皇後 隋文帝楊堅於公元589年受禅稱帝，建立隋朝。楊堅，小字那羅延，華陰人，幼年之時，在尼庵長大，受佛教熏習，故位登九五，笃信佛教。稱帝後盡廢周武父子毀佛之令，搜求金佛遺像、廣置塔寺，立譯經館、設置僧官，又跟法經律師受菩薩戒，每日禮佛誦呗，竭盡虔誠。隋文帝不僅自身崇佛，即使後妃亦崇信佛法，比如獨孤皇後即是。 獨孤皇後(544-602)，名伽羅，洛陽人，父乃北周大臣獨孤信。因幼聰敏俊秀，心性賢淑，文才出眾。文帝襲父為王之時，聞其賢良，又信佛法，秉性與信仰相同，是一位賢內助，召為王妃。帝踐祚之後，獨孤氏被立為皇後。她常自嗟歎，人生之苦，女身更苦，唯有念佛方能解脫出離。常聽被帝召入內廷的法師講經，參悟佛法，日日時時，事事處處，常念阿彌陀佛，發弘誓願求生西方極樂，數十年如一日。後預知時至，香湯沐浴，身著潔衣，囑別眾妃，只身獨處一室，手持念珠，口誦彌陀聖號，未隔時辰，寂然坐化。辭世之日，異香滿室，一切音樂，自然響徹空中。文帝驚詫，乃問異域來華僧人闍那崛多：“是何祥瑞?”僧答道：“此是因為皇後畢生專修淨業，發願往生西方，今遂其意，得生極樂國矣，故才有這些瑞相。”帝誠信，按後所囑安葬。 參軍辭官奉佛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祖籍平棘(今河北趙縣)。幼年喪父，受其母教，刻苦憤讀，十歲之時即誦讀經史，曉其要義，依義撰文，深受業師贊譽和愛戴，名傳鄉裡。當時北魏的廣平王聞名納賢，任李士謙為參軍，隨軍謀劃，深受廣平王的賞識，其所文告盡出自李士謙之手。 其後北齊篡位之後，遂辭去參軍，居家學佛。雖有州郡官員敦請出仕，朝廷王侯征召，一次又一次，士謙辭而不受，婉言謝絕。自是之後，日奉慈母，經營產業，夜裡諷經參道。士謙素來家資殷富，效法范蠡三散家財。待到家中糧滿，散發鄉人，數千石散盡才止。若逢天旱歲饑，則召集債家，設宴款待，當眾把借貸契約付之一炬。待到春播之時，還派人送去糧種，讓其度荒，免致凍餒。如是之為，一生共達三十次之多，直至謝世。其事載之典史，流譽後世。 國公捨宅舉家奉佛 ——高熲 高熲(?-607)，名敏，字昭玄，自稱渤海蓨(今河北景縣)人。文韬武略，儒釋之道通熟，成為河北名士。公元581年，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任命高熲為尚書左僕射(相當宰相)。高熲顧慮資歷淺薄，驟居高位，眾臣不服，上表辭謝，推薦北方名士蘇威代替輔政。文帝為宣揚高熲高風亮節，接受辭呈。幾天後，又恢復了官職，並嘉獎他說：“歷來能薦舉賢士的人要受上賞，蘇威是北方名士，高熲能推薦，理應受到尊敬。”同時又委任高熲兼納言、左衛大將軍，既是宰相又統率禁軍。 公元589年，文帝派高熲統率50萬大軍南下伐陳，有人在文帝面前誣告高熲企圖謀反，文帝將誣告者斬首，以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決心。此事高熲並不知情，一舉攻下了陳朝都城建康，活捉了陳後主，結束了中國自東晉以來長期割據的局面。一日早朝，議論滅陳之功，以便論功行賞。大將韓擒虎和賀若弼爭功：賀說，“我在前線死戰，殲滅陳的精銳，而韓很少交戰，豈能與我相比。”而韓毫不示弱地說，“我奉陛下之命，分兵攻陳，賀遇敵就戰，傷亡慘重，我以輕騎五百潛入金陵，端了老巢，活捉陳叔寶，開了城門，才使隋軍人城，誰又能與臣相比。” 而高熲站在一旁，一言不發。文帝深知，滅陳之策都是他的主意，滅陳之後，又以元帥府長史(即總管)進兵江南。所以楊堅大笑，對賀韓二將講：“賀滅敵主力，韓傾其老巢，同為上勳，各賜物八千緞”。文帝轉身又對高熲說：“若論滅陳之功，你的功勞最大，滅陳之策，乃為你所獻，而且還不言功，賜物九千緞，進爵齊國公。”文帝又進一步說：“你進攻陳朝之時，有人告你謀反，我將其殺掉，你我君臣無猜，形同一體，豈小人所能離間”。後來又有人進饞言，文帝又對高熲說：“先生好比銅鏡，越受摩擦越光彩爍人”。他當宰相20余年，頗有政績，進賢良，制典章，府庫充盈。據《隋書·食貸志》載，全國各地糧食布帛有了大量積蓄，人口激增，在開皇九年(589)，戶口由隋初四百萬增加到七百萬，使隋王朝一度太平繁榮。 高熲深信正法，勤懇鑽研，持修不廢。平日退朝之後，獨居斗室，誦讀佛經，打坐參禅，無論閒與忙，都一如既往。同時，還將住宅改名真寂寺，延請高僧信行住持，時常開堂講經，他本人聽講無缺，因之，聽法四眾日益增多，乃又擴建五所。高熲不僅自身學佛，而且還佛化家庭，率領全家到法彥禅師處受菩薩戒。由是可知，高熲學佛之誠。 朝廷宰相佛門畫師 ——閻立本 閻立本(?-673)，唐朝大臣和畫家，雍州萬年(西安)人。父閻毗、兄立德，俱擅長工程建築、工藝繪畫，馳名隋唐。唐高宗時，官大匠，隨之代兄為工部尚書。總章元年(668)拜右相，進封博陵縣男，鹹亨元年(670)，官復舊位。繪畫繼承家學，並師法張僧繇、鄭法士，而能“變古象今”。工人物、車馬、台閣，尤擅寫真。筆力圓勁雄渾，兼能書法。所畫之《歷代帝王圖》現藏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 閻立本不僅善擅世俗之作，而且在佛像繪畫之上，空前絕後。他所繪佛菩薩像，披中國衣服，莊嚴典雅，為世所愛重。曾經作醉僧圖，體態脫落，與人間梵行之僧侶不同，故道士們，每以此嘲諷僧人。時群僧對道士們的譏諷深感不快，於是聚集體態強健僧人數十人，請閻立本另行再繪一幅醉道圖，張衲解冠，失履落帶，極盡了滑稽之能事。見者忍俊不住，大笑不止。由是，雙方爭諷自然而止。故歷史留下了閻立本乃“畫佛”之美稱。 尚書念佛免難 ——岑文本 唐尚書令岑文本(595-645)，字景仁，籍貫南陽棘陽(今河南新野)人。隋末蕭銑在江陵建立割據政權，任為中書侍郎。唐軍壓境敦促歸唐，任官，旋又升為中書侍郎，進而進宮中書令。貞觀十九年(645)，跟隨唐太宗征高麗，積勞過度而死。 岑文本，自幼信佛，常誦《法華經·普門品》。一次他因公到吳地公干，在江中，忽然船壞，全船人盡罹難，而只他幸存。當他溺於水中之時，突然憶起念佛可免難，於是舉意默念，隨波逐流。未幾被物觸身，抬頭一望，已到彼岸，此事自覺靈感，冥於心中。一次在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遲遲不離，趨至文本跟前說道：“方今天下大亂，君幸免於難，終逢太平，彼必富貴極也!”待客僧去後，文本獨自進食，碗中得捨利二粒。深感詫異，更精進佛道，以佛道御事，仕途順心，終於官至中書令，位極人臣。 文成公主入藏弘法 ——文成公主 唐朝初年，國力強盛，許多鄰國主動與唐帝國修好。貞觀八年(634)，吐蕃(即西藏)贊普松贊干布嗣位，那時才十八歲，派遣使者到長安，請求和婚以睦鄰邦交。又過了六年，即貞觀十四年，唐太宗應允，決定將宗室之文成公主嫁給松贊干布。松贊喜出望外，即遣祿東贊以大相之尊充一介使臣，獻黃金五千兩為聘，赴唐迎親。為此，畫家閻立本根據所歷盛況繪畫了《步辇圖》，使後人歷歷在目。翌年，太宗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持節護送公主人藏。 文成公主(?-680)，雖出身帝王之家，然聰睿，有志向，好讀書，尤喜釋典，常聽內廷缁衣講授佛經。因此，臨行之前，文成公主攜帶之物，主要是三大類：一類是金銀、絲絹、谷物種籽;另一類是挑選有才學的文士、營造工匠、有專長技工及醫藥書籍醫生等;還有一類即是高僧若干、佛像、佛經等千卷，隨同入藏。松贊率部兵到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親於河源。 文成公主到了吐蕃之後，大造佛寺，隨去高僧設壇講經，布施教化，借以輔政，風俗大變，國家大治，士民視文成公主如神應世。其後，因大唐和吐蕃修好，不斷派出僧人，改由吐蕃到印度求法，凡經其國者，文成公主均向松贊講明，一律要以禮優待，松贊一一遵從。貞觀二十一年(647)，王玄策以右衛率府長史銜出使天竺。次年天竺國王屍羅逸多死，大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襲擊漢使，王被俘，挺身出逃，得文成公主相助，勸說松贊與泥婆羅(今尼泊爾)出兵，打敗並俘虜了阿羅那順，天竺國新王安穩嗣位。王將阿羅押至長安。 正因為文成公主帶進吐蕃大量的人才、技術、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促進了藏族經濟的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太平，並對漢藏兩族人民的友好關系起到了不可泯滅的作用。 僧捨育出的賢相 ——狄仁傑 狄仁傑是唐代最有名的賢相，他許許多多的傳奇故事，在民間廣泛流傳，特別是斷案如神，賦有傳奇色彩，因而後人編了一本《狄公案》。狄仁傑雖是我國歷史上賢相之一，但他人格的鑄造源於佛教，這卻鮮為人知。狄仁傑(607-700)，字懷英，山西太原人。自幼聰明穎悟，勤奮好學，但家境貧寒，不能供養他讀書，父母商議把他送到本地有名的寺院寄讀。因為寺院的住持是一位既有修持又有文化素養的高僧。他一見狄仁傑，年少英俊，衣著雖舊，但卻透出一股英氣，不待父母多說，就同意收下。狄仁傑也不負父母苦心，日裡足不出寺，夜裡秉燭待旦，埋頭讀書。住持除了教狄仁傑讀書作文，諷詠作賦之外，還用淺顯的道理傳授一些佛法給狄仁傑。埋頭寺院整整十年，學業有成，而且明白了作人作官之道，住持通知父母，允許狄仁傑進京應試。臨行之前，住持和尚又作一番告誡。 狄仁傑赴京應試，途次一家旅捨，秉燭讀書，忽闖進一美婦，以美色挑逗狄仁傑。狄仁傑詢問，其婦人乃曰：“吾夫剛死，今見君年少，膚潔如玉，豐神俊朗，面貌和悅，萌發和歡之念。”狄仁傑想起寄讀寺中之時，和尚告誡：“汝雖大貴，謹慎戒色，並教以戒色的‘不淨觀法”’。於是正色訓道：“你不守婦道，害己名節，陷人不義，非你之所為。，’美婦受教，慚愧致謝，後堅守婦節，受朝廷之封诰，狄仁傑專一其心，一舉奪得該科狀元。 武則天稱帝後，狄仁傑由大理丞、侍御史升文昌右丞，出為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一次，因政見與元帥張光輔不和，頂撞了張元帥，張心懷不滿向武則天告狀，說狄仁傑對武則天不滿，因而貶官，先是復州刺史，後又改洛陽司馬。後武則天心血來潮，於天授二年(691)起用狄仁傑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鸾台平章事，位同宰相。 一天，武則天召見狄仁傑，談話中問道：“你任豫州刺史時，做了很多好事，可有人卻說你的壞話，因而將你貶職，你想不想知道說你壞話的人是誰?” 狄仁傑向武則天拜了一拜，懇切地說：“十分感謝陛下對臣的信任，至於有人說臣的不是，陛下若認為是真的，則請允許臣改過;陛下若知道臣並無過失，則是臣的榮幸。臣實不願知道說臣不是的人，這樣相處得好些。”武則天啧啧贊道：“真宰相也!” 據薛用弱《集異記》載：狄仁傑，愛研究醫學，尤長針灸。顯慶年間，他路過華州，看見一群圍觀的人，近前發現，一個10余歲的小孩，鼻子長了拳頭大的腫瘤，把臉都拽變了形……。狄仁傑把孩子扶起來，詳察病情之後，從囊中取出銀針，在病人腦後穴位上直刺進去。估計到了患處時，詢問針感，病人點頭。這時猛將銀針抽出，那腫瘤應聲而脫，病人卻安然無恙，面部也恢復正常。孩子父母，驚喜萬分，跪地謝恩，並奉獻綢絹。狄仁傑堅辭不受，並說：“我行此術，完全是為了救孩子，不是貪圖綢絹”說完登程而去。後來孩子父母才打聽到，此人正是當朝宰相狄仁傑。 房玄齡捨宅為寺 ——房玄齡 房玄齡(579-648)，名喬，以其字號行於世，山東臨淄人。自幼聰明穎悟，勤奮好學，博覽群籍，年方十八歲，以其俊睿登進士。唐太宗李世民，巡行渭北，玄齡往谒，談吐非凡，筆勁激奮，傾心交談，相見恨晚，遂召為記室參軍，參預軍務，所籌之策，李世民一一遵從。唐太宗登基，遂拜為左僕射，封漯國公。房居相首位達十五載，以寬厚為務，終於天下大治。貞觀廿二年(648)辭世，享壽七十有一。 房玄齡家世奉佛，入仕之後，喜與僧交，時時共同研討，處處以佛理御事，日日參究不辍。喜作佛事，曾將家宅捨入佛門，改作寺廟，邀高僧住持，講經說法，舉辦佛事，追薦亡親。玄奘譯經，大力支持，多方扶護。房玄齡逝世，玄奘集京洛高僧大德，為之誦經薦福。 宰相抄經硯台為憑 ——房融 房融，乃武則天時宰相。融，學識淵博，身材偉岸，美髯秀眉，還在弱冠便登進士，故爾名冠天下，宿負雅譽。則天當朝，因依附權臣張昌宗，以正谏大夫同風閣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因之士林多不稱道。後來唐中宗誅滅二張之後，囚禁房融。神龍三年(705)二月，谪貶高州(今廣東茂名)，五月抵廣。到廣之後，對仕途心灰意冷，更加深信佛法，一心投身佛門，便與天竺僧人般刺密谛翻譯《大佛頂首楞嚴經》，歷時四載方成。驿使感其誠，將所譯之經進呈武後。因種種因素，未能獲赦，便卒於貶所。殁後，僧俗人等議將融抄經所用之硯台存於光孝寺，號丞相硯。文人墨客多以此為題，寫了許多詩作了許多賦。 詩佛王維 ——王維 王維(701-760)乃唐朝詩人、畫家，祖籍祁縣(今山西祁縣)。在王維出生之時，其母夜夢維摩诘菩薩人室，故名王維，字摩诘。開元中，進士及第後，出仕為官，累有升遷，後官至右拾遺給事中。安史之亂，長安失守，服藥不死，被迫任官。亂平，降為太子中允，未幾又升為尚書右丞，時稱王右丞，不久辭官，過著半隱半世的生活。王維世代奉佛，故孝悌出乎天性，對母極盡孝道，母卒，便捨宅為寺，為母資增福德。其弟遭病，親侍湯藥，不辭晝夜。辭官之後，常偕高僧旅游名山大川，並與處士裴迪等邀聚，切磋經教，屢日不憊。以彈琴、賦詩、作畫、誦佛為日常課。王維之詩，很有禅味，故時稱詩佛。其畫，獨具一格，自創破墨法，開南派之山，明朝畫家董其昌推為“南宗繪畫之祖”。亦善書法，知名於世，今有集本，刊行於世。臨滅之時，預知時至，作書遍寄故友，勸化念佛，書畢擲其筆，便奄然而逝。 茶神出自僧房 ——陸羽 唐朝茶葉專家陸羽(733-804)，舊時被奉為茶神，字鴻漸，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家世不可考，據傳說，幼時為親人所拋棄，被僧人收養，既長便以僧人之俗姓為姓，草字鴻漸。在寺院之中，以僧為師，事師如親，跟從學文化，授內外典籍，能詩作文，深為僧師愛撫。僧師圓寂，陸羽隱居苔溪(在今浙江西北)，自稱桑苎翁，與女詩人李秀蘭、僧皎然友好。唐肅宗李亨聞陸羽之名，於上元元年(760)征召，拜為太常寺太祝，並賜朝服、朝簡、魚袋，拒不入朝。仍然，素食布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昏禮拜不辍，諷誦佛經從不間斷。同時，撰佛經疏注和茶道理論，尤其是茶道理論如《茶經》三篇，對茶之源流、飲法及茶具述論特詳，故舊時奉為“茶神”。所作詩賦，今存若干首。 古文運動倡首者，深信佛法 ——柳宗元 唐朝“古文運動”倡首之一的柳宗元，是文學家、哲學家，尤其文學素養相當高，故有“韓柳文章，李杜詩”之說，後人把他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解縣(今山西道城)人。家世清華，少慧敏，博通群籍，善熟文章。貞元(唐德宗第三個年號)年間登進士，授校書郎，調蘭田尉，後升監察御史。參與王叔文等革新運動，晉禮部員外郎，革新遭敗，被貶。元和(唐憲宗年號)十年(815)左遷柳州刺史。在谪貶期中，寫了大量抒發個人情感及政治、哲學見解的詩文。與韓愈同倡“古文運動”。哲學上有《天說》、《天對》、《非國語》、《封建論》等重要論著，為我國古代卓越而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家。 柳宗元不但在文學上很有成就，就是在佛學上也很有造詣。他認為，一般世俗理解佛教教義“罕能通其說”，而他確是“獨有得焉”。自幼奉信佛教，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召序》中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在《柳河東集》中，有許多體現柳宗元佛學思想的文字，其中有碑文、塔銘、序文、詩歌等。從這些文字中可窺管柳宗元與當時僧侶有廣泛的聯系、交往，著名的有湛然再傳弟子重巽等。柳宗元對佛教探索是十分廣泛，也有深度，尤其對天台、淨土、禅宗均有一定的理解。他曾聽重巽和尚講天台教義;曾為淨土院的修建寫記，表明他對淨土宗的信仰;他還寫了《曹溪第六祖賜谥大鑒禅師碑》，表明他對禅宗的認識。 柳宗元雖與韓愈同倡“古文運動”，崇信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士大夫。但不象韓愈排斥佛教，主張儒佛通融。例如佛教戒律與儒家禮儀一致，他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他還說，佛家“其教人，始於性善，終於性善”，“金仙氏之首，蓋本於孝敬”，這些都是儒佛一致的地方，簡言之，“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切真元，無大小乘”。由上驗之，柳宗元在文學和佛學上都臻至上乘。 晚唐大家歸信佛法 ——李商隱 晚唐大家李商隱，一生困頓，歸信佛法。李商隱(812-858)，字義山，號玉谿生，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開成年間，進士及第後，任秘書省校書郎，調弘農尉，工部員外郎，晚年又數度出任節度使判官。壯年之時，正值牛、李黨爭劇烈，而李商隱夾在其中，使其長期失意。因為早年李商隱曾受牛黨(牛僧孺)令狐楚、令狐绹父子賞識提舉;後又為李黨(李德裕)泾原節度使王茂元幕僚，並娶茂源女兒為妻，故爾長期在黨爭中受排斥而遭冷遇，故一生困頓，而不得志。於是，他以詩抒情，以詩寓意，其詩詞多托古以斥時政。擅長律、絕，寓於文采，構思精密，情致婉曲，具有獨特風格。有《李義山詩集》存世，其文集多失散，後人輯有《樊南文集》、《樊南文集補編》。 佛度有緣人。李商隱最初是熱衷於仕途，然而命途多舛，長期在政治上失意和中年喪妻的緣故，心灰意冷，於是折心向道，拜當時國師悟達為師，虔誠信佛。佛教界很熟知悟達國師，悟達國師，初名知玄，字後覺，洪雅(今屬四川)陳氏子，十三歲講經蜀中，人驚其慧，稱曰陳菩薩。後旅居長安，侍病僧，因其心誠，指示若日後有難到四川茶隴山可解。其後患人面瘡，按異僧所示才愈。武宗下诏與道士抗論，因其言辭激越鋒利，幾至獲罪。唐宣宗即位，知玄國師召人內廷講經，賜紫衣為三教首座，旋乞回故寺，居彭州丹景山。唐僖宗幸蜀賜號悟達國師。士大夫多喜與悟達交游。李商隱回歸田野之後，拜悟達為師，寄居該寺，侍於左右，日夜問道於國師，早晚課誦，嚴持淨戒，俨如比丘。大中十三年(858)無疾而終，世壽46。悟達國師感其誠，囑寺以僧禮安葬。 地獄一出鬼神驚 ——陽翟 唐朝陽翟(今河南禹縣)人吳道子，乃唐朝畫家。吳道子少年父母雙亡，家境貧困，於是從張旭、賀知章學書法，盡管用功，但書法欠佳，於是改習繪畫。吳道子學畫遠學南朝梁人張僧繇，近學張孝師，刻苦用功，年未二十，已有成就。他的畫，筆跡磊落，勢狀雄峻，生動而有立體感。他浪跡長安、洛陽，在此兩地的寺觀作壁畫三百余間，形狀各異，落筆時，或起自背，或從足先，能不失尺度;寫佛像圓光、屋宇柱梁，或彎弓挺刃，都是一筆揮就，不用規矩。名聲遠播，先被宰相韋嗣立看中，委以小吏，改任竟州暇丘(今山東兖州縣)縣尉，後被唐玄宗知曉，召為宮廷內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宮廷作畫。 吳道子作畫，喜用焦墨勾線，略加淺彩，自然超出素絹，稱為“吳裝”;有時則只見墨蹤，意態已足，後人不能加彩。同時，兼工山水，作蜀道之景，自成一家。據傳曾在大同殿壁畫嘉陵江三百余裡山水，一日而畢。唐末五代荊浩認為他的山水畫具“有筆無墨”，宋蘇轼則說：“畫至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故世譽之為“畫聖”。 由於吳道子長期作佛道壁畫，與佛結緣，深受佛教感染，一生之中畫了許許多多的佛道尊像，一像而成，爭相供養，世稱為神品。吳道子曾在景雲寺畫《地獄變相圖》，其畫一出，京都長安城驚恐，特別是那些屠宰、煮酒、賣酒、打魚、賣魚之者，更是見知變色驚懼，不敢再作孽造孽，改行從事其他職業以為生計。 僧人苦推敲遺作修辭范 ——賈島 “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這是修辭學上常常引用的典故。