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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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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性廣法師：醫藥用途的動物實驗——儒家觀點之倫理探索
醫藥用途的動物實驗——儒家觀點之倫理探索 一、 研究領域與理論類型之商榷 就一般應用倫理學的架構而言，動物倫理被劃歸到“環境倫理學”的領域，而醫學倫理則屬於“生命倫理學”的范疇；本文所要探討的是“醫藥用途的動物實驗”，此一主題，顯然已跨越了生命倫理學與環境倫理學的兩大范疇。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可以承認：生命，不只是狹隘的“人類生命”，動物當然也有生命；更且我們可以體會：動物，不只是生態環境中的一環，它們也與人類一樣有趨樂避苦，趨生畏死的本能。那麼，在此二前提之下，且不說“醫藥用途”必然牽涉到人類生命的福祉，即便是“動物實驗”也牽涉到動物生命的安危苦樂。因此，本文(“醫藥用途的動物實驗”)與其說是跨越了生命倫理學與環境倫理學的兩大范疇，不如直下將其置於“生命倫理學”的領域來討論，可能更具意義。 醫藥用途的動物實驗，當然可以逐一從為我主義、義務論、功利主義或是基督宗教、佛教、道教等等諸家倫理學說的判准以評斷之。由於佛教的“不殺生”立場，很顯然地會反對任何殘虐動物的行為，所以本文不擬在此談述佛教對動物實驗的倫理主張，反而想在本文之中，嘗試著以“儒家生命倫理學”的角度來探索此一課題。 著作本文，除了復習先秦儒家的基本聖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外，本文所運用的分析架構，主要是依李師瑞全教授所著《儒家生命倫理學》的“理論篇”。當然，筆者也參考了西方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卡羅·柯亨(Carl Cohen)、湯姆·雷根(Tom Regan)、安德魯·羅萬(Andrew N. Rowan)的相關論著。 此中特別是彼得·辛格的《動物解放》，雖然他是依“功利主義”的分析架構來達成“反對動物實驗”的結論，與“義務論”傾向的儒家思想，在方法論上有顯著的不同，但是兩者卻同樣可以達成“反對動物實驗”的結論(儒家的結論如何產生？後詳)。 還有，彼得·辛格以“感受痛苦的能力”，做為動物是否有權利受到平等考量的關鍵特質，並以“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來證知動物有痛苦感知力，這已與儒家的“良知”或“恻隱之心”，有互通聲息的地方。這比依“理性”之有無來作為道德判准的康德，是更切近儒家思想的。因為，倘依“理性”而不依“苦樂的覺知能力”來設定道德的受動者，則動物是有理由因其“不屬於道德社群”而被排除在關懷之外的；或者頂多如康德所說，對動物的殘酷會使人心腸變硬而對他人殘酷，此時動物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達成人類社會和諧的“工具”而已。 而該書所陳述的種種動物實驗之事例，更是字字血淚，將實驗動物的無邊苦難，活生生鋪展在讀者的面前，深深地撞擊著筆者的道德良知。 這正印證了李師瑞全所說的：自律、不傷害、仁愛、公義等“中層原則的共認，使得道德爭議有若干立足點，以讓爭議者可達到某種程度的共量，或達致可共同接受的一些道德判斷。” 二、 儒家哲學下的道德能動者(moral agents) 就如同基督宗教之哲學基礎來自“神”(God)之信念，佛家之哲學基礎來自“緣起”(梵文：pratItya samutp?da)之法則，同樣的，儒家之一切理論亦有其哲學基礎，是即“仁”之主要概念。道德實踐無待外求，因為“仁”正是人與人之間同情共感的道德行為之動力。這在佛家，名之為“自通之法”，也是一種順乎“緣起”法則的自然流露；在孟子，則名之為“恻隱之心”或是“良知”。 因為具足“仁”，使得人與動物有了區隔。在這方面，孟子說得最為清楚：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純就本能的情欲表現而言，人與其他動物是一樣的，那在孟子看來只是“小體”，必須仁心具足，方能稱之為“大體”。這是指人從動物本能進化而具足“大人”或“君子”之德而言。亦即：由道德根源的“仁心”而發展出道德規范的“人倫”，這是作為“道德社群”的人類方能具足的特色。“幾希”的人獸之隔，說來也不過就是“仁心”之有無而已。 三、 儒家哲學下的道德受動者(moral patients) 但是，這是否就如部分義務論者所說，因動物“不屬於道德社群”，而就應被排除在關懷之外呢？其實不然！“仁心”之有無，只是指明了誰才是“道德的能動者”，但是“仁心”所施的對象(亦即促發恻隱之心的對象)，卻未必只局限在人類，亦即：凡能促發人類的恻隱之心者，都是被涵蓋在內的“道德的受動者”。然則動物正好就是促發恻隱之心的對象。