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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真法師：中國佛寺建築的結構與特色 　（點擊下載DOC格式閱讀）

	中國佛寺建築的結構與特色 覺真 內容提要：中國佛寺建築，是延續了兩千余年的一種工程技術。本身早已成為佛教文化的重要載體；古往今來，許多珍貴的建築實例，都是有賴於寺院才得以保存至今。當我們面對這些寶貴的遺產時，如何保存好現有的佛寺古建，能夠“修舊如舊”地使其傳諸於後世；在復建佛寺時，選擇怎樣的式樣和布局？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主要課題。本文就是從佛寺建築中，最具特色的結構入手。將佛寺建築(佛殿)的結構與佛殿寺院的結構(布局)，作了一些簡單的介紹。分別從台基、牆柱構架、屋頂三方面敘述了佛殿的結構特色；用廊院式、縱軸式、自由式三種布局方式。概括了佛教寺院的結構特色。旨在能夠使人們對歷代佛寺建築的演變歷程和表現出來的建築風格有一些具體的了解，並從中得到很好的借鑒。 關鍵詞：佛寺建築  結構  布局  伽藍七堂 一、 中國佛寺建築的由來 佛寺，梵文作vihara, 音譯為毗诃羅，意譯作住處、游行處，泛指安置佛像並供僧止住以修行佛道的處所。在《釋氏要覽》卷上中解釋說： “寺，華題也。釋名曰寺，嗣也。謂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1 此外，佛寺尚有：淨住捨、法同捨、出世間捨、金剛淨剎、寂滅道場、清淨無極園、遠離惡處、新近善處2等諸多的別名。 我國有佛寺之始，一般均溯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造立的白馬寺。椐《魏書·釋老志》等一些資料記載，東漢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佛法。永平十年，他們與中天竺僧人攝摩騰、竺法蘭二位聖僧，攜帶佛典、佛像回到帝都洛陽，暫居於鴻胪寺內。按《漢書·百官公卿類》第七記載，鴻胪寺之最高長官為鴻胪卿，系專門負責掌理接待外賓及凶喪儀慶等事的處所。  “騰蘭二人角力既勝，明帝忻悅，初於鴻胪寺延禮之，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捨。以白馬馱經來故，用白馬為題也。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僧寺之名始於此也。”3 由此可知，我國佛寺最早的稱謂是源於官方所設，以接待四方賓客的鴻胪寺。可惜的是，白馬寺在建成以後便迭遭兵燹，現在早己不復舊觀了。“自洛中構白馬寺，盛飾佛圖，畫跡甚妙，為四方式。凡宮塔制度，猶依天竺式樣而重構之。從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4便是《魏書》中對當時白馬寺的生動描述。 繼白馬寺之後，在後漢獻帝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公元188～193年)丹陽郡人笮融在徐州 “大起浮屠祠，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彩。每浴佛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5 上面介紹的“浮屠祠”，上累金盤(即相輪)，下為重樓，就是早期具有印度風格的樓閣式佛寺建築。可容三千許人，就食及觀者且萬余人，這充分證明了漢代北方佛教初傳期的一片興旺景象。 佛寺在江南的興建，當首推孫吳赤烏十年[注](公元247年)，孫權為康僧會所造的建初寺。由此而開江南建造佛寺之嚆矢。 “時孫權稱制江左，而未有佛教。會欲運流大法，乃振錫東逰，以赤烏十年至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權大嗟服，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裡，由是江左大法遂興。”6 其後，繼有武昌之昌樂寺、金陵之保寧寺、蘇州之通玄寺、揚州之化城寺、四明之德潤寺等相繼興建。至此，垂千數百年燦爛光輝的佛教建築活動，已緊張而有序地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展開了。 