這個典故來源於唐朝詩人賈島，人們只知道他是詩人，而卻不知是僧人。賈島(779-843)，字浪仙，唐朝范陽(今河北涿縣)人。青少年時，人雖然聰明伶俐，但家境貧寒，讀書困難，不得不出家為僧，法名無本。他雖然落發，但仍然志趣詩賦，對寫詩作賦也十分癡情。據傳，一次他騎驢往街上去，見曲江樹上鳥兒盤旋棲宿，隨口詠了“鳥宿池邊樹”的詩句，但無下句，正好有座寺廟，聯想出“僧推月下門”。連起來就是“鳥宿池邊樹，僧推月下門”。又覺得“推”字欠佳，不如敲字，於是邊走邊思索修改之詞。行到長安街頭，凝神駐足，一邊苦詠，一邊用手作“推敲”之勢，試圖肯定“推敲”二字，哪個詞最佳。詠呀!推呀!敲呀!竟忘記一切，連時任京兆府尹韓愈車騎過路也不知覺。跟班呵責，韓愈問明情況之後，覺得賈島是一個可造就人才，收到府衙，教授詩作，並勸慰還俗。賈島聽從，舉學進士，授長江(今四川蓬溪西北)主簿、普州(今四川安岳)司倉參軍。韓愈與賈島成為朋友，曾寫詩贈賈島說：“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雪頓覺閒。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 賈島在仕途上並無長進，在詩詞上，也比較一般，但就因為他苦煉精神，才在文學上雀噪。賈島正因為他曾為僧，而且仕途不發達，故他的詩多為寫景、送別、懷舊之作，荒涼淒苦，語言清淡樸素。以五言律詩見長，注意詞句錘煉，刻意追求工整。後雖還俗，但仍然注重佛法修持，不違師恩祖訓。 欲求佛道豈離紅塵 ——裴休 裴休，字公美，唐代河東人。為人方正，持守謹嚴，進士及第後任官，後舉賢良方正優異。唐宣宗即位，太和時(太和元年即公元847)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秉政五載，興利除弊，人皆稱善。後罷為宣武節度使，遷昭義、河東、風翔、荊南等節度使。裴休為人少言寡語，舉止雍容，宣宗帝常對人講：“休，真儒者也”。裴休，雖然身為宰相，但常萌發出世之心，意欲辭官，專事佛法。故為官之時，常與圭峰大師友善，圭峰所著經疏，休皆為撰序。每讀《華嚴經》，夜以繼日。鎮守淮泗之日，迎黃檗禅師到宛陵，參禅問道，筆記其言，而成《宛陵集》，送禅師印可。其後更加敬重檗師，並寫偈以贊： 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 駐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 八千龍象隨高步，萬裡香花結勝因; 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示何人? 黃檗禅師看後說道：“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口揖筆閒人”。 裴休所處年代，正是佛教衰微之時。唐武宗發難佛教，休挺身而出，以重臣之身，出而翼護，不數年間，方能恢復元氣，故佛教史上稱述“懋績钜勳，不可及也”。 裴休護持佛法，也有一段因緣。在幼年時，曾經遇到一位異僧，自雲：“從清涼來”。並贈送三顆捨利和一書簡，但書簡非漢文，乃梵文，人不識其文，遂放於書箱之中。出仕之後，迎見黃檗圭峰二和尚之後，棲心佛道，不樂世俗，志求超塵脫俗。一日揀故紙，忽見昔日五台山僧所贈之梵書，呈於圭峰。大師派人翻譯，乃一偈，曰：“大士涉俗，小士居真;欲求佛道，豈離紅塵”。裴休閱後，心喜，遂不棄祿，但為道日切。 自居易作念佛偈 ——白居易 念佛法眾，常以“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來督促自己精進念佛。其實，這四句乃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所作的《淨業頌》中的四句。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代太原人，或作下邽(今陝西渭南)人。初學字，便能自識“之無”，長於經文，尤工於詩。貞元時登進士後，初拜學士，後任左拾遺，以儒學之道處理時世，因鲠直獲罪，貶為江州司馬，後又升為蘇杭二州刺史。文宗時為刑部侍郎，武宗會昌時遷尚書，以太子少傅封翊侯，致仕，留守洛陽。 白居易早年不信佛，曾一度批評朝廷佞佛。其後官場失意，先卷入“永貞革新”政治漩渦，後跌進“牛李黨爭”，加之直言敢谏，觸怒龍顏，屢遭貶斥，才投身佛門，參究禅法。曾拜許多禅師，如惟寬、智如、道林等。《五燈會元》為白居易立傳，將他列為佛光滿禅師法嗣。晚年又信仰淨土宗。致仕之後，在東都洛陽結社念佛，發願生西，從不懈怠，念佛不辍一日，在七十歲之時，根據學佛的切身體會，寫了《淨業頌》其頌曰： 我今已七十，不復事吟哦;看經費眼力， 作福畏奔波;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 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世人應笑我， 多卻阿彌陀，達又作什麼?不達又如何? 普勸法界眾，同念阿彌陀。要脫輪回苦， 須念阿彌陀! 及至會昌六年(864)，無疾而終，享壽75歲，有《白氏長慶集》行世。 宰官護法一方 ——王延彬 王延彬，五代時人，乃閩王王審邽之子，舉家信佛，自幼蒙佛教感化，終身勤持。登第之後為官，累有升遷，為檢校太尉，再任泉州刺史，在任廿六年，實施善政，黎民受惠，一方太平，及至年老致仕。 王延彬，不僅為官實施善政，而且他多才多藝，詩詞歌賦，擅長書法繪畫，更且深研佛教，通達禅理。在任之時與長慶寺之高僧稜禅師，過從甚密，探討佛理，參悟禅機，很有悟性。身為俗家弟子，又系州牧，在公務旁午之暇，不忘佛法護持：凡有法會慶典，從不缺席;凡有寺廟興建，總是帶頭施資撰寫碑序;若遇阻撓，必躬行排遣。因之，在他所轄之地，賴他之力，佛教興隆，故佛教史籍稱道：“閩越佛法之興，半由其手”，實不過譽。 身居相位不辍誦經 ——富弼 富弼(1004-1083)，字彥國，北宋河南洛陽人。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籍，豁達大度，鄉裡稱譽，名士稱賢。進士及第後，仁宗慶歷二年(1042)以樞密直學士出使遼國，堅持原則，拒不割地，回國被任為廷臣。范仲淹主西夏兵事，富主內政，文武內外協調，宋廷一時安穩。至和二年(1055)得呂蒙正之推薦，與文彥博同為宰相，後因參與司馬光、文彥博等十三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耆英會”罷相。司馬光執政再度復相。富弼歷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居相位，以清廉稱著於世。 富弼清廉深受歷史上有名清官趙抃稱道。趙抃在給富弼的一封信中講：“執事富貴已極，道德甚盛，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願益勉之”。富弼閱後，深受教育，加之他早年閱讀過佛經典籍，一撥即明。故每用事，都以佛法為尺度，處理一切大小事務，平和公允，更加受人稱贊。神宗熙寧年間，因反對變法，被谪貶出任舒州(今安徽亳縣)刺史。聽說舒州投子山寺修頤禅師任住持，前往拜谒，在交談之中，很有省悟，便延請到府中，日夜垂詢，師居兩月，富宰相心地豁然明徹。勘破紅塵，上書辭官歸家，日誦楞嚴不辍，晨參晚拜，缁衣素食，時時人寺或談論，或演繹佛經，行止猶如僧人一般。元豐六年(1083)預知時至，作書辭別眾親友，屆期，正襟危坐而卒，世壽八十。 宰相結社念佛 ——王旦 王旦(957-1017)，宋朝人，字子明，祖籍大明(今河北)，太平興國進士，宋真宗時為相。因他遇事無爭，隨緣而定，人緣自好，上下相善和睦。同時，遇有毀謗，置若罔聞。一次早朝，有人議論王丞相的不是，他雖聽到，但無愠色，後有人告訴說：“丞相，有人在朝房議論你，應當懲治”。王旦回答：“雖如是說，但未點名，設若點名說我，我亦當鑒戒”。他為丞相提拔許多官員，即使被他推薦和提升，也從不會令人知曉。在他執政之時，常把那些小事，比如水患、旱災、饑馑、盜賊之小事等，奏給皇帝，有大臣反感說：“方今太平，不應把瑣事上奏”。旦回答道：“就是要讓聖上時時把萬民放在心上，國家才會長治久安”，議者不以為然。後旦退位，他人改弦，政治漸腐，邊患疊起，致有“亶淵之盟”，眾人歎曰：“旦，真宰相也!” 王旦一生奉佛，老年更加笃信，又與淨宗七祖省常結淨行社以念佛，早參晚拜，日誦不辍。由是京都士人都以能入社念佛為榮，前後聚集萬人禮誦，一時傳為美談，由是淨土之教，大行於宋代，旦之影響深廣。天禧三年(1017)，自知時至，召集子孫訣曰：“吾過去乃是僧人，應以僧制而葬”。臨終無病，自在念佛聲中而化，世壽61。其子素孝，不忍荼毗，只是殓以僧服。 府尹念佛湛然坐化 ——鐘離瑾 北宋會稽人鐘離瑾，字公瑜。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其母任氏，持節撫孤，勤耕苦織，積攢锱珠，送公瑜讀書。公瑜人雖年少，很谙時事，聽從母教，仿古先賢，偷光夜讀，終於成才，一舉而登龍虎榜。進士及弟之後，放任德化縣知縣。 公瑜之母，出身書香之家，自幼信佛，虔修淨土。丈夫辭世之後，更是專心念佛，嚴持八關齋戒，稱誦彌陀聖號，一日不廢，直至九十八歲，臨終之時，還念佛不辍。任氏臨終之前，叮囑公瑜：為官要廉、為政要簡、為人心善、為學修佛。公瑜本性純善，事母致孝，母之遺訓常存於心。故在德化之時，忠於職守、體恤民情、輕賦減稅、獎掖耕織、興辦學校、甄拔人才、日用節儉，從不靡費，本應公費開消，亦自擔當。比如，署衙雜活，本應公費雇工，他卻自家雇用。一日，公瑜到市上買了一個女婢，回衙之後，探問身世，才知乃前任知縣之女，因為家貧才淪為傭人。公瑜深敬前任知縣清廉，故將其女收養，遂與自己之女一同出嫁。此事在德化傳為美談，後仁宗聞知，即遷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尹。 鐘公瑜，受母之教，持齋念佛，雖在官府，出則盡瘁國事，入則不寐念佛，晨參晚拜不辍。在德化之時，就與當時名僧慈雲遵式成為方外交，或邀至縣衙，或同游林泉，或到遵式駐錫昭慶寺、天竺寺酬唱，談經論道，靜聽法語，酷似黎庶。因慈雲遵式，所撰忏儀甚多，世稱百部忏主，尤喜與遵式討論，往生指要。公瑜受教良多，很重視行儀與戒律，特別注重念佛法門，清修彌笃。後預知時至，忽然催促家人起床，說要沐浴更衣，口誦彌陀聖號，舉家見瑜乘青蓮花，隨仙樂飄然而去。其遺著有《論往生指要》筆記。 學士參加念佛會 ——蘇易簡 蘇易簡(958-997)，字太簡，梓州銅山(今四川三台)人。太平興國進士第一(狀元)。任昇州通判，充翰林學士，同知京朝官課考，淳化四年(993)遷參知政事，入為宰輔。 蘇易簡，自幼飽讀詩書，信佛誦經，不僅明理，而且執教以身。蘇之為人，不僅性情溫馴，態度謙和，持事恭謹，而且方正敢言，不苟營營。宋真宗時，奢侈之風盛行，群臣趨和，而蘇易簡卻不苟同，犯顏直谏，主張帝王崇尚節儉，上行下效，國富民豐，真宗嗟歎之至。自信佛以來，數十年課誦不廢，均是禮誦完畢之後，方才疏理政事。當時淨宗七祖省常在西湖創結蓮社，後改為淨行社，聚會念佛，他不僅參加念佛，而且為淨行品作序。序文寫就，即對翰林承旨宋白講：“予當布發以承其足，剜身以請其法，猶尚不辭，況陋文淺學而吝惜哉!”一時念佛法門大旺，士大夫和群眾參加念佛不下萬人。當是時，政通人和，世風淳厚，眾人稱贊，皆受學士影響。 宰輔倡首念佛 ——向敏中 向敏中(949-1020)，字常之，祖籍開封，北宋初大臣，太平興國進士。初任地方官，以清政廉潔和通曉疏暢民事，善於處理繁劇的政務著稱當世，故被宋太宗召為工部郎中，百余日間，竟升至右谏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雖受谪貶，但兩次加任同平章事(副宰相)，後任宰相。據佛典記載，圓淨法師，號省常，為淨宗七祖。住錫杭州西湖昭慶寺，慕廬山慧遠公之風，在西湖結蓮社，後改為淨行社，當時宰相王旦、向敏中倡首入社，一時士大夫百二十三人參加，其比丘千余人。念佛法門大興，盛況空前。向不僅如此，晨昏禮拜，從不間斷，吃齋念佛，甚過缁衣，從發心之日，直至畢命。天禧四年(1020)預知時至，沐浴更衣，手執數珠，念佛而逝。 神童學佛譽為領袖 ——楊億 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楊億(97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屬福建)人。自幼聰敏過人，七歲之時文才稱名，十一歲時宋太宗聞知，即派人試其詩賦，下筆成文，太宗歎為神童，淳化年間進士及第。據史載：一次，時任中書平章事的寇准，與人閒談時問：“水底日為天上日”時，眾對答不上來。恰巧楊億來商量公務，眾皆請他屬對，他像未加思索的一樣，回答道：“眼中人是面前人”。足見其才思敏悟。宋真宗時，任翰林學士、侍郎、編撰等官，參與編修《太宗實錄》、《冊虎元龜》。與劉筠、錢惟演等友善，他們相互唱和，將其所唱和之詩輯為《西昆酬唱集》，時人稱之為“西昆體”。 楊億為官，持身清正，不畏權勢。他初不谙佛法，後在學士李維勉策發之下，遂生深信，矢志不移，一邊為官，一邊自修佛法。其後聞汝州(河南臨汝)廣慧院元琏禅師之名，拜之為師，參禅修道，深得其法要。當其時，宗門興旺，龍象輩出，與楊億護持佛法，弘揚佛法有關。當時許多士大夫，多以楊億為榜樣，歸依佛門，研習佛教，故爾被推為士大夫學佛的領袖。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楊億屢屢奉诏編纂大藏目錄、刊校《傳燈錄》，並參與譯經院所譯經文的修刪潤色。常與高僧慈明楚圓、居士李遵勗(節度使)相友善，或於府中，或於林泉，談經論道，終日不眠不休。天禧四年(1020)，身染小恙，預知時至，乃書偈遣人送與李遵勗，偈罷而逝，時人稱贊，策發更多的人修學念佛法門。 節度使與僧酬偈而逝 ——李遵勗 北宋初年李遵勗，乃大將李崇矩之孫，世代奉佛。李崇矩，字守則，上黨(今屬山西)人，先事後漢，後入後周。宋朝建立拜樞密使，太宗時為瓊、儋、萬、崖四州郡巡撫使。是時正值少數民族黎族謀劃反叛，崇矩只身深入黎族的聚居中心，不畏生死，苦口婆心勸勉和安慰，終於說服黎族人，因之，功封六軍司事。崇矩，雖為武官，但信正法，執身持戒，晨參晚拜，直至畢命。故爾舉家奉佛，傳及子孫。後其孫李遵勗，又功追其祖，佛道更超益先輩。 李遵勗，字公武。自幼跟隨祖父習文練武，文韬武略不亞於祖父。後蔭襲受職，忠於朝廷，很有政績，累加封賞，終被封為節度使，成為封疆大吏。李遵勗雖為大吏，但笃信佛法，研經習禅，從不因政務繁忙而廢弛。每有筵宴，他總屏卻腥葷，獨啖青素。他遍研經教，尤好禅法。後參拜谷隱禅師，得心法之要。到了晚年，他無心於仕途，潛心於佛法，數次上疏朝廷，歸隱山林，帝覺人才難得，總以國家多事為由而不許。李遵勗只得隨緣，流水官場，其心已棲林泉，常與當時高僧慈明楚圓和文學家兼史學家的楊億相善。在政務之暇邀其到府與僧眾聚會，講經論道，常常是整日不休，徹夜不眠。每大德講法，不論遠近，都要赴會參請。他的舉動，在僧俗二眾中影響很大，也備受尊敬。終身如是，直至畢命。臨終之前，他預知時至，沐浴更衣之後，邀慈明楚圓禅師到榻前，二人對坐，作偈唱合，李遵勗即在酬唱之間，從容而逝。他有《景德廣燈錄》傳世。 丞相讀《楞嚴》開悟 ——張方平 北宋張方平(1007-1091)，字安道，號樂全居士，祖籍應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幼聰明穎悟，家雖貧窮，刻苦用功。景祐元年(1034)舉茂才，任昆山知縣，後又中賢良方正，通判陸州(今浙江建德)。西夏犯境，上《平戎十策》，旋知谏院，頗多建言，力主與西夏議和，曾奉使契丹。神宗即位，任參知政事。在蜀州任官時，禮遇蘇洵三父子，曾薦蘇轼為谏官，蘇轼下獄，又抗章論救，故轼終身敬仰。 在當時，宋儒理學大師朱熹，極力維護儒家道統，攻擊佛教說：“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推崇“存天理，滅人欲”。張方平極奉佛法，曾對王安石說：“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於釋氏矣”。故為官之時，廣讀佛經，結交缁衣，每遇高僧便親詣其門，叩問法要。因讀《楞嚴經》省悟，遂皈依佛法，自號樂全居士。致仕之後，更是精心佛道，早參晚拜，從未懈怠，每與人談，孜孜不倦，誘以佛法，讓聽者均沾法雨。元祐六年末(1091)，世壽八十五時，預知時至，香湯沐浴，整肅衣冠，趺坐而逝。 先天下之憂原出於僧捨 ——范仲淹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常為志士仁人作為座右銘。此語乃北宋仁宗皇帝宰相范仲淹的名言，流傳至今而不泯。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時吳人。兩歲失恃，家貧母嫁，待曉事之日，泣辭母去，居於裡中僧捨，刻苦讀書，大中祥符時，進士及第。初任秘閣校理，每慷慨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皆效法，氣節之尚，足見一斑。仁宗皇帝知其名節拜相，經略陝西，以御西夏。仲淹為軍，嚴號令，重賞罰，撫士卒，威懾敵國，西夏不敢犯境。後又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裁削冗員佞吏。聯合富弼實行“慶歷新政”，提出十項改革意見，即：明黜陟、抑佞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不到半年，為饞所中，出任陝西宣撫使，繼遷戶部侍郎，徏青州，皇祐四年(1052)卒，壽64。卒谥文正，贈兵部尚書。 范仲淹，幼時居佛寺，常聞正法，嚴持戒律，刻苦砺志，借佛道之菩薩行以御政事，“先天下之憂而憂”之語，即源於菩薩利樂有情之意也。是故，出仕為官之後，不違聖教，喜近高僧，積極參究禅法，樂善好施，自奉節儉，佛戒寓心。將所節之俸祿，廣置義田，瞻養缺食之族人，又興學校教育孤弱。當逝世噩耗傳出，巷闾悲嚎，如喪考妣。 范仲淹以法傳家，世代興隆，子范純仁又繼而為相，世所欽羨。 文彥博，集十萬人念佛 ——文彥博 文彥博(1006-1097)，北宋宰相，字寬夫，汾州介休(山西介休)人。自幼聰明，擊甕故事流傳至今。進士及第後任官，後因處理西夏邊防事務有功，升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慶歷七年(1047)冬，恩州(今河北清河)王則起義，他為宣撫使，與明鎬前往鎮壓，翌年出任宰相。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極力反對，稱：“祖宗之法俱在，不須更改”。後賦閒洛陽，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謂之“洛陽耆英會”，成為反對變法的大本營。哲宗元祐初，司馬光為相，薦文彥博同為宰弼，廢除新法，五年(1090)辭官。 文彥博歷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乃宋皇之股肱。但素信佛法，崇信三寶，專修淨業，居京師之日，與淨嚴師結社念佛，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發願雲：“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集十萬人為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所度化，力參淨土。士大夫曾贈偈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文彥博年九十，臨終無疾，念佛而坐化。 中國禅宗史上的一樁美談 ——歐陽修 北宋文學家歐陽修，極盡所能反對佛教，比起唐朝韓愈更是有過之，但被雲門宗的廬山圓通居讷禅師說服，歸依佛門，則成為中國禅宗史上一樁美談道譽。 居讷(1009-1071)字中敏，四川梓州中江，蹇氏子。居讷“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五燈會元》1020頁)，十一歲出家，十七歲即講《法華》而得度，自此以講學冠於兩川。