這種主張，在孟子與齊宣王一番脍炙人口的對話中，清晰地呈現了出來： “〔齊宣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齊宣王〕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可。’〔齊宣王〕曰：‘何由知吾可也？’〔孟子〕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捨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齊宣王〕曰：‘有之。’〔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孟子〕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齊宣王不知自己有無保民之德，孟子認定他有，原因是：當齊宣王見到即將於祭祀之中宰殺的牛在害怕顫抖之時，產生了恻隱之心，而命令侍從要以牛易羊。以牛易羊，不是著眼於省錢，而是齊宣王的好生之德，在“見牛未見羊”，而無法體會“羊被殺時也會害怕顫抖”的情況之下，所作的一種選擇。 孟子將他這種不忍之心，稱之為“仁術”，亦即：“仁”之為德，就是在面對生命受苦受難而心生不忍的情境之中自然培養起來的。 孟子雖以此證明齊宣王有保民之德，但是他並不似康德的義務論，著眼於“人類利益”來談對動物的“仁術”。如果他這樣看待動物，那也只不過是將齊宣王對動物的不忍之心，拿來當作過度到“保民”的工具而已，亦即：那將如康德一般，著眼於動物在道德方面的“工具”價值，而非將動物本身視為道德行為的“目的”。 孟子不然，他緊接著發抒了深切的感慨：“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亦即：作為道德能動者的“君子”，對動物的苦難實無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種自發流露的恻隱之心，使得人理所當然要把動物納為“道德受動者”。但是如果常常職司庖廚裡宰殺動物的工作，久而久之心理麻木，對於動物面臨宰殺所承受的深钜痛苦，也就可以沒有什麼感覺了。 也許人類的飲食習慣，已無法不傷害到動物，但是，作為培養“仁心”的君子或是從其“大體”的大人，又怎麼可以加入宰殺動物的屠宰或餐飲行業，而讓自己因職業慣性而泯滅了易於感知他人苦樂的良知呢？ 動物作為儒家哲學下的“道德受動者”，顯然是毫無疑義的。關鍵不在於人能夠為動物做到多少，而在於人有沒有拒絕將動物納於道德考量的范圍之內。如果根本就將動物排除在“道德受動者”之外，那就已飄離儒者之“仁”學了。不錯，百分之百不傷及動物是無有可能的，即便素食者也不例外；但那絕不應成為“不必憫念動物”的藉口，因為，恻隱之心只要存焉，其他百分之九十、八十、七十……乃至百分之十，只要是人能力之所及，都不應予放棄。“君子遠庖廚”，正是“無法完竟百分之百，但哪怕是百分之十的道德努力也不放棄”的典型，是儒者在憫念動物的前提下所作的道德回應。 四、 醫藥用途的動物實驗 有了前述儒家仁學的認知，我們就不難明白儒家對待“動物實驗”的態度了。 對效益主義者而言，傷害動物以追求科學結果的正當性，端視受結果影響之個體的總計後果均衡性而定。如果傷害動物所導致的結果，其總計利益大於弊端，那麼傷害性實驗有其必要。倘若產生的結果利益，與從他處獲得的利益相當，那麼從事傷害性實驗，就有其道德正當性了。此所以卡羅·柯亨(Carl Cohen)會在分析動物實驗所帶來的種種人類福祉之後，理直氣壯地質疑道：“動物有權利嗎？” 然而儒家是接近義務論的，動物應否被利用來實驗，不是看其“有無權利？”，而是看其“是否道德！”。一樁行為之“道德”與否，不從行為結果而作“成本效益”之分析，而是從行為動機來判斷它是否符合“仁義”。就道德根源的“仁心”而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這不但是不傷害原則，而且也是公義原則。就此基本立場而言，儒家毋寧是更接近義務論者湯姆·雷根(Tom Regan)的。雷根認為本有價值(inherent value)，乃是做為一個個體的價值。本有價值同等於那些正在經驗生命的主體，此中可以暫置“靈魂不朽”的概念於一旁。因此，即使動物實驗如卡羅·柯亨(Carl Cohen)所說的，對人類的病患會帶來多大的利益與福祉，進行傷害性的動物實驗，都將是違反“仁術”的魔鬼訓練，因為這顯然不是“遠離庖廚”，而是“貼近庖廚”的。 動物實驗的“庖廚”是實驗室，那是社會菁英運用其專業知識以貢獻所長的場域。醫學領域中的社會菁英，原應培養“仁心仁術”以對待病患，如今卻在“貼近庖廚”以反覆操作種種實驗時，致令動物產生了無限痛苦，同時也因職業慣性而泯滅了易於感知他人苦樂的良知，這是無法用“為了造就人類更大的福祉”而自圓其說的(這種說法只能說服基於人類本位的功利主義者，無法說服重視“仁心仁術”的儒者)。 所以，真正的儒者，必然會基於以上理由，而反對任何招致動物痛苦的動物實驗，並不會因其醫療貢獻，而將其罪惡加以合理化的。緊抱住人類沙文主義或功利主義的醫學菁英，寧擁“小體”而棄其“大體”，寧作“小人”而不做“君子”——更強烈的說法是：以前叫“屠夫”，現在改稱“醫生”，這正是當代醫學教育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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