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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印法師:印光法師悟道年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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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法師悟道年時考
  (一)簡狀
  印光法師,法諱聖量,自署常慚愧僧,1861年出生於陝西省合陽縣,俗姓趙。幼攻儒書,21歲出家,22歲受具足戒。行腳參方,博學多聞,勤於勞作苦行,而以淨土法門為根本之修持。33歲,由北京至普陀山法雨寺,精修念佛達二十余年。1918年(民國七年),法師58歲,始有居士將其文稿二十余篇刊印為《印光法師文鈔》,此後,漸以增廣。法師於蘇州報國寺創立弘化社,為近世流通佛教典籍之重鎮,曾出版佛書五百余萬冊,佛像一萬余幀。70歲息居於報國寺,致力恢復蘇州靈巖山寺為十方淨土道場。77歲,移居於靈巖山寺。1940年,法師80歲,10月28日召集僧俗大眾,安排寺務,付托後事。11月4日晨,跌坐椅上,於全寺大眾念佛聲中,安祥示寂。茶毗後,建靈塔奉捨利於靈巖山寺。
  海內外皈依法師座下稱弟子者二十余萬人,其中頗多高階層知識分子。如弘一法師、丁福保居士等,率皆依以為親教師。法師遺著收錄於《印光法師文鈔》正、續編和第三編,計:書函、序、跋、疏、記、論、說、銘、志、贊、頌以及雜著等,都為文獻1809篇(初步統計)。
  繼清代梵天實賢、紅螺夢東大師之後,印光法師被我國佛教界(漢語系)尊為淨土宗第十三祖。
  (二)應知
  印光法師被尊為淨土宗一代祖師,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這是我國近世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因緣。紹隆祖位,續佛慧命,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這是自不待言的。悟佛心燈,傳佛心印,名之曰祖。如達摩大師說:“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為祖師。”(〈〈寶林傳》)這不但禅宗如是,凡是佛教各宗諸祖,其根本宗旨,亦都莫不如是。只是,各宗的說法,根據其宗派特色,或曰明心見性,或曰大開圓解,或曰即身成佛,或曰念佛三昧等,為不同而已。凡已明心見性乃至獲證念佛三昧者,雖然不必定皆紹祖位;而紹祖位者,則必須是已得明心見性,乃至已得念佛三昧者,則是理所必然的事情。
  印光法師,紹隆祖位,其已契證念佛三昧,固然是決定無疑的事情。然而,近世以來,特別是現代,由於對印光法師的研究還很不夠,以致還有不少的初心的佛教徒(包括僧俗四眾)、對印光法師不能如實地正確地認識,更談不上對他的遺教有所足夠的應有的重視,把他與泛常僧人等量齊觀;甚至還有一些佛教徒,對他還很不了解,還很陌生。
  應當指出,研究印光法師,加深對他的了解,發揚其遺教,這對於現時代和實踐佛法,都具有著十分重大和極為深遠的意義。印光法師,無論從儒教到佛教,從做人到學佛,從家庭到社會,從倫理到教育,從藥方到保健,從國民到國家,從世間法到出世間法,從方便到究竟,於一切方面,都不能不說是近世佛門中一位傑出的、偉大的、光輝的典范人物。他生活的時代,距今半個世紀,世事。人事,雖然已經發生巨大的變遷。然而,時間畢竟不算太遠。他所提倡的上述各方面的道理,應該說依然還是真理,永遠是真理,絲毫也沒有改變。如實地研究和了解印光法師,無疑地將會對我國佛教徒繼承發揚佛教的優良傳統,促使當代佛教更加完善地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住持正法;自利利他,愛國愛教。以及對國際間佛教界的友好交往,產生更進一步的良好影響。
  作為自從皈依佛門一開始,直至現在,始終熏沐在印光法師遺教恩惠之中的我自己,也並沒有切實地踐行法師的教誨,談不上對法師的實際能夠有所正確的認識。勉為此文,對法師的悟道因緣,試為探討,並以就教方家;若能起到一點磚石的作用,便屬萬幸!