二、 中國佛寺建築(佛殿)的基本結構 我國的佛寺建築(佛殿)，在立體的布局上，可明顯地分為三個部分：(一)台基；(二)牆柱構架；(三)屋頂。這三部分，就如同人的身體一樣，無論是細小的僧捨還是雄偉的佛殿，均能充分地各呈其美，互相襯托。中間如果是縱橫著丹青的朱柱畫額(喻身)；上面必是堂堂如冠冕般的瓦或琉璃屋頂(喻頭)；底下則必有單層、多層的磚或石台基(喻足)，舒展開來承托。這三部分雖有著各自不同的功用，但只要聯絡結合在同一建築當中，便顯得天衣無縫，呈現出中國佛寺建築特有的莊重之美。 (一)台基：在這三部之中，台基在下是上面兩部分的承托者，若無台基，上部將無所立。正如《書經·大诰》所謂：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7 由此看來，台基是佛寺建築當中的最根本處，如果沒有台基的話，其它的一切也就無從談起了。  台基的種類有兩種，一種是方形或長方形的土石平台(見圖1)，寬大而舒展，極為常見；另一種就是須彌座(見圖2)。是在六朝時期，由於佛殿的輸入，而產生出的一種台基形式。  按“須彌”，梵名sumeru, 又作“修迷樓”，謂其為聳立於一小世界中央之高山。  “譬如燭盤中央聳起，其世界中有須彌山王，亦復如是。此須彌山七寶所成，色形可愛，四角端直，譬如工匠善用繩墨斫成板柱，其形方正，是須彌山，亦復如是。”8 便是佛經中對於須彌山的說明。而須彌座的意義，就是指用須彌山來做佛座，以顯示佛的不可思議功德。後來到了明清時期，大凡比較高貴的佛寺建築，都采用須彌座的形制。  關於須彌座做法的規定，最早始見於寧《營造法式》一書，文中說“壘須彌之制，其高一十三磚。”9(見圖3上)而到了清代，對於須彌座的做法，有了更為詳細的規定：  “須彌座各層高低，按台基明高五十一分歸除，得每分若干：內圭角十分；下枭六分，帶皮條線一分，共高七分；束腰八分，帶皮條線上下二分，共十分；上枭六分，帶皮條線一分，共高七分；上枋九分。”10(見圖3下)  台基部分的構造，除了須彌座之外，還包括有欄桿和柱礎兩部分。所謂欄桿就是指：  “居高臨下處的建築物上，用以防止人物下墜的障礙物；其通常高度約為人身之半。欄桿在建築上本身無所荷載，其功用為阻止人物前進或下墜，卻以不遮擋前面景物為限，故其結構通常都很單薄，玲珑巧制，镂空剔透者居多。”11 上面的一段話，便是梁思成先生對欄桿所下的定義。  在佛寺建築當中，欄桿大多應用於主要殿堂的外圍，如大雄寶殿等處的月台之上。若就其材質而言，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磚欄桿(見圖1)，是用磚在平台的周緣壘砌而成。大多會留出一些空格或花紋，起到了矮牆的作用，更加能襯托出殿堂莊嚴樸實的氣勢；普通常見的便是石欄桿，可分為宋式重台鉤欄、宋式單鉤欄(見圖4)、和清式鉤欄(見圖5)三種形制。一般來講，宋式的欄桿比較古樸，給人以一種簡練、明快的感覺。而清式的欄桿則日趨浮華，往往是裝飾多於實用，呈現出極端的程式化，雕刻之工雖極精美，然藝術造詣卻相差甚遠矣！  柱礎，顧名思義即是指柱體下面的基礎。柱礎主要的功用是將柱身集中的荷載分布於地面。此外，柱礎多以石制，因石質既可防潮，且高出地面，可以有效地避免柱腳的腐蝕或碰損。  柱礎的種類有兩種：一是直接承柱壓地者，成為普通柱礎(見圖8、圖9)；另一是在柱與礎之間，加入一種板狀圓盤做為過渡，稱為帶櫍的柱礎(見圖6、圖7)。櫍的功用，以用石者居多，亦有使用木者，可防止水分順木紋上升。如果柱腳朽腐，還可用櫍補救，若櫍本身朽壞，還可隨意抽換。所以說，在柱下用櫍實為一種聰明的做法。  在佛寺建築中，無論是欄桿還是柱礎，所雕飾的圖案均以蓮紋居多(見圖6~9)。蓮花，本源於印度，在佛經中被廣泛地引用：  以大蓮花王，譬大乘所顯法界真如；蓮花雖在泥水中，不為泥水所污，譬法界真如，雖在世間，不為世間法所污；又蓮花性自開發，譬法界真如性自開發，眾生若證，皆得覺悟；又蓮花為群蜂所采，譬法界真如，為眾聖所用。又蓮花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四可愛，譬法界真如總有四德，謂常、樂、我、淨。於眾花中最大最勝，故名為王。12 此外，在密宗的許多經典當中，也經常用蓮花來舉喻：  譬如蓮花，花實鬓蕊一時具足，眾所愛樂；此法界體，亦復如是，內證實體普門示現，花葉鬓蕊一時具足，為眾願樂，如彼蓮花。13 用以表明佛教中因果同時、一切具足的含義。當佛教傳入中國以後，蓮花所具有那種“出淤泥而不染，濯青蓮而不妖”14的品格，更加為國人所尊崇，幾乎成為佛教的象征了。我想，正因為蓮花具有這諸多的象征意義，遂能普傳至今，在佛寺建築的雕飾中獨占一席。 (二)牆柱構架：是佛寺建築的主體部分，由牆壁和木質的梁柱構架組合而成。