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僧官制度
業露華
一、北魏僧官制度的設立
北魏僧官，始於太祖道武帝(拓跋硅)之時。據《魏書·釋老志》記載：“皇始(396—398年)中，趙郡有沙門法果，誡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聞其名，诏以禮征赴京師。後以為道人統，绾攝僧徒。”
魏晉時期，佛教徒被統稱為“道人”，統攝僧人之官，則被稱為“道人統”；這是北魏設立管理僧務官員之始。首任道人統沙門法果，原為趙郡沙門，受到北魏皇室優遇，據《魏書·釋老志》載：“每與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豐。至太宗，彌加崇敬。”他曾先後被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候、安成公之號，可謂榮極一時；死後還被追贈為“趙胡靈公”、“老壽將軍”等。
法果之後，有沙門師賢亦曾任道人統。師賢為廚賓人，先入涼州。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滅北涼，遷涼州居民於平城，“沙門佛事皆俱東”，師賢亦於此時來到京師。不久，太武帝滅佛(446年)，師賢“假為醫術還俗”，暗中仍然堅持佛教信仰。至高宗文成帝復興佛法之時(452年)，即出為沙門，由文成帝親自為之落發，並被任命為道人統。
至沙門昙曜之時，北魏僧官道人統改名為沙門統。據《魏書·釋老志》記：“和平(460—465年)初，師賢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門統。”昙曜，少年出家，原在涼州修心禅業，並以禅業見稱，得北涼太傅張潭賞識，敬以師禮。後人平城，受到太子拓跋晃的禮遇。太武滅法之時，昙曜“誓欲守死”，暗中“密持法服器物，不暫離身”。師賢死後，昙曜繼師賢而任沙門統。
昙曜任沙門統時代，經歷了文成、獻文，到孝文帝太和年間(460—479年)。北魏僧官制度在此期間，有了極大發展。
首先，昙曜奏設僧祗戶、粟，為北魏寺院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是昙曜一生中最顯著的事業，和北魏佛教發展有密切關系。僧祗戶、粟創立初期，這部分財物的掌握、運用權在僧官手中，這就加強了僧官的經濟力量，使之在僧團中地位更加鞏固。
其次，在昙曜任職期間，進一步改進北魏僧官制度，完善管理僧務的機構。佛教初傳中國，沒有專門管理僧務的機關，僧尼管屬始隸鴻胪寺。據北宋贊寧《大宋僧史略》言：“教傳東漢，時歷魏朝，信向未臻，伽藍全少。僧既有數，事亦無多。及無前言，則須關白，關白何所，還在鴻胪寺焉。故知沙門始隸鴻胪也。”
經漢魏兩晉數百年間，佛教在中國漸漸流傳，僧尼亦日漸增多，這就需要有統一的管理機構。後秦時始置僧主(或稱僧正)、悅眾、僧錄。e此後至南北朝時，南北政權先後設置僧官，並形成了管理僧務的機構。
北魏管理僧務的機構，在昙曜時，日趨完備。這一機構原名“監福曹”，後改稱為“昭玄寺”。昭玄寺“備有官屬，以斷僧務”。e據《隋書·百官志》：“昭玄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並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曹。”除京內設立管理僧務的中心機構及中央僧官外，各州、郡、鎮一般設有維那、上坐、寺主等職，管理地方僧務。這些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僧務的機構和僧官，組成了完整的北魏僧官系統，並為隋唐僧制所沿襲。
二、北魏僧官的職責
沙門統、都維那等僧官的職能，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統轄之下，管理全國僧徒，以更好地擔負起北魏統治者所期望的“巡民教化”的任務，並具體地處理有關僧務，包括制定和執行僧律，決定和批准僧尼資格，掌握管理僧祗粟等。
三國時，天竺沙門昙柯迦羅來洛陽宣譯戒律，這是中國內地傳譯僧律之始。後來，有些中國僧人也曾因時因地制定了一些適當的戒律條文，用以節制僧尼的行為，調節僧伽(僧團)內部可能產生的矛盾，如晉釋道安的《僧尼軌制》，廬山慧遠的《法社節度》等。北魏時期，有關制定、監督執行僧律的任務，已由政府管轄下的僧官來承擔。北魏曾先後數次制定“僧禁”，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沙門統僧顯又一次刊定“僧禁”，立“僧制”四十七條。孝文帝為此下诏曰：“自像教東流，千令已半。秦漢華俗，制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奧，先朝之世，嘗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白雲：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正典，事起匆匆，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習俗。須玄白一同，更茵厥衷。”
除了制定“僧禁”，即宗教法令之外，僧官還有責任協同政府共同監督這些法令的實施，對於不遵守律令的僧尼，僧官有權加以處置。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自今以後，眾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斷。余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治之”。就是說，僧人犯法，除殺人以上之罪，均不必按世俗法律處置，而是由僧務管理機構——昭玄寺按照僧律加以處治。
