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心與空性見
菩提心和空性見,乃大乘佛法的兩大核心。其中,又以菩提心為大乘不共教法。但就漢傳佛教的弘揚傳統來看,關於空性見的論述遠多於菩提心。當然,不能就此說明祖師大德在行持中對菩提心有所偏廢。在以傳統儒家思想為道德基石的古代社會,孔子提倡的“仁者愛人”,孟子呼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為之奔走實踐的“兼愛”思想,包括古人所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都在一定程度上突顯了利他的內涵。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為人們熟知乃至信奉的道德准則,古德才更側重對空性見而非菩提心的闡述。畢竟,“緣起性空”的甚深義理是佛法不同於儒教及世間法的獨特思想,是國人聞所未聞的覺悟之音。
仰觀漢傳佛教各宗之見,莫不對空性見有著精深而微妙的诠釋,如天台宗的三谛圓融,三論宗的二谛、八不中道,華嚴宗的四法界、十玄門,從而使源自西域的佛教在東土大放異彩。但對空性見的透徹悟解,不僅在於對義理的辨析,更來自修行的悟入和體證。因而,各宗修學體系的建立和傳承,皆有賴於成就者一代代的薪火傳遞。遺憾的是,歷經隋唐的鼎盛之後,各宗逐漸式微,證法傳承幾乎湮沒無聞。而屬於心性層面的教授,決非文字能夠完全承載。文字所傳達的只是相對真理,是標月指,而非月亮。一旦證法傳承中斷,理論所帶來的幫助就很有限了。關於空性的理論,本是引導我們獲得契入空性的正見,但掌握理論決不等於證得空性。若缺乏止觀基礎,兼無明師點撥,往往只能在理上解悟,於生命改善並無太大作用。正因為如此,不少人雖擅長談玄說妙,依然習氣深重,煩惱不減。這一流弊並非始於今日,早在數百年前便已有之,為教下及宗下大德痛加呵斥。而在佛法衰微、明師難遇的今天,種種狂解更為泛濫,學人若期望直接證悟空性而成就,無疑是選擇了一條難行之道。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空性見若不能落實於止觀並成為摧毀我執的利器,很可能反被我執所利用。關於空性的種種言說,本身就是誘人的玄談素材。國人早有崇尚玄學的傳統,魏晉時期尤盛。故般若性空學傳入中國後,便以其超凡甚深之論為文人士大夫所好,歷久不衰。止於談空說有,從文字求解悟,非但得不到佛法真實受用,更難免師心自用之誤,所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明末博山禅師將此類弊端歸納為二種障、二種慢、二種怯弱心及二種安穩想。其中,二種障為文字障和理障,二種慢為我慢和增上慢,二種怯弱心為見理已極、行不能逮和我見地已與佛同、實不得佛之果用。此風沿襲至今,更出現佛法哲學化的傾向。將空性見等種種佛法義理作為抽象哲理研討辨析,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人們對心性的好奇,亦能予人以微妙的精神愉悅,卻無究竟力用。同時,更會誘使學人陶醉並沉溺其間。所以說,若不能將關於空性的理論付諸實修,而僅僅輾轉於從書本到書本的研習,非但不能瓦解我執,反而會演變為強化我執的增上緣。而這種我執,因為覆蓋了一層“佛法”的包裝,更為堅固、隱蔽,難以識別,這是我們必須嚴加防范的。
——摘自《菩提心與空性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