其造法是先用木材構成梁架結構作為骨干，然後再砌上牆壁，如皮肉附在骨上一樣，負重部分全賴構架，毫不借重於牆體。北方有句通行的諺語“牆倒房不塌”，說的正是此理。下面我們將最具特色的木質梁架部分，做一下簡要說明： (1)柱體：是用來支撐梁架和整個房頂的圓形木柱，在多數情況下，它保持了木材圓形斷面和力學上的功能形狀。雖然也有使用方柱(見圖10)、八角柱、梅花柱，雕龍柱等，但都是個別的特例。為了使這一構件看起來更為剛柔有力，於是就產生樂稜柱的形式。即柱身逐漸往上收小，而柱頭則為覆盆形，以便承力。 (2)雀替：用於橫置的梁額與豎立的柱體交接處，主要是為了縮短梁額淨跨的長度，減小梁額與柱體相接處的剪力，防止橫豎構材間角度的傾斜。雀替的種類很多，有大雀替(見圖10)、小雀替、龍門雀替、通雀替、騎馬雀替等許多的樣式。到了明清時期，雀替被廣泛地應用到佛寺內的各種建築上，且多雕刻得極為精美華麗(見圖11)。 (3)梁架：是一座建築的骨架。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梁架下面均無天花遮蓋，以暴露在外施以彩繪者居多。有一種用斷面狹長的木材，斫成“新月”形式，其梁肩呈弧形，梁底略上凸，被稱為“月梁”(見圖12)。有一些月梁還被施以雕飾，就顯得更加秀美奇巧了。 (4)駝峰：多用在上下兩層梁頭的相疊處，其作用是為了在梁上分布重量。在宋李誡《營造法式》卷五中列有四種駝峰：鷹嘴駝峰三瓣、兩瓣鷹嘴駝峰、掐瓣駝峰、氈笠駝峰。但在現有實例上，駝峰的式樣很多。到了清代，駝峰的造型更趨裝飾化，成了倒扣的荷葉狀，被稱為荷葉橔(見圖13)。 (5)隔架科：在清代佛寺建築中，經常見有在上下兩層長度相等且平行的構材之間，用荷葉橔、栱子和雀替合成一種聯絡或墊托的部分，稱為隔架科(見圖14)。一般來講，兩根平行的構材其兩端都會交在同一立柱之上，所以隔架科的功用，只在於將上下兩層聯絡得更緊湊一些而己 (6)斗栱：(見圖15)是我國木構架建築中特有的結構構件。它最初是由柱頭的結構演變而來的，以後逐漸演變成為既是結構構件，又極富裝飾效果的構件。斗栱的結構，自漢代起就已臻成熟之境，一直被各系的建築所采用，但以佛教運用的最為著名。如山西應縣佛宮寺內的釋迦塔始建於遼，全塔有各類斗栱五十四種，猶如雲朵簇擁，堪稱我國古代斗栱造型的寶庫。一件完整的斗栱主要由四部分構成：其形狀方塊者為“斗”；船形或肘形長木為“栱”；栱以上斜重向外伸出如舌狀者為“昂”；在橫栱之上所施者為“枋”。 (7)天花：(見圖16)就是在佛殿的頂棚處，先用木框做方格，然後在方格上放置木板(天花板)的一種裝飾形制。在歷史上，天花的方格愈早愈大，如遼宋時期的天花無論方格還是支條都很大，且不一定是正方形，常有長方形的。到了清代，整個頂棚都必須是用一色一式的正方形天花板，既樸素莊嚴，又顯得輝煌而華麗。 (8)藻井：多用在天花中最為重要的部位，如寶座或佛像的頂上，穹然高起如傘如蓋。而此處在古代被成為“中溜(溜—liù，說文雲：溜，神名也)，15是祭祀的所在，為了表示此處的尊貴，正好采用藻井來裝飾。 取名藻井，是因為“中溜”的形狀像井，並多在井上加藻紋飾樣，所以叫做“藻井”。16 藻井的形狀和種類有很多，如河北景縣開福寺大殿的藻井，便是采用小斗栱組成的螺旋狀，十分精美(見圖17)。 佛寺建築內部頂棚的設置，除了天花及藻井以外，還有一種不用任何裝飾，而是將房椽，梁架全部裸露。並施以彩繪，這種做法叫“徹上露明造”。如北京法源寺的大雄寶殿，采用的即是此法。只不過采用此法的殿宇皆要將梁、枋、椽、檩等構架做得很光整，還要彩畫得很美觀，這樣一來反倒不如用天花經濟一些。 (9)窗：古作“囪”，與牖稍有不同。一般來講， “在牆上而能開阖的是牖；不能開阖而在屋上的是窗，如天窗、煙窗之類。”17 如此說來，我們現在叫作窗的是古時的牖，而古時的窗，只相當於現在的天窗、橫披之類。窗的種類很多，有檻窗、支摘窗、橫披窗、闌檻鉤窗、直棂窗等許多種類。而佛寺建築中，大多采用菱花檻窗比較普遍(見圖18)。 (10)格扇：又作“隔扇”，宋代稱“格子門”，即現在通稱作門者。其作法是先作成木框，豎的叫“邊挺”，橫的叫“抹頭”。在這木框之內可分為三部分：在上部作窗棂的叫“槅心“或”花心”；下部用木板的部分叫“裙板”；在中部槅心與裙板間的部分被稱為"絛環板"。在佛寺建築中，最常見的槅心圖案有，雙交四椀菱花、三交六椀菱花(見圖19)、及三交燈球六椀菱花三種。  每當我們盛贊一座佛寺建築的時候，往往用“雕梁畫棟”一詞來描繪，而其中“畫棟”指的就是建築中的彩畫藝術。在木構表面塗飾油漆彩畫，既可以防止風雨浸蝕，保護木骨；又可以起到很好的裝飾作用，這便是彩畫之所以能夠流傳至今的主要原因。