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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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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法師開示
昭慧法師：“典型在夙昔”？
“典型在夙昔”？ 釋昭慧 十月九日起，筆者在中國大陸展開了一趟為期十二天的“學術之旅”——在天津“弘一大師圓寂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拜會上海復旦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王雷泉教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長張新鷹教授、社科院佛教研究室前主任楊曾文教授、現任主任方廣錩教授、副主任魏道儒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張風雷與宣方教授，並蒙是諸學界前輩或同道之邀，在上述三個學術單位做了四場學術性的演講，講題有理論層面的，也有實務層面的，涵蓋了佛學研究法、倫理學、戒律學、台灣佛教女性運動與台灣佛教現況等范疇。 這次雖是學術之旅，基於佛弟子“不忍聖教衰”的心腸，最關切的其實還是大陸佛教的發展情形。盡管所見可能過於片面，不足以論斷全局，但還是要以宗教人的情操與知識份子的良知，真誠地將所見所感，向讀者分享如下： 簡繪佛教學者群像 在大陸拜見的幾位學界前輩與同道，筆者此下依先後順序，粗略描繪一下對他們的印象：王雷泉教授坦率直言，而且對佛教有一種“老臣謀國”的忠誠；他深知“中興以人才為本”，所以雖然教務繁重，他仍僕僕風塵地往來於內地各佛學院，向僧眾教授天台學與宗教學。從他與筆者閒談之中，所表達對某位大陸知名文學家“風骨不足”的評價，也可看出他以一介“獨立學者”，對社會現況持有一種敏銳而犀利的批判精神。 張新鷹教授含蓄內斂，對佛教保持一種作為學界人士所應有的，謹慎而禮貌的態度，但這不代表他對佛教界沒有一份深厚的關切；猶記得筆者在社科院的演講題目是“佛教界的女性運動——理論依據、行動策略與運動實效”，他聽完了具有如此強烈批判意識的演講之後，不但不以為忤，反而語重心長地說：“今日的台灣佛教，或許就是明日的大陸佛教。”事後並來函告知筆者：“佛教作?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必須重視和善用的寶貴精神資源，這就是我們何以如此關心其現狀及發展並願意傾聽台灣佛教界、學術界有關見解的主要原因。” 同一研究單位中的老前輩楊曾文教授，有一種古之儒者溫柔敦厚的氣質，但基於學術良知，再加上山東人爽直的性格，還是會表達一些自己對佛教界的觀察與評議。他對台灣的“廢除八敬法運動”，就曾於五月六日莅臨佛教弘誓學院公開演說之時表示：學界人士不便介入教界行事，但有“下判斷”的能力。他並公開撰文，對筆者的“佛門兩性平等”運動給予極高評價，並認為大勢已因此形成，不可能再逆轉過來。這給了筆者極大的精神鼓舞！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宣方教授，可能因為年紀較輕，在生命中沒有經歷過文革的陰影，所以熱情耿介，對佛教現況，更是直言無諱。據他告知：在漳州有一場佛教界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他“哪壺不開提哪壺”，竟於會上力陳“廢除八敬法”之意義。他敘述此事時，對自己所碰到的無禮待遇，顯然也不以為忤。我笑言：“世道人心就是如此！”在台灣，又何嘗沒有少數比丘尼忙著與筆者的女性運動劃清界線，並向大男人比丘表態輸誠呢？ 知識份子的憂患意識 總的來說，這些學者讓我感佩的是：他們顯然有一種作為中國知識份子強烈的憂患意識，無論是對於他們所研究的中國佛教，還是對於他們所置身其中的中國社會，都有高度的關切與愛護之情。特別是：中國社會無論是在政經局面或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已面臨劇烈的變動，相對於此，中國佛教的內部，似乎還極少人意會到：他們站在這個歷史的轉捩點上，應該做些什麼明確的思想改革或制度改革，期以復興教運？