以馬祖道一“學道不還鄉，還鄉道不香”之鏡鑒，出川到荊楚。遇洞山子榮禅師，器之令講《華嚴經》而開悟，遂成法嗣，為雲門宗的主要傳人。宋仁宗下诏要他去汴京振興禅席，他卻以目疾謝絕。不久，離開襄陽洞山到廬山弘揚雲門禅法。居讷說服反佛的歐陽修歸依佛門的故事就發生在廬山東林圓通寺。 歐陽修(1007-1072)字叔永，江西吉安人。四歲喪父，家裡又窮，其母只得用荻桿畫地教他識字。想不到竟成就了一個狀元，廿四歲時高中進士榜，登上政壇高位，成為范仲淹銳意革新的積極支持者和文學革新運動的首領，然而也是反對佛教的得力干將。 歐陽修緊步韓愈的後塵，以辟佛為己任，決心恢復儒家道統。所以，北宋初年掀起陣陣排佛的浪潮。而且歐陽修反佛，有甚於前人。韓愈在《原道》中把佛教稱為“夷教”;“宋初三先生”的孫復、胡瑗、石介三位道學家，都只說不合中國國情。而歐陽修則在《本論》中，稱佛教為魔教，是中國之大患，其害無窮，“千年佛教賊中國”。同時，在手法上也很霸道，他利用各種機會和渠道攻擊。例如，編《新唐書》時，利用對佛教的態度為標准評論皇帝，反佛的唐武宗以同情而贊賞的口氣;反之，凡支持崇拜佛教的一概斥之為“庸主”，就連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說是“中材庸主之常為”。 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然則，歷史給斥佛之徒以可笑之下場。韓愈被貶潮州看鳄魚，寫下“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蘭關馬不前”的詩句，最後拜倒在大顛和尚袈裟之下，才得解脫。歐陽修被貶去滁州觀山玩水，寫下“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記》，飲譽學子，最後在居讷禅師處找到歸宿，迷途知返。 居讷是怎樣說服歐陽修的呢?原來歐陽修來到滁州之後，成天游山玩水，飲酒作樂，自號醉翁，借以消除心中煩惱和不得志之意。一日，無聊，漫到九江，以復雜的心絮去訪居讷禅師，欲與居讷較量，借以宣洩反佛受挫之苦悶。 居讷知歐陽修之心，於是借剖析韓愈受挫之原由，比擬釋歐陽修之苦悶。居讷先指出三教融通，佛教更甚儒教一籌;再陳韓愈排佛實質，借排佛之名行排外之實，小家之氣;進而說明韓愈失足之關鍵，唐憲宗乃中興之君，不去匡扶，卻以排佛嘩眾邀功，自诩孟子之拒楊墨，沽名釣譽。觀其所為，必招其果，最後指明，今當太祖太宗開國，真宗、仁宗勗繼，異時而動，焉有不受挫之理。據有關史料載：“修大驚赧，為之謝曰：修胸中已釋然，將何以見教?”師曰：“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念生東華為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我慢，悉悔昨非，觀萬事之本空，了生死於一致，則淨念當明，天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 至此，歐陽修肅然心服，痛改前非，當即留東林寺參悟。其後回到朝廷，再也不談反佛之事，反在公卿面前稱揚居讷，不時致信請教軍國大事。最後歸依佛門，潛心學佛參禅，息心危坐，屏卻酒色，還自號“六一居士”，將所出書集，取名為《居士集》。據《華嚴經傳記》載：宋文忠公歐陽修，即將辭世之時，呼子弟誡曰：“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诋浮圖，迩來於諸經忽聞奧義，方將研究正果。不料赍志而殁，汝等毋蹈吾轍，輕言三教異同也。令老兵於近寺借《華嚴經》，莊誦至八卷，安然坐逝。” 蘇東坡為其文集作序時雲：“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又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贽，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等等。 呂蒙正祈佛三世為相 ——呂蒙正 川劇中有一出戲叫《呂蒙正趕齋》。是講北宋呂蒙正發憤讀書，但家裡貧窮，連飯都吃不起，不得已只好到廟裡去趕齋飯。但時乖運蹇，他只管讀書，卻忘了齋飯時間，不是去早了，就是去晚了，齋飯沒討成，只有餓著肚子去讀書。此雖戲說，但真是與佛有緣。 呂蒙正(946-1011)，北宋大臣，三度為相，字聖功，洛陽人。雖然家貧，但刻苦用功讀書，馑食，遂寄住僧捨，感受三寶薰陶。太平興國(宋太宗第一個年號)登進士之後作官，雍熙(宋太宗第二個年號)間調內廷任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宰相)。淳化(太宗第四個年號)四年(993)二度入朝，真宗即位，進左僕射，鹹平四年(1001)三度人相，後進爵為許國公。呂蒙正為官，剛直不阿，敢犯顏直谏，又能知人善任，曾推薦富弼、呂夷簡，均成當時名相。在外交上，對遼主張“遠人請和，弭兵省財”，使宋朝一度得到安寧。 呂蒙正雖為國公，三度為相，但他虔誠信佛。他在任期中，所得賞賜，恩俸悉與寺僧，用以酬報宿恩。他晨昏禮佛誦經不辍。同時，他每天早晨禮佛時，必在佛前禱告：“不信佛者，不生吾家，願吾子孫，世食天祿，護持三寶。”果如所願，其從子呂夷簡封申國公，每逢朔望拜家廟之後，即叩禮廣慧禅師。申公之子呂公著，亦封申國公，對天衣禅師亦如是。呂蒙正之子呂公弼，以蔭襲受職，賜進士出身，仁宗時知成都府，英宗即位官拜樞密副使，神宗時進樞密使，雖為左丞，對圓照禅師亦按父例禮拜;其子呂用中，對於佛照禅師亦如是之禮拜。世世顯貴，果如呂蒙正之所願。 知府撰傳燈錄 ——王隋 王隋，北宋時河陽人，字子正，家雖貧寒，刻苦用功，終登進士榜。其後歷任州之郡守，宋真宗時，以給事中之職兼任杭州知府。明道中(1032)出為參知政事，入主宰輔，執掌朝政。 王隋宿世奉佛，自幼參究禅理，為政之時，多遵崇教理，踐行政務。在任地方官之時，正值歲饑，開府庫，赈濟災民，使流落異鄉者復歸鄉裡，安居樂業，黎民稱道，每離任萬民頂香送行。窮邦多愚，為移風易俗，大興學校，改孔廟為州學，派師授業，獎掖傑出，州人歡喜雀躍。其為政，外嚴內寬，政出多實施，萬民得利，而一些奸滑之徒趁機得便，王隋也不計較，感化無數。每到一地都谒寺廟拜高僧，任杭州知府時，前往興教寺，拜谒小壽禅師，每次晤談契合佛理，豁然開悟，得師印可。當此之時，長水子叡禅師注疏《佛頂首楞嚴經》剛甫畢，王隋又為之作序。之後，王隋又撰寫傳燈錄，書名為《玉英傳》刊刻行世。王隋之為政事佛，均皆以唐朝宰相裴休為榜樣，欲求佛道，不離紅塵。一生奉佛，預知時至，臨終之時，作偈而逝，世多稱羨，傾心佛道之官員由是而增。 鐵面御史聞雷開悟 ——趙抃 北宋時有兩個清官：一是黑面包拯，另一個是鐵面趙抃。趙抃(1008-1084)，字閱道，號知非子，祖籍衢州(今浙江衢州)。景祐年間，進士及第後任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人稱“鐵面御史”。後任睦州(今浙江建德)、虔州(今江西贛州)、成都知府。神宗即位升參知政事。 趙抃，為官剛直不阿，清正廉潔，人稱“鐵面御史”和“琴鶴先生”，流譽至今。所謂“琴鶴先生”，即是，每次移任之時，只一琴一鶴相隨，別無長物。在任上，每辦一事都要做到問心無愧。他有一個習慣，日裡所處之事，到了晚上還要焚香訴告上蒼，以明心跡。雖人稱“鐵面御史”，官至參政，但他孜孜不倦參求佛道，究心宗乘，曾參禅宗黃龍派開山祖師慧南。每次問道，慧南不等開口，即以“生緣、佛手、驢腳”三轉語垂問學人，世稱黃龍“三關”。對禅學無悟者或初學者，均是不知所雲，無法作答。自然“鐵面御史”，用世俗思維慣了，難於轉換念頭，當然答不出來，受到慧南師的多次斥責。為參究心要，趙抃並不氣餒，日復一日的研究，終於一天，聞驚雷之聲而開悟，慧南印可。 趙抃不僅自修，而且勸人修學，他曾致書宰相富弼，稱說：“執事富貴已極，道德甚盛，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願益勉之。”自此富弼也潛心修習，亦有成就。趙抃嚴持淨戒，摒去聲色，常年吃素。既致仕，移住寺廟，構築斗室，禅誦精進。每日飯食，即派一僧人，與之對食，這個習慣一直堅持到臨終。元豐七年(1084)，預知時至，先辭別親友，告慰家人，致書慧南禅師，言道：“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書畢而逝。 太守檄文尋高僧名剎再度得振興 ——王韶 廬山東林寺是淨宗初祖慧遠大師創建，創建之初得力於南昌太守桓伊的匡扶，始才成為宇內名剎。而慧遠大師曾預言：“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延續到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朝廷下诏，將廬山東林寺改為禅林，名曰《太平興國禅寺》。當時太守名王韶，便去請他的師父黃龍派祖心禅師主持，祖心禅師卻推薦他的師弟常總。消息一傳出，常總連夜逃走，在很遠的地方躲藏起來。 王韶(1030-1081)，北宋將領，字子純，德安人。進士及第，初任時官階很低。熙寧元年(1068)他上書“平戎策”，取悅龍顏，放任邊防長官，寧政撫綏，羌眾十二人口歸順朝廷。同時又領兵大破西夏，功封特進樞密院副使。未幾因故罷職改任洪州太守。他一向奉信佛法，行政用兵，皆以佛旨用事，深受軍民擁戴。到洪州後，皇帝下诏將東林寺改名。王韶想借東林寺改名之機，大力弘揚佛法，意欲尋找德高望重之僧住持。他心儀的師父是他歸依師祖心，祖心卻薦常總，心想師父推薦常總總有道理，於是誠心迎請，不料逃匿。他便發出布告，四處找尋，獲悉在新淦殊山的一個窮谷中，便親自禮迎，常總不得已而“走馬上任”。 常總是黃龍派慧南禅師重要傳人之一，又是大學士蘇東坡的師父。常總一到東林，名聲遠播，轟動當時，於是眾僧傳說：“慧遠之谶語，今日應之”，自是東林寺再度振興。東林寺之振興，全賴太守王韶。 進士潛修肉身不腐 ——趙棠 北宋仁宗時，曹州人趙棠，姿質聰慧，雖在少年，卻能賦詩詠對，鄉賢們個個稱贊，趙氏門中出了一個攀龍折桂的人物。然而趙棠，淡泊功名，一心向道，自小喜到寺院，與方外人攀談。後在父母的催逼之下，勉強進京應試，進士及第後，卻放任嶺南廣東。在廣東任上，政務之外，留心佛門大德，後與志言禅師非常友善。志言禅師是當時很有名的異僧，行為乖舛，真像濟顛和尚。 志言禅師，壽春許氏子，於東京景德寺出家，讀《雲門錄》契悟。自是之後常常是獨自發笑，口裡喃喃不停，有人說他是在誦《法華經》。行為不羁，出入酒肆，醒葷不忌，大家都以為他是瘋癫和尚。有時他還卜吉凶，書於紙上，筆力雄渾，走筆如飛。每次把吉凶之事寫出來，人們都不相信，後來一一驗證，於是人們把他當成活菩薩供養。 趙棠對志言禅師非常尊敬，他從不以為狂，或與之聚首談論，或寫詩偈倡和，時人笑他們是“一癫一癡”。後來趙棠索性棄官，在廣州擇地隱居，潛心修禅。晚年忽然異行顯化，行跡詭異，雖萬裡之隔，數日即可到達，世人景仰，從其修學者絡繹不絕。後來預知時至，奄然坐化，是時正值盛夏，然其遺體暴露不腐。此事傳到朝廷，宋仁宗聞知，敕令有司，將遺體移入寺內，予以供養，並賜號為“顯化禅師”。忽一日僧人上香禮拜，見額上熒然放光，走進一看，乃是捨利，於是收藏供人觀瞻。 丞相回頭奉佛 ——張商英 北宋丞相張商英(1043-1122)，四川新津人，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張商英，身材俊偉，豪氣自負。原本一介書生，素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志。十九歲上京應試，金榜題名，掛花游市，出知南川縣，為章惇延為上賓，薦於王安石，升為監察御史，擁護新政。 開始，他很看不起佛教。一日，偶游僧捨，見藏經之裝潢嚴麗，便不以為然地說：“我孔聖人之書，尚且一般，難道還不及胡人嗎?”回家後獨自沉思於書房，吟哦至夜深。夫人向氏問他何故?他說：“正想寫無佛論。”夫人說：“既是無佛，何論之有?不如從有佛論開始吧!” 商英覺得有理，停止書寫，但仍是猶豫不決。後在一個同僚家，偶然讀《維摩诘經》，不覺驚歎道：“想不到胡人也能寫出這樣的好書來”，又借回家讀。夫人見而問道：“可熟讀此經，然後寫無佛論也。”不料，自此便深入佛門中去了。 元祐丁卯春，張商英為開封府推官，夢游五台山金剛窟。後任河東提點刑獄，去五台縣緝盜，抵金剛窟，所見與夢無二，又遇金橋圓光，乃塑文殊像，撰發願文。元祐六年，轉為江西漕運使，到廬山參拜常總禅師，佛學上得常總印可。於是張公到分寧時，請五大長老去雲巖升座說法。 從悅禅師最後登台，張見人材矮小，貌不出眾，不以為意。洎至從悅將拄杖一橫，說道：“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是學士面前各納敗阙，未免吃我手中一棒……”當時語驚四座，又因幽默，博得眾人喝彩。張也開懷大笑，事後特別到江西兜率院參拜從悅，遂成為從悅禅師的人室弟子。 崇寧中，因惡蔡京，谪貶峽州，遇大覺居士范洪，談及兜率院從悅禅師真淨文之事，范洪對曰：“真淨老師真藥現前，何不能辨。”遂於言下頓見真常。大觀四年，蔡京罷相，張商英入朝任中書侍郎。掌權之時，盡除苛政，撫恤民力，並勸徽宗，節奢華，息土木，抑佞倖，帝甚內荏。後為奸佞中傷，貶知河南府，旋又改知衡州，宣和四年(1122)十一月，預知時至，沐浴更衣，作偈而逝。撰《護法論》行世。 王安石捨宅為寺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祖籍撫州臨人(今江西撫州)，北宋政治家、文學家。神宗時兩度為相，對政治制度實行改革。先後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等新法，又改革科舉。雖然遭到強大保守勢力反對，而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進行反駁，堅持改革，故時稱“拗相公。” 王安石，舉家奉佛。其妻荊國夫人，集妾和女僕念佛，據佛教經籍所載，其妻夢游西方，見已往生之後，品位金台;其子王霧，字元澤，少時著書十萬言，治平進士。好老莊之學，尤喜佛經，曾著《佛書義解》，熙寧九年(1076)右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未就職，不久病殁。王安石因為中年喪子，頓悟人生無常。罷相之後，又感悟到世間真相，即是佛性空理，遂捨建康之府宅為佛寺，即後世之半山寺。並請當時大和尚克文作主持，時時率眾聽講，領悟佛法。王安石貴為丞相，而能嚴持淨戒，常年茹素，執持名號不辍，靜心參究佛法心要，讀《楞嚴經》有省悟，乃撰經解，予以弘揚。自稱半山居士，起居清簡，一如比丘。 文豪之家佛化之家 ——蘇東坡 蘇東坡(1037-1101)，名轼，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因提舉玉局觀，世亦以玉局稱之，眉州眉山人，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嘉祐年間進士及第後，進人仕途，一生很不得志。熙寧年間，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幾致下獄，後貶湖州。元豐年間，因以詩讪謗朝政貶黃州，築室於東坡。哲宗時，司馬光執政入朝任職，又因政見不和而除任杭州知府，曾築蘇公堤於西湖。紹聖初，所作诰命譏斥先朝，又貶惠州、瓊州。徽宗為帝，徏永州(今湖南陵零)，後卒於常州。他學識淵博，在文學上，與歐陽修提倡詩文革新，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清新、流暢、豪放，善用誇張，獨具一格;詞賦豪邁，自成一派，尤以《念奴嬌·赤壁懷古》為代表;書法長於行、楷，與蔡襄、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 蘇東坡雖仕途跌宕，不以為意，然情有獨鐘於佛，尤對淨土法門精進樂道。身在宦海，卻好與缁衣結交，曾言：“吳越名僧與余善者十九。”其中最親密者，首推佛印禅師，次為辯才法師，但最受推崇及而歸依禅師者則是常總，故《五燈會元記》將蘇東坡列為常總的法嗣。他每到新任之地，拜訪高僧，或與之詠游，談經論道，參禅打坐。晚年尤喜淨土法門，貶瓊州之日，自思不能生還，屏息外緣，杜絕俗事，斷絕交往，面向西方，對著彌陀聖像，晝夜不間斷地持誦阿彌陀佛聖號，竟然生還。據經籍記載：東坡南行，常帶阿彌陀佛像一軸。人或問之則曰：“此吾之西方信憑也……”是故後學，以蘇東坡之信憑為據，撰著弘揚淨土法門的書籍《西方公據》廣為弘傳。自是之後，更加精進，直至畢命而往生。蘇東坡常對人說他過去生乃是僧人。其母在臨產前晚夢一跛腳僧人前來投宿。本人在幼時，亦經常夢見自己是個僧人，在陝右一帶活動，故他臨終之前，囑咐家人，依僧禮葬之。 蘇東坡舉家奉佛，其父蘇洵，弟蘇轍，都是當時的大文人，時稱“三蘇”，眉山“三蘇祠”至今游人絡繹不絕。其妹乃一代才女，俗稱蘇小妹，夫婿秦觀也是文人。雖然一家文豪，卻也是一家佛徒：其父蘇洵是居讷禅師的故交;《五燈會元記》將蘇東坡列為常總禅師的法嗣;其弟蘇轍是上蘭順禅師的法嗣;其母程氏、妹、妹婿以及東坡繼室王氏、閏氏、侍妾朝雲，均是虔誠的佛教信徒。母卒之後，將其瓒珥等貴重飾物，悉捨佛門，用作佛事。蘇東坡本人參修很有省悟，並撰贊佛梵呗多種，為僧道寺廟作出了貢獻! 學士構築精捨修淨土 ——黃庭堅 黃庭堅(1045-1105)，北宋文學家、書法家。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晚號涪翁，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登進士後，任太和知縣，後晉升為太守。出於蘇東坡門卜，與張耒、晁無咎、秦觀稱為“蘇門四學士”，東坡贊其詩文：“超凡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也。”哲宗時任校書郎，遷著作郎、國史編修官，因直言犯上，貶至貴州和四川宜賓。 黃庭堅，宿世奉佛，早年曾參圓通秀禅師，因黃寫YIN詩艷詞，秀師不滿，說：“大丈夫詩詞書法之妙，甘心施於此乎?”又舉李公麟畫馬精勤之事勸喻，仍不以為然。黃說：“豈也把我置馬腹中了嗎?”圓通秀禅師對黃說：“你以華麗詞藻迷惑天下人心，豈止置於馬腹之中，恐怕將來入於泥犁”，這才悔謝。不再寫YIN詩艷詞，一心參禅悟道，乃至戒酒色，每天只喝粥而已。 後參祖心，乞求指引參禅捷徑。祖心多方教導，又令高徒悟新和惟清幫助，後來成為祖心禅師的法嗣弟子，終日侍候在身旁。祖心臨終之時，交待要黃庭堅主持後事，足見黃庭堅在祖心心目中的分量。 黃庭堅早年曾游安徽山谷寺之石牛洞，愛其林泉之勝，自號山谷道人。晚年構築精捨於涪濱，潛心精修淨土法門，故又號涪翁。日持彌陀聖號不辍，猶如一個老和尚。崇寧四年(1105)，在戎州精捨，預知時至，作書遍寄親友，後沐浴更衣，結跏趺坐而逝。 谏官專修念佛三昧 ——陳瓘 北宋末年福建劍州沙縣人陳瓘(1060-1124)，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元豐中進士後，調任福州當書記，遷越州判官。章惇入相時，曾勸章惇消朋黨，持中道，以救時弊，被用為太常博士，阻止蔡卞等人焚毀《資治通鑒》書版。徽宗即位，任為右正言，遷左司谏。陳瓘為官務實，力斥奢華，言語公正平和，不偏不倚，識大局，顧大體，百官信服。然而他深恨以偽辭取悅帝王，以假言豫悅得寵信，縱然官階顯赫亦敢直言。在朝堂之上極言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誤國;又論外戚向宗良兄弟交結侍從，納垢藏污;招來忌恨，免去廷任，出任無為軍。蔡氏兄弟，後又藉端貶官袁州，復谪台州。崇寧中坐事除名，安置通州(今江蘇南通)。 陳瓘先後任谏官多年，在朝不枝不蔓，正道作官。谪貶之後，一心向佛，初習華嚴，後在台州遇明智法師，講天台教義，深谙天台宗旨，深有契悟，於是撰著《三千有門頌》(即《止觀坐禅法要記》)以記述自己所得。晚年，由台回歸，專修念佛三昧。為了精進念佛，遂移家廬山，閉門謝客，從此再也不復出廬山，直至畢命。