彩畫一般用於檐下的斗栱、梁、枋、椽頭及殿內的天花、藻井等處，在等級較高的佛寺建築中，檀子和梁柱上面也常繪有彩畫。彩畫的顏色多以青、綠二色為主要色調，並在上面貼金，避免了這些冷色調的深沉感，增加了彩畫生動、輝煌的效果。梁架上彩畫的構圖，可分為和玺彩畫、旋子彩畫和蘇式彩畫三類。和玺彩畫多用於等級很高的皇家寺院或離宮、別院；旋子彩畫通用於一般寺院的殿堂；而蘇式彩畫主要用於寺院內的園林、庭院建築上面。18  (三)屋頂：是極具佛教特色的部分。在外形上看，佛寺建築的屋頂皆安裝有佛教內涵的飾品，如蓮花、寶珠、*輪、寶塔等，這些都是迥然殊異於他系建築之處。正因為佛教建築有了自己成熟的標識特征，才使得屋頂部分顯得格外的莊嚴美麗。  屋頂的式樣，約可分為五種：即庑殿、歇山、懸山(或挑山)、硬山、卷棚等諸式。具體地說，庑殿有五脊四坡(見圖20)；歇山即在庑殿頂的兩端加上兩山(見圖21)。庑殿、歇山兩種皆用於大型建築物，或作單檐，或作重檐。凡懸山(或挑山)、硬山等俱五脊三坡，山牆直上者為硬山(見圖23)，其垂脊博縫等探出山牆而者為懸山(見圖22)；屋頂上沒有正脊，用蝼蝈筒板瓦者即為卷棚式(見圖24)。而懸山、硬山、卷棚三式，則多用於次要建築物，如配房等處。  在屋頂之上還要有房脊。房脊的種類一般有正脊、垂脊、戗脊、角脊四種。以重檐歇山式為例：在屋頂最高處平行排列，並飾有各種磚雕或琉璃制品的是正脊；垂脊就是由正脊沿屋頂緩慢向下的部分；戗脊是屋頂四周挑起的前端與垂脊相連接的部分；而角脊則是指重檐以下，與戗脊相平行的部分(見圖21)。在正脊與垂脊的相交處，皆需設有正吻(全名螭chū吻，系龍生九子之一，因好吞火故居於殿脊兩端)，一件標准的正吻要包括有吻鉤、吻索、吻锔、索釘等幾大部分(見圖25)。走獸被裝飾在戗脊或角脊上，其排列是有一定次序的。由仙人數起，一龍、一鳳、三獅子、四天馬、五海馬、六狻猊、七押魚、八獬豸、九斗牛、十行什。(見圖26)走獸的用法，按貫例要用單數，一般以五個居多。若少於十件，可按先後次序，使用在前者。  能夠使屋頂成為最引人注目，並且使人產生富麗堂皇的感覺者，多是由琉璃瓦建造的緣故。據考證，琉璃最早產生於印度，並經西域流傳到了我國。  琉璃，梵文vaidunya，譯作“吠瑠璃耶”，乃碧王留 璃及番瑠璃的簡稱，漢書中作“流離”，言其流陸離之意。19 在佛經中，也會經常遇到“瑠璃”一詞，且多與金、銀、玻璃、砗磲、赤珠、瑪瑙等合用，被稱為七寶，那指的是寶特琉璃，而非人工燒造之物。如《一切經音義》中說：  “所言瑠璃者，梵語寶名也。須彌山南面是此寶，其寶青色瑩徹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釋髻珠，雲是此寶，天生神物非是人間煉石造作，焰火所成瑠璃也。”20 由此可知，琉璃的得名是來源於佛教中的“瑠璃寶”，用以稱贊世間琉璃光色的殊勝。而將世間的琉璃廣泛地運用到建築上面，則始於北魏時期。  大月氏國於世祖時，其國人商販至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采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诏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琉璃逆賤，人不復珍之。21 自此以後，琉璃的施用，也就開始善及起來。無論是殿頂屋脊，還是影壁牌樓，亦常用琉璃建造。琉璃瓦的屋頂，也就成為尊貴建築物的一種象征了。 三、 中國佛教寺院的結構(布局)特色 寺院，是佛教進行宗教活動的主要場所。中國的佛教寺院，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結構特色。這裡所言的結構，就是指一座寺院中各種建築的排列次序，即是以何種方式來布局的。歷史上佛寺的布局主要有三種形式： (一) 廊院式：這是我國佛寺早期的一種布局形式，主要是在塔廟制度的影響下而產生的。所謂廊院式，就是以一座佛殿或一座佛塔為中心，四周繞以廊屋，形成獨立的院落，大的寺院可以由多個院落組成。這種布局，是受到當時印度佛寺樣式的影響，與中國傳統宮署建築相結合而形成的形制。 塔，其形制導源於印度的“窣堵坡”，漢語譯為“浮圖”、“浮屠”等名稱。它本是印度的一種墳冢，釋迦牟尼佛涅磐以後，藏置佛陀捨利(身骨)和遺物的窣堵坡便成了佛教弟子心中的聖物。在佛教初傳期，便以佛塔代表佛法身的顯現，是佛教徒尊崇的對象，所以將塔立於佛寺的中央，成為寺內的主體。以後開始建佛殿供奉佛像，以便信徒們禮拜，於是塔與殿並重。這種寺院的格局，遂成為一種制度，被稱為“浮圖寺”或“塔廟”。意即廟中必有塔，塔處即是廟。 早期的佛寺，就是完全按照這種塔廟制度來布局的。