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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嚴法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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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師開示
能利法師：昌明長老訪談錄
昌明長老訪談錄 1、在中國佛教史上，湖北是一個人才輩出的地方，武漢作為全省的經濟文化中心，在全省佛教中具有較大的影響，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武漢乃至湖北的佛教概況。 2、您青年時代曾一度親近太虛大師，能否請您談談對太虛大師的印象，您對他的佛教改革運動作何評價？ 1989年12月，我在香港法住學會舉辦的“太虛誕生100周年國際會議”上，曾發表有一篇論文：《緬懷行師，繼承人本遺業——親近太虛大師的因緣》，其有較詳細內容。簡而言之，我對親近虛大師有四點體會：其一，虛大師一生舉辦僧學，培養僧才，為人本佛教做干部儲備；其二，虛大師一生倡導佛教服務社會，參加社會各部門工作，遵循“問政不干政”的原則；其三，虛大師一生立足佛地，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其四，虛大師一生弘法以人為中心，破除封建迷信和鬼神色彩。虛大師其行其為、其思其想，對中國佛教乃至世界佛、對今天乃至今後，都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佛教只有立足於人間社會，適應於人間社會，服務於人間社會，貢獻於人間社會，愛國愛教，發揚優良傳統，才能社會與佛教共同興旺，永世昌隆。 3、文革期間，全國佛教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沖擊，請問當時歸元寺情況如何？落實宗教政策以來，您在歸元寺的恢復重建過程中具體做了哪些工作？您最大的體會是什麼？ 當時，先有紅衛兵到寺院翻抄，說歸元寺是封建思想根據地，我就用大紙寫上“反封園”，封貼在“歸元禅寺”額表面上，保護寺匾，又向紅衛兵種種隨順勸導，使他們行為得以節制；後來武漢經歷“七·二○”事件後，有兵團、造反司令部等強行占據歸元寺，並在寺內開設工廠，我把主殿(大雄寶殿、五百羅漢堂、藏經樓等)從裡反鎖，用東西頂住，在外面門上貼上封條。這樣，開始還起作用，後來他們要強行打開，我見形勢不能控制，臨危頂著巨大的壓力，上書周恩來總理，說明歸元寺的情況，我還清楚記得寫信日期為1968年4月6日。不及半月，周總理親筆批復要保護歸元寺，後來他們在武漢警備司令部的命令下撤出了歸元寺，並以“翠微公園”的名義得以完全保存。所以文革期間，歸元寺基本上沒大的損失。因為有周總理的親筆文件，1979年便復名“歸元禅寺”對外開放，在全國可以算是第一個，成為當時全國第一座有條件接待外賓的的佛教寺院。以後歸元寺逐漸恢復叢林制度，對破舊、老化的殿堂進行了重修。現在，還在寺後新購地一百畝，興辦佛教教育，以滿足廣大信眾的需求。如此風風雨雨，幾十年來，我最大的體會是，要依靠黨和國家，佛教才能弘揚光大，誠如東晉道安法師所言“不依國主，法則不立”。 4、文革以後，您在對外宣傳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方面做了許多貢獻，請您簡要回顧一下當時的一些情況。 文革以後，佛教在國際上宣傳我國改革開放形式、兩岸友好往來等方面作出了很重大的貢獻，僅舉一例，1984年11月，我參加以玉佛寺住持真禅法師為團長的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應“印度文化關系委員會”的邀請進行了二十多天的訪問，參觀了印度六個邦(邦相當於中國的省)、十八個佛教聖地，印度友人贊歎我們一行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玄奘。通過這此訪問，宣傳了正自己，增進了中印友誼。特別是在菩提迦耶，我們不期而遇台灣佛教朝山團一行，除居士外，有法師近二十人，其中有靈根法師，是我在湖南學習的老同學，真是因緣殊勝不可思議。我們相見都很驚訝，我驚訝的是分別近五十年的老同參能在佛陀聖地相逢，他驚訝的不僅是我們的相逢，而且我居然仍是僧人一個。他們說：“聽說大陸已經沒有和尚了，今天見到諸位大德長老，真相大白，才知其是謠傳”。我們也借機介紹大陸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國家經濟體制的改革、對外開放的大好形勢。 