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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承思教授:在跟隨懷師的日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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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跟隨懷師的日子裡

魏承思

南懷瑾弟子魏承思講述他與南懷瑾的交往以及南懷瑾的往事

   9月30日,中秋月圓時,正是南懷瑾先生荼毗之夜。我不忍看恩師化為一縷青煙,從廟港回到香港家中。在他的遺像前,供一束鮮花,點一枝清香,跏趺而坐,誦經追思。惺惺寂寂之中,仿佛見到他老人家像往常一樣笑容可掬地向我走來。近二十年來跟隨懷師的一樁樁往事、一幕幕舊景浮上心頭。
  
   初識南懷瑾

   最初知道南懷瑾這個名字是在1980年代初,剛剛開始接觸佛學。香港何澤霖老居士寄來他的佛學著作。1988年,友人向我介紹劉雨虹老師,說她是代表南懷瑾來接洽復旦大學出版社,計劃出版懷師的書,我這才知道他在香港定居。當時出版海外圖書需經宣傳部審批,而我正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我就說,若出版佛教類圖書還要由宗教局會簽,而一般是不會獲准的。你們不如先出南懷瑾的文化類著作,例如《論語別裁》等。後來他們采納了我的意見,我也和新聞出版處的同事打了招呼,促成了南師著作的順利“登陸”。
   不久我也負笈遠游了。1994年,我到了香港,遍尋南懷瑾未遇。在一個“海歸”聚會的場合偶遇趙海英博士,說是可以帶我去見懷師,真是喜出望外。一個周末的傍晚,到了堅尼地道懷師的會客處,一房間的人在那裡等候。吸取曾在佛光山星雲法師那裡遭猜忌的教訓,我不敢說出以往的真實身份,怕引起誤會,就只讓海英介紹是《世界經濟導報》記者。哪裡知道在懷師那裡遇到了當年在上海相識的劉雨虹和陳定國夫婦。我的“真面目”也就很快被戳穿了。然而後來懷師從未對此介意,反而還常把我的這段經歷向台灣友人介紹。這才真是佛家的不起分別心。
   六點左右,一位仙風道骨的長者拄著手杖飄然而至,一襲長衫,滿面春風。我料定這就是向往已久的南懷瑾了。 當晚在飯桌上,客人們出於對懷師的恭敬之心而慎言謹行。我生性豪放不拘,因而酒酣之余放言高論。想必當晚海英是為我捏一把汗的。不料向懷師告辭時,他竟說:“你是個有匪氣的文人。我喜歡你這樣的年輕人。今後不用通報隨時上來吃飯聊天。”從此我登堂入室,成了懷師飯桌上的“常委”,每個周末都會准時去堅尼地道。懷師滴酒不沾,因此大家在他那裡很少飲酒。我因好肆酒罵座,竟被懷師特許“酒權”,為飯桌添點生趣。
  
   領上學佛路

   我在大學時代就接觸佛教,但只是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雖然早年出版了幾本佛學著作,充其量也不過是“口頭禅”而已。1996年春節前,懷師讓海英通知我,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打禅七”。海英告訴我,那是極個別入室弟子才享有的待遇。我卻不識趣地回絕:“家有高堂稚子,已經訂機票要回家過年。”其實,長期受科學主義的浸潤,我當時對禅坐一類的佛門實修不以為然。那時候,我在《明報》主筆政,每天下午3點鐘進報館,次日凌晨一兩點鐘下班,睡五六個小時就要起床“炒股票”,每星期還要起一個大早趕到沙田的中文大學去修博士課程。長期如此使我精疲力盡,面容憔悴。懷師見狀對我說:“盡管你不信佛,打坐對身體也是有好處的,不妨試試。”我就這樣半信半疑地跟著大家學起禅坐來。堅持了大半年果有起色,還是那麼沉重的負荷,但朋友再見面時都說我面色紅潤,判若兩人。從此我就堅持不懈地打坐。每年春節也都留在香港,跟隨懷師“打禅七”了。但我並未真正將此與學佛聯系起來,只是在色身上下功夫。
   1997年的一天,懷師把我叫去個別談話,說看我是個可造之才,要傳我“心地法門”,說此法真能修成的人不多,望我持之以恆。他還說,你十多年後也許會出家。若如此,則必成一代大法師。其實,我一直沒有真正弄懂“心地法門”是怎麼一回事,更沒有動過出家的念頭。兩三年前和懷師舊話重提,他老人家聽罷哈哈大笑,說當時見我仍將佛法當學問,想把我哄進佛門。知道我功名心切,不用此番話忽悠我,我豈肯認真實修。懷師就是這樣因材施教,根據各人不同秉性根器,施以不同誘導之法,從不認為有一種適合任何人的不二法門。
  