如元魏楊衒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中記述了當時洛陽的四十多所重要佛寺，其中以永寧寺最大。此寺平面采取在廊院內布置主要建築的方式：前有寺門，門內建塔，塔後建佛殿。 “永寧寺，熙平元年(公元516年)靈太後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十千尺，去京師百進而已遙見之[注]......寺院牆上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門圖……東西二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亘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22 這種平面方形，四面開門，中央建造主體建築的布局方法，無疑正是這一時期廊院式結構的典型。 這種以塔為主，塔在殿前的布局形式，始自漢、晉、南北朝，一直沿續到隋和唐初。但在不同地區，寺塔的關系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作為誦經、禮佛的殿堂，受到人門的重視而開始升級。先是寺塔並列，成了塔殿左右相對的形式；以後又有把塔排出寺外、建於寺旁，或另建塔院的做法。這一變化是在唐初開始的，其原因主要來自於兩方面： 其一，是由於兩晉之後，佛教得到了普遍傳播，高僧倍出寺塔林立，使佛寺建築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更有許多貴族官僚、富商巨賈以至公卿王侯，紛紛把自己的宅弟、王府捨作寺廟，以表對佛法的崇敬心情。如北魏正光初年(公元520年)的靈應寺，就是捨宅為寺的。 “時有隱士趙逸雲，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磚數十萬。兼有石銘雲：晉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旭侯王睿敬造子休遂捨宅為靈應寺。”23 這些由貴族官僚捐獻府弟、住宅而改建的寺院，往往是“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室”24，並且還會帶有許多的樓閣和花木，這樣一來也就無法再遵循“塔廟”的建築模式了。  其二，中國固有的那種重重庭院的布局方式，已經有了深厚的傳統基礎，並非外來力量所能輕易改變的。歷史證明，佛寺為了能起到很好的傳教作用，就必然要利用原來從上到下各階層久已習慣了的形式，才能收到效果。在初唐時期，由於佛教本身發展的需要，道宣律師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書寫並繪制了《關中創立戒壇圖經》。把中國早期，以塔為中心的佛寺布局，改變成為以佛殿為中心，塔寺並存重重庭院的布局形式。25  這一時期，功德最勝名傳至今的，當屬陝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寺為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高宗為太子時，為母文德皇後立，故以“慈恩”為名。“寺凡十余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26寺成，太子親幸。拜佛像幡華，敕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迎玄奘法師為上座。且於寺之西北建立浮圖。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沙門玄奘所立。初唯五層，崇一百九十尺。磚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坡制度，以置西域經像。”27 上面所描繪的，便是現存的西安大雁塔。首先建寺，在四年之後才建塔，且塔居於寺外，本身就說明此時的佛塔已不再是寺院的主體，而成為列在寺旁的建築物了。  從以上所言的兩個方面，我們可以感覺到，外來的建築形制到了中國以後，正逐漸地被中國固有的傳統所融化和吸收。至此，距離外來佛教中國化的道路，也就為期不遠了。 (二) 縱軸式：是中國佛寺布局的主要形式，現存的佛寺建築，大多采用此種布局方式。