靖康元年(1126)，預知時至，口誦彌陀，奄然坐化，世壽65。撰有《了齋易說》、《尊堯集》等刊行於世。 禮部侍郎念佛往生 ——楊傑 據《龍舒淨土文·卷五》載：元祐年間荊王夫人與妾精修淨土，志心往生西方極樂。但一妾懈怠受斥，悔悟精進往生西方。托夢於夫人，感其督責之德。夫人夢游西方，其妾引導，見蓮華之坐有寶冠璎珞莊嚴其身的人，問是何人，妾雲：楊傑、馬玗等。夫人夢覺，派人詢問，楊傑已逝，馬玗無恙。 楊傑(?-1081)，字次公，號無為居士，祖籍安徽無為人。嘉祐進士，元豐中官太常卿。元豐八年(1085)，高麗僧統義天航海來到中國，上疏要遍訪叢林，問法求道。宋神宗准奏，派朝奉郎楊傑陪同。一日，來到吳地，諸剎叢林，方丈僧眾都出來迎接。但到了金山，了元禅師駐錫，了元卻安坐禅床，不來迎接，反要外僧頂禮參拜。楊傑愕然，疑問何故。了元佛印和尚笑道：“僧統義天者，異國之僧也。僧至叢林，規矩如是，不可易也。 眾姓出家，同為釋子，豈有門閥高低?”堅持按本國之僧儀相見，楊傑不得已而從之。高麗之僧義天也進而領悟生佛平等之理。於心有虧，乃釋然參拜。 楊傑雖身在官場，提點兩浙刑獄，但卻宿好佛法，遍接諸僧，多與交游，叩求心要，終於得法於天衣懷禅師，成為入室弟子。他曾聞雞鳴而悟，作偈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閒功夫，更說無生活”，天衣懷禅師看後印可。熙寧末，以母憂辭歸故裡，閒居閱藏，遂歸心淨土法門，終日不辍彌陀聖號。曾拜谒傅大士故居，住下不日，見輪藏自轉，驚歎希有，更加精進念佛。 楊傑尊崇佛法，明悟禅宗，認為眾生根有利鈍，唯有西方淨土，易知易行，一心觀念，仗佛願力直生安養。其為王敏仲《直指淨土決疑·序》中講：“阿彌陀佛光明，如大圓月，遍照十方，水清而淨，則水中有月，月非趨水而遽去。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捨水而遽去。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取捨去來。於是撰著《天台十疑論序》、《淨土決疑集序》，弘揚淨土法門。晚年繪丈六彌陀像，隨行供養。元祐(宋哲宗年號)中，自知時至，乃作《辭世偈》：“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書畢而逝。另外還寫有《牧牛圖》頌偈，大足石刻尚存，其所撰《輔道集》專弘佛法，蘇子瞻為之撰序。 御史結社念佛 ——李公麟 李公麟(1049-1106)，北宋時的畫家，字伯時，號龍眠居士，祖籍舒州(今安徽舒城)。進士出身，歷任縣錄、州郡參軍，元符年間，官拜御史大夫。長於詩，喜考古，特別是對鼎葬的考古，比如對夏、商以來制銅和印玺頗有研究。尤擅長繪畫，初以畫馬馳名，後從事佛道宗教畫和人物故事畫。人物之畫得吳道子的心法，則儒雅之氣又超過吳道子。比如所制白描羅漢，後世稱為瑰寶。致仕之後，到佛寺拜師受戒，“教演宗門，行歸淨業”，隱居龍眠山莊，召集高僧講經闡法，結社念佛。紹興四年(1134)，預知時至，盡輸家財與佛門，並書偈念佛而往生。遺墨傳世頗多，後世畫家奉為典則。存世有《五馬圖》、《臨韋偃牧放圖》。 宰相笃信佛法 ——李綱 李綱(1083-1140)，南宋宰相，字伯紀，祖籍邵武(今福建邵武)。政和年間登進士，累官至御史。靖康元年(1126)，金兵第一次圍開封，力主堅守，反對遷都，以尚書左丞督戰。敵退，欽宗主和，襲敵兵不遂罷職。康王趙構即位，他出任右丞，積極備戰，知人善任，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治兵河朔，宗澤渡河御敵，僅七十天，被主和派汪黃絡織罪名，誣害彈劾落職。其後雖有戰略建言，均未被采納。 李綱不僅為官有建樹，為文有文名，而且素信佛法，以法御事，處事達時，人所敬重。在佛法上，淹通經論，特喜華嚴真谛，每與人談論，屢有詠諷，援引經論，喻理他人，使聽者莫不扎下信根。是時，理學盛囂，以朱熹為領袖，對佛教偏執，頗有非議，而李綱撰論駁辯，維護正法，直言不避。他特喜禅法，常親近芙蓉楷禅師、圜悟禅師、大慧宗杲禅師，常從游從學，心儀為師。一日，閒居宅中，突聞巨響而開悟，寫了一偈，呈送宗杲，宗杲閱後颔額認可。紹興十年(1140)，世壽56時，預知時至，衣冠肅清，似往日一樣，至家宅佛堂禮拜之後，結跏趺坐，奄然而逝。噩耗傳出，海內哀悼，仕女悲泣，如喪至親，自覺施捨簪珥齋僧供養，以追薦李綱之福德。 兵部侍郎虔誠佛教 ——李邴 李邴(1085-1146)，南宋大臣，字漢志，號雲龛，濟州任城(今山東濟寧)人。崇寧年間，進士及第後，累有遷升，高宗即位任兵部侍郎。苗傅謀逆，李邴密令殿帥王元，以京城護御攻擊獲勝，升資政殿學士。其後因與呂頤浩政見不合，免官，不久復位。紹興五年(1135)上書言事，如戰陣、守備、措劃、綏懷等五事，權臣不報，自是閒居十五年，卒於泉州。 李邴不僅為官有政聲，而且對佛教頗虔誠。當時愛國僧人宗杲，大批大臣都以結識為榮，比如丞相張商英、大帥張浚、兵部侍郎張九成、吏部侍郎蔡樞、提刑吳偉明、給事馮楫、侍郎曾開、中書捨人李本中和唐文若、參政劉大中、兵部郎中孫大維、御帶黃彥節、編修黃文昌、直寶文閣劉子羽等，而李邴是其中最虔誠者。當宗杲大師住泉南長樂庵時，正逢李邴隱居於泉州，慕名拜望數次。宗杲見其虔誠，便以趙州“庭前柏樹子”為話頭，要李邴去參究，有所省悟，致書宗杲說：“承擊發蒙滯，忽有省人。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何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宗杲看後，回書道：“示谕自到城中，穿衣吃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踴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倘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雲雲。” 這是對李邴參學的印可。李邴看後十分快意，遂命畫工繪宗杲之像，終身供奉。 知府參禅作偈而逝 ——李彌遜 李彌遜(1090-1153)，南宋蘇州吳縣人，字似之，號普現。大觀年間進士及第後，於宣和末年任冀州(今河北冀縣)知府。其時，金兵犯河北，他率兵堅守，采用游擊戰術，大挫金兵。靖康二年(1127)，協助李綱平定建康(今南京)周德叛亂。後反對秦桧議和主張，受到排斥，多次上疏乞歸田園，遂任瑞州(今江西高安)、漳州(今福建漳州)知州，紹興十年(1140)，隱居連江(今福建連江)。 李彌遜為官清廉，正直敢言，精進佛道，博究經典，參究禅悟。初在汴梁之時，與當時名噪華夏的大和尚克勤成為至交。克勤禅師生逢兩宋之際，足踏大江南北，法融諸家荟萃，故法燈絢煥，超宗越格，人盛道隆，弟子滿天下。禅風高絕，集詩、偈、頌、評於一爐，將文字禅推向了頂峰，故爾不少大臣也集於燈下。李彌遜是一個典型，每與會，交談盈日，開口即禅。 一日，李在汴梁的天津橋上行走，忽然有悟，通身汗流。他直向天寧寺跑去，剛好碰到克勤。克勤很遠就喚他說：“且喜居士大事了畢!” 李說：“和尚看花了眼睛是不是?” 克勤便大喝一聲。 李也大喝一聲。 見者不知所雲，都以為他們在吵架，其實他們在作獅子吼，正在斗機鋒，證明李彌遜已見道開悟了。 1153年，身有小恙，李自知時至，沐浴更衣之後，結跏趺坐，提筆書偈，偈罷而逝。詩文獨具一格，有《筠溪集》傳世。 “神臂弓”張九成 ——張九成 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發生“神臂弓”事件，這在中國禅宗史上是絢麗的篇章，其起因為一僧和一俗的交誼所致。僧者——大慧宗杲，俗者——刑部侍郎張九成。此事的起因，首先出現在張九成身上。 張九成，字子韶，號橫浦，自號無垢居士，祖籍開封，後徏居錢塘(今浙江杭州)。初從哲學家、二程理學四大弟子之一的楊時學理學。紹興二年(1132)授鎮東軍簽判，因剛正不阿、文武才兼備，被丞相趙鼎薦為太常博士，兼任禮部侍郎，和刑部侍郎。與主和派秦桧相左，谪守南安邵州，再貶南安軍。在南安長達四十年之久。 宗杲是克勤禅師的高徒，名震京師，譽滿叢林，右丞呂舜徒奏賜紫衣，進號“佛日大師”，宋孝宗賜號“妙喜”，又稱妙喜禅師。因為宗杲送師克勤回四川，囑張浚扶護關照，隨之他奉诏往臨安(今杭州)徑山能仁禅院，故又稱徑山宗杲禅師。宗杲生活在政局混亂、民族危亡的時代，他出世而不忘世，出家而不忘家，愛國之心常存於懷。宗杲常與力主抗金而被秦桧彈劾落職的張九成結交，常來常往，交誼笃厚。而他兩人的交往被秦桧覺察，視為議和的眼中釘，伺機鏟除。 張九成，自幼信奉佛法，在家閱藏知津，常獨自參修。後聽人談及楊大年奉佛之事，傾向仰慕，參寶印月禅師叩問入道之要。後又參谒善權清得禅師了悟禅宗心法。再遇惟尚禅師為之印可。紹興十一年(1141)，張九成之父病故，前往徑山，聽說大名鼎鼎的宗杲在山上講法，九成自然上山樂聞法雨。宗杲講著講著，情不自禁地扯到了“神臂弓”事情上，宗杲本意是稱贊抗金，贊喻抗金人物，自然包括他的摯友張九成了。“神臂弓”是一張弓，李宏在熙寧年間造，後經韓世忠改建，與金作戰，威力超常，故稱“神臂弓”，又叫“克敵弓”。實際上成為抗金的代名詞，故宗杲把張九成比之為神臂弓。宗杲隨口說出一偈： 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 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襪! 此偈一出，不胫而走，第二天就傳遍京城。於是，秦桧以此為借口，先將張九成削職查辦，後將宗杲發配衡州(即今衡陽)、又徏梅州(廣東梅縣)，過著犯人生活。既而風馬牛不相及地除卻三帥——岳飛、張浚、韓世忠，致使南宋小朝廷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張九成一向好佛參禅，“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顛頭(《五燈會元為“嶺頭”》)腳痛有玄沙。”這就是張九成開悟偈，宗杲印可，張遂成宗杲在家法嗣。張住南安長達四十年之久，在政治上受秦桧迫害，而在文學上又受朱熹所妒忌，朱熹把張九成視為洪水猛獸。故張九成在南安之時，也是他潛心悟道之時。於紹興二十九(1159)無疾而逝。 秦國夫人參禅悟宗 ——計法真 秦國夫人，乃南宋初年出將入相魏國公張浚之母，姓計名法真，四川綿竹人。紹興廿六年(1156)無疾而終，後被追封為秦國夫人。 計法真出身書香之家，秉承父教，知書達禮，舉止文靜，心性寬和，不與人計較，既在少年，便得淑女之美譽。入適張家之後，天不作美，痛失夫君，張浚尚在襁褓。計法真身心痛徹，感悟到世之無常，人生之苦，遂歸依佛門，參悟解脫之道。同時，隨緣處事，持節撫孤，因勢利導開化張浚。張浚登進士之後任官，既有政績，又有軍事才能，出為將，與岳飛、韓世忠齊名，並稱南宋初年“三帥”，屢建奇功。旋入朝為相，力主抗金。後封為魏國公，史家評論：“趙括房琯之亞流”。 計法真在青年就歸依佛門，常年素食，不進葷腥，早參晚拜不閒一日，持咒誦經亦未間斷，如是數十年，深有所悟，缁衣俗人，深為敬重。是時，人稱愛國和尚的宗杲住徑山，聞秦國夫人修學佛道已有悟人，意欲勘驗，便派高徒道謙，持書到長沙拜谒魏國公。魏國公遂將道謙引見。剛一見面，就機鋒對峙，計氏便問：“徑山和尚如何教人?”道謙即答：“只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和竹篦子話頭。但只准看，不准思量，不得說話。” 狗子無佛性，乃禅宗公案，亦稱“趙州‘無’字”。出自趙州從谂禅師語。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答雲：“無”。僧問：“上至諸佛，下至蝼蟻，皆有佛性，狗子為什麼卻無?”趙州雲：“為伊有業識在。”僧又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答：“有”。僧問：“既有，為什麼入這皮袋裡來?”趙州答：“知而故犯”(《五燈會元》卷四)。竹篦子話頭。《大慧語錄·卷十六》載：妙喜(宗杲)室中，常問僧和子：“喚作竹篦(竹杖)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話，不得思量，不得卜度，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 因為宗杲提倡的“看話禅”，與當時流行的“文字禅”和“默照禅”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所以，習慣於“文字禅”的秦國夫人，聽了道謙的回答之後，覺得非常新鮮而有趣。當晚便投入“看話禅”的體驗之中，果然別有情趣，另有一番感受。而且將體驗寫成一偈，囑道謙轉呈，其偈曰： 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 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五燈會元》1354頁) 宗杲一見，不禁會心一笑。計氏得到宗杲印可之後，更是精進不懈，參禅悟道，直至畢命。 將相之身願為佛徒 ——張浚 張浚(1097-1164)，乃南宋高宗、孝宗二帝之干臣，文韬武略兼備，出將入相，故史家評論：“蓋趙括房琯之亞流，未可與韓范並論也。” 張浚，字德遠，四川綿竹人。政和年間登進士，高宗即位任為朝官，軍事才能超絕，累掛帥鎮壓苗付、劉正彥在杭州叛亂。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部署有方，聯合抗金名將岳飛、韓世忠等抗擊金人，時稱“三帥”。是時，因又與愛國和尚宗杲友善，秦桧為了議和，羅織罪名，借“神臂弓”事件，將這批抗金核心人物貶斥。紹興五年，晉封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兼任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後兩年罷右相。秦桧當國，被誣謀逆貶任地方官達廿年之久。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復位，統軍抗金，又遭右相湯思退所誣，復罷相，後卒於家。 張浚舉家奉佛，母親計氏法真封秦國夫人，參大慧宗杲為師參禅有省悟。而張浚本人，更是笃信佛法，當初在京師為官之時，問法於圜悟禅師，言下有悟。後追隨宗杲禅師學禅，入朝柄政之時，代宗杲禅師之勞，將克勤禅師接回四川，安頓妥貼。之後，將克勤之高徒宗杲延請到京師臨安(今杭州)的徑山主持法席，他以將相身份入席聽法，成為一個影響眾。正因為出將入相的張浚聽法，影響大批重臣名流學佛，舉如參政李邴和劉大中、吏部郎中蔡樞、提刑吳偉明、給事馮楫、侍郎曾開、中書捨人呂本中和唐文若、兵部郎中孫大維、御帶黃彥節、編修黃文昌、直寶文閣劉子羽，此外還有楞嚴居士鄭昂、母親計法真、幻住道人智常、超宗道人普覺、無住居士袁祖巖等，還有侍郎劉岑、曾幾、徐林、參政李光、樞密富直柔、尚書汪應長和韓仲通、右丞相湯思退、直殿鄧靖、成州團練使李成約、安慶軍承宣使張去為、開府保信軍節度使曹勳……等，都集結在愛國僧人宗杲法席之下。 身騎箕尾歸天去氣作山河壯本朝 ——趙鼎 標題二句，此為南宋初年出將入相之趙鼎在臨終之時所寫的兩句偈語。 趙鼎(1085-1147)，字元鎮，號得全居士，聞喜(今山西)人。崇寧年間，登進士，出為河南洛陽令。高宗即位出任御史中丞，力主與金人作戰。紹興四年(1134)升參知政事，薦岳飛收復襄陽，旋又任樞密院事，督軍川陝，拜右相。又薦張浚為右相，都督諸路軍馬，力主抗金，遭高宗、秦桧之恨，貶任泉州知州，又落職閒居潮州(廣東潮州)、再徏吉陽(今廣東崖縣)。 趙鼎雖勤於軍國大事，然心中不忘於佛法，早期即歸依佛門。在東京之日，多次參拜高僧，探究佛法之旨，比如芙蓉楷、圜悟克勤、大慧宗杲等著名禅師。谪貶嶺南，蟄居廣東之日，終日掩戶靜坐，不作一語。如是者九年，一日忽然大笑不止，見者乃曰：丞相已有省悟了。趙鼎預知時至，經日不食，臨終之時，香湯沐浴，提筆作此文標題之語，甫畢而逝，侍者稱奇。 一代詞家歸依三寶 ——李清照 南宋李清照是婉約詞派的傑出作家。元人伊世珍《嫏嬛記》講了這樣一個關於李清照的故事：“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歎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三日夜，得五十阕，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诘之，答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正易安作也”。 這個故事是講，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將她在重陽節寫的一首《醉花陰》詞，用書信寄給她的丈夫趙明誠(丞相趙挺之之子)。明誠很贊賞，又感不如她，於是閉門謝客三天三夜，得了五十阕佳句，其中將李清照的詞雜進了三句，送給友人陸德夫，德夫玩味再三，認為只有三句最佳。明誠追問，德夫說：“莫道不消魂……”這三句。而這三句正是李清照所寫，此所謂“慧眼識英才”。 李清照(1084-1151)，號易安居士，濟南章丘人。她的父親李格非，北宋文學家，母王氏乃王拱辰之孫女。生活在這樣一個文人世家之中，自然幼小受到文學的熏陶感染，加之聰明好學，還在豆蔻之年，文詞拔萃。及長入嫁趙家，其夫趙明誠喜金石之學。婚後夫妻感情甚笃，一起研究文藝學、金石學。婚後不久，明誠離家遠游，清照傷情，故在別後一年的重陽節寫了傷感離別情的《醉花陰》詞，寄給明誠，全詞為：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蓠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李清照長於詩、文、詞，兼書法、繪畫，且通音律。詩文筆力雄健，情辭慷慨;詞則繼承婉約風格，南渡前以造語新麗而見稱，南渡後以情調悲涼為主。著作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詞》今已佚，後人輯《漱玉詞》、《李清照集》現存。 李清照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女詞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前後都無人相比擬。然她時乖運舛，生活的時代是南宋偏安，“靖康之恥”正發生在此時，靖康恥後，宋室南渡，她也倉皇南逃。“屋漏偏遭連夜雨”，在動亂中，她的丈夫趙明誠死，她只身一人在浙東顛沛流離，而且所收藏的金石、圖書、文物散失，悲痛之中再加悲憤。在這連遭國恥、離鄉、喪夫、文物失散種種不幸，感悟到世之無常，人生之苦，在眾苦畢集之下，找尋解脫出離之道。這時，她決心歸依三寶，賜號易安。自歸依之後，茹素似比丘，參究如禅和，持誦若缁衣，晨參晚拜未忘一日。她深解經文義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過眼煙雲，漸漸心定，若起舊念，提起經義，易於安穩，故她所撰詩詞集子都署名“易安”。 給事中官作彌陀忏 ——馮楫 南宋初年蜀川遂寧人馮楫(?-1153)，字濟川，文武兼備，紹興七年(1137)升任給事中。雖身在官場，然心系佛門。初為太學生時，即投身佛門，參佛眼遠禅師，認識佛教，明白佛教宗旨，自此信根深植。後任給事中之後，大慧宗杲禅師，在明慶升座講法，前往拜谒，探問禅法捷要，杲以參話頭開啟慧門，便得心印，成為宗杲在家法嗣。後宗杲因“神臂弓”事件後失卻度牒，顛沛流離，仍不忘國家，不忘弘法，時號愛國僧人，馮楫亦然追隨。 馮楫雖得參禅心法，但他“教演本宗，行修淨業”，至心潛修淨土，疏作彌陀忏儀。馮楫亦曾領兵鎮泸南，然每率領道俗作念佛法會，以西方作為歸宿。是時，經建炎戰亂，許多名剎，廟毀經殘，便節省俸祿作印經造像之資。在他施資之下，建成大藏藏經48部，印小藏四大部。建炎廿三年(1153)知邛州，是年秋天，預知時至，屆時身著僧衣，升高座，召集屬吏道俗若干，在講經說法中辭世。 參知政事見高僧往生而學佛 ——徐俯 徐俯(?