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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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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文章
黃夏年教授：學問僧淨慧長老
學問僧淨慧長老 黃夏年 淨慧長老圓寂的消息傳出，我當時正在普陀山參加中國佛學院舉辦的論文發表會，聖凱法師告訴我，淨老剛剛圓寂，我不相信。因為兩個星期前他老人家還電話給我，我們談了十多分鐘。淨老在晚年時有很多想法，想做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學術研究方面，他有很大的志向，他讓我繼續把已經辦了連續幾屆的河北、湖北的禅宗研討會辦好，《中國禅學》與《禅文化》兩刊也要繼續出版，還提出要編一本“禅宗與廉政”資料集，另外他已經組織其他人編纂與禅宗有關的編年史，以及四祖寺志等書。 現在突然聽到淨老圓寂的消息，真的不能讓人接受。然而我們無法改變這個事實。在證實了這個消息之後，我馬上決定離開會場，在最短時間內到達四祖寺。下午6點，我輾轉到了四祖寺，在淨老居住的房間裡，我拜谒了他老人家。淨老靜靜地躺在床上，身上蓋著一床陀羅尼被，我向老人家雙手合十後三鞠躬，從內心發出我對他的崇高敬意。 眾所周知，淨老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佛教事業恢復後，在中國佛教協會擔任協會機關刊物《法音》的主編。他能擔任這個職務，並不是因為他是中國佛教協會理事，或者是出家人，而是因為他具有系統與廣泛的佛教知識而出於此任。淨老曾經在中國佛學院受教，佛學院的學習給他在佛教教理方面打下系統基礎，又對佛教各宗都有深入地了解，知識廣博。他從小在佛門生活，曾經親侍並追隨近代禅門大德虛雲老和尚，擁有正信，精通戒律，修持精深。加上他曾經有過艱辛的經歷，並具備了敏銳的觀察力，以及與時俱進的眼光和全球化視角，使他能夠勝任這方面的工作，成為佛教百廢待興之初堪當此任的不二之選。後來的事實證明，《法音》一刊在他的開拓下，確實起到了在宣傳佛教，落實宗教政策方面的巨大作用。 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後來成長起來的學者都賴於《法音》發表的文章，從中受益匪淺。我最初是在《法音》編輯部認識淨老的。1988年，導師楊曾文要編寫《當代佛教》，我負責撰寫南亞與東南亞佛教的內容。當時我對現代佛教不甚了解，更有許多資料不知何處可以找到，於是我到《法音》編輯部拜谒淨老。在淨老住的院子裡，長老詳細地介紹了幾十年來世界佛教界的歷史與發展的趨勢，讓我受到了一次生動的教育，對當代佛教有了系統了解，同時又蒙淨老的照顧，在佛協外事部借閱了《世界佛教聯誼會會刊》，最終讓我在淨老的支持下，順利地完成了寫作任務。此書作為改革開放以後出版的第一本由大陸學者撰寫的介紹當代佛教的書籍，在讀書界產生了影響，開拓了讀者的眼界，對了解世界佛教的現狀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以後，我與淨老一直有著密切接觸。淨老的睿智眼光非常獨到，他對我國佛教的歷代經錄有系統的了解與掌握，深知學術資料編纂的重要性。他曾經安排出版與整理過許多重要的歷史資料，撰寫了當代中國佛教的大事記，分期刊載在《法音》上，這是我國佛教界最早介紹解放以後佛教界的大事，對總結現代中國佛教的歷史起到了鉤索的作用。他看到佛教學者在研究工作中苦於資料不好找尋，在他任河北佛教協會會長期間，安排影印了《大正藏》與《續藏經》，並且將這些經典無償地贈送給學者與寺廟，滿足了學者研究的需要。他對禅宗的史料非常重視，曾經主持出版了《中國燈錄全書》，將歷代燈錄收集統一出版。此書現在仍然是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資料，對禅宗史研究功不可沒！ 針對中國佛教教育存在的不足，1983年已故的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指出，“對思想政治教育重視不夠，教學要求不夠明確，教學內容缺乏規范。” [1] 佛教教育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瓶頸在於佛教教材不夠敷用，佛教界沒有合適的教材用來培養佛學院的學僧。