   傳統文化的當代弘揚者

   2000年,老友來新國先生和陳知涯將軍打算出版《南懷瑾全集》。懷師指定我來寫序言,我義不容辭地接受了下來。動筆之前,最難的是究竟如何給他定位。懷師一生行跡奇特,常情莫測。年少時即廣泛涉獵經史子集,禮義具備,詩文皆精,以神童名聞鄉裡,並習各門派武術,畢業於浙江國術館。早年曾鑽研道家學,青年時代發心學佛,循跡峨眉山大坪寺閉關三年,遍閱大藏經三藏十二部。出關下山後,深入康藏地區參訪密宗上師,經白教貢嘎上師及黃教、紅教、花教上師陸續印證為密宗上師。 因而,有人稱他為國學大師、易學大師,有人稱他為佛學大師、禅宗大師、密宗上師,也有人稱他為當代道家。這些稱謂皆似是而非,因為每一種說法都只涉及他學問人生的一個側面,懷師也從未以此自居。
   我曾經在文章中稱其為“當代大隱”。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派高人,如鬼谷子、陶淵明、孫思邈等,他們雖然對世事洞若觀火,卻寧可選擇閒雲野鶴的人生,而不願出將入相,食官家俸祿。古人又有“小隱隱於山,大隱隱於市”的說法。做一個周旋於市井俗人之間而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隱士,當然比避居山野更難了。在我看來,南懷瑾實為這樣一個隱士。可是懷師並不認同這樣一種人生定位。後來想想也確實不妥。懷師一生為續中國傳統文化的命脈而奔波,到了台灣以後,一面擔任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等校教授。同時,先後創立“東西文化精華協會”、“老古文化事業公司”、“十方書院”等文化機構。1985年,懷師離台赴美客居,直至1988年到香港定居。在此期間,先後創辦美國維吉尼亞州東西文化學院、加拿大多倫多中國文化書院和香港國際文化基金會等文化教育機構。前些年更是在世界各地華人社會推廣兒童誦讀東西方經典的文化運動。 其人生豈能用一個“隱”字概括?
   我決定先花半年多時間,夙興夜寐,將南懷瑾已出版的全部著作重溫一遍。溫故知新,所得甚豐,懷師的學問兼及儒、釋、道三家,在精研中國文化之外,並攝入西方文明的精華。因此,很難說懷師的學問究竟是偏於儒家、佛家,還是道家。哪一家。准確地說,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弘揚者。什麼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呢?懷師說:中國在秦漢以前,儒、墨、道三家幾乎涵蓋了全部的文化思想。到六朝以後,換了一家,儒、佛、道三家成為文化主流。因此,一個人必須深入儒、佛、道三家的學問,由博返約,融會貫通,才能掌握中國文化的精義。如今的學者所受的都是西式教育,大多將人類文化知識分門別類,成為專攻一門的專家。因此,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往往是支離破碎的。由於特殊的人生經歷和治學門徑,使懷師不同於一般學者,而能出入於儒、佛、道之間。可以說,沒有懷師這樣的學養,實在很難擔負起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重任。 對這樣一個人生定位,懷師是認可的。因此,當我據此寫成上萬字的《南懷瑾全集前言》送交他審閱時,他一字未改地囑咐送交付印。如今懷師仙逝,任何學生若將他貶低為一個“文化學者”、“國學大師”;或搞出“現代造神”運動,將他曲解為一個“宗教人士”的話,都是對懷師的背叛!
   至於社會上有些不肖之徒對其攻擊、污蔑或質疑,懷師生前就從來不屑一顧。這就是他不同凡響之處。記得當年有一個叫張中行的中學語文教材編輯。“文•革”後因自稱小說“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余永澤原型,而被媒體炒作成“大師”。他托人將一部書稿“禅外說禅”交給南懷瑾的老古出版社想要在台灣出版。懷師看完書稿後認為他完全不懂禅學,沒有同意出版。不料此位老先生因此懷恨在心,寫了一篇文章挑懷師《論語別裁》中的毛病,甚至用“兼問出版垃圾著作的復旦大學出版社”為文章副標題,頓時被媒體炒得紛紛揚揚。其實,要從任何一個人的數千萬言著作中挑幾處瑕疵不足為奇。再說懷師的著作除了一本《禅海蠡測》為其親撰之外,其余皆是對學生隨口說出,由大家根據錄音整理成文的。整理者程度有差次,有些記錄稿經懷師仔細審閱,有些則並非如此。倘非道德有缺陷的人,對南懷瑾這樣一個孜孜不倦傳播中國傳統文化的長者,敬仰猶恐不及,豈能如此往他身上潑髒水?但懷師對張某人的文章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詞。倒是不少同學促我撰文駁斥。我讀罷文章,覺得以其水平之低實沒有必要回應,因為張先生畢竟不是學問圈中人。我只對大家說了一句話:“算了,鷹有時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飛不了鷹那麼高!”
  