-1140)，南宋初大臣，字師川，號東湖居士，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出身官宦，以父徐禧死於國事，授官通直郎，後升至司門郎。靖康時張邦昌篡位，自立為楚帝，而致仕。高宗立，授谏議大夫，紹興二年(1132)，賜進士出身，三年升遷翰林學士，再升端明殿學士，兼樞密院事，四年權參知政事，後因政見與趙鼎相左而去職，九年再任信州刺史。 徐俯之舅父黃山谷信佛，而本人不願樂與相聞。一次去拜望高僧德昌禅師，在他們談笑間，禅師告說辭世，語畢而逝。徐俯感到佛法奧妙，便才深信。於是拜谒靈源禅師，在其開示之下省悟。靖康初年又到成都昭覺寺參拜克勤禅師，得其心法之要，紹興中無疾辭世。有《東湖居士詩集》今佚。 宰相修淨不修禅 ——鄭清之 鄭清之(1176-1251)，字德源，南宋慶元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初名燮，字文叔。進士及第後任官，嘉定十七年(1224)參與史彌遠廢濟王趙竑活動。理宗即位後，累次升遷至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紹興六年(1233)，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淳祐七年(1247)再度為右相。 鄭清之，雖身為南宋股竑之臣，又其時，國力衰微，政務繁亂，事多難料。但鄭丞相，公務旁午，仍不廢佛教研究和修持。他“教演本宗，行歸淨業”。他以宰相之身位，極力推崇佛教，特別是淨土法門，他說：“今之學佛者，不過禅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禅，非上根器，神領意解者，未免蹈頑空之失;研究三藏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大小止觀下手安心亦不易入)，未免鑽故紙之诮;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淨，表裡如一者，未免自纏縛之苦。總而觀之：論其所人，則禅教律;要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由禅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唯淨土之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維，諸惡莫作豈非戒;系念淨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體湛然，豈非慧。摒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頓悟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大自在。不垢不淨，無纏無脫，當是時也。孰為戒定慧，孰為禅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為修淨土之極致也。八功德水，寶蓮花台，又何必疑哉!” 丞相修淨土臨終異香滿院 ——錢象祖 五代十國的吳越王世代奉佛。第三代的錢弘俶，更是笃信佛法，禮敬德韶、延壽、螺溪諸高僧，更遣使持幣赴日本、高麗等地，求智者大師遺典，故爾使天台宗得以中興。太平興國三年(983)入汴京歸宋，取消國號，封為鄧王。之後，居汴京，潛修淨土，日持佛號，屏絕聲色，蔬食素飯，直到畢命。其有子女求出家者，悉聽任之。錢氏之族世代興旺，直到南宋，他的後裔錢象祖，字承蔭，自幼慧敏，博學能文，記誦過人，遂以詩文名冠一方，後中進士。宋孝宗淳化年間任撫州知府。在州之時，修郡學，興禮儀，出帑幣，赈災民，濟貧民，黎民景仰，士夫稱頌。嘉定之初，官拜左相，舉事識大體，求公允，其清廉之譽，播於朝野。 錢象祖，虔誠信佛，早年參究有省，遍研宗教，到了晚年專修淨土。當其時，以朝廷重臣身份，共與高僧結社念佛，士大夫桴鼓響應，修持淨土蔚成風氣。後辭官返裡，又在家鄉修建接待所十余處，每處皆以淨土極樂命名，足見念佛之興盛。並創建高僧寮，用作講經說法之所。臨命終時，他預知時至，沐浴更衣，結跏趺坐，稱誦佛號而逝。臨終之後，異香滿院，芬郁數日，眾皆稱頌，激勵後學精進念佛。 龍舒淨土文的淵源 ——王日休(王龍舒) 印光大師極力推崇《龍舒淨土文》，並為重刊寫了序，而且明朝蓮池大師和清朝大德知歸子彭際清寫了傳文，足見該書在佛道修學，特別是修學淨土尤為重要，其作者名叫王日休。 王日休，字虛中，廬州龍舒人。生活在南宋初年，國家動蕩，民族受蹂躏，加之性情沉靜，故對時勢深感悲涼，淡泊名利，一心鑽研學術，探尋人生解脫之道。他博極經史，淹貫古今，宋高宗時舉國學進士，卻棄官不就。一日，他在鑽研佛教經籍之時，忽然有悟，自言道：“我過去之所習.非究竟法，只有發願生西方極樂才是我的歸宿。”自足之後，盡棄所學法門，精進念佛。斷絕腥葷，長期茹素，身著布衣，終身不娶，生活起居，獨自酬作。每日早起晚寢，禮佛千拜，一拜一誦，六十年如一日。日休常認為，《無量壽經》稱贊西方，義蘊深廣。自漢迄宋，譯文晦澀，很難使中下根器之人接受和理解，故招致我佛如來說經之旨，不很明白。於是日休乃祈禱觀世音菩薩，匯集四種譯文成大阿彌陀經，根據佛之本意，撰著《淨土文》，耗時三年撰寫修改，共五十六分。文辭清俊，條理分明，淺顯易懂，說明亦多譬喻實例，至詳至懇，有若父兄教育子弟。故爾得到大德稱頌，乃刊行於世。其文既出，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夫、僮僕、兵卒、戲員均多讀之，故淨土法門在當時大力推行。後預知時至，臨終之前三日，遍別道友，勉勵他們精修淨業，並說他要西歸，不復相見矣。至期他給學徒們講經完畢，禮佛念佛如常，時至三更，忽然大聲稱念阿彌陀佛數聲，厲聲說：“佛來迎我”，屹然立化。後有人畫像供養。 據知歸子傳文記載，南宋孝宗乾道(公元1165)中，廬陵人李彥弼染疾將死，夢一人自稱龍舒居士，對他講：“汝命不該絕，醒來之後喝白米稀飯，病可痊愈，而且你在修行之中應修捷徑的法門。”李彥弼回答：“我每日念佛不辍”。既蘇醒，索粥飲之，立愈。本來李不認識王日休，看了畫像，完全與夢中相符，遂令諸子一同修學《龍舒淨土文》。後聞日休立化，由是感謝，延聘畫工繪畫，請雕工板刻日休之像。《龍舒淨土文》面世前後，亦有人撰寫了淨土文，為了區別，以日休出生地冠於書首，故叫《龍舒淨土文》。 狀元學佛作偈而逝 ——吳潛 吳潛(?-1262)，字毅夫，南宋宣州寧國(今屬安徽)人。資質聰明穎悟，孩童之時，即能詠詩作對，寧宗時參加科考，一舉登嘉定進士第一名。累有遷升，理宗繼位之後，於淳祐中遷升為右丞相。 吳潛雖身為右丞，但他一直奉行“直心是道場”，從不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皇上。他眼見南宋半壁江山風雨飄搖，累累上表，加強戰守之備，抗御元軍南侵。是其時，皇帝尚苟且偷安度日，哪管國家的安危，故爾對吳潛的表章深感不滿。吳潛不顧個人的榮華富貴和安危，每每與理宗據理抗爭，理宗一怒之下，將吳潛谪貶到循州。吳丞相對谪貶泰然處之，不怨天尤人。到了循州，他懷著一腔熱血，時時憂國憂民，展抱負不遂，或寄情山水，或寓物抒懷，寫了不少憂怨的詩和偈頌。原有集面世，後散失，到了明末梅鼎祚，收集刊校出版了《履齋遺輯》。 吳潛，在未當官之時，潛心究悟佛法，深有悟人。其後為官，以佛法馭世法，忠於國家，勤於政事，體恤民情，以國家為己任，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常負疚身為丞相，卻不能改變偏安之現時。失官之後，一面寫詩作文，抒發報國之志，憂國憂民之懷，以希冀皇帝能回心轉意，挽救國家，拯救黎民;另一方面，研習佛法，廣行六度，堅持淨戒。故到了循州谪貶之所後，不居官署，而移居楓亭接引寺，勤參法要，親近大善知識，每聽寺僧說法，不以丞相之身參加。人或問之，答曰：履齋居士。如是廿年如一日，景定三年(1262年)，吳潛預知時至，撰寫遺表，遣人送往朝廷，以盡最後一點報國之力。同時，遍別親友，甫畢，作詩偈，端坐而逝。 寺院培育的文學家 ——黨懷英 金國文學家黨懷英，兼工書法，特別是小篆，當時稱為第一，趙沨亦是書法名家，雖與黨懷英齊名，但時人列為第二。 黨懷英(1134-1211)，字世傑，號竹溪，先世馮翊(今陝西大荔)人，父官泰安軍(今屬山東)，遂為泰安人。年少之時，因父從戎在外，懷英不得已辭母到本地名剎讀書。該寺住持很有學問，一邊教習懷英詩文、字畫，一邊不時講授佛教常識。隨著年歲增長，知識增多，寺僧見懷英性慈善，進而教授佛教義理，因為懷英聰明穎悟，舉其一便能反其三。在寺之時，常與禅僧辯論，總是對答如流，議論與教義相吻，眾僧佩服懷英聰明有智慧。懷英在寺院寒窗十年，學業大有長進，博通經史，旁及佛典道書，能詩能文，尤以篆楷稱善。 功夫不負苦心人，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元年1161)年間赴科考，一舉而登進士。隨之授應奉翰林文學，翰林待制、兼同修國史。大定廿九年(1189)充任《遼史》刊修宮。金章帝完顏璟繼統，黨懷英於昌明三年(1192)遷翰林學士，繼為翰林學士承旨。黨懷英雖然身為朝官，除忠於職事、效命國家之外，還致力於佛教研究，修習佛法，頗領佛法旨要，見性開悟。故當時高僧圓寂，遺囑碑文多延請懷英撰寫，一時高僧之碑銘行狀，悉出於懷英之手。大安三年(1211)預知時至，寂然而化。 宰相耶律賞賜贈寺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晉卿，號湛然居士，法名從源，蒙古大臣，遼東丹王突厥八世孫。自幼好學，宿負奇志，常以天下為己任，博學多才，貫通經史百家乃至醫卜、工巧、農田之技。仕金為小吏，久之厭棄，乃從萬松寺行秀禅師參究佛道，依住數年，得其心要，秀傳其衣拂，以繼衣缽。1215年，成吉思汗攻取燕京(北京)，聞其名，召而用之，呼為“吾圖撒合裡”(長髯人)。每從西征，楚材勸之戒殺伐。太宗窩闊台即位，拜為中書令，軍國大計，悉聽從楚材，深受信用。於是令楚材制定朝制，定君臣禮儀，制定《便宜十八條》，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課稅，使蒙古國粗有禮制和法制。公元1231年，任必阇赤(書記官，即中書令)，隨太宗窩闊台滅金，廢屠城舊例，活人無數。破汴京之時，奏封孔子51世孫孔元措為衍聖公，編印儒家典籍。1236年定天下賦稅，翌年陳《時務十策》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多被采納。百廢待興，遐迩悅服。每裁決一事，帝嘉歎累日，賞賜愈恆，數可百萬。而楚材雖人在宦海，心儀佛道，誦經藏、勸殺戒、素粗食、穿布衣，淡泊如常人，帝臣雖勸，婉言謝絕。1243年預知時至，告家人將帝所賜越百萬之資財，悉數不動，盛辇送佛寺充作供養。李之純(字純甫，號屏山居士)，讀華嚴經撰寫《鳴道集》，請楚材撰序，耶律楚材不顧年邁，欣然應諾。 常居佛寺的宰相 ——劉秉忠 劉秉忠(1216-1274)，初名侃，字仲敏，本遼世族，邢州(今邢台)人。武人出身，祖父及父均任武職，秉中十七歲任節度府令史。未幾便棄官入山讀書，對易學及邵康節皇極數很有領悟。隨著歲月推移，知識面增加，遂又接觸了佛典，讀之有省，盡棄前學，入武安山中(河南彰德)剃發為僧，法名子聰。拜萬松寺行秀禅師，行秀器重，留住多日。行秀命他拜谒海雲寺印簡大師，簡師又推重。當此之時，元世祖忽必烈召見印簡大師，秉中偕行。世祖欲任印簡為官，拒不接受。世祖無奈請求推薦人才，簡不得已而推薦秉中。秉中初不接受，印簡開示菩薩利樂有情為道，萬松行秀亦馳書勸慰，方接受世祖之任。世祖見面與之交談，出語珠玑，心中大悅，命主機要，每征戰必要秉中同行，而中又每以戒殺為勸，大軍所到之處，活人不可數計。 元世祖忽必烈踐祚稱帝，命其還俗，賜名秉忠。領中書省事，拜受太保，制定朝廷制度儀規，推薦人才，建設大都，皆有特殊功勞，深受世祖歡心。於是世祖賜以華宅美女，秉忠正色以待，居於佛寺中，素食如常，誦經不辍，其清儉之行，一貫如初，唯一收養一子用作私事。至元六年(1269)，預知時至，遺言以僧禮安葬，世壽59歲。帝十分哀悼，贈號為常山王谥文正公，有《長春集》行世。 無心官場熱心道場 ——趙孟頫 元代大書法家、文學家趙孟頫(1254-1322)，寧子昂，號雪松道人，水精宮道人，祖籍湖州(今浙江湖州)，趙匡胤十一世孫。他善畫山、水、人、馬、花、竹，山水師法董源泉、巨然，人馬學李公麟，並用書法寫木石、花草。其字能篆、籀、分、隸、真、行、草，尤精正楷、行書和小楷，獨立成趙字體。 至元廿三年(1286)程钜夫奉诏訪賢，趙孟頫被引見給元世祖忽必烈，必烈見他才氣英邁，神采煥發，似如神仙中人。一見歡心，先任為兵部侍郎，後又遷集賢殿學士，不久承旨榮祿大夫。延祐時任翰林院學士承旨。元仁宗也很喜歡他，見面之時總以字呼之，說他是唐時李白、宋時蘇轼。 但趙孟頫對官並無多大興趣，除熱心書畫之外，就是喜歡談禅論道。他很早就慕中峰明本禅師之大名，誠心前往參拜。無論趙孟頫怎樣提問，明本總以《略義》一卷所講內容回答。佛門有一名言：“一經通一切經通”，明本以此之理開導後學趙孟頫，孟頫對佛教谛理頗有省悟。接著明本禅師又將《金剛經》、《般若經》等送與孟頫。每接受其書，都要焚香望拜，並回書作謝，而且還言必稱“弟子”，對佛教之誠可鑒。因對明本特別敬重，還畫像一軸，以便參拜。 魏國夫人信三寶持誦觀音到畢命 ——管道昇 元朝仁宗皇帝很敬重大書法家趙孟頫和他的夫人管道昇(?-1319)的字寫得絕妙。於是命管道昇書千字文，並命工部著玉石工匠打磨裝成玉軸，送秘書監裝裱收藏;又命趙孟頫書六體字六卷;再命他們之子趙雍書寫一卷。完畢之後，仁宗皇帝說：“我這樣的目的，是為了讓後世人知道，我朝有善於書法的婦女，並一家都善書法，以讓世人驚歎。”故史典評道：“魏夫人之後，無與俦者。” 管道昇，字仲姬，一字媱姬，烏程(今浙江湖州)人。自幼聰俊，博通多聞，善辭章，工書畫，尤善畫竹、梅、蘭，真是翰墨辭章，無一不善。她宿信三寶，常持八關齋戒，執身不犯。親手書寫《金剛經》數十卷，送給名山有德之僧，不少博通經藏之僧都希翼能得她的真跡。據傳《晴竹新篁》是她創制的。延祐四年(1317)被封為魏國夫人。她跟中峰明本大師受教，參究佛法心要，有省悟。誠信觀世音菩薩，終身執持菩薩聖號。延祐六年(1319)無疾而終。 管道昇與夫趙孟頫，天作之合，不僅郎才女貌，而且興趣愛好相同，自然感情酬合。但趙孟頫身在官場，難免有色情之癖欲。有一年，趙欲娶心羨之歌伎為妾，但不敢啟齒，乃書一詞送給夫人。其詞曰： 我是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娶幾個吳姬、趙女，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管夫人看後，內心明白，未道究竟，也填了一首詞回敬。其詞雲：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倆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椁。 管夫人回答很巧妙，也形象道出兩人無法分割之情誼，令趙孟頫打消了娶妾念頭。 學士血寫《華嚴經》 ——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無相居士，又號潛溪，明初浦汀(今屬浙江)人。自幼貫通五經，元朝至正中，薦授編修，未就，隱居龍門山著書。明太祖朱元璋取婺州(今浙江金華)，聘為《五經師》，次年因李善長舉薦，征至應天(今南京)，任江南儒學提舉，為太子師，隨之編修《元史》。洪武十年(1368)致仕，洪武十三年連坐胡惟庸案貶茂州(四川茂汶)，途中病死。 宋濂，是明初碩儒，他親佛是很有名的。幼奉佛法，參究佛教，研習佛法，曾撰《心經文句》、《高僧塔銘》三十九篇。母卒之時，刺指血和墨，書寫《華嚴經》八十卷以追福德。平時又多與高僧雲游，臨殁之時，怡然自得，書偈作畢而逝。後雲棲袾宏蓮池輯其文為《護法錄》，刊刻行世。 宰相發心修廟 ——陸光祖 印光大師講：“一切諸佛莫不以流通法道為囑……流通之人，應以真修實踐之高僧及有權勢財力之王臣紳商”。 佛門都很熟悉明末四大高僧，即蓮池、蕅益、紫柏、憨山，然而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之師則是雲谷禅師。因為紫柏、憨山名聲很大，反把師傅淹沒了。明朝末年，國運日衰，禅法末落，雲谷禅師感歎，便到南京棲霞寺。其寺雖說創於齊武帝永明七年(489)，後梁武帝又派能工巧匠在山崖上鑿了許多塑像，取名為千佛嶺。到了明末，千年古剎，大雄寶殿，竟成了野獸的巢穴，寮房客堂竟成了賊窩。一天，又有賊人到寺偷物被獵人捉住，送去雲谷處置，意欲送官府治罪。雲谷非但不送，反而給物。 剛好，陸光祖以禮部之事南巡，聞之此事到寺走訪。見雲谷不凡，暗自心喜，論及此事，雲谷以“一闡提人(作惡者)也有佛性之理”，闡發此事處置之由。越談越投機，竟連談三天。陸光祖由此而萌發修葺棲霞寺的善心。寺復，請雲谷作住持，雲谷推辭，陸光祖只好請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善老和尚作住持了。 陸光祖(1521-1597)，字與純，號五台居士，平湖(屬浙江)人。明嘉靖進士，授浚縣(今屬河南)知縣，後遷升任禮部主事，吏部郎中，得尚書嚴讷信用。萬歷年間遷工部右侍郎，因議漕糧與丞相張居正意見相左，遭彈劾。張居正死，復起用，官至吏部尚書。後因薦人忤旨，遂乞骸歸裡。居家之後，研究佛乘，潛心參究，意欲匯通儒佛，融合禅教。在家開堂講經，從學者眾，曾摹刻《五燈會元》，又曾乞請宰官居士，重興修復明州育王塔。晚年從紫柏尊者雲游，協力刻制方冊大藏。預知時至，迎請紫柏尊者為之說偈，遂安詳而卒於家中。 集理學與佛學於一身的兵部尚書 ——王陽明(守仁) 到了明朝中葉，心學開始興起。心學者稱“心是天地萬物之主”、“心即理，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又提出“致良知”學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要求人們“格物致知”、“去私欲，存天理”，發展了陸九淵(南宋哲學家)的主觀唯心論學說。心學的創始人，就是王守仁，合稱“陸王學派”，門徒遍全國。因王守仁曾在陽明洞講學，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 王守仁(1472-1528)，明朝大臣，理學家、教育家。字伯安，余姚(今屬浙江)人。弘治進士，歷任刑部、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上疏解救言官曾銑等，得罪了權閹劉瑾，受廷杖，谪貶貴州龍場驿丞。瑾敗，任廬陵知縣，擢右佥都御史，再巡撫南康、贛州。正德十四年寧王朱宸濠叛，征兵卅萬進剿，生擒朱宸濠，同時又鎮壓福建、江西等地農民起義。以功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書。他自稱平生所作兩件事：一是“破山中賊”，即鎮壓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二是“破心中賊”，即“心學”之傳播。 就其實際看，王陽明也是一個親佛主義者。一生做官，每達一處，便遍求佛剎，尋拜高僧，而自身也有一段漫長的參禅學佛的經歷。並對他的弟子“令看《六祖壇經》，會其本來無物，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為直超上乘，以為合乎良知之至極。”他的心學以“致良知”為宗旨，而“致良知”又是深受佛教“明心見性”思想的影響。因此，陽明“心學”，實際上是在吸收禅宗本體論、心性說和思維方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後來的僧人都對陽明致以禮贊，如智旭蕅益以為“王陽明超漢宋諸儒，直接孔顏心學。一生示人，惟有‘致良知’三字。良知者，性德靈明之體”。紫柏真可、憨山德清等名僧還以陽明心學來駁斥程朱理學。 內閣首輔持誦《金剛經》 ——王錫爵 明朝王錫爵(1534-1610)，字元馭，號荊石，太倉(今江蘇太倉)人。為人謙恭溫厚，廣積陰功，位居內閣首輔，雖顯貴終身，未改其本色。