唐中葉至五代時期，禅宗大盛，於是乎更加快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如果說在唐以前，佛寺的布局尚存在印度遺風的話，那麼唐代以後，隨著“伽藍制度”的形成，佛寺的布局就完全被中國縱軸式的殿堂、院落所代替了。可以說，縱軸式的布局，完全是中國伽藍制度的具體反映。 伽藍，全譯作“僧伽藍摩”，意譯作“眾僧園”，是指僧眾所居的寺院或堂捨。一所伽藍，必須要具備七種主要建築，被稱為“伽藍七堂”。最初此七堂是為表佛面之義，後來則以人體相配，來表示其各部分的功用。分別以人的頭來表法堂；以心表佛殿；以陰表山門；以兩手來表僧堂和庫院；以兩腳表西淨和浴室(見圖27)。然而，“七”所表是完整主義。佛寺內未必只限於七堂，凡大型寺院皆具有多重殿宇，如五台山之竹林寺有六院、大華嚴寺有十二院，皆不局於七堂之數。到了後世，一所伽藍的完成仍遵循“七堂伽藍”之制，但七堂的名稱和配置，也就因時代或宗派之異有所不同了。今介紹一下禅宗伽藍和講寺伽藍兩種不同的配置： 禅宗伽藍則須具有：(見圖28) 佛殿：又稱金堂或本堂，安置本尊佛像。 法堂：又稱說法堂，相當於講堂，位於佛殿的後方。 僧堂：或作禅堂、雲堂、選佛場。系僧眾坐禅或起居之所，中央安置文殊菩薩像。 庫房：又稱庫院，調配食物之所在。 山門：又作三山，即具有表示空、無相、無願三解脫之樓門。 西淨：又作東司淨房，指廁所。 浴室：又作溫室，僧眾溫浴之處。  其中以僧堂、西淨、浴室為禁語之所，故總稱為三默堂。 講寺伽藍則須具有：(見圖29) 塔：安置佛捨利。 金堂：又稱本堂或佛殿，與塔共為伽藍中的主體建築。 講堂：是僧眾講經辦道的處所。 鐘樓：俗稱撞鐘堂，為懸掛洪鐘之處。 藏經樓：又作經堂，為納藏一切經書的處所。 僧房：又作僧坊，即僧眾起居之處。 食堂：又稱齋堂，是僧眾過齋的處所。  所謂縱軸式，就是將各主要殿堂井然有序地布置在一條軸線上，每個殿堂前面左右各配置一座佛殿，所形成三合或四合的院落。各組院落中，主體建築的體量、造型，往往要結合所供奉主像在佛界中的地位而有所變化的一種布局形式。  早期的縱軸式布局，尚能依照伽藍七堂之制，既便是有些改動，出並不是很大的。如北京西山的臥佛寺，始建於唐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雖然現存殿堂大多為清雍正時期所建，但其平面上依然還保留著唐代伽藍的縱軸式布局(見圖30)。近世的建築學家劉士能先生來此調查後，曾概括地說：  “唐宋以來有伽藍七堂之稱。惟各宗略有異同，而同在一宗，復因地域環境，互有增省……現臥佛寺中院，除去後殿之外，前面各堂為數適七，雖不敢說這是七堂之例，但可藉此略窺制度耳。”28  延至後世，雖然寺院大多都保持著縱軸式的布局，但已完全打破“伽藍七堂”的制度了，有一些大型寺院還並列著兩條或三條軸線。河北正定隆興寺保存下來的宋代佛寺布局，就是一個重要實例(見圖31)。山門內為一長方形的院子，鐘樓鼓樓分列左右，中間的大覺六師殿已毀，但尚存遺址。北進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構成另一處縱長形的院落。再向北進入第二道門內，就是主要建築佛香閣和前面兩側的轉輪藏殿與慈氏閣所構成的形式瑰麗、氣勢宏偉的空間組合，這也是整個佛寺建築群的高潮。最後還有一座三殿並列的彌陀殿，位於寺後。與佛香閣並列著還建有第二條軸線上的關帝廟，以及第三條軸線上的方丈院落。總觀全寺建築，皆含有中軸線作縱深的布置，自外而內殿宇重疊，院落互變主次分明，實可稱得上是縱軸式布局的優秀典范。29 (三) 自由式：此種布局形式，是隨著藏傳佛教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多建於西藏、青海、內蒙古等地，只有少量的漢傳寺廟具有這種布局。自由式布局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元朝的蒙古族統治者崇信藏傳佛教，而藏傳佛教的寺院建築往往都采用“都綱制度”。於是，便有了自由式布局的產生。其特點是，沒有明顯的主軸線，按照地形因地制宜來配置寺院中的各類建築。 都綱，藏語稱之為“杜康”，漢語音譯為“都綱”，是指在一所寺院中佛殿與經堂合為一體的建築模式。在都綱式佛殿中，不僅有佛像、供器及經櫥，而且還要進行誦經、作法事等活動。而其它的宗教內容，如保存有活佛遺體的靈塔殿，以及轉經廊、喇嘛塔、活佛公署等，都分布在它的周圍。這種布局方式，到了明清時期仍然沿用，並最終發展成為“格魯派”的“札倉”(經學院)形制。  早期的都綱式建築，其形制均比較單一，其中以西藏日咯則的夏魯杜康最為典型(見圖32)。此寺是在十四世紀中葉，由當時喇嘛教的著名僧人布頓仁欽扎巴(1290～1364)興建。其主體建築由門廊、經堂和佛殿三部分組成。