   太湖大學堂

   進入新世紀後,懷師很想在大陸找一個清靜之地葉落歸根。我們幾個學生在杭州、蘇州東山、上海澱山湖等處看過好幾塊地,皆有不妥。懷師歸心似箭,一次去吳江廟港鎮參觀一位台商老學生的工廠時,親見太湖之濱風景如畫,當場就拍板買下300畝灘塗地,計劃在此造屋歸隱。2002年底,我正准備去香港“成報”出任總編輯。有一天,懷師把我叫去說:“我打算回大陸定居,你就隨我一起回去吧!我身邊也缺個人。我知道你要養家活口。人家現在給你多少待遇,我就給你多少待遇。”當時我剛和吳征楊瀾夫婦簽約,一批舊同事因我而辭職准備“跳槽”來《成報》。懷師見我面有難色,不等我分辨就說:“你回去考慮三天。若不想回去,今後也就不必認我為師了。”回家後,我整整三天無法入睡,最後給懷師寫了一封傳真,表示我確有難處。且稱師生名分既定,不想做專職秘書,變成雇傭關系。等將來有朝一日能卸下家庭負擔,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一定前來伺奉左右,盡微薄之力。懷師見信後當即讓馬有慧轉告:那就依你的意思吧!此後,懷師就開始往來於香港和上海兩地,漸漸地在上海的日子愈長,在香港的時間愈短。我見他老人家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難得去上海時,在他的寓所旁找一間小酒店住下,晚飯時依然像以前那樣陪懷師聊天。有人送去好酒,他總是密藏在床底下。每次知道我要去了,就叫人拿出好酒准備。飯桌上總是說:“承思酒德酒品好,他可以暢飲。你們沒資格像他那樣喝酒。”那種場合是是一生中最快樂最幸福的時刻。可惜如今往後此情此景不再,行文至此,不覺潸然淚下。
   廟港那塊地的建設一波三折,耗費了他不少心血。2006年總算初具規模,他決定從上海移居太湖之濱,創辦“太湖大學堂”。先前風聞北京高層對南懷瑾回國定居有“不支持,不反對,不宣傳”的三不政策。懷師深知他們是擔心其在國內的影響力,因此標明太湖大學堂既不是宗教場所,也不是教育機構或者社會團體,只是私人閒居講學場所。 大學堂創辦不久,懷師問我,那麼大一塊地方要拿來做什麼用?囑我草擬一份發展規劃。我提出了一個包括研究所、南懷瑾著作編譯所、大講堂、網上傳統文化教學中心和海外漢學家進修中心等在內的宏大計劃。懷師對此不置可否,只是問我:“誰來做這些事呢?現在還有這麼些能用的人才嗎?”後來我又提出,我們這一代人的國學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氣候,應該從小培養。不如仿效民國的無錫國專,在這裡辦一所國學專門學校,每年從貧困地區招收20名天資聰敏的失學兒童,學制10年,專教他們經史子集。10年後這200名畢業生中,或許能造就十多個真正的國學大師,使傳統文化得以薪火相傳,不絕如縷。他們的生活費用可以由我們這些老學生認領。懷師對我這個寓慈善於教育之中的倡議非常贊成,派我去和蘇州負責教育的副市長朱永新商談。見了朱市長,才知道原來他是我父母家的老鄰居,因此,談話得以直入主題。 朱市長聽我講完整套設想後便說:想法不錯,但不遵照教育部頒發的教學大綱,只教國學的話,是違反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法”的違法行為。最後只能放棄這個念頭,改由師姐李素美母女出面,辦了一所吳江國際實驗學校”,在政府規定的教學大綱之外,增加了一些國學內容而已。
   後來我棄文從商賺了點錢,晚年生活有了著落,決定履行當年對懷師的承諾。 2008年夏,我來到他身邊常住。早晨坐禅,下午讀書,晚上聽他講經。生活十分悠閒平靜,懷師也很開心,像個老頑童似地常常迸出很多念頭。一會兒說,要養幾頭毛驢,和我一人騎上一頭,在湖堤上柳蔭下溜達。一會兒又說,在湖邊建個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裡賞月,讓古道師吹箫,看我喝得一醉方休。甚至還在大學堂開了個咖啡館,結果開了幾天沒人光顧,都是他老人家掏錢在那裡請我們幾個學生喝咖啡。玩夠了,咖啡館也就無疾而終。