逝世後，加封為文肅，後世稱為文肅公，有《王文肅集》行世。自幼聰明穎慧，憤發用功，年未及冠，就一舉登進士，萬歷五年(1577)以詹事執掌翰林院。張居正當朝，錫爵不附，遂省親歸裡不出。萬歷十二年，復召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機要。見國事轉非，遂奮而建言：上表疏奏、請禁谄谀、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均被神宗采納。同時很體恤民情，凡遇饑馑之年，首創用官倉米糧，煮粥救濟災民，深受黎庶敬愛。隨後，因立太子不得，借而乞歸奉母，萬歷二十一年，又復召為內閣首輔，旋又因立太子之事，為朝官攻擊，乃自彈劾乞請致仕歸裡。 王錫爵，居廟堂首輔，然笃信佛法，歸依三寶，每至黎明，即盥潄禮誦。從十五歲起，就這樣持誦《金剛經》，垂垂八十老朽，亦不辍誦一日。所建梵宇，無論大小均書匾額予以護持。晚年命工匠以金銀汁畫大士像，親書《心經》於其上，施人供養。據《現果隨錄》記載：同裡孝廉陸允升，夜夢到一大寺，見六人挑豆到寺，黃豆中雜以蠶豆。陸見而問道為何，旁有一僧答道：“此皆錫爵翁前生所積善行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一共有六擔”。孝廉醒後，將所歷夢中之事告之鄉裡，於是撰《現果隨錄》才將這事記錄下來。文肅公共生九子，孫子廿余人。子缑山，字衡，中榜眼;第八子王掞，亦登相位。 李太後弘法人尊九蓮菩薩 ——李太後 明神宗朱翊鈞生母李太後(1567-1614)，是皇後中信佛最虔誠者，據史載，她崩殂之後，人尊之曰：九蓮菩薩。李太後，漷縣(今北京通州)人。自幼俊俏聰明，父母視若掌上明珠，記憶尤佳，凡誦經史詩文，過目不忘。及長被選入宮，侍明穆宗朱載垕於官邸，後生明神宗，隆慶元年(1567)三月被封為貴妃。明神宗即位，年號萬歷，是年元月尊李後為慈聖皇太後。神宗對太後是為至孝。 李太後課子甚嚴，穆宗崩時，神宗尚在幼年，方在讀書，一切教授，悉由大學士張居正訓導。大學士張居正為讓幼主學習有成，躬請太後親自關照起居，為之太後便從慈寧宮移居到乾清宮，關照幼主一切學習、生活和政務。太後為讓神宗成為有為之君，教大學士張居正把我國歷代帝王得失，書寫張貼在宮內，以讓神宗時時學習和記住。太後教帝頗嚴，帝設若荒廢學業，動辄召致面前長跪。直 至神宗大婚，萬歷六年(1578)，太後才返回慈寧宮。李太後素信佛法，持戒誦經，日有恆課。太後深知，自明世宗朱厚熜提倡朱程理學“存天理，滅人欲”，大力抑制佛教之後，域內正法頗顯困頓。太後輔政之時，力掃舊風，大興佛事，優禮高僧，創建梵剎，動辄耗費巨萬，神宗亦助設無數。雖張居正，每每勸阻，而太後均聽而無用。是其時，佛法隆盛，法門龍象輩出，高僧憨山名德清、紫柏名真可即出自此時代，李太後禮敬尤加。萬歷十一年(1583)，憨山大師去山東崂山那羅延窟結廬安居，太後遣使赀黃金三千以助憨山建庵居住。三年之後，為延國祚祈福，便施印十五部《大藏經》，也派人給憨山送去一部。憨山大師與紫柏大師交誼甚笃，一次紫柏到京與憨山同游住於北京房山的石經山(又名小西天)的藏經洞，發現佛座下小匣子內裝有隋代高僧靜(晉)琬所藏的佛捨利三枚，引起轟動。李太後聞之，便請入宮內供奉三日，又出帑幣重藏於石窟之中，並將一襲紫袈裟賜與紫柏。是故佛教史籍評道：“明末清初，佛法隆盛，高明輩出，塔廟莊嚴，未始非太後之力也”。萬歷四十二年(1614)，李太後崩，人尊之為“九蓮菩薩”，清人呼之為：“萬歷媽媽”，而且祭祀也不因世之有變而停止。 戲曲家的兩夢因緣 ——湯顯祖 明朝初期“心學”伊始，其創始人王陽明，而王則是一個親佛主義者。心學創立之後，士大夫文人傾向佛學日眾，特別是萬歷以後，晚明“四大高僧”的出現，此種傾向更加突出。比如蓮池祩宏的弟子有數千人之多，其中居士又多於僧眾，當時士大夫、社會名流，都主動投拜、問道、交往。當此之時，正因為佛學界高僧的化引、士大夫的親趨，使嗜禅談佛成為一時盛尚，而且也直接給文藝界帶來生機。比如戲曲家湯顯祖所創作的“兩夢”——“南柯夢”、“邯鄲夢”即是。 湯顯祖(1550-1617)，字義仍，號海若，又號苦士，別號清遠道人，臨川(今江西臨川)人。幼年拜羅汝芳為師，文才優絕，萬歷年間考中進士，任南京太常博士、禮部主事。湯為人正直，不阿谀逢迎，因彈劾貪官，遭貶，在任遂昌知縣時，又因壓抑豪強、觸怒權貴，又被免官放回故裡。湯對官場的失意本已料及，在為官之時，常與高僧往來，探討人生本源，研究佛學奧義，早有出世之心。比如早年游南昌西郊雲峰寺時，題詩：“搔首向東林，遺簪躍復沉。雖為頭上物，終是雲水心。橋影下西夕，遺簪秋水中。或是投簪處，因緣蓮葉東。”該詩為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大師看後說：“未出仕即有歸隱之心”。兩人交誼日笃，過從甚密，湯顯祖對佛教深受感染，頗有領悟。故在歸隱臨川之時，精研詞曲和傳奇，專事著述，用體現佛教義理從事著述，所著《紫钗記》、《還魂記》、《南柯記》、《邯鄲記》，世稱《臨川四夢》即是征驗。這四夢中的《南柯夢》、《邯鄲夢》，巧用“夢”來闡述人生實質的空性，借用人們熟悉的“夢”來闡發佛教理論，獨具匠心，影響很大，巧妙至極。細看兩夢的內容，足見湯顯祖對佛教理解之深，用心之妙。 《南柯夢》，描寫書生淳於棼在夢中到槐安國，被招為驸馬，任南柯太守，後拜丞相，驕縱弄權，被遣回家。夢醒，老僧指點，才知是庭中槐樹洞的螞蟻王國，因而醒悟，遂歸依佛門。湯在戲中寫道：“人生的一切苦樂興衰，南柯無二”。 《邯鄲夢》，描寫盧生夢中娶美妻，中狀元，當宰相，列鼎而食，最後身亡。一覺醒來，才意識到“六十年光景，原來釜中黃梁未熟。” 成為禅宗余脈的尚書 ——董其昌 禅宗傳到明朝紫柏真可，已到頂峰，實際上已到衰微頹廢之日。紫柏是明末四大高僧中像貌魁偉，捨金出家，又混俗和光，文才出眾，機鋒聯珠，富於傳奇色彩的人物。據書載他像貌奇特雲：“旋尺之面，合圍之腰，坐如熊蹲，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晉見者，不言而意已消，未施棒喝而魂慮已攝”，故不少上層和社會名流都仰慕他的禅風，拜倒在他的麾下。比如湖北公安派三袁及董其昌、黃慎軒、吳觀我、王性海等都受極大影響。並與李贽、湯顯祖、陶望齡等人結成摯友。明神宗的生母慈聖皇太後李氏，也很敬重，故引起朝廷警覺，欲以“異端邪說”加以迫害。 刀歷廿三年(1595)，明神宗不怕得罪母後，先將紫柏的道友德清(即憨山)以私創寺院下獄，後發配雷州半島。再將李贽下獄致死。最後於萬歷卅一年秋(1603)，借京城散發神宗改立太子傳單的事，誣為“妖書”，紫柏尊者坐化獄中，生前囑侍者南下，找董其昌，續弘禅法。 董其昌(1555-1636)，字元(玄)宰，松江華亭縣(今上海松江)人。萬歷年間登進士後，充東宮講官，後督學湖廣，為勢家所恨。光宗即位，升為太常寺卿，撰《神宗實錄》，天啟五年(1627)書成，成為南京禮部尚書。董是明朝大書畫家，時人稱為“三絕”，更以首倡“南北家論”震驚畫壇。他既是江南有名的才子，又是佛門著名的佛子，號“香光居士”，有《香光集》傳世。 董其昌在官場雖混了十四五年，然他無心，將其余時間，大多告假在家，讀書作畫，是名符其實的鄉宦。同時也是參禅的老手，他曾拜紫柏真可為師，是在家弟子。董其昌博覽大乘，力究“竹篦子話頭”，遍參諸宗門之要。一日，乘船過武塘，因想起香嚴擊竹之因緣，又以手張帆敲竿，遂猛然省悟。後讀《華嚴合論》，乃作偈： 帝網重珠遍剎塵，都來當念兩言真。 華嚴論主分明舉，五十三參鈍置人。 將偈送到紫柏面前，紫柏不以董其昌曾參過沩仰宗、華嚴宗有雜，反而欣賞他無有門戶之見兼收並蓄的學風，點頭印可。 所以，當紫柏在獄中，自知不能生還，想到李贽已死，余者作鳥獸散，眼看禅風狂潮趨於覆滅，便寄希望於董其昌。因之，臨終前，吩咐侍者田性，打來熱水，沐浴更衣。小和尚田性啜泣不止，而斥之日：“跟我廿余年，難道還不知生死如一?生又何歡，死又何愁!今我歸家，應當歡喜，但我歸家之後，務必到南方找到元宰，弘我禅法!” 後董其昌聞其遺命，撫膺拜受，摒除所學，執身佛門，撰了不少弘法書籍。 囹圄之地學道之所 ——吳中彥 明萬歷卅一年(1603)秋，一代高僧紫柏真可被涉嫌“妖書”而下獄，懾於紫柏道威，法官和牢獄吏卒，不僅沒了尊嚴，反而敬重起來。不得已，神宗親自審問，紫柏以“沙門不敬王者”之態對待，神宗怒起，以手指著紫柏說：“你敢慢朕!有什麼值得自負?” 紫柏回答：“憨山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捨城矣。”所說憨山不歸，乃神宗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憨山逐放雷州半島;所說礦稅，乃南康太守吳寶秀拒不執行征收礦稅的诏書而入獄，夫人自缢，以示抗議。紫柏一生旨在度生弘法，今被下獄，抱負何施!他想起道生“頑石點頭”的公案，便把囚牢當法壇，對同一牢房兩個獄友開示佛法。 一位獄友叫曹學程，乃全州的一個儒生，萬歷十一年登進士，後升為御史。不料，在朝鮮外交事務上觸怒龍顏，明神宗令錦衣衛抓捕，交刑部問斬。群臣保奏，方免一死。紫柏在獄中收為俗家弟子。萬歷三十四年(1606)，獲釋，自此皈依佛門，潛心修佛。 另一位叫吳中彥，是因“妖書”入獄。之前就十分羨慕紫柏道威，聽人傳說冷峻，不敢貿然親近。經一度觀察，面威心慈，即虔心向紫柏求道。紫柏見其真誠，先說半偈令其持誦，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並釋其要旨說道：“是身無從，合由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境，更何所從乎?凡夫不知性變為情之旨，隨情起執，生死浩然，聖人以理析情，性斯復矣。性復情空，何生死之有哉。”(《續藏經第一輯》)。 吳中彥是一介儒生，很容易接受“性理”之說。加之他身處獄中，又有斷臂求法的決心，一點即通。紫柏用有別於朱熹“性即理”和王守仁“心即理”的觀點開導之後，又進一步地說：“天下皆知富貴與貧賤，有而不無者也。何天堂之與地獄，或者決以為無，殊不知富貴與貧賤，既有而不無，奚獨天堂地獄，無而不有也哉。” 接後又說：“大凡逆境，生則不過遭毀謗罵詈，死則不過相殺相戮，能觀身非有，觀心如幻，則罵詈殺戮，何損何害?”吳中彥聽後，更加心領神會，頓忘牢獄之苦，仿佛已聞萬劫出苦之因，不覺對人生有悟，對大道有覺。獲釋之後，杜絕俗事，足不出戶，數十年如一日。 狀元刺血寫佛經 ——馮夢祯 馮夢祯(1546-1595)，字開元，明朝秀水(今浙江嘉興)人。天資聰穎，勤奮好學，博覽群書，萬歷年間，一舉而登龍虎榜，狀元及第後授編修，次進國子祭酒。為人豪放，崇尚氣節，時與名士屠隆、沈懋學相善，以文章砥砺氣節，不以名利為意，故爾官場很不得意。隨後，借中流言之機，辭官歸裡。好收藏，其收藏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故將其堂，名之為《快雪》，撰述有《歷代貢舉誌》、《快雪堂集》、《快雪堂漫錄》。 馮夢祯向來信奉佛法，樂於與禅僧結交，吏部尚書陸光祖(名五台)在禅學上很有研究，融通儒釋，馮與之交游論談。先從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祩宏受菩薩戒，禮敬有加，持誦無懈。後又拜紫柏真可大師修念佛三昧，針刺身血和墨，書寫佛經，其虔誠之心足見一斑。家雖薄積，亦出資刻印大藏經典，鹹共流通。辭官既歸，更是日日持誦《楞嚴》，根據他的心靈感悟，撰述《釋鈔》行世。萬歷卅三年(1595)，預知時至，稱念佛名而逝。 醫學家鑽研唯識學 ——王肯堂 明代醫學家王肯堂(1549-1613)，字宇泰，金壇(今屬江蘇)人。自幼聰明，博聞強記，文才出眾，一舉而登萬歷龍虎榜，由庶吉士授檢討，官至福建參政。 王肯堂嗜書成癖，博洽經史，精研醫道。其醫術和醫德稱於朝野。在朝堂之上，公署衙門之中，坐堂為官，疏理刑獄，審決政務;退班下堂，未稍休歇，便為人診脈處方，療治病人;為除病痛，常常是三餐並二，夜以繼日。無論是官是民，凡來求治者，莫不解痛而去。凡有閒暇，總枕肘書房，不是閱經即是參研醫籍。他曾搜集歷代醫書，編成《古今醫統正脈全書》，又著《證治准繩》，分為雜病、類方、傷寒、瘍病、幼科、女科，故又稱《六科准繩》，為後世醫家所宗仰。 王肯堂不僅醫道精通，而且博通教乘，尤精於唯識相宗。他初拜明昱(字高原)為師，研究唯識。是時，明昱法師給講《成唯識論》，深入淺出，旁征博引，使王肯堂頗有領悟。王肯堂是一個學術忠實鑽研者，老師隨講隨記，若有不明和疑難，尋根到底，不致明暸，決不掩卷。在學懂悟通的基礎上，將其記錄，整理成《成唯識俗诠》，顧名思義，此書乃為初學唯識者人門手冊。此稿編成，自費刊刻印行。與之同時，還有《相宗八識要解》、《唯識證義》十卷、《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一卷等。這些書籍均由後世參修唯識，提供人門方便。 此外還有《郁罔齋筆塵》傳世。 僧捨中的狀元 ——張元忭 《古文觀止》有篇《徐文長傳》，乃明代“湖北公安派”文學家袁宏道所寫。徐文長是一個狂放不羁的才子，後雖為官，但官聲不如他的文聲。而他有個狀元同學叫張元忭，卻鮮為人知。 張元忭(1538-1588)，字子荩，號陽和，明代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乃張天復之子。少年之時，勤奮好學，寓居香爐峰寺中，足不出戶，埋頭十載，後在隆慶年間高中狀元。然在高中之前，卻有一段奇趣的故事。 張元忭，一夜作了個奇怪的夢。夢見一個長者彬彬有禮的向他施禮後講：“我是山裡的龍，已修煉千年，去年一天就該出去，只因你座位在我頭上，你是大貴人，若傷了你，影響我的道業。後天正午又是我出頭之期，錯過了又要等三百年，乞你把座位移一下，助我成道，定當後報。”張點頭同意，但提出兩條：一要給寺裡一口泉水，二不要傷害村民。老者點頭應允。 張元忭，醒後只覺是夢，也未在意。不料隔日正午，密雲四合，雷電交加，大雨傾盆。這時，他猛然一驚，想起前夜的夢，隨即將座位移動，座位之地，立冒一股清泉，一條若蚯蚓的小蛇隨水而出。到了山門，被攔住，張用手掏開一洞，蛇隨水而出。頓時，霹雳一聲，蛇變成帶角巨龍騰空，龍旋又入地，旋又騰空，向張頻頻點頭。 此時村民驚動出房觀看奇景。雖大雨滂沱，卻秋毫無犯。張元忭看見，龍鑽的地方，變成一眼清泉，這泉到了清代還存在。張元忭後於1571年高中龍虎榜，頭名狀元。張為紀其事，樹碑泐文泉旁。張後來官翰林侍讀，著述甚豐，成為明代文學家。晚年喜佛，參究有省。 由斥佛到學佛的總督 ——李文進 蜀人李文進，明朝嘉靖年間任宣大都御史。好理學，初任都御史，便以佛教之學為異端邪說，上奏朝廷，帝未准，回到府第，郁郁不樂。時有方外之和尚，見問何故。李公答道：“我在幼年時，讀孔孟聖賢之書，即知道釋氏之佛教，是聖道的蛀蟲，便欲除之，因未發達不能遂願，今已發達為官，應當可以鏟除蛀蟲，仍亦不能，將奈何?” 和尚乃說道：“此之用心真大丈夫也，心慮孔孟聖道之賊，成為萬民之害……，請問夫子，今欲除滅釋道，必閱其典籍，方可說明釋道是孔孟聖道的蛀蟲。” 李文進答道：“我聽朱晦庵言：佛教乃虛無寂滅之教。依此虛無寂滅之說，豈不為仁義忠信之賊又是什麼呢?” 和尚乃曰：“夫子有自知之明，怎麼可以被他人一兩句話蒙蔽聰明呢!我知道，釋迦牟尼有萬德，普賢有萬行，豈止是虛無寂滅耶!今夫子欲除，應當熟讀釋氏之書，果然無一善可取，當盡除之，則天必助其成功，你也不會被天下人取笑。” 李公覺得有理，便決心閱讀佛經，剛三月便對和尚說：“承蒙你的教誨，得見大聖人之心法，與我孔聖人不僅不異，而更加深邃明智。佛所說眾生心者，亦名如來藏，義有空與不空。所謂空者，從本以來，無私欲之染，無有外物之所累，廣大之心，淡處於物欲。所謂不空者，真體無妄，中實靈明，淨德充滿。然空與不空，並非兩極，唯在吾人之一心耳。朱晦庵所謂虛無寂滅，只是空理，而不知空性一面的眾德實性。昔有程子理學，提倡以仁義禮智四德為性之本具，又說是天之所賦予。今觀佛教之宗旨，如來藏中，本具之德有如恆河沙數，豈只那仁義禮智四德呢!天地萬物，固然是我心現，則天理本我之心，非我心乃天之所出。大哉，佛教!若非是出世之大聖，何能達到如此境界啊!過去我認為，我是天地生，而今知我生天地也!” 和尚歎曰：“夫子今破凡夫之格了，爾後見道固不難矣!” 嘉靖辛酉，文進雖任總督，但修佛之心日切。他想，要欲啟開佛智，必造訪有道高僧，便上五台山，參拜楚峰大和尚，並邀請到雲中，開講於公館。李公便以昔日之悟，告之和尚。楚峰和尚答曰：“噫!李公已見佛影了，如若我佛法王之心不見，猶如夢醒其境亦失矣!”李公聞之，驚詫道：“法王之心，怎麼可見呢?”楚峰和尚說道：“你若要參究法王之心，必究竟空理，而後可以契合不空之萬法妙智。不然，則為物欲所閉塞，情愛所陰蔽，雜念紛紛，此起彼伏不斷，憎憎懂懂，雜念都未除滅到沒有了時，豈可說見法王之心呢!”公於是修觀空三昧，閉關六識，目不受色、耳不受聲、鼻不受香、舌不受味，六情悄然，運動如偶。一日，聞秋風落葉聲，忽爾念盡，廓然大空。楚峰見而問曰：“公於此道信乎?”李公曰：“只是個李文進，更信阿誰!”峰曰：“夫子信矣!” 一師三徒，同心念佛 ——李贽、袁氏三兄弟 明代文學家、思想家、史學家李贽(1527-1602)，號卓吾，又號笃吾、宏甫、溫陵居士等，回族，晉江(福建泉州)人。嘉靖領鄉薦為舉人，授共城教谕，後升南京國子監博士。萬歷五年(1577)任雲南姚安知府，喜與僧和大善知識游，比如與王龍豁、羅近豁辯難，抉擇真偽，發明本心。即使判案處理公務亦在寺廟。居三年，以病告歸，上不許，乃入雞足山閉關閱讀經藏。言官彈劾，客居黃安麻城，楚發披缁，登座說法，風動一時，男女從學者萬人。士大夫狂噪，按以左道逐之，遂復舊衣。御史馬輸往問道學，深為欽服，事以師禮。御史北任，李贽隨往住於通州，言官又以侮辱儒學，意欲下獄，李贽不服，自刎而死，御史乃葬之。 李贽為學不羁，出入佛儒之間，而以空宗為歸。湖北公安派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影響較深，均從其受教。後三兄弟認為空論有失偏頗，棄而更轍，究心淨土。 長兄袁宗道(1560-1600)，號香光居士，亦署名香光子，萬歷會試第一，授編修，官終右庶子。母龔氏，笃信佛法，幼承母教，宿解經論，長於禅法，受教李卓吾，參究有省。未幾又感空談，遂改修淨土，禮誦持念，精進超人。其二弟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萬歷進士，任吳江知縣，聽訟敏快，公庭鮮事，終官稽勳郎中。性聰慧，工詩文，厭古人窠臼，倡主清真自然，人號公安體，時號大家。辭歸之後，城南築圍，植柳萬株，號曰柳浪。與諸禅人，游宴其中。初學李贽，以辯才著稱。後回向淨±，晨夕禮誦，嚴持禁戒。更博采群經，作《西方合論》，圓融性相，人不二法門，為四眾所樂誦。論成，其兄袁宗道為之寫了很長的序言，力辟禅人空疏之失，重闡淨土普度之理，世推為佳論。三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號上生居士，睿敏聰慧，尤在諸兄之上。十歲能撰賦，十二盡窮經史，萬歷登進士，歷官府學教授、國子博士、禮部郎中。初與二兄就學李卓吾，習禅法，未幾感到空談，又改修淨土，精進異人，屢見瑞祥，後坐逝齋中，有《珂雪集》行世。 谏官學佛《四訓》傳世 ——袁黃(了凡) 明朝吳江(屬江蘇)人，袁黃，字坤儀，初號為學海，後改為了凡，嘉善人。因為先前他相信宿命論，後遇雲谷禅師，受其指點，廣作善事，積極改造了命運，他深谙作凡夫之道。於是將其一生學佛、做善事、改造命運等四點寫成書，作為家訓，傳之子孫，於是世稱《了凡四訓》，在信眾中廣為流傳。 該書述道：了凡幼年喪父，依母志棄學就醫。在慈雲寺遇著深谙邵康節皇極數的雲南孔先生為之算命，說他有官運，縣考14名，府考72名，提學考9名，俸祿91石，某年任寶坻知縣，三年半辭歸故裡，53歲無子壽終。先是不信，後每次考試，如其所言，便信：“升官發財，遲速有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命運理數。從此心灰意冷，淡然無求。 一次，到南京棲霞寺拜訪雲谷禅師，二人對坐，三夜不眠，了凡竟不起雜念。雲谷奇怪，而問其故，了凡將孔算命之事講了。禅師卻不以為然，用六祖慧能“一切福田，離不開自心，從心而覓，無不感通”，以及佛經裡“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的道理對袁了凡講了，並告知以積福造命的功過格法，讓了凡作善事，而且還傳授了准提咒法。