  (三)示法
  關於印光法師在其生涯中,何時獲證念佛三味,發明心地的問題,實為我國近世佛教史上不容忽略的重要問題。其《文鈔》之各編,法師自己不僅不肯明說,相反,總是以凡愚自居。紀念法師的文章,或編者的語言,對法師悟道一事,雖然都予充分肯定,臨到具體,也都含糊其詞,或語焉不詳。所以,頗有研考的必要。
  印光法師之為人,一味平實,敦樸天然。恪守佛祖風范,謹遵《楞嚴經》所說“終不自言……洩佛密因,輕言未學”的佛制,於其自己所悟所證境界,從來不肯銜示於人。我們探討他的悟道年時,也只能根據他的遺著《文鈔》中的書信、論文等,推研考究,加以判斷。
  印光法師對學人的每一項開示,每一篇文字,皆無不是自己在躬行實踐中真修實悟以至確證所體驗的實際,絕無一言一句虛發。這從他開示別人的書信,也可以證知。他開示說:“凡欲勸人,必須自己實行其事,則人自依從。”(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三《復王雨夕?王雪夕居士書》並且反復強調“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此自利利人、已立立人之鐵章程也。”(《文鈔〉〉三編《復林贊華居士書?十》)同樣開示,反復見於致李爾清、薛英慧、劉一鶴、朱萬僧等許多人的書函中,具見他重視於此的程度。
  關於悟和證的問題,印光法師開示說:“悟者,了了分明,如開門見山,撥雲見月。又如明眼之人,親見歸路。亦如久貧之士,忽開寶藏。證者,如就路還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寶藏,隨意受用。悟則大心凡夫,能與佛同。證則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之處。識此悟證之義,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淨土之心,萬牛亦難挽回矣。”(《印光法師文鈔》正編卷一《復永嘉某居士書?五》)可謂語語見谛,字字契真;簡明確當至極。
  法師閉關結七、克期取證。曾向康澤法師說:“光必以死期敗烈(原注:死期敗烈,北方土語,烈者,功烈。敗者,敗壞。如張巡守睢陽,誓立滅賊功烈。以死為期,決不退敗。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若死,才見敗壞耳。此語,北人常談,南方未曾未聞,故標其意致耳。)哀求加被。即當時不蒙加被,終有加被之日……決定要得心佛相應,方可稍安此心。”(《與康澤法師書〉〉〈〈印光法師文鈔》卷一)這是何等語氣;出自一向以“身教重於言教”為規箴的印光法師其人之口!所謂曠劫殊勳,在此一舉,大事不辦誓不甘休。破釜沉舟,可為確證。
  關於修持工夫方面的開示甚多,這裡不能羅列,且舉二三例稍加說明。《復明道法師書》說:“若心中空空洞洞,除一句佛外,別無一念可得,則庶幾有得矣。”(《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明道法師原為居士,輔佐法師在弘化社工作多年,遂即出家,關系可謂至近,所教皆是實際;這也是法師所親歷的修行過程,可以肯定。又如《復徐紫焜居士書》說:“凡靜坐時,但心中默念佛號,此外不加一點別的工夫,及別的念頭。久而久之,全佛是心,全心是佛,心佛不二,心佛一如。且問甚麼禅定有如此之深妙乎?甚麼工夫有如此之高尚乎?”