這讓護念佛教的學者不能不產生某種程度的焦慮感！但是，由於過往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學界人士對佛教曾發出些不友善也不公允的言論，所以至今佛教界倘遇到學界的批評，還是難免會有強烈的“被迫害意識”；而學者們帶著前人犯錯的“原罪意識”，即便是想發出一些善意的批判，話到口邊也只得禮貌地強忍下來。 然而，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一群有宏觀世局之眼光的學者，假使客氣地噤聲了，長遠來看，這會是對佛教有利的局面嗎？僧侶們怕被學者诤言“刺痛”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來忠言難免逆耳，在每一人或每一團體自我修正以成長的過程之中，誰不須要“察納雅言”以付出“被刺痛”的代價？怕痛，恐怕不是什麼好事！ 退一步言，即便有些學者的批評是不公道、不如實的，佛教又何妨抱持“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的心胸來看待它們？即便是針對不實言論而加以反駁，也好過端出“僧事僧決”的帽子，或是譴責“白衣上座”，以十足的階級意識，拿來杜人悠悠之口。即便他們竟把學界诤言，一概當作是敵意之論，也要謹記住“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的古訓！太過安逸而又欠缺監督的環境，對佛教長遠的前途來說，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一切歸咎宗教法令？ 記得十月十九日在人民大學的那場演講之中，宣方教授回應筆者的演講時，問到筆者本次大陸之行，於所見所聞之中，對中國佛教的看法。筆者基於愛深責切之情，乃不敢隱諱，直抒所見的“片段觀感”雲： 我昨晚在北京搭計程車時，司機先生的一席話讓我感觸良深！他說：“我真想參加天主教的彌撒，聽聽神父們講道。到寺廟裡，進門要買門票，進來之後，給你幾只香，上香之後，叫你丟二十塊進功德箱，也看不見有誰給我們講講道理，這有什麼意思？”這是社會底層人民心聲的一小部分縮影，佛教中人似應重視。 也許這種愛深責切之論，實在是太過直接而毫不修飾，不小心刺到了少數愛教人士的自尊心，當場立刻有人反駁筆者：你不瞭解中國佛教，中國佛教事實上是受限於宗教法令，無法像台灣佛教一般揮灑自如。 筆者當即反問：即便是受限於宗教法令，但請問：在宗教法令所容許的范圍之內，佛教又盡到了全部心力嗎？是的，宗教法令不容許在宗教場所以外的地方傳教，但是在它所容許的寺院范圍之內，為什麼會出現那位司機先生這般的怨言呢？ 其次，研究宗教的人都知道：歷來宗教倘真遇到政治迫害，只有更加團結，更加壯大，但佛教呢？中國過往的宗教政策容有過失，但如今對佛教大體來說還沒構成“迫害”，而且頗有善意扶持的傾向，請問：我們還能把教運不振的責任，都一股腦兒怪罪於政治力的干預嗎？ 再者，宗教政策容或有所不當，那麼，佛教界正應努力爭取其改善空間。要知道：權利是要靠自己爭取來的，不會是從天上自動掉下來的。 發言者反駁筆者雲：“這會有危險！這樣不安全！” 筆者至此忍不住略帶嘲弄地反問道：“是嗎？你們在意的就是不危險而很安全？如果人人如此，那就不要怪罪宗教政策了。” 佛教的慧根何在？ 也有人以“衣冠上國面對邊陲之邦”的高姿態告訴筆者：“未來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國而不是在台灣。” 筆者心平氣和地答覆他：“我是以‘無私無我’的心態來到此地面對大家的。即使是對台灣佛教的負面現象，我也直言不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復興佛教的艱钜工程，就更不是請客吃飯，講些應酬的門面話，是沒什麼意思的！我對大陸佛教的觀察，容或片面而不夠周全，但我的善意則請萬勿懷疑！即便大陸佛教與台灣佛教有些差異與矛盾，但那也應屬‘人民內部的矛盾’，而非‘敵我的矛盾’，你毋需用如此防衛的態度來回應我。 “我十分樂意見到大陸佛教比台灣佛教更為強大而興盛，這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眾生之福！