了凡發願要作三千善事，日日用功，結果孔先生所算之命就不靈了。隆慶四年考中了進士，放任寶坻知縣，有善政，擢兵部主事。日本侵略朝鮮，隨經略使宋應昌軍往征倭寇，多所策劃凱旋，因功升拾遺(谏官)，並育一男，而且也進士及第。到了五十三歲那年，安然無恙，寫《了凡四訓》時，已69歲，實際壽高74，官居五品。反觀一生，他認識到《書經》裡講的“天難谌，命靡常”和“惟命不欲常”的道理，即是天命之說雖可信，但不是一成不變，積福可以造命，“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他在書中特別講到雲谷禅師對他的開導。說：“雲谷禅師所賜給我的為生民主性命的大義微言，就是最精微、最高深、最真確、最正大的大道理”。雲谷禅師圓寂之後，了凡還為之寫了碑銘。 袁了凡博學多才，凡天文、數學、水利、軍事、醫藥無不涉獵。一生著述甚豐，除《了凡四訓》外，還有《兩行齋集》、《歷法新書》、《皇都水利》、《評注八代文宗》、《袁了凡綱鑒》等。 抗倭名將持誦《金剛經》 ——戚繼光 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1528-1587)，字元敬，號南塘居士，晚號孟諸，明未定遠(今屬安徽)人，又說山東蓬萊人。嘉靖中，世襲受職登州衛指揮佥事。嘉靖卅四年(1555)調浙江充參軍，召募金華、義烏兵三千，以鎮守三江(指太湖下游的吳淞江、東江、婁江)，教以戰法，數敗倭寇，時號“戚家軍”。 戚繼光，雖出身將門，世襲受職，但信奉佛法，持誦《金剛經》，即使軍中，亦不忘持誦。正因為持誦不辍，故爾在鎮守三江之時，出現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一夜有一陣亡士卒給戚繼光托夢說：“明天遣妻到你軍營，乞請戚公為我誦經一卷，以資冥道。”果然翌日，有一婦人悲泣求見，訴說夫君托夢之事。二夢相合，戚將軍應允，誦經。是夜，亡卒又前來致謝說：“荷公大恩，然僅得半卷，原因是誦經之時夾雜‘不用’二字。”夢醒戚公思之，蓋因夫人在誦經之時送茶與餅，遠處看見，揮手示意“不用”‘次早，戚公又閉門誦經。是夜亡卒又來致謝：“已獲超度。”自是戚公深感佛法之妙用，自後每早持誦《金剛經》不辍。 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犯閩，奉命往援，大獲全勝。明年，再將兵人閩，與巡撫譚綸、總兵俞大猷會兵大敗倭寇於平海衛，升都督同知，遂代俞大猷為總兵。嘉靖四十四年與俞剿滅廣東殘寇，東南倭患悉平。隆慶二年(1568)，以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兵事，在薊十六年，邊備修饬，節制嚴明，軍威大報，冠於九邊。 護持佛法的進士 ——陶望齡 明朝會稽人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篑居土。自幼聰明好學，才思敏悟，少年之時，名冠鄉邦，萬歷年間連科及第，一舉而登進士榜，受職編修。陶進士身雖在宦海，心向佛門。時常與同榜狀元同授編修的焦豌友善，文人相敬，彼此傾心傾慕，立誓共同鞭策，探討性命之學。一次回家省親，遇到“湖北公安派”三袁中的袁宏道，字中郎，講經論道，談論十分契合，並參谒周海門，力持不懈，有所省悟。隨《又讀方山》合論，遂貫通佛儒。 明朝末年，當時有四大高僧一蒲益、蓮池、憨山、紫柏，名冠當時上流社會，影響極大，引起朝廷的警覺。特別是紫柏真可，上層和社會名流，如“三袁”、董其昌、黃慎軒、吳觀我、王性海、李贽、湯顯祖、陶望齡等結成摯友，就連明神宗的生母慈聖皇太後李氏也很敬重。明神宗意欲鏟除，多次受到母後的阻攔，萬歷廿三年(1595)，不怕得罪母後，先將紫柏道友德清(即憨山)以“私創寺院”之罪名下獄，而發配雷州半島。進而再將李贽下獄致死，最後於萬歷卅一年秋(1606)，借京城散發神宗改立太子傳單為“妖書”，先拘捕後殺害了紫柏。此事影響很大，波及甚眾，許多缁衣白衣都被卷了進去。陶望齡不顧個人安危，以身犯險，奔走呼號，解救危難，無數無辜因而幸免於難。事平之後，陶望齡辭歸鄉裡，布衣素食，誦經不辍，不辭路途遙遠，往詣雲棲祩宏受菩薩戒。自是之後，早參晚拜，持念不忘，並與諸善友結放生會，共修福業。於萬歷卅七年(1609)，在誦念中遷化。 狀元弘法撰著宏富 ——焦竑 明朝焦竑(1541-1620)，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江寧(今南京)人。自幼不僅聰睿，而且刻苦好學，除師授業所學之外，博覽群書，尤好佛教經籍。在鄉人推譽之下，於萬歷十七年中進士第一，按慣例當地有司應當為之建立狀元牌坊。焦竑力辭，有司決意要建，不得已焦竑懇請將此之款項，移用於赈救災民。隨又升任修撰，東宮講官，再遷升司業。 焦竑為官，淡泊名利，勤於職守，正直無私，直言犯谏，皇帝惡之，上司不樂，借故罷職，返歸故裡。既罷歸，心安理得，潛心悟道，先拜師耿天台、羅近溪研習佛法。隨之又笃信李卓吾，力事參究，有所省悟。居家之後，用己所學開導後學，跟從焦竑學習佛法者甚多。晚年修念佛三昧，日持不辍。同時，將修學之悟，奮撰弘法書籍，焚膏繼昝，筆耕不辍，比如有《筆乘》、《頻林》、《易筌》、《老子要》、《莊子要》、《焦弱侯問答》、《楞嚴經精解評林》、《楞伽經精解評林》、《法華經精解評林》、《圓覺經精解評林》等，都是數十卷至百卷之巨，這些書刊行於世，為後學提供了方便。 知縣率眾念佛卻敵護城 ——黃翼聖 明朝末年太倉黃翼聖，字子羽。自幼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尤喜釋教，及長跟從雲棲株宏修學佛教，精修淨業。後應科考及第後，授新都(今屬成都市)縣令。 黃翼聖既任縣令，勤於政務，體恤民情，深受黎庶擁戴。他雖為一縣之長，卻無縣太爺之尊，恰似缁衣無異。縣署大堂，有事是大堂，平時卻成為僧堂，縣境僧人常來此接受供養，講經說法，聽眾缁白滿堂。每逢齋僧，親呈食具，奉齋布施，頂禮膜拜。 是時，崇祯年間，朝政腐敗，加之天遭大旱，饑馑之年，農民不斷起義。張獻忠率眾起兵，占據四川，進兵新都，擾害百姓。為避張獻忠的侵擾，黃翼聖親率軍民防御守城，千余僧人感黃翼聖之德，相率登城，揚幡擊鼓，助防守衛。其僧齊稱聖號，威聲震天，獻忠士卒，不知就裡，旋急退去。黃翼聖因而升任吉州知府。 明朝滅亡，黃翼聖亦棄官歸裡，隱於印溪。閉關精修淨業，數年如一日，聖號不斷，誦經不辍，人不知其姓氏，只知蓮蕊居士。後自知時至，沐浴更衣，面西而坐，奄然而化，世壽64歲，著述有《蓮蕊居士詩鈔》。 民族英雄鄭成功的一段佛緣 ——鄭成功 鄭成功，稍微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他是抗清名將和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卻鮮為人知他與佛教有一段不解之緣。 鄭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字明俨，號大木，又名森，泉州南安人。南明隆武(1645)年間，受唐王朱聿鍵寵遇，賜姓朱，改名成功，時稱“國姓爺”。順治三年(1646)，其父鄭芝龍迎降，他哭谏不聽，遂起兵反清，自稱招討大元帥，以南澳為基地，聯合張名振、張湟言等多次在浙閩粵沿海抗擊清軍。桂王朱由榔政權，封為延平郡王。永歷(桂王第一個年號)年間與張湟言聯師北伐，白崇明沿江而上，據有四府三州廿四縣，一時震動東南;後因未納湟言建議，孤軍深入，又中清軍緩兵之計，旋敗，退回沿海。整頓軍務，加緊訓練，蓄備糧草，養精蓄銳，以應時變。 鄭成功在與清軍作戰失利之後，於永歷十八年，率部南渡台灣海峽，於鹿耳門(今台南市西北)登陸，在台灣人民支援下，擊敗、大挫荷蘭侵略者。康熙元年(1662)，發動總攻，進攻台灣府城(今台南市)，殖民主義頭目揆一被迫出降，自此收復了祖國神聖領土——台灣。隨後著手建立政權，整頓法紀，安定社會，實行屯軍，推廣大陸先進生產技術，促進台灣經濟的發展。鄭成功遂成為反殖民主義侵略的民族英雄。 鄭成功是我國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風雲的人物，但人們不太了解他還是一位與佛教有著深厚淵源的人物。這主要表現在他與隱元禅師的交誼上。隱元禅師，是福建福清市人，廿八歲母親去世後才剃度出家，成為黃檗宗的重要傳人。62歲時，應日本教民的懇請，在鄭成功的幫助下，東渡日本。抵達之日，京都朝野各界人士如雲，瞻禮膜拜隱元，連德順幕府的高級官員也先後歸依禅師座下，使黃檗宗在日本扎根傳播。現存日本興福寺鄭成功寫給隱元的一封信，足見鄭成功誠信佛法，修習有省。現將原信錄於後： “得侍法教，頓開悟門，執手未幾，忽又言別，唯有臨風神想耳。但日國之人雖勤之致請，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風廣播乎?抑虛慕其名而姑為此舉耶?倘能誠信歸依我佛，自當駐駕數時，大闡三昧，不然不必淹留風月，以負我中土檀那之願。況本藩及各鄉紳善念殷勤，不欲大師飛錫他方。所以撥船護送者，亦以日國頂禮誠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龍天實相，弘道誠無分於彼此，審勢自不無後先，惟大師慧熠之。其黃檗叢林弟子，自當仗佛力保護，無庸致慮也。盈盈帶水，神注徒深，屈指歸期，竟知何日?謹啟，法駕榮行，本藩不及西辭，至次早聞知，甚然眷戀，愈以失禮為歉，嵩貼回拜，謹即附聞，名單具慎。” 醫生學佛談笑而逝 ——崔應魁 清朝初年，北京永平有一位遠近聞名的中醫，名叫崔應魁，他更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因為他臨終之時遍邀知己，與之談論，在談笑之中，奄然而逝，人們傳為佳話，激勵更多的人向往佛道，故崔應魁之名不因醫道之名而名也。 崔應魁，累世醫業，其父不但習醫而且熟文，故崔應魁還在年少之時，蒙受父親文學、佛學、醫道諸業的教誨。其父在臨終之時諄諄囑道：“為人醫者，不能當庸醫，而要當儒醫，更要有醫德，否則為人所不恥。”故崔應魁獨立門戶之後，本著“求醫無類”行醫。凡有延醫者：貧家不棄，富家不捧，貴者不阿，奉資隨主人之意，從不強索。若遇瘠貧之家，分文不取;若遇饑馑之年，布施醫藥，救人無數。到彼求醫者，遠近都有，常年門庭若市，家裡雇了多人燒湯煮飯，接待病人和病人家屬。 崔應魁不但醫藝精湛，而且勤於學佛。家鄉高山之上有座名剎，隱居著許多高僧，他虔誠拜谒，與之結成金蘭之交。常獨自一人沿著盤山小路，到寺請求高僧講法，若有疑難亦請解答，這樣十八年如一日，終於有所省悟。平日裡除了行醫治病之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參禅學佛之上，故爾有所成就。康熙廿七年(1688)秋，身感小恙。預示化期，崔應魁遍邀相知，環坐室中。他言道：“我今邀請至交到此，是為給我送行。”於是與眾友如平日一樣探討經論，笑語相交。良久，崔應魁起坐，展卷提筆寫了一偈，落筆而逝，在者莫不歎服。 知府持戒念佛 ——王文治 王文治(1730-1802)，是清朝名冠南洋的大書法家。字禹卿，號夢樓，晚年受戒，法名達無，字無余，祖籍丹徒(今江蘇鎮江)。自幼穎悟，乾隆時進士及第，受翰林院侍讀，出為雲南姚安知府。 王文治工於書法，秀逸天成，為文崇尚瑰麗，詩自成一體。尤工音律，曾買僮教之度曲。一時名聲與袁枚並重。後不樂官場腐敗，辭官歸家後，住在宋代科學家沈括“夢溪園”舊址。他的書法得董其昌精髓，後周游琉球，名揚海外。同鄉畫家潘恭壽，每次作畫、當畫成，請王為之題詩作跋，時人稱“潘畫王題，珠聯璧合”，文集《夢溪集》傳世。 王文治早年奉佛，為官之時，常以慈悲度人之心處事。受戒之後，持戒甚嚴，日食蔬果，念佛洪名。眷屬親朋，皆受其感染教化，盡皆歸依念佛。嘉慶七年，公元1802年世壽80，預知時至，作書別眾後，沐浴更衣，結跏趺坐，化於室中。 禁煙名臣虔誠佛教 ——林則徐 清末政治家林則徐(1785-1850)，字元撫，又字少穆，晚號埃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林則徐出身於封建士大夫家庭，承蒙家教，勤奮好學，思想解放，意識正統。嘉慶年間，登進士，入翰林院。從嘉慶廿五年(1820)起，曾在浙江、江蘇、湖北、河南、山東等地任職，辦理過軍務、漕務、鹽務、河工、水利等，重調查研究，干練有績，由道台遷升至巡撫。道光十七年(1837)任湖廣總督，嚴禁鴉片，卓有成效。次年上表道光，力主禁煙，遂受命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與兩廣總督鄧廷桢合力嚴緝走私煙犯，懲罰受賄官吏，迫令英、美煙販交出鴉片237萬余斤，四月廿三日(公歷6月3日)在虎門當眾銷毀。同時，又會同水師提督關天培籌劃海防，倡辦義勇，屢挫英軍武力挑釁。1840年任兩廣總督，六月英軍發動侵略戰爭，因廣州防守嚴密，遂北上攻占定海，陳兵大沽;因投降派誣害，被革職。次年五月，復受命往鎮海協辦海軍事務，又遭殘害，流放新疆。1845年起，又被任為陝甘總督、陝西巡撫、雲貴總督。1849年因病辭職回鄉。時英軍侵略者強占福州掠地築城，他聯合士紳上書閩浙總督劉韻珂，力主將侵略者趕出城。1850年，受命為欽差，討伐洪秀全赴廣西，途次廣東普寧縣病故。 林則徐思想開放，在廣州任職期，向西方學習，便設立譯館，翻譯外交書報，編成《四洲志》。並譯外國律法、軍事技術等著述，開創了近代研究西方的風氣。同時對沙俄蓄謀侵略中國的野心，早有察覺，晚年曾說：“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 林則徐不僅是政治家，同時也是一位虔誠佛教信奉者。他雖然身居要職，系封疆大吏，公務旁午，但還是堅持每日早晚功課。他將《金剛經》、《佛說阿彌陀經》、《心經》、《往生咒》等佛經，寫在四寸見方的小本子上，便於他公務之暇，或在旅途之中堅持早晚課誦。鴉片戰爭前夕，他還針對世風日下的弊端，於1839年9月巡視澳門時，在前山寫下了《十無益格言》，其言曰： 存心不善，風水無益;父母不孝，奉神無益; 兄弟不和，交友無益;行止不端，讀書無益; 作事乖張，聰明無益;心高氣傲，博學無益; 為富不仁，積聚無益;巧取人財，布施無益; 不惜元氣。服藥無益：YIN逸驕奢：仕途無益。 周夢顏和《安士全書》 ——周夢顏(安士) 《安士全書》印光大師十分推崇，並為該書寫序和著者寫傳，其著者乃明末周夢顏。周夢顏江蘇昆山人，字克復，亦名思仁，號安士，自號懷西居士，約生於明神宗萬歷末。據傳降生前，其父夢顏回手持蘭花人室，醒來其妻遂生，故取名為夢顏。稚童之時，博聞強識，即難念難記之書，只要過他之目，即能背誦，塾師莫不稱奇。天敝三年(明熹宗朱由校的年號，即1623年)即人縣學讀書。1656年即甲申年，順治進占北京，改國號為清。國家處變，滿人統治，周無心功名仕途，心灰意冷，決心棲身佛門，虔誠事佛，潛心鑽研經論。在閱讀經論之時，讀到蓮池襪宏大師宏論，歸心淨土，執持彌陀聖號。為弘揚淨土，遍研經教，遍覽史籍及諸家之論著。針對世人對淨土法門認識之實際，經年累月，寫成《安士全書》。旁征博引，勸誡世人戒YIN止殺，濟人利物，深信因果，歸心極樂。此書對後學啟信修行起到策發作用。印光大師深谙著者之心源，為之寫傳，現錄於後： 印光大師曰：“安士先生，姓周名夢顏，一名思仁，江蘇昆山諸生也。博通三教經典，深信念佛法門。弱冠人泮，遂厭仕途，發菩提心，著書覺民。欲令斯民，先立於無過之地，後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殺之書，曰《萬善先資》;戒YIN之書，曰《欲海回狂》。良以眾生造業，唯此二者最多，改過亦唯此二者最要。又著《陰骘文廣義》(三卷)，使人法法頭頭，皆知取法，皆知懲戒，批評辯論，洞徹精微，可謂帝君功臣，直將垂訓之心，徹底掀翻，和盤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訓受訓，兩無遺憾矣。以其奇才妙悟，取佛祖聖賢幽微奧妙之義，而以世間事跡文字發揮之。使其雅俗共觀，智愚共曉故也。又以修行法門，唯淨土最為切要，又著《西歸直指》(四卷)一書，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脫死大事。良以積德修善，只得人天之福，福盡還須墮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薩之位，決定直成佛道。前三種書，雖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種書，雖教人了生死，而又須力行世善。誠可謂現居士身，說法度生者，不謂之菩薩再來，吾不信也。” 後人於是將四種書合集，故名《安士全書》，策發後學，深信淨土，功德非凡。 夢顏先生於乾隆四年(1739)正月，預知時至，與家人說道：“吾將西歸。”家人請以香湯沐浴，拒絕說：“我香湯沐浴久矣。”在談笑之中，寂然而逝。其時滿室異香馥郁。世壽84歲。 由儒道而回歸淨土的進土 ——彭紹升(際清) 佛教史籍評述近代淨宗弘傳狀況時，稱述：“晚近蓮宗昌盛，超邁諸家，紹升實有以啟之也。”此講的紹升即彭紹升。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又號二林居士，法號際清，江蘇蘇州人。家世清貴，其父乃兵部尚書。紹升幼年聰穎，十六歲為諸生，乾隆年間中進士。他雖中進士，卻不慕功名，崇尚名節，砥砺志行，傾慕賈生，意欲赫赫然而樹功烈。初不信佛，為成功業。遂讀先儒之書，喜陸九淵、王陽明之心學，繼而習道家丹術，三年無效。中年偶讀明高僧憨山、蓮池、紫柏之書，並閱讀了佛教典籍，煥然心解，遂歸依正道，自號曰：知歸子。他日常以禮誦為務，閱大藏經，受菩薩戒，斷絕房事，茹素絕葷，杜絕塵事紛擾，潛心參習佛法。更從學道兼俱的定公德基受淨土之教，在家鄉的文星閣，修一行三昧。 彭紹升，平生致力於淨土的弘傳，曾建念佛道場，設放生會，撰著淨土法門的論述，有《一乘決疑論》、《華嚴念佛三昧論》、《淨土三經新論》等融匯儒釋，發揮淨土宗義。又有《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等行世。嘉慶元年(1796)正月，預知時至，在念佛聲中，奄然而化。彭紹升平生致力於淨土的弘揚，著述宏多，故佛教典籍稱說，“近代淨宗之昌盛，有賴於紹升弘傳之力。” 富商巨賈遺產盡資佛寺 ——呂碧城 呂碧城，安徽旌德人，父呂鳳歧，清光緒皇帝時任山西學台。碧城幼年之時，有奇慧，人謂之曰：奇才。其父憐愛，教授詩文，凡有所授，悉皆通曉，兼且博覽經籍，研究釋典，才辯無礙。及長，參受西學，通曉英、法、德、日等國語言。名冠鄉邦，士夫稱贊，年滿二十，即聘任為《大公報》編輯，移年，改授北洋女子學堂總教習之職。民國初年，移居上海，棄文經商，善經營，會管理，很快累積家資巨萬，於是環球旅游，先游歐洲，隨游美洲。這時呂碧城的聲譽大彰，旋又歸居香港。 呂碧城居香港之時，除撰文、經商之外，還喜讀佛教經籍，常與缁衣交游。一次偶然機會讀了《印光大師文鈔》，頓發正信，盡棄奢華，持戒茹素。同時開始翻譯工作，他用英文翻譯經論多種，並付梓出版，流布歐美，這在近代碧城著力良多。民國三十五年(1946)元月，身染微疾，逝世於寓所。臨終之時，遺言：所遺留的巨萬家產，悉數送於太虛大師，用於佛教事業。其著述有《夢雨天華室》叢書。 開創中國佛學院之先河 ——楊文會(仁山) 中國佛教到清末顯現重興之勢，不是表現在各宗派之再起及單純地對各宗派學說的繼承和發展，而主要表現在一批很有造詣的居士和僧人，鑽研佛學，著書講經，校勘佛典，培養人才，從而推動近代佛教的發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楊文會，典籍上稱為“開中國佛學院的先河”，國內外的一些學者稱他為中國近代佛教的“中興之祖”。 楊文會(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家世業儒，幼有異趣，不願人仕。及冠之後，棲心經世實用之術，頗涉泰西格致文哲之學。曾國藩曾聞其名相與交談，大奇之，命其子與之交締。太平軍起，避亂杭州，偶於書肆得《大乘起信論》，讀之豁然有省，遂虔心佛教。 文會初與鄭學川於同治五年(1866)在揚州成立江北刻經處，隨又在蘇州、常州、杭州、如皋四處建立，楊文會積極支持並募捐襄助。是後楊文會約同道十余人，募捐資金，在南京極北閣創立金陵刻經處，從事刻經和校刊事業。 