5、您老一向非常注重人才的培養，武昌佛學院的恢復創辦是單純的歷史重現還是具有全新的辦學理念？您認為今天的佛學院教育與解放前的佛學院教育最大的不同之處在哪裡？ 武昌佛學院是太虛大師1922年創辦的，首創以現代教育的方式培養管理、研究、僧師范等人才，不同於此前僧教育僅為培養某宗某派的講經法師而已(太虛菩薩語)。1994年我們恢復武昌佛學院，相對於其它佛學院起步較晚。現今中國的佛學院教學模式，大都采用的是現代教育方式。鑒於解放後一段時期佛教僧才斷層，以及當前佛教狀況，十分需要講經弘法的人才，所以武院恢復辦學，一方面繼承太虛菩薩辦學理念，培養多方面僧才，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也在此基礎上培養講經法師，1996年武漢市佛協送貞淨、能利、印宗到新加坡弘法人才培訓班學習，現在武院也開設了專門的講經班，學員通過講小座的形式提高自己和弘揚佛法，目前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6、您老勤於修禅、工於書法，您的書法禅意深厚，清秀高峻，巧妙地將書法與禅定融為一體，是當今不可多得的藝術瑰寶，能談一談其意境嗎？ 釋門高僧大德兼並書法大家者不勝其數。昔畫竹通禅者曰竹禅，吟詩通禅者曰寄禅，今潑墨透禅者書禅也。禅書融合，千變萬化，方便多門，歸元無二。書、禅合一，只是書以現心，心以書明而已。先師太虛上人揮毫時，一氣呵成，尤其是“佛”字末一豎，一筆到底，修長有力，我寫“佛”字時亦多效尤。又，當年弘一大師，封筆埋石，閉關清修，後以書法能弘佛教，接引眾生，故又提筆。所以，常常高僧以書贈人，都是為方便弘法故為之。初習書法者要勤習揣摩，打下堅實基礎，才能融多家之長；熟之，則濃淡自如，長短自如，達到神韻、字形合一，形成自家風派，此如祖師禅同，棒喝問答，機鋒各不相同也。總之，精進萬化，寂默是本；禅書若舟，渡人渡己。 7、作為中國佛教協會咨議委會副主席，您對當前中國佛教的現狀有何看法？您認為中國佛教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哪些問題？ 中國佛教在七屆全國佛代會以來，呈現出兩大特點，一是工作變化大，做了許多實事、在國際上影響力的大事；二是在領導班子中，年輕人多，他們年富力強，信心堅定，干勁十足，具有蓬勃之朝氣，浩然之正氣，昂揚之銳氣。在當前社會與佛教形勢下，第一要做的事，還是要加強僧才的培養，這是根本、是關鍵，第二是對佛教優秀的傳統要繼承、保存、發揚，這是立足點。我相信，隨著我國改革開放與社會各方面建設的力度加強，新一代中青年法師的大批湧出，中國佛教的明天一定更美好，正法一定會久住世間！ 附：昌明長老簡歷 昌明法師，俗姓曹，1917年8月生，湖北省枝江人。少小聰穎，即入私塾學習，刻苦認真。1935年秋於枝江江口彌陀寺禮覺岸法師出家，1936年2月在枝江彌陀寺依妙德和尚受具足戒。後就學於崇善佛學院，畢業後至湖南衡陽法光佛學院攻讀三年，又參加“南岳佛道救難協會”之抗日僧伽救護隊、桂林祝聖寺弘化社，期間於二處常親近太虛大師。1950年任枝江彌陀寺方丈，1954年往江西雲居山親近虛雲和尚，1956年任漢口護國寺監院，後移錫漢陽歸元禅寺，1957年到北京中國佛學院研究部研學佛典，1960年卒業後任歸元禅寺監院。文化大革命期間，與紅衛兵、造反派周旋，1968年4月臨危上書周恩來總理，反映寺院混亂局面，得總理親筆批復，使歸元寺得以完整保存。1979年11月榮任歸元禅寺方丈，是文革後叢林升座第一者。後歷任黃梅五祖寺方丈、武昌寶通寺方丈，相繼接待過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先生、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日本中曾根康弘首相、比利時菲利浦王儲等，先後出訪過印度、尼泊爾、泰國、韓國、日本等國，舉辦歸元禅寺僧伽培訓班、恢復武昌佛學院。為中國佛教協會四至六屆常務理事、七屆咨議委員會副主席，湖北省佛教協會三至六屆會長，武漢市佛教協會四至七屆會長，武昌佛學院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歷任湖北省人大代表、常委，武漢市政協委員、常委，漢陽區政協委員、常委、副主席等。出版有《昌明方丈法偈選》、《昌明大師詩文選》、《昌明大師書法集》等。 --------------------------------------------------- 本文受《覺群》編輯部委托作為特約記者采訪昌明大師而成。 發表於：上海佛教協會會刊：覺群 2005年第2期(總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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