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用‘宿命論’的方式，作些毫無理據的預言，那是不符合‘緣起論’的。我衷心希望你的預言成真！但未來佛教的慧根在不在中國大陸，這要看你們的努力，而不能徒托空言！而且，時不我予！司機先生的話，猶如一記警鐘！我不希望看到那麼一天，中國大陸已有十億人口選擇了放棄佛教，屆時，你的‘未來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國’之論，要等著應驗也來不及了！” 宗教當局的善意態度 但是，容筆者說一句中國佛教僧伽可能會甚覺“刺耳”的話，在筆者所接觸過的中國大陸宗教當局官員之中，已有越來越多人對佛教發出了強大的善意，並且近期還透過基層培訓的方式，讓地方基層的宗教官員，改變他們過往對宗教的倨傲態度，強調要正面地“幫助宗教解決困難”。 即便是站在“政權利益”的角度以考量宗教，他們也已知道：行事正當而非暴力主義的宗教，對於社會秩序的穩定，良善風俗的維系，苦難同胞的救護，都是具足穩定性力量的。此所以一些宗教官員，即使身為佛教的“局外人”，對於佛教也難免會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以本次的天津之行為例，筆者參加的紀念弘一大師研討會，是由民間團體李叔同研究會主辦，並由官方的河北區文化局協辦的，所以筆者此行非常低調，並沒有告知任何宗教當局的官員。但是不料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長孫鳳年先生聞知筆者來到，不但主動安排了李仁智局長與他個人對筆者的一場邀宴，更重要的是，他還在天津大悲院安排了一場長達三個小時的座談會，邀請天津市佛教會的領袖寶函長老、王劍非與李可家居士等，以及年輕有為的比丘智如、演龍二位法師、李莉娟居士(弘一大師孫女)到場，並請筆者談談台灣佛教的發展狀況。他不諱言自己於年初參加佛指捨利恭迎團，來到台灣之時，看到了台灣佛教的盛況，頗有感觸，很希望天津佛教界能夠以現有良好的資源而開創新局。 也告知筆者，對於園林旅游局管理寺院，純粹當作觀光勝地，他是不以為然的。他正積極爭取盤山幾座寺院的歸屬權，希望它們能改由宗教局管轄，而讓僧人入駐寺中，展開教化工作。即使像孫局長這樣愛護佛教的宗教官員，不能代表所有省份宗教官員的共同態度，但這無論如何總也算是官方對佛教界的一部分“縮影”吧！ 獻身甘作萬矢的 天津李叔同研究會會長李載道先生並不是佛教中人，甚至有著濃厚的“官方色彩”，但他更有文化人的氣質。早在他還擔任河北區黨委書記期間，就極力促成弘一大師故居與梁啟超居士故居的修復。前人艱難種樹，如今樹已成蔭。本次梁啟超故居(包括他的書齋“飲冰室”)開放前夕，我們得以在文化局安排之下先行參觀了這兩座古雅樓房，及其中所陳列的梁先生相關文物；明年此時，弘一大師故居亦將修復竣工而開放參觀。為了修復梁先生故居，官方拆遷了九十一家住戶，耗資兩千萬人民幣。顯見他們對於鄉梓之中出現了“國之典范”，有著一種“與有榮焉”的深厚感情。 這是一個缺乏“典范”的時代，只要有“典范”存焉，人們還是會油然生起“心向往之”的深情！對“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的梁啟超先生是如此，對那沉吟“亭亭菊一枝，高標矗勁節，雲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的弘一大師，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是，在“風檐展書讀”而孺慕古昔典范之際，這些教外朋友們，難道不會浩然太息：果真是“哲人日已遠”，典型盡“在夙昔”嗎？ 站在梁啟超英姿飒爽的銅像之前，筆者不勝欷歔！早在民國初年，他已凜然發出“人權與女權”的谠論；時至今日，中國社會已一步步邁向男女平權之理想，不意中國佛教竟然還將男尊女卑，賦與“聖教量”的正當性，悍然抗拒著改革的力量，無視於社會的鄙夷。倘梁先生活在今日，肯定要為同樣“獻身甘作萬矢的”的後生小子之筆者，助上一臂之力吧！ 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於尊悔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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