北魏時期制定的僧制內容，現已無法知其詳。但從《釋老志》所載當時沙門統惠深上言中可以略知一二。
(一)“出家之人，不應犯法，積八不淨物(按指田宅、田園、谷粟米麥、奴婢、群畜、金銀財寶、象牙刻镂、釜鍋)。”
(二)“車牛、淨人(按指奴僕)、不淨之物，不得為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聽一乘。”
(三)“出家捨著，本無凶儀(按指葬儀)，不應廢道從俗。其父母三師，遠聞凶問，聽哭三日。若在見前，限以七日。”
(四)僧尼平時應安居於寺院中，“或有不安寺捨，游止民間，亂道生過”者，必須脫服還民，取消僧籍。
(五)必須有僧五十以上，才能營造寺廟，若有違犯，處以“違敕之罪”，將寺內僧眾驅出外州。
僧官不僅統轄本國僧尼，即使對外國來的僧尼，也要經過鑒定，決定去留。若有德行夠三藏條件者才能留住，若無德行，遣還本國。若其不去，也要依僧律治罪。
僧官的另一重要職責是決定和批准僧尼的資格。北魏度僧，主要由朝廷控制。早在高宗文成帝復興佛法之時，帝曾為師賢及其同伴五人親為剃發，並下令諸州“好樂道法，欲為沙門者，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笃，無諸嫌穢，鄉裡所明者，聽其出家”。e文成帝時，度僧尼三萬許人，“釋門廣被，始自文成”。e此後北魏歷代帝室均有度僧之舉，致使僧尼競濫。至元魏末期，僧尼大眾已逾二百萬人之多。如此巨大的僧尼隊伍，不免“清濁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別”。這就需要不斷進行簡別沙汰。而這一工作，常由中央和地方各級僧官負責。
延興二年(472年)，高祖孝文帝曾下令對無籍僧尼“精加隱括”。對“為三寶巡民教化”者，需要州鎮維那的“文移”(證書)或是都維那的“印牒”，然後才能通行。太和十年(486年)，又因“愚民僥幸，假稱人道，以避輸課”，下诏嚴加清檢，罷遣無籍僧尼。令各地寺主、維那進行審核，凡“道行精勤者”，仍許保留僧籍；而“為行凡粗者”，不管有無僧籍，一律罷遣歸俗，取消僧尼資格。
掌管僧祗粟，亦是北魏僧官機構的一項重要職責。僧祗粟即由“僧祗戶”上繳的粟米。此原由昙曜任沙門統時創立。設立僧祗粟，本來一方面是為了施給僧尼，保障僧尼有較穩定的日常生活來源，使他們能安心出家修行。另一方面是遇到災荒之年，亦可赈濟出貸，救濟災民。e僧祗粟原由各級僧官機構掌握運用，但後來由於“主司冒利，規取贏息”，成了僧官們放高利貸的資本。甚至“或償利過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貧下，莫知紀極”，引起了民眾憤怒，最後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永平四年(511)诏曰：“自今以後，不得專委維那、教統，可令刺史共加監括”。僧祗粟也不再是僧官機構獨家管理，而是由地方官吏共同監管了。
三、北魏僧官制度形成的原因及歷史地位
設立僧官以及管理僧務的機關，是為了使國家便於對僧尼的管理。據記載，北魏道武帝攻略黃河北岸，所過僧寺，見沙門道士均加禮敬。道武帝“好黃老，頗覽佛經”，曾遣使致書泰山僧朗，並於京城“建飾容范，修整宮捨”。太武帝平涼州後，佛教在北魏更加迅速發展。涼州為中西交通要道，佛教早已盛行。北涼王沮渠蒙遜，子毛千，從弟安陽侯沮渠京聲均信·佛。當時廚賓沙門昙摩谶在北涼譯經，所譯《大集經》、《悲華經》、《金光明經》等計六十余萬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般涅檠經》四十卷。這些經或談佛性，涅檠境界；或講密咒效驗；或為菩薩本生，都帶有濃厚的宗教實踐性，在北方極有影響。北魏太武帝曾指名求索昙摩谶。後太武帝平涼州，將涼州沙門俱遷往平城，於是“沙門佛事皆具東，像教彌增矣”。隨著佛教的發展，僧尼越來越多。統治者鑒於僧尼多濫的情況，著手加以清理整頓，如涼州滅後不久，太武帝就因“沙門眾多，诏罷五十以下者”。同時，采取措施，加強對僧尼的管理，並設立了僧官和僧務管理機構。
另外，北魏起於代地，自道武帝開始進入中原，經過連年不斷的兼並戰爭，逐漸統一了中國北方。北魏統一北方主要是憑借武力，但是，要穩固地統治這一地區，光有武力是不行的，必須有一種適用的思想武器。早在北魏建國初，道武帝天興二年(399年)就設置了五經博士，開始有意識地汲取漢族文化，並任用了一些漢族出身的官員。除了儒家思想學說外，佛教也是北魏統治者極為重視的。當時佛教已在北方各少數民族中流行，它所主張的滅欲、忍辱、無爭和因果報應的理論，可使被統治地區的各族人民放棄反抗，這正符合鮮卑貴族的要求。太宗明元帝時，曾“令沙門敷導民俗”，選擇佛教擔任了“巡民教化”的任務。而為了更好地利用佛教，必須將其牢牢地置於統治集團的控制之下，這樣，便在繼承以往僧官制的基礎上，建立了完備的僧官系統。
北魏僧官制度的形成，實際上確立了與封建制度相適應的佛教的封建教階等級制，在僧團內部明確了互相統轄關系。特別是昙曜任沙門統之後，部分上層僧侶掌握了全體僧眾的財產(僧祗粟)，占有了為數眾多的僧祗戶和佛圖戶。他們結交官府，大放高利貸，欺壓廣大民眾，並奴役實際上淪為寺院奴隸的佛圖戶。
北魏的僧官制度為以後中國佛教僧官制度的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礎。從北齊到隋唐，僧官制度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以後歷代雖有演變，但都采取在中央政府控制下以僧官管理僧務的方式。僧官制度加強了佛教與封建政權的聯系。封建統治者往往以個人好惡挑選僧官，僧官也更緊密地依靠統治者，這樣，佛教更加依附於封建統治集團，形成了中國一千多年來佛教受歷代封建王朝控制，而又為封建統治階級忠實地服務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