   9月初,吳江國際實驗學校開學,招收了四十多名5歲到9歲的學童。懷師命我教他們《千字文》和《幼學瓊林》,說是幫助孩子們打好國學基礎。他還親自上了幾堂示范課。學校教師的古文基礎不好,我就在放學後給老師和大學堂的員工們講《古文觀止》。大家學得很有興趣,傳到懷師耳朵。有一天晚飯後,他說:“現在很多人想讀佛經,可是連起碼的古文基礎都沒有,怎麼讀得懂佛經呢?不如我們辦個國學經典導讀講習班,讓承思去領著他們學點古文。”他還當場指派斯米克老板李先生做班主任,負責辦班的行政事務。12月的第一個周末,講習班在上海虹橋迎賓館開學。那天懷師很關切,怕我太學究氣,學員們會聽不下去,就派了好幾個大學堂的師兄弟來旁聽。幾乎每隔一小時就打電話過來,詢問課堂狀況。直到我一口氣講了8個小時,學生們還不肯散場,懷師才如釋重負,當晚開心得笑不攏口。這個講習班持續了一年,每月一次,學員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有人甚至為了聽課,專程從深圳、北京坐飛機過來。這種對國學的熱忱令我為之感動。
   我在20年後回到上海講學的消息傳開了。2009年6月,復旦大學校友讀書會和宗教研究所邀請我去做一次講演。我告訴懷師,1989年6月,我曾在復旦大學做過一次“禅與人生”的講演,但那時講的是口頭禅。如今有了一點實修的體會,還想以同樣的題目去講一次。懷師極力贊成,還順口吟誦了唐人王播的兩首詩:“二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阇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教我以此作開場白。演講完畢,聽眾們久久不願離去,說是他們有個“禅學會”,要求到大學堂跟著學禅修。聽眾要求到大學堂跟著學禅修。我回去向懷師報告,他說:“如果他們答應3個條件:一、禅修7日每天堅持坐禅9枝香;二、7日內專心禅修,不准使用電腦手機和外界聯系,腦子裡還想著生意經;三、吃素7日。我就親自帶大家禅修。”我對復旦禅學會的負責人一說,他們當即表示願意遵守。
   9月13日到19日,一百多人齊聚太湖大學堂學禅修。懷師不辭辛勞親自帶領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時間,從早到晚在禅堂裡。我們打坐時,他來回走動巡視,觀察每個人的身體和神態變化,不斷糾正大家的姿勢。我們行香時,他手持禅棍在一旁注視,突然間一聲棒喝站停,讓大家體驗剎那間的定境。我們休息時,他端坐講台,給大家開示說法。一連七天,從無間斷,九十多歲的老人啊! 頭一天,懷師讓大家先看了兩段錄像:一段是今日中國寺院裡僧人禅修的畫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現時日本寺院裡僧人禅修畫面:氣宇軒昂。對比之下,懷師說:“禅宗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如今東瀛鄰國還保留著,難道在中國到了我們這一代就要失傳了嗎?”說到痛處,懷師老淚縱橫。在場學員無不為之動容。這是懷師他最後一次主持禅修。恐怕禅文化傳承到今天,在他身後也要終成絕響了吧!
   2010年,國學導讀班結束了。我和慈雄兄建議再舉辦“管子”或“資治通鑒”的講習班。最後,懷師決定先講“資治通鑒”,幫助學員們鑒古而知今。懷師囑我擬定辦班計劃,花三個月的時間,讓學員讀完66卷“秦漢紀”和81卷“唐紀”。100多名學員分為10組,大家分頭在家預習。4月10日開班一天,5月和6月各有三天在大學堂集中。上午小組討論,下午全體集中交流,晚上懷師答疑解惑。原先說好由懷師教授,我當助教。然而,懷師執意要加上我的名字,並由我主持集體討論。我知道,他是有意趕鴨子上架,想讓我慢慢接下大學堂的教學任務。我也不敢稍有怠慢,免得辜負了懷師的信任。每天十多個小時閱讀《資治通鑒》,把每一卷的要點和思考題寫下來,用電子郵件發給所有學員。懷師見狀,一次次叮咛我要注意休息,不必過於認真,以免累壞了身體。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卻不顧年邁,每逢集中討論時就早早起身,在房間全程觀看現場視頻轉播,及時補充閱讀資料和思考題。晚上兩個小時則親自上台講解,學生們怕他勞累,一遍遍的催他休息,懷師總是嫌講話時間不夠。講習班秉承懷師“經史合參”的學風,將儒釋道的經典與歷史記載對照、比較、融會,來參究人生和社會的哲理。參與者曾用“震撼”兩字形容此次學習歷程。
  