  (《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三)也是法師自己由此走過來的道路,故以萬分決定的口吻為人揭示。又,《復唯佛居士書》說:“至於現在生之如何若何,一任其水到渠成,春來花放。”(同前)則純然是工夫到家,“隨緣消舊業,更不造新殃”的境界的吐露。舉凡《文鈔》中,類似的開示,貫徹始終,如上所舉,不啻滄海一滴。
  (四)洩真
  舉凡三編(共十大卷)《文鈔》,全是印光法師悟道以後的真實悲智的吐露。不過,就中也可以看出其直接顯示“本來面目”的地方。當時,有一位高鶴年居士,踏遍名山,於禅於淨,皆有高深造詣,與法師過從甚密。高居士時有不憚遠勞,擬欲朝禮雲南雞足山(傳為摩诃迦葉尊者——禅宗初祖之道場)的想法。法師開示說:“竊謂不須遠去。但取可安身處,隨緣念佛即已。雞足之行,若在海道,則頗費錢財。若在陸道,則苦不堪言。何如倒卻門前剎竿,隨時隨處與迦葉尊者晤對之為愈乎!”《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復高鶴年居士書?二》)直揭本地風光,完全是禅師的口吻。這封信寫於1918年,即民國七年十月十五。(印按《五燈會元》卷一:阿難一日間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襕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又信開示高居士說:“而念佛三昧,仍是全體業力。……誰知宿業,竟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同上?復書?三)這種吐露,絕非泛常之語。我們所應著意之處,如文中用“仍是”、“竟與”這樣的副助詞來行文,很明顯,是己經親臨其境,見到“原來是這樣”的口氣。文中“誰知”,語意幾甚明顯,意即“迄今為止;不曾知道,到現在,才知道。”意即“原來不曾求到”,“哪裡知道,原來竟而這樣!”所以,這“誰知”兩個字,也是我們不可馬虎、草率,當面錯過的。這與永嘉禅師《證道歌》說“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同出一轍。高鶴年居士一生獻身佛教,曾捨家為寺;南參北學,遍訪天下知識;深通教相,頗具一定的契悟,實為法門巨擘。與法師聲氣相通,法師向之而發如上之語,殆非無端。這封信,寫於1919年,民國八年十月初四日。明朝萬歷年間,蓮池大師行腳來北京到東昌,述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裡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佛魔空爭是與非。”後來,憨山大師指出,這是蓮池大師悟道的發露。(《雲棲法匯?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蓋偈之首句的“疑”字,與次句的“遏”字相為呼應;而直接揭示則在偈之末句。有識者謂,現在印光法師親見“宿業與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滅”,也正是這個道理。——佛魔空爭是與非。(《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一.47頁)
  (五)時限
  印光法師之向外界發表文章,其時始自1912年,即民國元年。盡管這時發表文章,還不是出於法師自己的本意,但是,不管如何,這時(應是較這時更前些時)法師已經寫出了多篇文稿,而且,現在收錄在《文鈔》正編第二卷中的八篇論文,其中半數以上,是這個時候的撰著。似乎,可以這樣說,這是法師數十年由修到悟至證的豐碩成果;是(自出家)三十多年來苦行精修的心血結晶。是永不磨滅的法身捨利。從此往後,直至圓寂,又是一個三十年間,這種結晶和捨利,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滔滔不絕,廣化眾生。