中部凸起開設天窗， 以便采光，室內運用木柱、密梁、早頂的結構，並采用漢族形式的屋頂。這些結構手法，完全是元代內地的典型式樣，由此可以充分證明當時漢藏兩族的交流與融合。30 後期的都綱式建築，大多比較繁雜。一所大的寺院，也會由多個札倉所構成。例如，甘肅省夏河縣的拉卜楞寺，就由六個札倉所構成(見圖33)。其中以鐵桑浪瓦札倉(聞思學院)，最為著名。該札倉由庭院、前廊、經堂、佛殿四部分所組成。經堂很大，可同時容納四千喇嘛念經；佛殿高而進深小，內供銅質佛像，旁邊另一殿內放置活佛屍塔。在全寺范圍內還建有活佛公署，印經院、講經壇、塔和康村(喇嘛住所)等多種建築物，皆能主次有序，變化自如地分布開來。31  到了明清時期，藏傳佛寺建築在元代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並獲得了空前的繁榮，特別是在清朝，為了加強對西藏、蒙古的統治，多采取懷柔政策，更加重視藏傳佛教。這一時期，不僅在西藏、內蒙古等地興建了許多佛寺；並且還在青海、四川、河北、遼寧等廣大漢族地區建造了一系列具有濃郁民族風格，富於創造性的佛寺建築群。這其中以河北承德市的外八廟最具特色。  外八廟之一的須彌福壽之廟(見圖34)，建於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當時是為了款待六世班禅，仿照札什倫布寺而建造。自廟前五孔橋開始，依次為庑殿式山門；方形御碑亭；東、西掖門；中部有三間四柱七樓式琉璃牌坊，坊後即主體建築群大紅台和妙高莊嚴殿。大紅台系三層樓群，平面呈“回”字形，台上四角各築有庑殿頂小殿四座，正中為面闊七間方形妙高莊嚴殿，高三層、重檐歇山頂，上覆鎏金魚鱗形銅瓦，四條垂脊上共飾有八條飛騰生姿的鎏金銅權，金光閃爍、輝煌燦爛；後部建有由金賀堂和萬法宗源殿組成的藏式院落；其最高處為八角七層琉璃寶塔，雕飾華麗、秀美莊重(見圖35)。整座佛寺以大紅台為中心，巧妙地將形體各異的漢、藏建築融為一體，輪廓顯明、疏密有致，實可稱得上是自由式布局的得意之作。32  在這三種基本布局之外，還有一些頗具特色的實例。如依山臨壑的河南汝州風穴寺；懸建在峭壁山腰的山西渾源懸空寺；具有江南民居式樣的江蘇蘇州柴金庵等，均能反映出中國佛寺靈活多樣的布局特點。 四、 結束語 佛教，對整個信仰者的思想和生活均有著巨大而不可磨來的影響。佛教建築，作為其傳播的主要載體，在中間起著難以估量的積極推動作用。或可認為，若無佛教建築，佛教則不可能在中國蓬勃興起；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將呈現出另一番景象了。由於佛教體系的精深與博大，佛教建築的世界亦異常輝宏繁縛，當佛教步入中國，佛教建築在向著中國化，世間化邁進和過程中，其建築的類型、風格以及布局方式也在不斷地變更著原有面貌，拓展著它豐富的內涵。 本文將佛寺建築中最具特色的結構部分，擴展開來，分為兩大部分介紹。即佛寺建築(佛殿)的結構特色；與佛教寺院的結構(布局)特色，作出一些歸納和介紹。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大家對於佛寺建築的由來、在中國的發展過程、產生出哪些制度，以及佛寺建築的主體結構等內容有個清晰的了解。所要說明的是，佛教建築所包含的內容十分廣泛，諸如石窟、佛塔、經幢、碑碣等均屬此例。本文僅就佛寺一項做出具體的論述。對於其它種類的佛教建築，諸位若有興趣，可參閱拙講義《佛教文物常識·建築章》。 正所謂：“世間好話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那些歷代遺存下來星羅棋布、異彩紛呈的佛寺名藍，以其豐富多彩的建築形式和靈活多樣的布局，成為我們了解佛教，認識歷史的一個切入點。從中可以感受到我國古代社會政治的變遷、經濟的盛衰，文化交流和科技發展等諸多的信息。因此，對於佛寺建築的了解和認知，對於我們提升自己的宗教學識，加強對佛教文物的保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主要參考資料： 1. 《立世阿毗昙論》，(陳)真谛譯。 2. 《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唐)道宣著。 3. 《攝大乘論釋》，(陳)真谛譯。 4. 《釋氏要覽》，(宋)道誠著。 5. 《法苑球林》，(唐)道世著。 6. 《大宋僧史略》，(宋)贊寧著。 7. 《出三藏記集》，(梁)僧佑著。 8. 《釋迦方志》，(唐)道宣著。 9. 《蓮花胎藏界儀軌解釋》，(日)真興著。 10. 《一切經音義》，(唐)慧琳著。 