   南懷瑾的飯桌

   從台灣到美國﹑香港,最後落腳吳江,懷師的生活起居是很有規律的。晚上10點以後從飯廳回住處看書;深夜到凌晨禅坐;上午七八點睡覺,12點後起床;下午到辦公室處理公私事務,審閱書稿,答復來自四面八方的書信;晚上6點到飯廳接待訪客,在飯桌上和大家談天說地,也是他一天中惟一一次進食。數十年如一日都是這麼過來的。飯桌成為懷師了解外部世界的一個窗口。
   1981年,南懷瑾搬進了台北信義路二段的復青大廈。10樓是軍政元老講習班,冠蓋幅湊,將星閃耀,【此處人物職務名字略……,有意者查看長微博:http://weibo.com/penpgai】。一時都成了南門弟子。5樓講堂聚集著一批青年人。晚飯時分,大家就坐下來圍成一桌,無拘無束的邊吃邊聊。有一次,王升戲稱南懷瑾的飯桌像大陸的“人民公社”。此後,這個“人民公社”的說法就一直流傳下來,隨著南懷瑾的足跡傳到美國和香港。這是完全不同於官場的另一個世界,這裡沒有職位的尊卑之分,也沒有利益的沖突交集,因而充滿著坦誠和融洽。南懷瑾不但是飯桌的主人,也是這個世界的主人。他以超俗的風范、深刻的思想和機智的語言凝聚著大家!
   1983年,台灣發生一件震撼當時政壇的大事,就是“十信”案。這一事件的余波竟迫使南懷瑾遠走他鄉。懷師身在北美,仍時時不忘故國河山,密切注視著海峽兩岸的時局發展。他的寓所旁有一條小河,故大家稱此地為“蘭溪講堂”。當時到這裡來聽懷師講學的不僅來自台灣,許多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也慕名而來。懷師的飯桌成為兩岸中國人隔絕40年後第一個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間。當時,中國大陸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改革開放。南懷瑾認為,大陸將來應該走的路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經營和中國文化的精神”。他常對大陸留學生說:“大陸對外開放應該再推遲10年。先等老百姓豐衣足食,再解放思想。否則人民會失去禮義而一切向錢看。如此一來,不要說中國文化,連共產黨的文化也沒有了。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計劃地開放,集體制還能為國家經濟發展出大的利益,中國就更容易走向富強。”
   懷師到香港後,我成為堅尼地道飯桌上的“常委”,親眼目睹了飯桌上來客的聚散。飯桌上的客人分兩撥,一撥是常來常往的“常委”,一撥是匆匆來去的過客。“常委”多半是在香港定居的,有當地人如馬有慧夫婦;劉雨虹、李素美、陳美齡和陳定國夫婦;有像我一樣的大陸“海龜”如趙海英,或如封小平夫婦這樣的經商的“新移民”。“常委”們在懷師這裡互相熟稔了,親熱得就像一家人。送走客人後還會陪懷師聊一陣天。這也是懷師最開心最輕松的時候,大家聽他講故事,說笑話。有時候,老人家說得高興了,還會離座手舞足蹈的即興表演,夜深了還不願散場,就會讓跟隨他多年的歐陽哲做一鍋“炒飯”。多年後,香港的老同學還念念不忘“歐陽炒飯”。