自金陵刻經處成立之後，楊文會就專業從事佛經的出版事業。1878年，曾紀澤(曾國藩長子，清未外交官)出便歐洲，邀楊文會同往，在英國倫敦結識錫蘭居士達摩波羅、日本佛學者南條文雄等，相約攜手共同恢宏正法。自唐宋以後，散失的佛典章疏，多數存在日本。楊文會歸國後，即托南條在日本搜購古逸經論底本，如《唯識論》、《因明論疏》等三百余種。對此精加勘校，刻版流通，前後計刻成經典三千六百余卷，並圖像多種。在其一生中“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經典至百余萬件，印刷經像至十余萬張。”大大豐富了佛教大藏經的內容，啟發了學者研究，遂使多宗學說得以廣播。1897年，楊文會為發展刻經事業，又將南京延齡巷私宅獻給刻經處，作為永久流通經典場所。 楊文會對佛教的教制大膽設想，撰《釋氏學堂內班課程刍議》，就中提出仿教育而設大、中、小三級學校，還把設僧尼學堂作為振興之策。1907年即在刻經處開設佛學堂，取名祗洹精捨。一時高僧如月霞、谛閒、晏殊等均前往助之;而太虛、智光等列門牆;歐陽竟無、梅光羲、李政罡等叉手講經，執弟子禮。1901年又與他人在刻經處建佛學研究會，自任會長，每月講經一次，很受歡迎。他在精捨與研究會，講學40年，培養了一大批高級知識份子，如譚嗣同(善華嚴)、桂柏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以及章太炎、歐陽竟無、太虛、李政罡(均善法相唯識)，都各擅專宗，有獨到的造詣，對中國近代佛教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印順法師講：“為佛教人才而興學，而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楊氏為第一人。” 政治維新化佛教現代化 ——譚嗣同 清朝末年，有識之士的譚嗣同，既在政治上主張維新化，同時又在佛學意識上主張現代化，其所撰之《仁學》，即是這一思想的代表作。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湖南浏陽人，其父乃廣東巡撫譚維洵。在家父的影響下，少懷大志，通經史，能文章，好劍術。1884年被新疆巡撫劉錦棠召為幕府，游歷西北、東南，考察民情，結交名士。1895年在家鄉設立強學會，集合維新志士，圖變法救亡之道。中日甲午戰役，奮起救國，尋以候補知府赴南京。其間他會見了許多佛教學者，對佛學有了認同。此之時， 他覺得“平日所學，茫無可倚”，對佛教進行了系統的鑽研，“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少不間斷”，“漸漸自能人定，能歷一二點鐘，始出定”。同時與石埭馳名的大善知識楊文會相善，得聞華嚴性海之理，大為傾服。乃欲以大乘菩薩道，匯通儒家王道大同之說，以為興革施政之本，遂撰《仁學》一書。他“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而成《仁學》一書。”又在《金陵聽說法》詩序中講：“吳雁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文會為第二導師，乃大會於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該書一出，影響晚清政治思潮甚為巨大。在學術上，他認為佛學廣大，“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適用性上，佛學有捨身救世的大無畏精神，“善學佛者，未有不奮勇而雄猛者也”。他對佛學解行並重，大雄無畏，就表現在後來變法獻身之上。故梁啟超評道：“然真學佛而真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見焉。”1897年，應湖南巡撫陳寶箴邀請，到長沙創辦新政。先後設立時務學堂、《湘學新報》、《湘報》、南學會、武備學堂、保衛局等，並籌辦了內河輪船、湘粵鐵路、開采礦產等。1898年，由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薦，授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預新政。戊戍變法，為袁世凱出賣遇害，世稱“戊戍六君子”之一，時年34歲。身雖殒殁，然其仁學思想，在佛教界和世人心中影響極深。 蔡元培極贊佛教無戰爭 ——蔡元培 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商人家庭出身，1892年中翰林，1894年補翰林院編修。1902年與章太炎發起組織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創辦《警鐘日報》，提倡民權，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後任南京政府教育總長、後歷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 蔡元培，不僅積極提倡民主，鼓吹支持革命，力主崇尚科學，並積極研究佛教，相信佛教對社會服務的積極性。他在《佛教與科學比較研究》一書序裡，極力稱贊佛教的積極作用。他在序裡講：“回教之穆罕默德，左手執古蘭經，右手執劍，不從其教者殺之。基督教與回教沖突，而有十字軍之戰，幾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舊教之戰，亦亘數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圓通，非他教所能及。”他是一個學者，從歷史上沒有發現，也無法舉出因佛教而引的戰爭，無論是中國與外國。他又是一個科學家，在他眼裡，並未把佛教看成是反科學的，相反他在上述文中又說：‘佛法的宣傳，隨順眾生的根器，本無定法。欲為科學家說法，應用科學方法作積極的證明。” 國學大師挺身護法 ——章炳麟(太炎) 國學大師章炳麟(1869-1936)，原名绛，字枚叔，號太炎，浙江余杭人。父親浚“中年頗好禅學”。太炎少年即從俞樾、黃道周學經學，俞樾歷來茹素念佛。章太炎在青少年之時，就受到了佛教的薰陶和感染，這為他日後研究佛教扎下了根基。雖處於這樣的環境，但章太炎還是傾心社會，那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我國戰敗，民族危亡，立志救國，遂參加維新運動，任《時務報》撰述和《經世報》編輯。1902年與蔡元培共創中國教育會，設立愛國學社，未幾，因《蘇報》案在上海被捕。出獄後復與蔡元培發起光復會，復又被捕。出獄後被同盟會迎入日本講學，主辦《民報》。1911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總統府樞密顧問。二次革命，參加討袁，隨之參加護法運動，任軍政府秘書長。“九·一八”事變後，長期從事學術著述、教育工作，同時潛心研究佛教。 章太炎亡命日本之時，接觸佛教，閱讀大量經論，認識到：佛教“自貴其心，依自不依他”、“萬法唯心”、“緣起性空”的理論，能使人“勇猛無畏”，激勵意志，能樹立民族自信心，可圖自強自立。佛學可增強國人道德觀念，“制惡見，清污俗”，“欲興民德，捨佛法其誰歸?”他還認為佛教可以團結社會各階層，改變中國一盤散沙，他說：“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所以他選擇佛教，鑽研佛教。在他看來，佛教非宗教，佛的本意是“求智”，西方哲學原意是“愛智”，其理相通，故他說：“佛學只與哲學家為同聚，不與宗教家為同聚。”在日本期間，正值清室藉興學而毀佛教，佛教四眾嘩然而不知所措。章本以佛教作為行止的借鑒，要救國救民應以佛教救心為要，於是不顧自身之安危，憤而發表《告佛弟子書》、《告白衣眾書》等。待後便與太虛大師在上海、蘇州等地弘法，或臨壇講說，或操筆綴文，均能使士林欽佩，奉為圭皋。民國廿六年六月殁於上海，世壽69歲。著述有《五元論》、《建立宗教論》、《無我論》、《大乘佛教緣起論》、《大乘起信論辯》、《國學概論》、《章氏叢書》等。 【附錄】 世界名人談佛教 ☼佛陀是他所倡導的一切美德的化身。在他那成就非凡、經歷豐富的四十五年的布道生涯裡，他以行動诠釋了自已的言教。在他身上找不到一點人性的弱點和低劣的東西。佛的道德准則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完美無上的。——麥克斯·穆勒(德國語言學家，比較宗教學家) ☼無常的世界觀，菩薩行的人生觀，引導我走上了革命道路。——瞿秋白(偉大的革命先驅，烈士) ☼如果你想見到人類最崇高最偉大的人，看看這位穿著乞丐衣服的“國王”吧，他就是我們人類神聖而偉大，最尊貴的人。——阿伯多爾·艾特赫(穆斯林詩人) ☼佛教徒處在理性思維的高級階段。人類到釋迦牟尼佛時代，辯證思維才成熟，辯證法最初來源於佛教。——恩格斯 ☼佛陀並不僅僅是所有佛教徒的財富，也是整個人類的財富。他的言教適用於每一個人。那些所有在佛教之後出現的宗教均從佛的言教中吸取了眾多的思想。——一位穆斯林學者 ☼寧靜而平和的心境及對一切有情眾生的悲愍和博愛是佛陀所倡導的。佛從來不說所謂的“罪”，只講可以用覺悟和悲愍來根治眾生的愚癡心和懈怠。——拉達克裡希南博士(印度政治家) ☼我越來越認為，釋迦牟尼在品格和影響方面是最接近於那位道路、真理和生命的體現者。——米爾最主教 ☼在這個充滿沖突與斗爭，仇恨與暴力的世界上，佛的教導就像那光芒四射的太陽。也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個充滿原子彈、氫彈恐怖的世界更需要佛的教誨了。兩千五百年前的光陰，加深了佛法的活力和真理性。讓我們牢記這個不朽的教導，在佛的教導指引下，努力規范我們的言行。我們可以平靜地面對原子彈給人們帶來的恐慌，為促進正思維和正行而略盡綿薄之力。——賈·尼赫魯(印度政治家) ☼佛陀和凡夫的差別就好比智者與愚者之間的差別那樣。——一位作家 ☼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去遵循佛的教導!在這個具有宗教、教理、教儀的世界上，何處還能找到這麼一位卓越而出色的導師?在群星璀璨的歷史中，他是一顆最燦爛、最偉大的巨星。科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們都稱贊：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這位偉大導師的光芒照亮了苦難黑暗的世界，像燈指引人類走向光明。——一位歐洲作家 ☼持戒、禅定、悲愍，以及從私欲中徹底解脫出來，這就是偉大東方宗教——佛教的基本教義。——伯特 ☼的確，神秘的東方，這塊孕育宗教的大地，以佛教賜予我們一個真實的啟示，佛教讓我們認識到：在人性深處本能的具有一種道德的純美與潔淨。煥發他們，使其明光重現，靠的是人自已的心力而非任何神祗力量。——查爾斯·T·汗 ☼且不要管我是否是佛教徒，我對世界所有各大宗教都進行過研究，我尚未發現它們中有任何思想在優美和包容性可以來超過佛的“四聖谛”的。我為自己依止佛的這一教導，規范自已的人生，法喜充滿。——裡斯·戴維斯教授(英國宗教學家) ☼佛教是現實主義的，就在於它對生活及世界持一種現實的觀點。它不是錯誤的把我們拽進傻子的天堂，也不是用各種假的恐怖和罪感來嚇唬折磨我們，它確切地、客觀地告訴我們自己是誰，我們周圍的世界是什麼，並向我們展示了一條通向圓滿自在、和平、寧靜的幸福之道。——長老羅侯羅教授 ☼佛陀傳教極為獨特，他與世界上許多其他宗教截然不同。他傳教是讓理想主義的鳥兒在離大地最近的上空飛翔，因為供給鳥兒身體所需的食糧來源於大地。——哈滋拉特·伊那亞特·康 ☼正如我們從實際記載中所發現的那樣，佛教不是一個假設的原始體系，佛教這一特點今天對其它宗教仍然構成了挑戰。——戈爾主教 ☼佛教為人類設立了一個從生活中獲取最高養分的人生藍圖。佛教是知識和才智起支配作用的智慧宗教。佛陀從來沒有為了使人改變信仰而說教，而且是為了使每一位聞法者都能得以覺悟而施教。——一位西方作家 ☼佛教的“信”總是個知見問題，而非相信問題。佛的言教被形容為“來——看”，請你來看，而不是來相信。——長老羅侯羅教授 ☼佛教將像日月那樣永遠與人類共存於這個世界上，這是因為，佛教是人的宗教，是全人類的宗教。——班達拉克夫人(斯裡蘭卡政治家，總理) ☼佛教徒不是哪一本書的奴隸，也不是哪一個人的奴隸。他不需要犧牲自已的思想自由來換取一個佛弟子的美稱。作為佛教徒，他完全可以自由地去鍛煉自己的意志，發展和提高自己的知識，甚至到達佛的果位的程度。這是因為，人人都是未來佛。——那爛陀長老 ☼佛陀教給我們的不是一種循規蹈矩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種有原則，以追生活完美的生活方式。因此，他是一種寬容的宗教，世界上最具有情味的，慈悲寬容的宗教體系。——約瑟夫·萬 ☼只要去讀一段佛經便會發現，遠在2500年前，佛的弟子們就懂得了有關我們現代心理學上的問題，其水平遠遠超出了世人對他們的信任。在這個時侯，他們就開始研究這類問題並找出它們的答案。——格雷厄姆·豪博士 ☼近來我們聽到許多關於意念力方面的問題，其實佛教是走在世界前列，最完整、最有效的心智訓練體系。——達德利·賴特 ☼通過特殊的催眠方法，約有70%的人，可鮮明地回憶出前世記憶，甚至有的可追憶到自已前九世的情況。——美國心理學家文巴克博士 ☼佛教創造了一個新的人類種族，一個有道德的超人種族，一個濟世度人的種族，一個佛的種族。——曼瑪森·納斯·夏斯特裡 ☼佛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把為全人類獲得徹底解脫的博愛教理展示給人類宗教。——賈亞鐵拉克博士 ☼我們可以斷言，佛教是唯一不帶任何狂熱色彩的宗教。它的目的是通過征服自我使每一個人產生一種徹底的內心改造，而不叫人以權力、金錢來誘使他人歸信自己的宗教。佛陀僅向人們展示了一條完全取決於每一個人自已是否實踐的解脫之道。——羅克希米·那蘭蘇教授 ☼有人以為佛教是那種暗淡無光、使人抑郁的宗教。其實不然，佛教是教人以樂觀向上的宗教。當我們閱讀菩薩——未來佛本生故事時，我們由此知道佛是如何培養寬容和忍耐的完美品質的。這有助於我們在逆境中尋快樂，在他人的福祉上生歡喜。——戈那鐵拉克(德國佛教學者) ☼談到佛教，你便會看到阿育王不僅倡導高尚的道德情操，而且還以一種令我們現代具有其他信仰的國君們汗顏的方式來行使王權。——傑弗裡·莫迪邁(西方作家) ☼一個人也許一開始就間接的被佛教所吸引，但只有當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通過實踐來分析、判斷，他才能認識到佛教的真正價值所在。——愛德華·康澤 ☼判斷一個宗教或一種人生觀不僅是根據它所斷言的真理，而且還要根據它對它自己追隨者生活所帶來的影響和變化。就此測試而言，佛教有一項讓我們真正感到引以為豪的成功記錄。——瓦利辛格 ☼可以說，印度人遠比西方心理學家早先發現了潛意識。他們認為，潛意識是由作為前生的遺產沉睡在個體意識中的總體印象所構成。佛教的禅定技能，被認為一種潛在的力能有關，是現代心理分析學和自身的心智訓練的先行者。——馮·格拉西那教授 ☼若把佛陀稱之為救世主的話，那只是他發現和展示解脫之道——涅盤的角度上說。不過，這條道必須由我們自己來走。——長老羅侯羅教授 ☼佛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有意而公開地把自己建立在對生命問題、解脫方法問題進行系統和理性分析的偉大宗教。——牟尼·巴格 ☼在最早從事巴利文經典英譯的學者裡，有一位著名牧師的兒子。他從事此項工作的目的是為了證明基督教猶勝於佛教。他在他所肩負的這項使命中失敗了，但卻博得了意想不到的世大成就——成了一名佛教徒，我們絕不能忘記這一促使他從事此項工作的殊勝機緣。從此，在西方，神聖的佛法讓成千上萬的人得以聽聞。這位偉大的學者的名字叫裡斯·戴維斯博士。——摩西陀長老 ☼佛不僅向印度，而且向全人類展示了不朽的真理和崇高的倫理道德。佛是世界上一位空前絕後的、最偉大的道德守護人。——艾伯特·施瓦茲(法國作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裡，佛教為世界文明和文化的振興做出了比其他宗教更具影響的貢獻。——威爾斯(英國小說家，文化批評家) ☼佛教的歷史的書上，沒有一頁曾被審訊迫害的火光掠擾過，或被對外道屠城的濃煙熏黑過，或被宗教仇恨的無辜受害者的鮮血染紅過，佛教揮舉的只有一支劍——智慧之劍——佛教承認只有一個敵人，乃是無知，這是歷史的見證，不容否認。——巴帕特教授 ☼佛陀從未在任何場合發過火，也沒有在任何事情上說過一句不仁慈的話。——拉達克希裡南 ☼佛教給人予以充分的獨立性和自立性，並煥發人們的信念和活力。——那爛陀長老 ☼如果說有哪個宗教可以對於現代科學要求的話，那一定是佛教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相對論創立者) ☼佛學乃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孫中山 ☼在世界歷史上是佛陀第一個向人類宣稱，人人都可以在今生今世通過自己的努力為自己獲得解脫，而不需要上帝或任何神的幫助。他極力主張和倡導“自主”、“純潔”、“謙恭”、“覺悟”、“和平”和“博愛”的思想。他極力主張知識的必要性，認為沒有智慧，在人的一生裡就不可能有心靈的洞察力。——艾利奧特教授(印度學家) ☼佛陀並不能拯救人類，他只是教導人們如何像他自己曾經歷的那樣自己拯救自己。人們信奉他真理的言教，並不是因為這些言教出自於佛陀，而是因為他的這些教導喚醒了人類，使他們潛在的自身的精神煥發出來，覺悟了自已。——奧登堡博士(德國佛教學者) ☼佛教是幸福美滿的教育，學佛是人類最高的享受。——當代高僧淨空法師 ☼在人類歷史上，是佛陀第一個向人類勸誡和懇請不要去傷害生靈，不要去向神大肆祈禱、禮贊或供奉犧牲品，無上佛陀以其雄辯的思想向世界莊嚴宣誓：神也同樣迫切需要導求其自身的解脫。——裡斯·戴維斯教授 ☼如果有一個能夠應付現代科學需求，又能與科學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相對論創立者) ☼我本人是科學家，但對佛法同樣感興趣。我認為佛法與科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沈家桢博士 ☼佛教所開示的法，包含內容的廣大深奧，確實與無倫比。——英國著名學者克裡 ☼佛教是宗教而超宗教，是哲學而超哲學，是科學而超科學。——著名物理學家黃念祖 ☼佛學之博大精深，雖有聖哲無所措手——康有為 ☼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近代思想家章太炎 ☼在世界宗教中，只有佛教是切實地以系統理性的分析來考察生活中的問題，並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世界著名學者巴格爾 ☼皈依佛門，智能者之事也。——民族社會黨領袖張君勵 ☼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業。——著名美學家朱光潛 ☼佛教文化對中國倫理道德等產生了很大影響，其許多主張同我們現在提倡的精神文明的思想是一致的。——李瑞環 ☼佛法之廣大精深，余所素信不疑者也。——陳獨秀 ☼釋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答的問題，他居然早已明白地啟示了。——魯迅 ☼佛教是歷史上唯一真正注重和依據實證的宗教——著名哲學家尼采 ☼假使沒有佛教因果律，宇宙就只有混亂。——世界幾何力學之父威勒博士 ☼二千年佛法是座寶藏，到這座深山探寶，一定會有難以想象的收獲。——趙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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