11. 《續一節經音義》，(遼)希麟著。 12. 《洛陽伽藍記》，(元魏)楊衒之著。 13. 《寺塔記》，(唐)段成式著。 14. 《魏書》，(北齊)魏收著。 15. 《後漢書》，(劉宋)范晔著。 16. 《長安志》，(唐)宋敏術著。 17. 《水經注》，(北魏)郦道元著。 18. 《營造法式》，(宋)李誡著。 19. 《營造算例》、《清式營造則例》，梁思成著。 20. 《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第三版)，劉致平著。 21. 《窗牖考》，潘鴻、吳承志著。 22. 《琉璃辨》，胡肈春著。 23. 《平郊建築雜錄》，劉士能著。 24. 《西藏文物見聞記》，王毅著。 25. 《中國古代建築史》，劉敦桢著。 26. 《承德外八廟建築》，盧繩著。 27. 《中國建築史》，梁思成著。 28. 《中國古建彩畫》，馬瑞田著。 29. 《中國建築藝術圖集》，梁思成著。 30. 《林徽音文集·建築卷》，梁思成著。 31. 《塔，寺廟》，張維明著。 32. 《中國傳統建築裝飾》，樓慶西著。 1 (宋)道誠《釋氏要覽》卷上，T54/262中。 2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九，T53/591上。 3 (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上“創造伽藍”，T54/236下。 4 (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 5 (劉宋)范晔《後漢書·陶謙傳》。 [注] 關於“建初寺”的始建年代，有兩種說法。 另一為赤烏四年(公元241年)，參見《釋迦方志》卷下，T51/971上。 6 (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康僧會傳”，T55/96中下。 7 譯文：以作室來喻之。父親雖然定下了廣狹高下，但其子不肯為他造台基，況且為之造屋乎！ 矧—shěn,況且。 8 (陳)真谛澤《立世阿毗昙論》卷二“數量旨”第七，T32/181上。 9 (宋)李誡《營造法式》卷十五“須彌座”。 10 梁思成《營造算例》第七章“須彌座做法”。 11 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 12 (陳)真谛譯《攝大乘論釋》卷十五，T31/264上。 13 (日)真興《蓮花胎藏界儀軌解釋》卷上，T61/565上中。 14 (宋)周敦頤《愛蓮者說》。 15 (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三“滴溜”，T54/946中。 16 劉致平《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第三版)。 17 潘鴻、吳承志《窗牖考》。 18 請參閱馬瑞田《中國古建彩畫》一書。 19 胡肇春《琉璃辨》。 20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吠瑠璃”，T54/317中。 21 (北齊)魏收《魏書·西域志》。 [注] (北魏)郦道元《水經注》，(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中均作四十余丈。 22 (元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永寧寺”，T51/1000上。 23 (元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二，T51/1006上。 24 (元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一“建中寺”，T51/1002下。 25 (唐)道宣《關中創立戒壇圖經》，T45/812～813上。 26 (唐)段成式《寺塔記》，T51/1024上。 27 (唐)宋敏術《長安志》。 28 劉士能《平郊建築雜錄》。 29 請參閱梁思成《正定調查記略》一文。 30 請參閱王毅《西藏文物見聞記》一書。 31 請參閱劉敦桢《中國古代建築史·明清宗教建築》一書。 32 請參閱盧繩《承德外八廟建築》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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