   “常委”中還有幾個很特別的人物,一個是百樂門老板蔡ⅩⅩ,一個是華比銀行職員朱ⅩⅩ。他們從來不在“人民公社”吃飯,但飯後一定准時上門,在飯桌邊坐下,十多年來風雨無阻。蔡老板只是微笑,很少說話。朱先生則常常給來客看相算命。還有一位入境處官員林先生,當年聽了懷師的話,曾經冒險為香港回歸做了貢獻,後來遇車禍成了殘疾人。懷師千方百計的幫他尋醫訪藥。每次林氏夫婦來做客,懷師一定待之上賓。懷師就是這樣從來不忘任何對民族國家做過好事的人。到堅尼地道來的過客就更多了。 那時候,懷師的門戶很松,三教九流,只要有熟人帶路,一般就能上他的飯桌。有兩岸的高管武將,有銀行家、企業家、藝術家;有小商人、名教授、大學生;有國共兩黨的……頭目,也有江湖上的兄弟大哥;還有美國的外交官、法國的漢學家、印度的金融家和韓國的和尚。 懷師是有教無類,對來客不起任何分別心,只是不願見記者。名記者陸铿和卜少夫都是懷師的故交,曾經托我傳話想見他。懷師一口回絕,說他們見面後一定會在報刊上舞文弄墨。懷師在香港只想保持低調,不願被媒體打破平靜的生活。當然還有其他懷師堅決不想見的不速之客。曾有一次,我到了堅尼地道寓所門口,見有一位年輕人跪在地上,身旁放著一個大花籃。門房說是來求見南懷瑾的。我見了師兄弟們問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告訴我:此人自稱是大陸來的畫家,老師的“粉絲”。因為沒有熟人介紹,不明他的底細,就沒允許他上來。結果他就來這一套,已經連續下跪3天了。懷師知道後很生氣,說這分明是強人所難,要我非見他不可的意思。越這樣就越不想見,誰知他安什麼心。
   通常客人們來了,坐下,吃飯,聊天。飯桌上,懷師對來客提出的各種問題,總是有問必答,不厭其煩。有時候引用一段先哲的話,有時候背誦一段古人的詩詞,意思都在其中了。懷師驚人的記憶力,無一例外地給來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我帶文學家劉再復去做客。懷師問他最近在做什麼。再復說在研究《紅樓夢》。懷師說喜歡書裡的詩詞,隨即一首首地背誦起《紅樓夢》裡的詩詞來。又說更喜歡太平天國石達開的詩,有豪氣,居然一口氣背誦了好幾首冷僻的石達開詩詞。
   2002年以後,懷師常去上海,飯桌也就隨他搬到了番愚路長發花園的住所。
   2006年定居吳江廟港後,南懷瑾的飯桌自然成為太湖大學堂的中心。懷師年紀越來越大,想見他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得不有人把關。一般人也就不容易成為他的座上客了。除了從前的老學生,此時的來客往往非富即貴。有黨政官員,有富商大款,有太子黨,有秘書幫,還有被帶來表演特異功能的。他們中很少有真來尋師問道的,都是來問神通、問官運、問財路、問婚姻、問長壽,簡直把他當活神仙了。更多的人只是慕名而來,扯上他合張影,就可以拿出去炫耀自己是“南懷瑾的弟子”。似乎精神境界一下子就拔高了若干檔次。最令人討厭的是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方小吏。有一個縣級市的副市長酒足飯飽後就開始自吹自擂。說他的兒子沒有一點高干子弟的架子,放學回家都不用他派車去接。令到當晚坐在後排的兩個將帥後裔不由得互相吐舌頭。 對於這些來來往往的人,懷師很無奈,常說自己是“陪吃飯,陪聊天,陪笑臉”的“三陪老人”。但他總是以佛家的慈悲語、和善語、柔軟語使來客生喜樂之心。不過,懷師對客人也有嚴厲的時候。有一次,我帶某銀行的幾個高層去見他。他們送給懷師一套18K金雕刻的《心經》。然後說,准備在市場上以每套3萬元人民幣的價格發行。懷師當即嚴厲地說:“你們既然送來了,我不好拒絕。這裡是一張3萬元的支票,就算我買下來了。但你們用佛經來賺錢,將來是要背因果的。”來人就這樣被不客氣地打發走了。事後他嚴肅地說:違背教理戒律的行為必須指出來。我們絕不能用佛法做人情!
   南懷瑾的飯桌是大千世界的一個縮影,是人生百態的一個舞台,也是我學習懷師待人接物的一個課堂。懷師曾即席做了一首歌詞,描寫他的那張飯桌:《聚散》略
  
