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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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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永信法師：達摩“四行”與今日佛教
達摩“四行”與今日佛教 ◎釋永信 學佛修行者的日常生活，一般分為二部分：修行生活和世俗生活。對於剛剛發心學佛，修行時間不長的人來說，他們的修行生活和世俗生活往往是脫節的，還不能融合到一起，打成一片。學佛修行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因人的根性高下有長有短。但通過不斷地學佛，隨著修行功夫的加深，修行生活漸漸向世俗生活滲透，最終自然而然地過上全面佛化的日常生活。需要指出的是，過上全面佛化日常生活的過程，並不都是那麼順利，可能會經過多次反復。一個人改變自己的舊習氣，是很不容易的。學佛修行，實是一個艱苦的過程。 上述學佛修行者修行生活和世俗生活的脫節問題，在佛教剛傳入我國的早期，也是存在的。從東漢到南北朝，幾乎所有西域來的僧人，都被皇帝接走了，供養起來，書載姚秦王苻堅為得到當時在龜茲國的鸠摩羅什師，還專門發兵打龜茲國。我們少林寺開山祖師印度高僧跋陀，來到我國後，也被皇帝接走，敕建少林安居，生活日用官府公給。高僧被國主供養，對於佛教在我國的發展，是起著重大的作用，道安師就直說過：“不依國主，法事難立。”但是也有不好的一面，高僧們被國主供養後，實際上他們每天過的已經不是日常的宗教生活，這無疑給廣大的學佛修行者的日常生活帶來偏差。高僧們整日忙於譯經講經，廣大信眾則忙於求法義解。這不像正常的修行，而更像搞政治運動，到處是轟轟烈烈的造像建寺。達摩祖師來到中國時，看到的正是這副景象，楊玄之《洛陽伽藍記》記載說：達摩祖師來到洛陽，看到永寧寺後，贊歎不已：“此寺精麗，閻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實際上達摩祖師對此不以為然，否則他不會離開洛陽，跑到嵩山少林寺一帶，終生“游化為務”。傳說的達摩祖師與梁武帝交談不契，不歡而散的公案，也暗示著達摩祖師對當時中國佛教界現狀的不滿。針對當時中國佛教界現狀，達摩祖師除了傳授他的壁觀安心法門外，並著重教誨“四行”。據達摩祖師弟子昙林的記錄，“四行”內容包括：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和稱法行。報怨行是教導信眾在生活中如果遇到苦難時，要明白這是前世惡業的報應，要接受它。隨緣行是教導信眾在生活中遇到喜事時，要明白這是前世善業的報應，緣盡喜消，不值得高興。無所求行是教導信眾不要太執著，不要想這要那，要認識到世上萬物皆空的道理，學會無求地生活。稱法行則是教導信眾要徹底地認識人生的真理，根據認識到的真理來安排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合乎人生的真理。實際上就是全面的佛化生活。 我們不難看出，達摩祖師教誨的“四行”，並不是什麼深奧難懂的佛理，而是今日信眾人人耳聞的佛教基本道理。所以後來宋朝的契嵩禅師就提出過疑問：“四行之說豈達摩道之極耶?”隨著佛教在我國的發展和普及，達摩祖師教誨的“四行”，已經成為佛教界的共識，而顯得有些“陳舊”。但在達摩祖師時代，修行者的修行生活與世俗生活的脫節，確是個突出的問題。這也是佛教傳入我國初期不可避免的問題，因為當時佛教界還處於取經譯經， 即介紹佛教義理階段，直到唐代的玄奘去印度取經求法成功，佛教各宗各派形成，我國佛教義理建設才告初步完成。佛教義理的介紹和建設，是當時佛教界全部注意力所在。所以，以佛陀當年的游化方式宣揚“四行”，即佛化生活的達摩祖師及其門人，根本得不到社會信眾的理解，甚至遭受譏謗。但是，整個中國佛教歷史表明，達摩祖師及其門人的努力，漸漸被社會信眾所理解，並逐步發揚光大，最後大行全國。把達摩祖師及門人的成績，僅僅理解為佛教一個宗派的勝利，那是理解偏了，應該理解為我國佛教發展的必然結果。佛教的宗派之爭，有益於佛教義理的發展和完善，但掩蓋了隱蔽在宗派之爭下面的佛教整體發展的基本事實。 禅宗確實代表了我國佛教的發展方向：佛教從義理建設向信眾日常生活的滲透。昙林記錄的達摩祖師教誨有二個內容：理入和行入。行入即上面的“四行”，理入即我們都很熟悉的“明心見性”。現在我們見到的有關禅宗的書，注意力都集中在禅宗“明心見性”殊勝法門的演變上，實際上，禅宗的發展史還貫穿著一條更基本也更重要的線索：即從達摩祖師的“四行”→神秀的漸修，“時時勤拂拭”→慧能的“行正即是道”→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趙樸老的“人間佛教”和現代的生活禅。基本思想沒變，表達著同一個目標：實行佛化生活，把佛教義理貫徹到信眾的日常生活中去。“四行”與“明心見性”的關系，有如樹與花的關系，“四行”是根本，“明心見性”是花朵。如果我們把禅宗《燈錄》、《語錄》中的充滿機鋒、耐人尋味的公案，比作一座千姿百態的花圃，那麼，花圃之所以精彩吸引人，是因為花圃裡的這些花，都曾經是生長在樹上的活生生的鮮花，而不是紙上的妙筆生花。因此，我們在堅持重視“明心見性”殊勝法門的傳統的同時，更要弘揚由達摩祖師倡導的“四行”傳統，把佛教的真理貫徹到信眾的日常生活中去。 達摩祖師倡導的“四行”與戒律是有區別的。戒律是針對佛教組織自身的，“四行”則是所有信眾對於日常生活應該采取的態度。戒律帶有強制性質，像法律條文；而“四行”則是希望信眾自覺地根據自己佛法體會，指導自己的日常行為，是屬於信眾個人的宗教修養上要求。所以，“四行”對於今日信眾的日常生活，仍然具有普遍的也很切實的指導意義。學佛修行是腳踏實地的事，只有建立在平平常常的日常生活上的修行，才是可靠的。修行不能追求表面的轟轟烈烈，不能搞運動。現在很多人總相信佛教末法時代說法，認為現在道風不振。實際上，每個時代的道風都是差不多的。達摩祖師教誨“四行”，說明當時道風的浮誇；唐朝玄奘西行求法，說明當時佛教思想的混亂；百丈懷海立清規，說明當時叢林沒規矩；等等。細翻史籍，可以發現，每個時代都有對當時道風的指責言論。我們讀《高僧傳》讀《燈錄》以後，便以為唐代、宋代高僧雲集，實際上是一種錯覺，《高僧傳》《燈錄》是把幾百年中的高僧集中到一塊，如果以每10年來平均，每10年裡也沒有幾個高僧的。我們總是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期望很高。這樣並不好，這對於我們修行者來說，尤其不好。過高的期望，本身就是一種妄想，我們要以一顆平常心對待我們的時代，對待自己的修行。佛教的根本，是信眾的切實修行。修行講自受用。從自己的日常生活修起，從小事修起，從眼前的一件一件小事修起。把自己聽到的正法，悟到的真理，融化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裡。我認為這才是學佛修行的大道。這就是達摩祖師“四行”對於我們今日信眾的真受用，大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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