  民國元年,公元1912年,法師52歲,這個時間,是他自利利人的分界。在這以前,他專門自修。他的性格,他的作風,完全可以說明,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直到他自己認為此事(出家根本大事)已經有把握了,已經穩妥了,他才肯把精力轉移向外,隨宜施化,利益他人。(專門自修和向外施化,是約主要傾向說。即自修時也隨緣施化;施化時也更是自修。不可作絕對的理解。)關於這個歷史時期的轉折點,法師在遺著中曾有數處自述。現在引其一處自述說:“二十余年(按此指:自1893年光緒十九年,33歲,由北京到普陀山法雨寺時起,至1918年,民國七年、58歲;共25年間)印光二字,未曾一露於外,故無一過訪與通信者。自民國元年(1912),高鶴年居士給(原文注曰:給,音台,上聲,欺也)其稿去登《佛學叢報》,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慚’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見之,甚喜與已之知見相合。遍問諸人,皆不知。,至民國四年(1915),蔚如問於谛閒法師,谛師以光告。常慚,谛師亦不知。以鶴年持其稿,令谛閒法師看過故也。從此,蔚如搜羅排印(原文注:在北京)。至七年(1918),又令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留板。從此以後,日見擾壤。欲求一日之閒,不可得也。自此以後,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題跋者,皆書‘常慚愧僧釋印光’耳。”(《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卷四《卓智立居士書?一》)由此可見,法師謙德流光,終不可掩;因緣時至,水到渠成;龍天推出,乃是勢所必然的事情。
  1913年,民國二年秋頃,高鶴年居士至普陀山拜谒印光法師,乞其論文《淨土法門普被三根論》、《宗教不宜混濫論》、《佛教以孝為本論》、《如來隨機利生淺近論》等四篇,稍遲復將《淨土決疑論》等,先後刊載於上海狄楚青居士主編的《佛學叢報》。真達、了然、德森諸師所述《印光大師行業記》說:“師出家三十余年,終清之世,始終韬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文鈔)第三編卷下)事實正是這樣。
  總之,據如上事跡,我們可以證知:印光法師悟道(得念佛三昧)年時的最後限,即當在這時期。則其悟道的具體時限,若在光緒末年時,或在宣統年間,至遲亦當在民國元年以前,是可以確定無疑的。
  由於印光法師之為人,謹嚴至極,絕對是如《論語》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的徹底實踐者。從其一生誨人不倦的文字般若來看,無一不是反映出這一點而閃爍光輝。他“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關於個人修證所得方面,他有兩條原則:一是嚴守佛制,絕不銜露於外,以防止、杜絕授與奸佞邪妄者以口實;二是觀機逗教,無緣(平等)無私,絕不肯以自己尚未企及者,以教示他人。其論文並諸函文等所有文字,皆從其徹底了悟的心地中流出,如數家珍,而又復應機施教,俾僧俗一切人各能獲得佛法的真實利益。如高氏乞去的數篇論文,按佛門常情,亦不可能是悟道之後的即刻之作。就一般情形說來,悟道以後,還須善養其道,還須有一個由修至證的過程。如法師致高鶴年居士書,很謙遜地說:“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錄一二,
  以備自覽。”(《文鈔》第三編卷一《與高鶴年書?-》)此信是法師於民國三年(1914)四月初八日所寫。由此可知,其所有文章,應是發明心地、已事已辦、悟道以後若干年月,逢遇因緣所心,為挽救時弊,有所針對而不容不寫。寫,乃是有鑒於當時佛教界的情況,運其大悲大智的正覺之
  何況,了悟心地大事,實非細事。如印光法師,一貫沉潛厚重樸實無華;凡事必操至確實穩妥可靠程度方可。對於這種千古以來根本大事,當然不肯草率,必然如同古德風范。即悟道以後,還須在一定條件下,繼續息緣住靜,如同撫育初生嬰兒一般。所謂長養聖胎,而必不肯率爾出世應事的。如唐大梅法常禅師,“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捨入深居。”以景德傳燈錄》)如宋天台德貫禅師,“三十年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官府相召,令當寺院住持而拒絕之。(《禅林寶訓》卷中)此凡在古德,幾乎無不如是。由民國元年至七年(1912-1918)這一段時期,印光法師仍然堅持不願露面出名,可以說明這一點。
  由此可知,印光法師,應早在民國元年,1912年的若干年以前,便已經大事了辦,即如所說獲證念佛三昧。其具體時間,固然不可以測定,總在清末民初這一段時期;是尚就其顯明可知,而較至遲的時限來說的。法師悟道時的年齡,核此時期,約當他45歲,乃至50歲之間。