   向懷師告別

   2010年5月初,“資治通鑒講習班”第二次集會前,我的右眼突然模糊起來。集會結束後,回到香港就去養和醫院眼科就診。醫生檢查後告訴我是視網膜脫落,已嚴重到有失明危險,必須當天住院動手術。聽到這個消息,我猶如五雷轟頂,眼睛對於一個讀書人來說是最寶貴的呀!一旦失明就意味著後半生再也不能讀書寫作了。 當我在電話中把這個消息告訴懷師時,聽說他老人家心急如焚。手術後的三個月裡,按照醫生的叮囑,不能運動和搭乘飛機,更不用說看書了。白天只能聳拉著腦袋呆坐,夜裡只能趴著睡覺。到了6月初,懷師說要取消講習班的集會。但我執意坐火車回大學堂去主持最後一次集中討論,使講習班善始善終。那三天裡,懷師盡量自己多講點,要我少講話,多休息。講習班結束回到香港,最初手術似乎還算成功,但後來右眼視力不斷下降到只有0.02了。 8月裡我給他寫了一封長信,想離開大學堂,留在香港養病。他當即回信極表贊成。
   2010年9月初,我回大學堂去搬家。臨行前,懷師把我叫到寢室中深談。他說:“未來的兩年裡,你也許有一場大難。要躲過這場災難,就在家一邊養病,一邊好好專修吧。想學佛要先學好做人,改善你自己的修為,尤其是要少造口業,再不要出口傷人。至於修行中遇到問題,今後可以和我書信問答。我的時日也無多了。在大陸學生中,你是和我感情最深的。我走後,這裡指大學堂也就散了。你就好自為之吧!今後出去弘法,不要學我。我年輕時曾經發願:弘法不收供養。但這個時代的人對不花錢的都以為不是好東西,不會認真聽進去的。我自己學佛的路,是從《大寶積經》開始,由《楞嚴經》深入的。希望你循著我走過的路踏踏實實地前行。”朝夕相處了整整兩年,如今要離開懷師了。聽著他老人家語重心長的臨別贈言,我的淚水忍不住直淌。這兩年裡學到最多的正是懷師如何做人。他常說做人要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其實,佛心就是一顆善心,對任何人慈悲為懷,不起分別心;道骨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的清高風骨;儒表就是溫良恭儉讓的言行舉止。這些做人標准寫在紙上,但現實中有幾人做到?我在懷師身邊就看到了這樣一個聖人!
   回家後的兩年裡,我把學佛變為生活重心,堅持每天拜佛﹑禅坐﹑誦經﹑念咒。十天半月給懷師寫一份學佛報告,匯報每天的修行中的感悟,提出種種疑惑和問題。懷師總是及時回復,給我答疑﹑解惑﹑鼓勵和鞭策。我過一兩個月也會去大學堂拜望他。今年6月7日到9日是最後一次見面。接連3天,下午在辦公室裡給我開示修行中遇到的問題。他拿出一本剛出版的新著《瑜伽師地論聲聞地講錄》,要我回去認真研讀,說書內講的都是實修道理,對我有用。他還鼓勵我堅持修證佛法,將來可以直追歐陽竟無一班人,“因為你可以有他們的學識,他們不肯像你一樣實修。”我說,“老師,你又在忽悠我了,是怕我放棄嗎?無論如何,我還是會循著這條路走下去的。”晚飯後,我還是像往常那樣坐在懷師邊上談天說地。以為這樣的情景可以一直延續下去,想不到竟是和恩師的最後一面。