淨老惜於這種局面，於1991年夏天，曾經專門約我去趙縣柏林禅寺，向我談了當前佛教教育存在的得失，認為培養人才一定要得法，在當前佛教教育工作中，重要的是要有合適的教材，現在佛學院使用的仍然是幾十年前的教材，這些教材雖然名家編纂，但是對現在的學僧來講，語言不夠通俗，內容不夠完整，需要編纂新的教材方能適應現代佛教教育。他在柏林禅寺創辦了佛學院，願意以佛學院為試點，使用新的教材。他提出要編一套適合於現在佛學院學僧文化程度的河北佛學院教材，我根據他的要求，組織學者經過兩年的努力，最終出版了10冊本100萬字教材一套，即《人間佛教》、《世界佛教》、《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佛教文學知識講解與閱讀》、《佛教經典概論》、《中國佛教宗派理論》(上、下)、《中國佛教制度與禮儀》、《佛教造像藝術》、《中國佛教史》等。這批教材皆為學有專攻的學者所撰，雖然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是這些教材的出版，改變了佛學院使用的還是幾十年前所用舊教材的情況，對佛教教育起到了推動作用。 淨老對佛學院教材的看法，被佛教界接受。1992年“全國漢語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談會”專門就教材問題作過決議，指出，“高、中、初三級佛教院校在課程設置、教學大綱、編選教材等方面沒有做到標准化、規范化、系列化，以致三個層次院校之間在教學上相互重復和脫節，影響佛教院校的正規化建設。會議經過討論，對中國佛教協會擬定的《關於設立中國佛教協會漢語系佛教院校教材編審委員會的意見》一致表示贊同。會議要求，教材編審委員會在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文件和規定，一經中國佛教協會審批下達，全國各漢語系佛教院校應遵照執行，具體落實。” [2] 雖然中國佛教協會對編纂教材一事極為重視，但是始終沒有根本扭轉佛學院教材不統一的情況，及至到了2005年在峨眉山召開的佛教教育座談會上，中國佛教協會還在強調：“教材極不統一。全國各級佛學院的佛學課、文化課教材各行其是，極不統一，造成初、中、高三級教材重疊，課程重復，缺乏漸進梯次，學僧在初、中、高各級佛學院課程重讀現象普遍存在。” [3] 這次會議還提出“各級佛學院的教材，除政治教材由國家宗教事務局統一組織編寫外，佛教界愛國主義教材和有關佛學課、文化課的教材由中國佛教協會統一編寫與部署，在教材編出之前，各級佛學院參照教學大綱進行教學。克服教材相互脫節又相互重復的現象。” [4] 經過佛教界幾十年不懈地努力，現在的佛學院教材的瓶頸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淨老在這方面所作的貢獻無疑是最突出的，他所提出並且在他的安排下，所編纂的河北佛學院的教材，開了中國大陸佛教教育首編教材之先，也為佛教界樹立了學術界與佛教界共同合作、一起培養人才的先例。撫今惜古，淨老對中國佛教教育的睿智不能不讓我們感念，他對佛教教育與人才培養，以及教材編纂的婆心，至今都讓我們永遠珍惜，激勵著我們去更加努力辦好佛教教育事業。 淨老長期在佛門裡面，他對佛教的未來發展傾注了心力，始終關心這方面的資料建設。淨老的眼光不僅僅只是關注古代佛教，他更關注現代的中國佛教。他曾經向我說過，現代的佛教資料的整理非常重要，學者缺少這方面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在他的關注與支持下，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的《現代佛學》(1953—1964)一刊被重新影印出版。這份曾經是當時中國佛教界唯一的一份機關刊物的重印，還原了當時極“左”時期佛教界的真實情況，使研究現代中國佛教史的學者有了第一手可靠的資料。筆者因研究的關系，曾經在一段時間裡對我國近現代佛教的研究做了一些探索。幾年前曾經編纂了《民國佛教期刊集成》套書，是書出版以後，淨老馬上打電話給我，提出要購買兩套，並且利用這套寶貴的資料，編纂了最全面與最新版的《虛雲和尚全集》(淨慧主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這套“全集”不僅更正了以往出版的虛雲和尚資料集的訛誤，還增補了相當一批原來沒有收入的新資料，對佛教界全面了解虛雲老和尚提供了最完整的資料，光大了禅宗虛雲一系的歷史。 