  (六)追說
  印光法師的《宗教不宜混濫論》。《淨土決疑論》等文章,被刊載於民國三年(1914)的上海《佛學叢報》。才一面世,立刻引起非同尋常的反響。此時,法師猶繼續晦跡韬光,不肯用真名,署以人皆不知為誰的筆號“常慚”。此論一出,直如杲日麗天,金鍮立判。被一致公認,是為人天眼目、正法眼藏。其時《佛學叢報》主編者評曰:“悟了妙心,精持全藏;高蹤卓荦,密行妙圓。稻光海岸,養慧珠於紫竹林中;閟跡岑樓,培智果於白蓮台畔。”《印光法師全集)2556頁)可以說,語語允當、言言中肯,並沒有些許溢美之詞。名士、佛學大家徐蔚如評曰“宗眼圓明”;許止淨評曰“深入華嚴性海。”
  民國十一年(1922),當時國民政府徐世昌大總統,題賜“悟徹圓明”匾額,赍送普陀山,表揚法師道德。山中香花供養,盛極一時。法師面對如此莫大殊榮,如同未見未聞。令將匾額收拾起來藏之,從來沒有懸掛。
  如所周知,弘一大師是一位對待生活真理極其嚴肅認真的人,從來不肯隨便許人,唯對印光法師,尊崇至極。自己已經出家了,還一再懇求印光法師,一定要皈投其座下,為其弟子。民國十三年(1924),弘一大師給一位居士的信說:“朽人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曾致書陳情,願廁弟子之列,法師未許。去歲阿彌陀佛誕,於佛前燃臂香,乞三寶慈力加被;復上書陳清,師又遜謝。逮及歲晚,乃再竭誠懇請,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得未曾有矣。法師之本,吾人寧可測度。且約跡論,永嘉周孟由曾雲:“法雨老人(印光法師)秉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峰(明蕅益大師),步武資福(清澈悟禅師)。弘揚淨土,密護諸宗。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折攝皆具慈悲,語默無非教化。二百年來,一人而已。誠不刊之定論也。”(弘一法師《復王心湛居士書》)由此可見,弘一大師對法師尊重仰慕之情,同時為法師作了如實寫照和評價。
  最後,補充一點。《印光法師文鈔》一書,曾經受到日本國佛教界朋友的重視,並為之流通的殊勝因緣。印光法師說:“岡野增次郎、圓山和尚,不以光之文鈔蕪穢不堪見棄,殆宿世曾有緣之所致。”又說:“光文鈔,意雖可取,文不足觀。蒙圓山、岡野二開士,欲為流通,實深慚愧。”(《文鈔》第三編卷一《復恆慚法師書》一及二)
  還有,當印光法師圓寂的前一年,即民國二十八年(1939)冬季,曾有日本國佛教人士,專程來到蘇州靈巖山寺,訪問印光法師。文獻記述說:“谒見大師有所請問,互用筆談。大師自述略歷、行願。”(《文鈔》第三編卷上首頁)互用筆談,這說明當時沒有釋譯。好在彼此都是漢文字文化的國家,同氣連根。通過文字交流,心心相印。這實在是值得永久懷念的中日兩國佛教友好關系史上的一段佳話。
  以上,敬請批評指正。謝謝!
  注:此文末段所記,1939年冬有日本佛教人士來蘇州靈巖山寺谒見印光法師,互用筆談一事,承姚壽先生見示:在日本時曾聞諸牧田谛亮先生相告,訪問過印光法師,當此時(1939冬)。又日本佛教大學學長高橋弘次先生見告雲:先輩著名佛教學者塜本善隆先生有記述印光法師事跡之著書。塜本先生當亦曾經面見過印光法師,稻岡誓純先生見告其時,即塜本先生偕牧田先生二人來訪印光法師的。
  “二戰”結束前,牧田谛亮先生在中國從事佛學研究工作,約十年以上時間(或更長時間),現年89歲,任日本歧阜女子大學教校,京都佛教大學研究生院導師,著作有《中國佛教史》等許多種,為當代著名佛教學者。《印光法師文鈔》第三編首頁只記時有外國人來訪,而未明記氏名。殆以當時無翻譯,或因當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抗戰方酣,故不予記之。現在可以明確,1939年冬來訪者,當為日人塜本善隆和牧田谛亮先生無疑。
  傳印記 1996、10、8
  於第六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舉行處之新葛影賓館32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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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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