   8月13日,我打算去大學堂,懷師讓馬秘書轉告:老師感冒,我去了他就要招呼我,希望這次不要去。我頓時覺得他這次一定病得不輕,因為20年來從來沒有一次不想我去看他的。8月16日,我在報告中問他,讀完了12遍《楞嚴經》,接下去應該讀哪一部經。4天後,他在報告上最後一次批示:“最近氣運不對,我也在維摩病中,深深業力之感,不可說不可說啊,無法與不知者言也。你從那年開始學佛,憑我深切的記憶,你真正發心想修行學佛,散散漫漫的還不到兩年。承蒙信任,你懇切讀《大寶積經》後,我希望你先能做到精讀《楞嚴經》100遍,希望在10年、20年中貫通事理、證得真如,此話早已有所說明,只是你並不留意。我從青蔥學道,身心投入出世修證法門,至今95歲,經常自慚闇頓,對於《楞伽》、《楞嚴》二經,我從數十年身心投入求證的功力,尚不敢說是望及涯際。你這個話已經問過我三次以上,我都有所答復,或微笑而輕答,實際上語重心長,都已說得明白了。你如果對此有疑,今後10年、20年中,希望你深入《華嚴經》、《瑜伽師地論》二部大經論去吧。我老了,再沒精力多說了,言盡於此,抱歉。”懷師以前對我說話從未如此嚴厲過,最初有點難受。反復讀了很多遍,才體會懷師對我的拳拳之心。但只以為他是對我愛之深,責之切,沒想到乃是最後遺言。
   9月2日,我寫報告回復懷師的批評,回顧了專修兩年來的歷程。5日,懷師請秘書回話:“現在四大違和,這篇報告要嚴重答復的,所以不要著急。慢慢來。”但最後沒有等來他老人家的片言只語。懷師會怎樣答復?這將是夠我參一輩子的話頭了。懷師走前最後吟誦的詩句是:“人歷長途倦老眼,事多失意怕深談。”他是帶著對世事的無奈和對中國文化復興的失望而西去的。告別了敬愛的懷師,我也將開始人生新的裡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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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在世富貴全,往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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