近年來，淨老對中國佛教的史料建設心力不減。他曾向我提起要編纂一套《禅藏》，委托河北佛教協會秘書長肖占軍先生與我聯系，我與學弟紀華傳博士一起提供了《禅藏》的目錄。2010年他又提出要編一本中國古代禅宗史上的編年史著作，體例依照《宗門正統》，然我當時事情太多，無法應承，此事最後委托了一位浙江的老居士進行。2012年，黃梅會議上他又提出要編纂一本《禅與廉政資料集》，並就此事專門安排了一次座談會，長老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以禅宗史上自寶庫頭賣姜的例子 [5] ，說明禅宗裡面的廉潔事例，其意旨深遠，亦可明鑒長老愛國愛教的衷心在！ 《宋高僧傳》雲：“誦經不貴多，要在神解。” [6] 所謂“神解”，我的理解就是要正確地理解經文的含義，尤其要重視經文與社會相結合以後突出的現代內涵。佛教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在中國已經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佛教徒留下了大量的珍貴史料，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源泉。淨慧長老重視史料的整理與收集，並把這些資料與現代社會相結合，以史為龜鑒，為我們作出了榜樣。當前我國的佛學研究繁榮，特別是在資料的使用上得到了緩解，所有這些，都是與淨老的關注與參與分不開的，他是學者的摯友，是我們信賴與尊敬的導師。 《高僧傳》是記載我國僧人傳記的著作，在這本書裡曾經把中國的僧人貢獻首次分類為“十科”，即“大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禅，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高僧傳序》)現代佛教可以把僧人分為經忏僧與學問僧兩大類，前者以做法事為主，後者主要在學術文化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淨老若按古代僧傳標准，他可以屬於“二曰解義，三曰習禅，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八曰讀誦，九曰興福”之六類中；若按現代標准，他屬於“學問僧”。因為淨老在當代佛教學術貢獻方面作出了特殊貢獻，所以我說他是“學問僧”。 昨天，我又到了柏林禅寺，景色依舊，故人已去。坐在方丈室裡與明海大和尚相談之中，不時地想起了淨老，他在這裡，向我介紹當前中國佛教的得與失，暢談他的佛教研究理想，關心學術領域的發展。雖然人已故去，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心中。 淨慧長老，願您乘願再來，中國的佛學還有待您再多多關心！ －－－－－－－－－－－－－－－－ [1]《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 — 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報告》(1983年12月5日)，《法音》1983年第6期 [2]《法音》1992年第3期，總第91期 [3]《繼承傳統，適應當代，面向未來—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報告》(2005年9月24日) [4]《繼承傳統，適應當代，面向未來—中國佛教協會第七屆理事會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報告》(2005年9月24日) [5]《正法眼藏》載，宋代法演五祖弟子瑞州洞山自寶禅師在寺院擔任庫頭，負責保管寺院的財產。五祖生病，差侍者到庫房要一塊生姜煎藥，自寶要侍者回去禀報五祖拿錢來買。由於這件事，五祖了解自寶的為人，後來筠州洞山缺住持，郡守托五祖舉薦，五祖曰:“賣生姜漢住得。” [6]卷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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